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

迟子建的整个童年时代足迹遍布大兴安岭山脉，哈尔滨并非她的精神原乡。事实上，《烟火漫卷》是迟子建第一次尝试把哈尔滨当作城市主体来书写的“地方志”小說。迟子建在《烟火漫卷》的后记《我们时代的塑胶跑道》中写道：“哈尔滨对于我来说，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初到哈尔滨，我的写作与这座城市少有关联，虽是它的居民，但更像个过客，还是倾情写我心心念念的故乡。直到上世纪末我打造《伪满洲国》，哈尔滨作为这个历史舞台的主场景之一，我无法回避，才开始读城史，在作品中尝试构建它。但它始终没有以强悍的主体风貌，在我作品中独立呈现过。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我在哈尔滨生活日久，了解愈深，自然而然将笔伸向这座城。”

从大兴安岭到哈尔滨，作家在空间上经历了一次转移，但前后也留下了诸多线索。这样一种既远又近的观察位置，使得迟子建以外来者的视角想象哈尔滨，填补空白构拟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在用那份独特的来自大兴安岭的澄澈目光去发掘多面的哈尔滨。

一、虔诚的想象氛围

在黑龙江作家的创作中，总是弥漫着一种神奇的气氛，这份特别的人文气质来源于他们脚下的这片黑土地，神奇的自然孕育了神奇的感觉，神奇的感觉滋养了神奇的信仰。漫漫冬夜，茫茫雪原，静穆的深空，孕育了瑰丽的想象、无言的坚强。这片平坦广阔的黑土地上缺少人的“杂音”，人们往往和自己相处，和自然相处，并由此升华为以大自然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泛灵论信仰，如郑万隆的小说就不乏这种浓浓的非理性的自然图景。

迟子建在《原是风景》里写道：“我不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不愿意相信那种科学地解释自然的说法。我一向认为地球是不动的，因为球体的旋转会使我联想到许多危险，想到悲剧。我宁愿认为我生活在一片宁静的土地上，而且月亮住在天堂，它穿过茫茫黑夜以光明普度众生。”从这番自白里我们可以看出，迟子建—这位从大兴安岭长大的女孩儿，对世界始终保留一份浪漫想象和固执坚守。虽然《烟火漫卷》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也一直试图用一种有温度的笔触勾勒众生生活图景，但小说还是存在许多一闪而过也无法忽略的神秘色彩。

（一）那只“鹰”的神奇寓言

迟子建在大兴安岭长大，像假小子一样在树上和水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她对自然的热爱、赞美与敬畏之心贯穿于作品的字里行间。

《烟火漫卷》中的“雀鹰”形象来源于作者在黄昏散步中遇见误入新建的塑胶跑道而夭折的燕子，还有在新年的凌晨发现的一只误入城市的雀鹰。雀鹰刚登场时，翅膀上有伤，可能是迁徙中辨不得城市玻璃幕墙而撞伤。最终，雀鹰为捕捉老鼠误入没有干透的塑胶跑道，被困在塑胶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雀鹰的离开，远远看去像是一场意外，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人的现代需求难辞其咎，作家对现代城市与人的责备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小说还提到刘建国的父亲刘鼎初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告诫他们，不要碰野鸟蛋，否则会遭到野鸟的复仇。哥哥刘光复不听劝诫，在江岸丛林中发现野鸟蛋并烧熟吃掉，被成群鸟儿的尖喙啄伤并在后脖颈上留下深紫色的疤。

一方面，泛灵的信仰使人敬畏自然；另一方面，泛灵的信仰也滋养出无比美妙的艺术感觉。迟子建是艺术感觉极其奇幻的一个人，她的创作天赋可以在《烟火漫卷》中，从雀鹰的出场及与它相关的所有情节设置中很直观地感受到。这只雀鹰像一个预言一样降临在阳明滩大桥上，等待着邂逅刘建国和翁子安—预言了这两人会把自己带走，也预言了这两人会是日后对黄娥有极大影响的男人。这只神秘的雀鹰来得悄无声息，去得也让人措手不及。很明显，这只鹰与卢木头之间有某种难以言喻的暗合关系，甚至可以说雀鹰是卢木头的化身。在刘建国带回雀鹰后，黄娥为了它去松花江上找食物，这个时节的松花江是没有鱼的，但黄娥坚持说在碎冰之间会有被砸晕了的鱼。这场任性的捕鱼之行还是有了收获—黄娥没有找到鱼，但她意外地找到了卢木头的布帽。当帽子出现在黄娥的视线中时，作者用了一个比喻去描写它—帽子“像一只受伤的鹰”。这顶帽子是卢木头生前用来装着食物去喂各种的鸟儿的，帽子被鸟啄出破洞。明明卢木头的尸体连同他的帽子都被黄娥丢进鹰谷，现在却神奇地出现在了这里，可见“雀鹰”这个形象是有其象征意义的。因为雀鹰的出现黄蛾才会去松花江，才发现了卢木头的帽子，而卢木头的帽子和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此，“鹰—黄娥—帽子—卢木头”形成了一个巧妙的逻辑闭环。这只鹰的出场，是作者在暗示雀鹰是联结卢木头和黄娥的使者，甚至可以直接说，雀鹰就是卢木头的化身。

在雀鹰身体恢复好后，开始在榆樱院做窝安家，一只原本要随同伴南迁的鸟，却停留在了这座最北的城市。在随后的朝夕相处中，雀鹰仿佛成为黄娥母子的“守护神”一样的存在：它会在深夜等待黄娥晚班回来，会给杂拌儿衔来需要的红蓝铅笔，甚至在邻居郭老头儿故意为难黄娥母子时，在树下惊吓打盹儿的郭老头儿。在这个过程中，黄娥也慢慢察觉到这只鹰的特别，然而“赶在”黄娥和翁子安好上之前，这只鹰却以非常怪异的方式与姿势猝然告别人世间，仿佛提前知道了黄娥身边会有另外的男人来守护她。

（二）黄娥：另一个繁漪或“夏娃”

《烟火漫卷》的神秘离奇之感还体现在人物形象的设定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黄娥，她真是个神奇的存在！她跟丈夫卢木头在七码头开了一家旅馆，兼营水上客运生意。黄娥深爱自己的丈夫卢木头，却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不断出轨，这种逻辑矛盾在常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但在黄娥这里，这个逻辑是通顺的。因无功利所图，黄娥并不觉得自己错了，她认为自己的欲望是干净的，因此并不妨碍自己爱丈夫卢木头。天真与放荡，愧疚与坦荡，童言无忌与撒泼耍赖，同时表现在黄娥身上，但她荒诞的作风很难让人说出责备的话。看着黄娥澄澈的眼神，她就像一个从深林走来，保留了自然野性的“夏娃”，不受现代文明的开化，也不受现代文明病的侵蚀，在她身上只有毫无保留的自然人性，人们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夏娃”遵守世俗的礼义教条呢？

黄娥身上的又放荡又迷人的特征，来源于她的“纯真”，而这种“纯真”的另一个侧面是“毁灭”。黄娥是一个“繁漪式”的人物，她像繁漪一样追求纯粹的爱欲，而这种追求本身也带来极大的毁灭力量。她在同其他男子的不正当交往，曾经被卢木头故作潇洒地化解原谅，但最后他还是误会妻子对别的男子动了真情，盛怒之下在睡眠中猝死。黄娥的放荡间接导致了卢木头的死亡，同时她的另一段恋情—和翁子安的一见钟情也深深伤害了她和卢木头的儿子杂拌儿。黄娥的情感也许是自然纯粹的，但这并不妨碍最后造成了很多“自然的悲剧”。

迟子建笔下的这个最特别的人物呈现出浓浓的非理性浪漫色彩，这可能来自作者从大兴安岭带来的神秘想象的惯性。从卢木头猝死，黄娥并没有将其送医院抢救而是直接抛尸鹰谷到后面强行让刘建国做孩子的爹；和翁子安只见了一面，两人却迅速坠入爱河—有关黄娥做的一切决定，都是非理性色彩的一路延续。

小说的最后，翁子安去舅舅家过年，作者没有继续写到翁子安回来团聚的情节，叙事到两人短暂的分别就戛然而止。这种“留白”让人隐隐约约感到有一定的危险性，不禁担忧起这两人恋爱关系的未来。作者将这一对的恋爱当作潮水一样书写—很快涨潮也很快落潮，爱情最开始带给周围的人极大震撼，但很快恋爱被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叙事所取代淹没。这开放式的结局也让人想到了《边城》的结局：翠翠和黄娥一样都在等一个人，那个人也许明天就回来了，也许永远不会回来。

二、反转情节后的自我救赎

作者在《烟火漫卷》中对主人公刘建国的职业设置得非常高明巧妙—他是一名开“爱心”救护的救护车司机。这份工作意味着刘建国能够接触到形形色色在死亡线挣扎的人，只要“爱心”救护一直开下去，就会有无限种故事发生的可能性。他游走于生死之间，常常能看到病人家属因为经济窘迫为治疗犹豫再三，这个密闭的小空间里，刘建国往往能最近距离观察到人间沧桑和人情淡漠。他选择这个职业还因他的另一个“执念”—利用这份工作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希冀找到四十年前被他丢失的朋友的儿子铜锤。

一直以来，刘建国的人生信念就是找到铜锤，他十分虔诚地想要赎罪，为此放弃了常人都能享受到的恋爱婚姻、亲密关系，以及踏踏实实活着的心理状态—刘建国甚至不能安安心心地欣赏完一个完整的音乐会。一个大好青年的无限可能，夭折于铜锤丢失的那个早晨。

在《烟火漫卷》的下半部，作者不断给刘建国“喂”去各种反转剧情：首先是黄娥和翁子安“好”上了。其实，刘建国对黄娥是怀有一种别样情愫的，即便刘建国从来没有挑明，但黄娥是那样招人喜欢，这种突然“失去”多多少少让刘建国不太舒服。但是，这份失落感没有维持多久，紧接着跟来了一个足以将刘建国击穿的消息—他是日本遗孤，是日本人的后代！小说的最后，刘建国找到了铜锤，了结了自己毕生的夙愿，却陷入“我是谁？”的形而上的终极疑问。小说里多次写到哈尔滨的旧货市场，刘建国在旧货市场上偶然邂逅了自己父亲生前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当他满心欢喜地以高价带回家，并请教于大卫有关书上的一句俄文时，得到的却是一句批评父亲翻译的话。每个旧物背后都有无穷的问号，人也和旧物一样，面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困惑。刘建国在命运的反转剧情中突然被反转成为“城市的旧物”，日本遗孤的身份和不断往后退的城市记忆，让刘建国不得不经历一场自我确认和城市确认的双重认识危机。

除此之外，读者对刘建国的阅读期待也经历了一场完全的颠覆：在小说上半部分，读者对男主人公刘建国的印象肯定是一点儿杂质都没有的钦佩赞扬，然而这种崇高感在小说的下半部分就被狠狠地击碎了—这个真诚守信到让人心碎的男人竟然在年轻的时候猥亵过男童。紧接着，作者又道出了接二连三更加“戏仿”的情节：寻找了一辈子的铜锤竟然早在自己身边；翁子安和自己“心仪”的黄娥看对眼了；铜锤的“舅舅”，为了补偿自己，天降横财。这接二连三的反转剧情实在是让读者无力招架，文中的刘建国也失去了面对生活的勇气，或许这种无法抵抗就是现世的真相？刘建国和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不自知地在接受命运，在接受的过程中认识到命运的不可抗争。

这种命运的捉弄与破碎或多或少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在别的作家的写作当中也被不断提及。与别的作家书写苦难后留下来的沉重苦涩的味道不同，东北人的坦荡与温情往往有消解这份苦难的神奇能量。在《烟火漫卷》的最后，刘建国放弃巨额股份，回去陪伴武鸣，以此为支撑完成一场自我救赎。那一首夏里亚宾的《伏尔加船夫曲》萦绕在刘建国和于大卫之间，作为小说的最后一个场面，也萦绕在读者心间，盖住哭声、寒风、月亮与烟火漫卷。

三、坦荡的温情：于褶皱处见光华

在以往文学书写中，作者对城市的态度大致可概括为一种“肯定—批判”二元对立的模式：肯定现代化城市的存在和现代性的存在，书写城市的阶级和城市的秩序；或者揭露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孕育的罪恶，反映城市居民的主观性的丧失。而《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关于哈尔滨的建构，显然不属于这种简单二元对立的模式，虽然作者没有抹去城市在物质形式上的进阶，但也开辟了另外一条深入城市的路径。

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对哈尔滨的态度同时存在两种对立的情感色彩：既对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感到怀疑失落，又迷恋这座城市的文化积淀和人文景观。刘建国的妹妹刘娇华在狱警退休之后，突然对这座一直生活的城市感到深深的陌生。哈尔滨“虽然富有爱心和公德心的人依然广泛存在，但自私自利的冷血者却比过去多了，虽说他们未触及法律的红线，但小恶小坏、小奸小诈、小阴小损、小贪小占、小抢小夺的人，在她随意的接触中并不少见，这与她少时记忆的哈尔滨，是那么的不一样”，作者谴责的声音通过刘娇华传递了出来。

另一种饱含温情的人文关怀的情感也很明显。《烟火漫卷》的开头是这样的：“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在正式开始讲故事之前，作者特意写了这座的城市朝露、雪花、流浪的猫狗、菜市场的业主、早班的公交和出租车司机、送奶员、外卖员、环卫工人、晨练者等。作家关注的重点显然是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百姓，是大地卑微的生灵，尤其是平凡世俗生活中的小人物、普通人，这些人署名了哈尔滨的早晨，揭开了城市或沸腾，或喑哑，或欢愉的尘世生活的帷幕。

小说如此开头，显然是作者的匠心营构、聚焦关注、主题面向的宣示，明确告诉读者，关于哈尔滨的叙事不是黄钟大吕，不是宏大叙事，也不是个体私人化叙事，更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叙事，而是将笔触深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褶皱、每一条街巷，在烟火弥漫的日常与俗世中绘制他们的命运群像。

不仅是小说开头，就是在每一章的开篇，迟子建都会描写哈尔滨的城市景观，以環境描写间断叙述，以环境描写开启叙述，然后视角逐渐上升，再开始十分贴近地面地描绘众生图景。整部小说的矛盾冲突并不突出，叙事中明显有一种浓浓的温情在；即便是人世间的苦难，再残酷都没有让读者有一种不忍卒读的虐心。这种阅读上的连贯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哈尔滨环境景观描写平衡了悲剧带给人的巨大震撼。

这种温情笔调对苦难的化解还体现在迟子建设计的人物景观展览上。小说塑造了二十多个人物，编织了一张看似巧合却十分紧密的人物关系谱，每个人物，作者都会给他们设计一个“前传”。每个小人物都有各自的生存困境，但由于人物众多，仅是叙述这些人相关的故事，也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乐趣，因此也会淡化具体的个人的遭遇。而这种图景式的人物描写使所有情节停留在一个共时的层面无法推进下去，或许作家也无意于要去推进下去，因为无论画面停留在哪一帧，都是生活的答案，而生活的答案在于随机停留的每一帧—日光之下，并无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