俞冰越

一、“色空观”—佛教观念下注定的悲剧

提到《红楼梦》，不得不触及“色”与“空”观念的转变。“色空观”源于佛教，在佛教思想里，强调命运的悲剧是既定的悲剧，所有声色犬马最终都会归于“空”，直到最终入轮回转换，带有无可避免的既定感。

佛教观念认为，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因素积聚成“五蕴”。其中，“色蕴”代表物质现象，包含地、水、火、风四大概念，以及所有的时间、空间的相。大乘空宗也主张“五蕴”的本质是“空”，世间万物都是“皮相之说”，故而一切的“色”在最后都会转换为“空”。

明朝的佛教思想繁荣，到了清代，其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红楼梦》在全书开篇声明“大旨谈情”，在“色”与“空”之间加入“情”字，使得“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打破了“色”与“空”之间二元对立的转换，加入“情”以过渡，并且将“情”作为主题。最终，“色”通过“情”的提升，达到万物皆“空”的境界，体现“情”让人震撼的力量。

贾宝玉的“情种”之名，林黛玉葬花的“多情”之举，以及薛宝钗处处自我克制隐忍，藏“情”之举，都能从正反双方的刻画中体现出“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的介于“色”“空”之间的观念，通过“情”的媒介，将现象与本质相互连接，使得由“色”转“空”既不显得突兀，又能烘托主题。

从《红楼梦》的整体框架中也能注意到，从最初补天石的经历到贾宝玉声色犬马、无处不情的经历，最终转为“石头”的结局，同样能体现“色”与“空”的相互转换。石头具有强烈的特征，“大荒山”“无稽崖”的名称也蕴含作者的预言。贾宝玉之“有情”经历被放在书的中间大肆渲染，形成最初的“空”与最后再次转为“空”的衔接，故而人世的变幻无常，“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对贾宝玉的塑造打磨，影响极大。

在“石头”的隐喻之外，甄府与贾府的对比也有作者的复合隐喻在内。透过现象观察本质，可以发现作者在以隐晦的笔调书写两者对比之后相互转换，最后成为“真假等同”的“空”的状态。“复合隐喻是以具体形象、情境喻示作者特殊用意的复杂隐喻手法，是形象（情境）—意念的多重式多重组合。”（刘上生《〈红楼梦〉的表意系统和古代小说的幻想艺术》）《红楼梦》中的“甄”（真）“贾”（假）转换就是明显的复合隐喻的体现，甄士隐与贾雨村、甄宝玉与贾宝玉、甄府与贾府，作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艺术手法将小说的虚构性直接揭示出来，反而增加了小说对现实的隐喻性质，也暗示了小说的基础—“假作真时真亦假”（曹雪芹《太虚幻境对联》）。小说中，甄府是贾府的影子，真假间的相互矛盾统一，才会使得最终“空”的主题不突兀，反而在全文最初埋下了有待揭晓的伏笔。在佛教观念之外，真假齐平，相互转换的思想又体现了某种近似于道家的齐物思想。真假、生死、色空万物齐平，在声色犬马声中沦于“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彻底“空”的境地，最终“魂归离恨天”。

二、人物—“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红楼梦》的悲剧体现中不得不提到人物悲剧的书写。其中，不仅是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贾府中的每个人也都体现出个人的特性，他们独特的美被摧毁，使得悲剧意味极其明显，故而《红楼梦》的悲剧中，人物悲剧占了极大的比重，人物悲剧的背后体现出的是美的破灭的悲剧。

（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最明显的则是太虚幻境中的预示。在第五回，脂砚斋指出这是“一回提纲文字”，可见此处的判词与曲在全书中的重要性，并将作者“怀金悼玉”的感伤与木石情缘的毁灭寄托于书写当中。贾宝玉魂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请他品茶饮酒，作者在此处特意介绍了“千红一窟”茶与“万艳同杯”酒。“窟”同音“哭”，“杯”同音“悲”，“千红”“万艳”则代指娇媚多姿的女性形象，故而“千红一哭，萬艳同悲”影射着无数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面临着痛苦的窘境，故而太虚幻境这“洁净女儿之地”是她们最后的归宿，才用一品此茶与酒。

《红楼梦》将女性的塑造推到极致，又将悲剧带到至高之处。大观园中的夫人、奴婢，都会有“群芳髓（碎）”的结局，大观园也是太虚幻境在人世间的投影，“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也是这些千万悲苦的女性过去的经历，以及未来命运的象征，最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作者在情节的设计上特意将其放在统领全文之处，预示着太虚幻境始终只是幻影，在贾宝玉魂游太虚幻境，一切故事机缘尚未发生之时，这些悲惨的结局已经有所预定，给读者以“无可挽回”之感。

（二）三位主角：木石情缘与金玉姻缘

其中，最能体现《红楼梦》人物悲剧的角色是三位主人公的“木石情缘”和“金玉姻缘”。“木石情缘”来源于前世，而“金玉姻缘”则是因癞头和尚送的项圈上刻着八字而缘起。“癞头和尚”即茫茫大士，实际上也预示着“金玉”之间的关联是空茫的无稽之谈。但是，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并非天作之合的“金玉姻缘”恰好是人世间最为认可的婚姻观念，而木石作为前世羁绊的象征，只能存在于现今的幻想中。“木石”与“金玉”之间的差异，其实是爱情和婚姻之间的差别。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贾宝玉在睡梦中喊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而“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第三十六回在细琢磨之下则多有余韵：宝钗独自来怡红院中寻宝玉谈话，但入院后丫头全在外间床上睡着，她却“转过十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内”。而宝玉独自睡着，袭人本在绣兜肚，在宝钗来后却让宝钗自己“略坐一坐”，自行出门去，留孤男寡女在屋，而宝钗也未有反应，甚至“替他代刺”起来。恰在此时，宝玉则梦中喊话，宝钗也权且一愣，没等宝玉醒来便与袭人一同离开了。从这点隐晦的书写中，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可能：宝玉与宝钗都对下午的事情心知肚明，宝玉的房中居然无人，醒着是一种唤其留下的暗示，而宝钗也心领神会地坐着绣兜肚，而后宝玉通过这假意的梦话向宝钗表态—要木石情缘，不要金玉姻缘。宝钗也从最初以为宝玉为此示好，到意识到他的态度后径直离开，两人都未有一句直接交流，却将自己心意说清楚了。

无论这究竟是真梦话还是假呓语，宝玉对金玉姻缘的排斥也可见一斑。金玉象征着符合现实认可的情感，而木石则是前世的感情，在现实中并无根源可循，因此对现实形成了反叛。宝玉和黛玉之间的情感不仅是两人心中心意相通的因素，还有对现实所推崇的婚姻的反抗。

宝玉作为真正的“情种”，对黛玉的痴情，对丫鬟、小姐之间纯真的情感，甚至对万物的“情不情”，都是纯洁无私的。脂砚斋称其“欲演出真情种”，贾宝玉是至情之人，但他越是至情至性，则越受到贾政的打压。贾政以符合当时社会的“法理”要求来约束宝玉，而“至情”者却不被“法”所约束，贾政越发束缚，则越能体现宝玉的可怜，体现“正道”对人本性的束缚。

黛玉与之不同，性格的柔韧中带着极强的倔强。在小说的三个悲剧主人公中，宝玉不知如何反抗为好，宝钗为了满足社会的规矩而不断压抑自己，唯有黛玉表现出“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坚韧态度，即使看上去一直落泪，却从未逃避即将到来的悲剧命运。黛玉的哭“正标志着她是一个悲剧社会中典型的悲剧性格”（赵景瑜《万种情怀万般泪—〈陋室评红〉之十五》）。在宝黛改《芙蓉诔》的情节中，宝玉最后改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此处“诔晴雯，实诔黛玉也，奇幻至此”，不仅是对晴雯的死感到哀悼，还是对宝黛爱情最终迎来晦暗结果的隐喻。作者运用了大量类似的方式去渲染林黛玉对此早有预感，宝黛间相同的灵魂却无法得到认可，无法成就婚姻。木石情缘作为前世盟约无法得到认可，也意味着有情人无法坚守，作者书写林黛玉这样的悲剧，使得有情人不得不承担悲剧的命运。

宝黛两位主角之外的另一主角—薛宝钗则与之相反，她以反面的方式体现着世界的悲剧所在。宝钗不断地束缚自己，将自己塑造成这悲剧社会中所需要的一个贤惠而懂事的女性形象，但她始终被伦理文化束缚着。不管她以如何积极的姿态去面对社会的规约，但她最终都没能避开悲惨的结局—此处不提后四十回的续写，仅从《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判词中写的“金簪雪里埋”看，“雪”与“薛”同音，预示着宝钗与黛玉一般同样迎来了悲剧性的结局。林黛玉的悲剧是求而不得，是苦闷的社会对人真情的约束；薛宝钗的悲剧则是伦理文化导致的人格悲剧。作为另一位女性主人公，曹雪芹在书写中将两人的悲剧区别开：林黛玉的悲剧是控诉社会对人性的压制，薛宝钗的悲剧是体现社会的腐朽，以及试图归于社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意义，却最终被社会所吞噬的人物形象。

薛宝钗极力试图塑造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儿家形象，如第二十二回在宝钗的生日宴中，“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等语。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贾母更加欢悦”。连生日宴的安排宝钗都要取悦贾母来选择，完全没有小女儿的娇态，反而放低自我去迎合社会的各种历练要求。即便如此，宝钗仍然没能得到一个好的结局，这则是从迎合的一面来反面体现了整体的社会和命运不断地推向悲剧的境地，即使压抑自己的天性，最终都会被这悲剧性的命运所吞噬。

三、“情”的消逝—红楼溯源

《红楼梦》的人物悲剧体现在最终都面临着香消玉殒的结局，而随着她们的死亡带来的也是“情”的消逝。若提到《红楼梦》中的“情”之主题，要将其溯源，则与上文提到《红楼梦》的“色空观”从明代盛行佛教的影响而来，在主题方面同样如此。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体现他的个人主张：“有情之天下。”他将世界分为“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两种，倡导“至情”思想，塑造了经典的“有情人”杜丽娘。

曹雪芹在这一点上也深受其影响，在《红楼梦》的美学核心中塑造了“情”的极度追求者贾宝玉，以及同样被此吸引的林黛玉。“有情之天下”的核心就在于大观园，大观园作为太虚幻境的投射，以及人们“有情”理想的体现，不断地受到外界的打击与压迫。大观园的春日本就有“悲凉之雾”，最终也迎来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凉境况。第二十七回，林黛玉所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不仅是她个人因寄人篱下而发出的苦闷的悲吟，也是在大观园中所有的“千红万艳”之“情”的悲鸣，她们的遭遇与命运都是当下社会环境推动的，也是在全书最初判词中就已经预示着的既定命运。

因此，脂砚斋所言《红楼梦》是“让天下人共来哭这个‘情字”，也是曹雪芹从汤显祖处继承下来，一脉相承的“至情”主张，既是对爱情的追求，同样也是對整个社会和命运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