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湘云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上颇有影响力的两位女作家，她们都生长在上海，深得上海的熏染。两人的都市小说大多立足于上海，并以不同的视角和叙述空间对城市中的人物展开书写，尤其着重描写女性生存境遇和命运。细读比较后不难发现，两人虽同为女性，同样生长在上海，但两人的作品各有特点，对上海社会叙述、情感体验、生活感悟都有不同的视角和立场。本文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王安忆的《长恨歌》两部作品进行比较，了解两人对都市空间不同的叙述角度、主题创作风格和对人物生存命运的书写。

一、都市叙述视角不同

（一）以书写者视角展现上海的传统性

张爱玲看到了上海社会的传统性，是上海都市的书写者。她没有刻意去塑造上海形象，只是借助上海这一独特的环境为背景环境来表现她的旧人、旧事、传奇。从众多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张爱玲和上海这个城市的血肉关系最为深厚，最能透出这个城市的气氛和灵魂。

在众多以上海为城市主体进行创作的“海派文学”中，作家们对上海的描写大多是充满光怪陆离与西方现代因素影响下的“新大陆”，这些作家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当时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却有着传统市井味儿和现代人的孤独感，她看到了上海传统的一面，描述的是温情的老上海形象。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因传统世家婚姻失败后一直居住在娘家白公馆中。一方面，作品开头非常细致地描写了白公馆内的人物矛盾冲突场景，展现了旧式家庭在那个时代的生存困境及家族成员之间因利益经济纠纷而产生的种种矛盾，立体化、形象化地描绘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另一方面，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了“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提到“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张爱玲作品的中心是展现人生稳定性的一面，她以静止时间和平稳的视角在叙述，时代和社会的动荡对人物看似好像没有太大影响。张爱玲着重叙述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发展及日常生活记忆，消磨了时间和社会战争局势动荡而带来的破坏，好像将时代从故事中分离一样，只对个人命运进行书写而静止了时间，将社会动荡局势隔离于个人命运之外。

（二）以寻找者视角为上海立象

王安忆对上海的叙述不同于张爱玲那样具有传统性，她是以人表现上海的变动，刻意地为上海这座城立象，侧重对城市琐碎平凡和细腻性书写。在《纪实和虚构》中，王安忆说：“这外乡人其实有一部分是我，在这城市的外来人之感几乎全来自于我本人。他走在人头济济的街上，却备感孤独的心情也是我的。”王安忆重新回到上海时，这个城市对她来说是模糊的和陌生的：她自己对于上海来说是异乡人，而她本身感觉到对上海的陌生感和疏离感让她将自己视作上海的观察者和寻找者，从而影响了她在城市文学作品中对上海叙述空间的独特视角。

《长恨歌》正是王安忆对上海一种新的发现。她借助王琦瑶这个女性形象的一生完成了对上海的书写。作品中，城市随着王琦瑶的经历和命运展现在眼前。作者通过三段历史时空叙述王琦瑶的命運变化，上海这座城市也在人物经历中呈现出新的形象。无论是竞选“上海三小姐”，还是搬进上海平安里，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随着王琦瑶人生变化不断改变着。鸽子、闺阁、流言、弄堂是作者根据观察在作品中描述出的上海叙述空间里的意象，弄堂是一个相对隐秘的地方，也是流言滋生的场所，而流言正是这个弄堂的实质，也展现出了弄堂里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王安忆将上海的弄堂和闺阁描画得精细微妙，从弄堂的阴暗写起，接着进一步缩小空间到闺阁，上海的闺阁隐秘得如此之深，但它距离海上的浮华只有一步之遥，这才是弄堂的魅力之处。正是王安忆以寻找者的视角来书写上海，因此在作品中叙述时间呈现流动性，将宏大的历史与人物个体经验相融合来体现时代变迁。

张爱玲是以书写者和亲历者的视角对旧上海进行描写的，展现其传统性的一面；而王安忆是以真实细腻的笔触从寻找者的角度为上海这座城市立象，反映城市变迁，寻找世俗市井生活下温情的一面，她们都深受上海这座城市的影响与熏陶。张爱玲能从理性角度去冷静阐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图景，王安忆更多的是深情融入其中，继续书写着上海故事。

二、女性生存空间及命运的书写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把城市比作女性，书写女人和城市的故事。王安忆说，她在《长恨歌》里面“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她将女性置于一定的叙述生存空间中来书写女性命运，《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和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有相似之处。在新思潮影响和思想启蒙下，她们都试图摆脱旧式家庭的束缚，走向现代化社会化的大都市中。

（一）封闭空间中的不幸命运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女性人物大多数出走是不成功的，她们依然被困在一个封闭性空间中。张爱玲对个体生命中的生存痛苦和困境有着很深的感悟，这也是她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识。

张爱玲的笔下描述着一个又一个女性不幸命运的故事。《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意识到这个家待不得的时候，便离开了旧式家族这个封闭性空间奔向社会。在那之后，她虽获得了短暂的自由，然而最终婚姻又将她困在了无形的封闭性空间。张爱玲认为，婚姻就是困住女人的枷锁，白流苏就成了这个婚姻里的牺牲者，并进入矛盾痛苦的精神压力中。再者，张爱玲作品中人物的人际关系也是狭窄和封闭的。白流苏无论是在白公馆，还是跟随范柳原到达香港后的人际关系都是极其简单的。在香港遭遇轰炸后，白流苏怆然说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正是因为她对范柳原在经济和精神上的高度依赖才使她在这对关系中是卑微的一方，是要被男人和经济束缚住的，这就注定了她日后命运的孤独和悲剧性。她所表现出的，是那个时代困境中接受新旧双重思想影响的女性形象—既承受着旧式家庭内部的冷嘲热讽，又被外界社会的生存困境和冷漠所压迫，更有着来自女性自身内部矛盾的精神负担。与这种女性的命运相对应，作品的叙述空间一直处于一种旧式家族的封闭空间中，带有无尽的苍凉和凝滞之感。

（二）走向社会中的觉醒女性

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其身上所体现的都市女性命运和生存空间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走出闺阁是她女性意识觉醒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她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不再去依赖于任何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走向社会的她迫于现实社会和生存压力而奔波，这时候女性觉醒意识就从她身上体现出来。

王琦瑶从一开始走出封闭家庭投入到社会中，传统家庭对她的压迫和束缚是相对松弛的。王琦瑶从中学时就离开了家，她不仅是“深闺弄堂”里的女儿，还是“上海淑媛”，是开放空间中的一个独立个体。餐馆、舞场、晚会、邬桥外婆家、平安里，乃至偌大的上海都市都是她的活动空间。她的王琦瑶已经迈过了白流苏徘徊封闭的时代，在开放性叙述空间中，王琦瑶的命运就不同于张爱玲笔下那些陷于悲观爱情和人生必然荒凉的女性命运。她在开放性空间中女性的思想和自由并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因此王琦瑶的命运不会像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那样被婚姻枷锁所困住。她的爱是没有任何功利性与算计的，即使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也没有以此为筹码将男人捆绑在身边。李主任有钱有名声，王琦瑶与他的结合是遵从自己内心的。虽然王琦瑶最后的结局是不幸的，但她身上的女性觉醒意识对她的命运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从张爱玲和王安忆塑造的两个女性人物形象身上不难发现，生存空间对女性的命运形态有很重要的影响。从张爱玲到王安忆，她们的女性意识都在不断觉醒，她们渐渐挣脱了男权意识的控制，走出对男人的依附与寄居，变得成熟和强大。张爱玲和王安忆对女性生存和命运做了不同的阐释，但都体现了她们自觉的女性关怀意识。

三、主题创作风格

（一）张爱玲：失落与悲凉

张爱玲的童年经历是不幸的，她出生在逐渐落寞的封建旧式家庭，从小幼小的心灵就受到创伤。缺失亲情的张爱玲又经历了两段并不美满的爱情，最终回归到一个人的世界。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望，以至于形成孤傲的个性和冷漠态度。从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也能体会出其风格是孤独、悲凉的，总体是一种悲观的情调。

张爱玲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无论是扭曲的人性还是破碎的家庭，世态的冷漠，还是充满算计的虚假婚姻，在作品中均有体现。作者通过对扭曲人性的描写进而使那个黑暗腐朽的社会暴露在人们视野之下。张爱玲的作品是无爱的，每个人都活在悲凉的黑暗中。在她看来，男女之间的爱情毫无真情可言，就如她说的：“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只不过是彼此之间的精神游戏，其中又充满着经营算计，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白流苏并不相信爱情，她只是想在自己青春快要散尽时为自己找到一个经济支柱，因此在她遇到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范柳原后便不惜一切手段进行算计和周旋，并非“纯粹为范柳原的凤仪和魅力所征服……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她跟她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也并非寄希望于婚姻。在同白流苏的爱情游戏中，他一直掌握着主动权，他只是想满足心灵的空虚和寂寞。最终，“香港的沦陷”成全了这对平凡夫妻，看似圆满的结尾中却另有悲剧：白流苏依旧被困在无爱的“围城”中，被新的婚姻牢笼所束缚，本质上这也是爱情和女性婚姻的悲剧。

张爱玲的都市文学作品更偏向于展现社会、人性的扭曲，以及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在她笔下的爱情和婚姻里没有真正的爱，她认为婚姻是枷锁和妥协；从文字间我们感受不到来自生活场景的温情描写，有的是悲观和苍凉情调在字里行间蔓延。

（二）王安忆：温情与希望

王安忆的作品，更多蕴含浓厚的生活气息，她对世俗生活的描述中不像张爱玲那样弥漫着悲剧色彩，而是充满温情与希望。可能是王安忆喜欢观察的个性和想改变孤独的状态，因此语言更加真实、细腻。王安忆追求的是描写“家常”中所带的温情，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世俗生活热爱所带来的希望。

《长恨歌》中的温情就是作者对日常的描写体现出来的，王琦瑶的日常人际交往和生活一日三餐就体现在日常之中：她有自己的圈子，结识了严师母、萨沙等一众牌友，她们在一起打牌、聊天儿、做饭，这些都体现了日常人与人相处的琐碎日常。王琦瑶在怀孕时，多年不见的程先生重新出現在她的生活中。他每天下班后去集市买上新鲜食材陪同王琦瑶做饭，两人围炉而坐，炉上炖着鸡汤，炒着年糕，这一幅温馨和谐画面宛如在描写一对平凡夫妻的生活，处处透露着“家常”，从中也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所在。正是这些“家常”描写才塑造了王琦瑶这个人物。王安忆的作品，更多透露出生存下去的希望和对生命的尊重。王琦瑶既是坚强的也是独立的，因为王琦瑶终究是属于上海的。她搬到了上海平安里居住，在护士所里靠给病人打针维持生计。在那个思想并不开放包容的年代，她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男人总是靠不住的，康明逊并不想负责任，而王琦瑶毅然决然地将孩子留下来独自抚养。在危机中，她又凭借着女性的坚韧保护了自己的女儿，生活虽然清苦，但她依然平稳地过了下去。

虽然王琦瑶最终的结局并不圆满，但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和作者笔触，我们能感受到那缓缓流出的温暖与希望。在上海平安里，人们对王琦瑶这位女士表现出的理解、包容、帮助，透露出人性温情；王琦瑶本身作为一位觉醒女性，为了生计始终坚强地生活着，她对生命的珍惜、对未来的渴望，都向我们诠释了希望的意义。

综上所述，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作品对都市叙述视角、人物生存空间和女性命运做了不同的阐释，都体现了她们的女性关怀意识。张爱玲以书写者的视角注重展现上海的传统性，从作品中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表现出文化对女性的束缚而酿成的悲剧命运，这正是张爱玲站在客观和理性的角度对现实社会进行的批判。王安忆则以寻找者的视角对上海进行新的构建，她笔下的上海有着历史变迁的痕迹，也带着对未来发展的希望。她以真实细腻的笔触展现最日常的市井生活和人间温情，其笔下的女性更有女性觉醒的自觉和坚韧，她将继续书写不同传奇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