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昀

“《水浒传》是一部以梁山好汉的兴灭为主线的中国宋代社会形象的风俗史。”（何满子《水浒概说》）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以其“替天行道”的大旗、疾恶如仇的侠义精神，以及不畏强权的豪迈气概家喻户晓。这部小说在描写众多男人荡涤肮脏世界的同时，也刻画出了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从这些女性群像背后，我们可以读出那个时代的特定文化观念与民族风情。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或贪或淫的恶女人，如王婆、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第二类是恪守贞洁的贤妻良母，如林冲的妻子林娘子、琼英之母宋氏；第三类是女英雄形象，如梁山三员女将“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以及在小说中姗姗出场又匆匆离去的“琼矢镞”琼英。

因恶女和烈女作为封建礼教压迫下产物的典型，故大部分学者聚焦《水浒传》中女性形象的分析，而对在百位武艺高强的男英雄中间争得一席之地的女性英雄们的关注则远远不够。本文将就《水浒传》中女性英雄形象进行分析，以扈三娘、孙二娘和琼英为例，解读传统女性在“三从四德”禁锢下命运的挣扎浮沉。

一、扈三娘：失去女性意识的典型形象

在《水浒传》中排名第五十九位的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在小说中着墨并不多，其说过的话更是屈指可数，被人认为是“哑巴美人”。正是这样一个看似于主线情节并不很重要的沉默的角色，却逐渐引起了不少现代人的注目。扈三娘的身上确实有不少疑点，如为何她对扈家庄几乎灭门的血海深仇几乎没有复仇的打算？为何她被指婚给王英后始终逆来顺受？作者一再赞赏的美女英雄为何竟是“沉默的木偶”？这位边缘人物的身上，却有着说不尽的话题。

作为《水浒传》中为数不多的才貌双全的女人，扈三娘的每次出场都尽显飒爽英姿。第四十八回的形象小赋中形容她“蝉鬓金钗双压，凤鞋宝镫斜踏。连环铠甲衬红纱，绣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到第六十三回，又进一步说她“玉雪肌肤，芙蓉模样，有天然标格……眼溜秋波，万种妖娆堪摘”。作者将扈三娘比喻成海棠和芙蓉，可见其美貌非凡，大有木兰的风采。

但是，扈三娘并没有因为才貌双全而得到命运的眷顾。叔本华认为，悲剧有三种，其中第三种是“不幸也可以仅仅是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扈三娘的悲剧就可以算作这第三种悲剧。因为她生在男权至上的社会，在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压迫之下，她只得听命于“长兄”宋江之命嫁给王英，只得在婚后以夫为纲。即使扈三娘在梁山泊二次攻打祝家庄时“轻舒猿臂，将王矮虎提离雕鞍，活捉了去”，即使她在大战呼延灼时用红棉套索活捉了副将彭玘，又在与关胜交战时打出“女将一丈青”的旗号活捉了副将郝思文，甚至和孙二娘联手捉住“五虎将”之一双枪将董平，也只能在宋江的安排下，被宋江像礼物一样送给王英，只为了实现他曾经对王英的承诺。后又因为王英的人品、武功实属不济，而“三从四德”之下的扈三娘已沦为王英的附属，因此在天罡地煞排序时，她只得屈居第五十九位，与她的手下败将董平、郝思文、彭玘相距甚远。

在中国文学史上，“沉默的美人”形象不仅扈三娘一个。当年楚王听说息夫人杏花含粉、国色天香的美貌，一举灭了息国，俘虏了倾国倾城的息夫人。但息夫人为了表示对故国的怀念，在楚国三年没有说过一句话，没露过一次笑脸。扈三娘和息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息夫人嫁的是仪表堂堂的一国之君，扈三娘嫁的却是武功、外貌以至于人品都远在她之下的王英。

自从中国进入男权社会以后，中国女性的命运可以说是血泪斑斑。特别是在封建专制社会的后期，尤其是在元末明初，社会舆论对女性的态度和要求达到了极为苛刻的程度，几乎把女性完全物化。无论女性自身多么美好，在男权视域下，不过是供交易的物品而已。扈三娘作为富庄户的千金，能够习武已经实属不易，但仍旧从小浸染在“三从四德”的染缸。一句简单的“推却不得”便昭示了一个女性即使拥有高强的武艺、美貌的容颜、超脱的性情，在无形的专制文化的闭塞角落里，也会失去思考和言说的资格与权利，甚至于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当被压迫者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压迫时，其命运也就没有了回天之力，身陷囹圄而自得其乐，有时并非豁达，而更是一种麻木不仁。

因此，即便“矮脚虎”挡不住“一丈青”修长英武的身影，但她在面对压迫与不公时的沉默、麻木、逆来顺受，无不隐含着那个时代无处可诉的深刻的悲剧。

二、孙二娘：找寻女性意识的大胆尝试

与貌美如花的扈三娘不同，顾大嫂和孙二娘更像是两个被男性化的女性形象。她们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以及行事作风，均以刻画男性的方式来表现，进而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像男人的女性形象。

孙二娘的绰号是“母夜叉”。“夜叉”在佛经中是一种形象凶恶的鬼，后人称丑恶凶狠的人为“夜叉”，孙二娘貌丑性悍，故作者称其为“母夜叉”。

提及孫二娘，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她以“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儿，瘦的却把去填河”而闻名的人肉包子铺。在孙二娘和丈夫“菜园子”张青的日常分工中，张青只负责挑人肉包子到村里售卖，至于给过往客人下药、杀人，以及将人肉做成馒头馅儿，则都是孙二娘得心应手的活计。从其中也足可看出孙二娘比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凶狠毒辣。

在《水浒传》第二十七回中，作者描写武松初见孙二娘时，是“门前窗榄边坐着一个妇人，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孙二娘的形象小赋更是写其“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全无一丝女人形象，反而更像个草莽大汉的打扮。而她“倚门迎接”“笑容可掬”“拍手叫道”“欢喜道”“喝在一边”“杀猪也似叫将起来”等神态动作，更是刻画了她性格的外向直露、敢爱敢恨。

小说中对孙二娘的心理描写同样生动，如她知道武松的身份前自忖：“这贼配军却不是作死，倒来戏弄老娘！正是灯蛾扑火，惹焰烧身”，“这个贼配军正是该死。倒要热吃，这药却是发作得快。那厮当是我手里行货！”但她知道武松的身份后，又说出了“有眼不识好人，一时不是，忘伯伯赎罪”的话来，一改先前“眼露凶光”之态，转而和丈夫张青设下酒宴款待武松，席间三人把酒言欢，好不痛快，可见她的泼辣、直率。

除此之外，孙二娘也并非空有一身蛮力。在武松醉打蒋门神后，孙二娘献出计策让武松打扮成行者模样再行离去，以防官府认出，可见在嬉笑打诨的背后，孙二娘实际是一个心细如发、有勇有谋的女性。

再说梁山上的另一位女将“母大虫”顾大嫂，和孙二娘同样是通过刻画男人的方式而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因此笔者在这里不过多赘述，只其巧用计谋解救解珍、解宝兄弟的行为，足可见顾大嫂同样智勇双全。

同扈三娘雖然美丽却沉默麻木的形象不同，孙二娘和顾大嫂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意识觉醒，如在家中拥有和丈夫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丈夫的地位，在军中金戈铁马立下战功赫赫，进可持刀降烈马，退可布阵搅风云。尽管作者塑造的这两位女英雄的形象仍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在天罡和地煞排名中，孙二娘、顾大嫂的位次仍旧昭示着女性对于丈夫的从属关系，但与前代和同时代的文人相比，这一写作模式是大胆的，也是作者进步的女性观的展现。

三、琼英：实现女性意识的成功范例

如果说《水浒传》中尚有堪称完美的女性，那么琼英当之无愧。她几乎集传统女性所有优点于一身：美丽、温柔、贞烈、守孝、出身优越、敢爱敢恨，以及教子有方，是小说中为数不多得以善终的美丽的女性。

在《水浒传》第九十八回中，有一篇琼英小赋，便足可见作者对其外貌的赞扬：“金钗插凤，掩映乌云。铠甲披银，光欺瑞雪。踏宝镫鞋翘尖红，提画戟手舒嫩玉。柳腰端跨，叠胜带紫色飘摇；玉体轻盈，挑绣袍红霞笼罩。脸堆三月桃花，眉扫被春柳叶。锦袋暗藏打将石，年方二八女将军。”而她在梦中师从张清习得的飞石绝技，更是使得她能够以一己之力打伤王英、打退扈三娘和顾大嫂一众人等，甚至她的武艺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第七十回写张清飞石连打梁山一十五员大将时，打“青面兽”杨志是从肋窝飞过，打董平则是擦耳而过，而琼英在用飞石打与董平同为五虎将的林冲时，“林冲急躲不迭，打在脸上，鲜血迸流，拖矛回阵”。可以说，她是一位比之扈三娘更为年轻貌美、更为武艺纯熟的少年将军。

琼英之所以堪称完美，决不只因为其外貌或武功。比起扈三娘的麻木不仁，同样惨遭灭门之灾的琼英时刻不忘父母之仇，纵然只是一介女流，也敢将一腔热血谱春秋。在琼英知道田虎杀害父亲、掳掠母亲，后母亲守节撞死，而自己是邬梨养女这件事后，“如万箭攒心，日夜吞声饮泣，珠泪偷弹，思报父母之仇，时刻不忘”。而在自己终将大仇得报时，张清担心琼英“不该深入重地，又且寡不敌众”时，她毅然答道：“欲报父仇，虽粉身碎骨，亦所不辞！”琼英之复仇所体现的个体抗暴精神，也是具有性别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而琼英故事因为有了梦中学技，显得更加富有复仇准备的心计智谋。

琼英形象的完美，同样也体现在作者在她大仇得报后给予她的“酬赏”。作为《水浒传》中鲜少被作者和读者歌颂的爱情故事，琼英和张清的爱情以其自由的结合而为人津津乐道。作者采用梦中结缘的神奇叙述开启了他们二人的爱情故事，又以既无“父母之命”也无“媒妁之言”的自由结合给这段邂逅画上完满的句点。琼英在面对养父想要择佳婿时立下“若要匹配，只除是一般会打石的；若要配与他人，奴家只是个死”这一誓言，彰显了她在封建礼教社会中的反正统性和超越性，表现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

北宋末年，朝政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朝野，百姓生活在苦难之中，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加之辽、金的不断侵犯，普通百姓纷纷选择习武健身，保家卫国，博取功名，封妻荫子。与此同时，妇女的观念也有了相应的改变。传统女性在“三从四德”的禁锢下，成为男性的附庸，而社会环境的变化让女性不再仅仅生活在闺房之中，转而通过习武来保护自己。虽然这样的观念改变颇有局限，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要求仍占据主导，小说中透露的男权意识还相当浓厚，但这一点改变正是社会环境变化对女性要求观念上的部分转变的反映，几位女英雄的出现标志着女性解放思想的萌芽。

从扈三娘到孙二娘，再从孙二娘到琼英，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中的女性从麻木走向自主的逐步自我觉醒的脚印，但作者并没有给大多数女英雄安排一个好的归宿。这既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大多战死沙场，幸存者所剩无几，也与作者面对的现实社会压力有关。这既是作者女性意识觉醒的一种潜在表现，也是一种欲露还藏的无奈选择，充满了迫不得已的因素。

作者施耐庵受王阳明的“心学”影响，其女性观也随之改变。王阳明对人的价值有所强调，对人的主体意识也有所弘扬。作者作为王阳明的同时代人，作品中自然出现了反传统的女性形象。作为封建知识分子，作者虽然深受中国古代正统思想和文化的熏陶，潜意识中还是以宗法观念为主导，但因自己人生失意，心里不平衡，又促使他在矛盾中作出艰难的抉择，故渴望通过对传统的反叛抒发自己内心的愁苦。

总的来说，《水浒传》中的三位女英雄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女性地位逐渐提高的趋势。《水浒传》也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现了不同女性人物不同寻常的性格，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中刻画鲜活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