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啟祎

一、同题创作的考察

《楚辞》和《庄子》中两篇《渔父》的作者问题至今尚有争议。司马迁明确指出《渔父》确系庄子所作，但后代陆续有经学大家对《庄子》中的篇目所属提出疑问，其不同校勘版本中保留的数量也各有偏差，故而《庄子·渔父》是否为庄子所作暂时存疑。无独有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转引《渔父》一文时未将其归属于屈原之作，五四运动后的研究者也持此观点，因此《楚辞·渔父》的执笔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从文章的整体叙事结构而言，《楚辞·渔父》和《庄子·渔父》呈现出了较为相近的统一性。“渔父”既是题眼所在，又充当了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角色，且全文基本可以概括为由出场定型、展开交流、观点阐发、隐退离去四个层次构成的组织脉络。两篇《渔父》的首段都开门见山地突出了渔父的到来，但没有言明他从何而来，到此为甚。两篇的微小区别在于《楚辞·渔父》中没有对渔父容貌衣着的细节刻画，而《庄子·渔父》则交代得较为清楚。基于对文本的全局感知，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出渔父是凭空而来同时还是有备而来，他的露面，特别是其后与主人公的相遇看似缘于巧合，但更像一场蓄意安排。或许是命运冥冥之中的注定，又或许是渔父恰如其分的选择，总之两则《渔父》的开篇便构筑了这样一个理应有些不同凡响的期待视野：这一次的经历定是非比寻常，它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像极了一出奇遇的开端，甚至是改写某些结局的契机和拐点，继而吊足读者的好奇心，持续跟进下文的情节。

在两篇《渔父》中，无论是孔子还是屈原，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偶遇显然都有些措手不及，因此我们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在两者交流的话语中，渔父都是掌握主动权乃至把控节奏的一方。虽然文中的表述用词似乎是孔子和屈原的主动靠近才有了之后的下文，但一经揣摩就能体会到种种机缘都已尽在渔父的计划之中，他一早便预料到情况几何，因此仅用适时的引导来完成这次久违的邂逅。其后展开的全程对话在两篇文章中都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在二人你来我往的交锋中，真知灼见，字字珠玑，令人叹服。此前对话体的使用在先秦诸子散文中也有例证，《孟子》便采取了大量引述对话的方式阐明事理，孟轲本人随势利导、长于论辩的形象也因此跃然纸上。“对话”这种介于语录体和专论体之间的表达方式摒弃了一人主讲的单一和逻辑运算的论证，只是恰到好处地语言摘录，个中道理便可高下立见。过程中内容观点碰撞的表面蕴藏着截然分明的两种思想乃至价值理念的对峙，正是艺术层面的精妙之处。此外，作者在构建这种冲突的同时，虽未插入夸张的评价，但态度倾向是相当鲜明的。也就是说，两篇《渔父》从创作目的来说都寄托着作者对两个主要人物的一褒一贬，只不过《楚辞·渔父》中屈原的立场更合于作家的心意，而《庄子·渔父》中渔父的声称则代表了执笔者的观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两篇《渔父》中问答体的创作也为后代赋体开“主客问答”之先河。“问答”作为“对话”的延伸，虽多为虚设，但胜在巧思：一问一答之間寄寓着构想者的人生经验和处世哲学，中心思想在几个回合的交织下逐步浮出水面，描写时还有双方文化背景、理想追求和情态神采的塑造与捕捉，结构有序，剧情完整，颇有几分胡文英所言的“小说杂记点缀体”的味道。最后，两篇文章的尾声都以渔父的离开而告终。《庄子·渔父》的人物退场仅剩一句感叹，孔子尚有疑问不解却没能再得到回答；《楚辞·渔父》则是伴着歌谣的吟唱落下帷幕，空谷传响，不绝如缕。两篇《渔父》的结尾处有异曲同工之妙，“神龙见首不见尾”（《老子》），令人捉摸不透的戛然而止，真假虚实之际如梦似幻，“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余波未平的艺术留白无疑也给读者提供了无限遐想的美学空间，让人心驰神往。

二、“渔父”形象的生成

《庄子·渔父》与《楚辞·渔父》里“渔父”的形象特点至少具备以下三个要素：博识广学，无所不知；能言善辩，爱憎分明；超然物外，功成身退。如前文所写，渔父自出现伊始便非旁人可比。《楚辞》中的渔父在面对屈原时的开场白是：“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足见渔父虽不入庙堂，但胸中自有天下事。屈原对渔父是极度陌生的，而渔父对屈原虽为初见却了如指掌，一览无余。渔父既于江畔“见而问之”，又岂会不明何至于斯，想来不过是一种智慧的设问引得屈原作出回答罢了。《庄子》中的渔父“须眉交白，被发揄袂”，在气质上俨然就有了世外高人的模样，待孔子曲终后先是向其弟子询问“彼何为者也”，好像仅止于路有偶遇，但其后接二连三地追问“有土之君与”“侯王之佐与”，业已是赤裸裸地攻之薄弱。孔子弟子三千，有教无类又声名远扬，身于杏坛之上，弦歌鼓琴，略有见识之人想必也不难辨别，何况是渔父呢？问题的答案渔父了然，不过是以此开端，再行生发罢了。

《楚辞·渔父》中渔父与屈原之会晤仿若天赐良机，在他身上透着的种种朦胧和未知近乎有几分与世无争的仙风道骨，绝非一般的乡野村夫。渔父先是悄然而至，再行娓娓道来，后又急流勇退，这些描述让笔者更愿相信渔父和屈原都是正道中人，至多无非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而已。二人都不甚认可那个时代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风气，渔父的应对之策是退避三舍，不为凡尘扰，而屈原自知己身尚有未完成的责任和使命，他欲托起国家复兴的希望也便要承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孟子》）的酸楚。在笔者看来，渔父到此的使命就是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屈原重拾方向，明心见性。屈原困顿一时难免也觉委屈，有困惑、迷茫、彷徨之感是人之常情，渔父正话反说，表面是在动摇屈原心志，实际上正是帮助屈原再次明确了心之所向，排除了那些鸡鸣狗盗之辈的干扰和影响，矢志不渝地坚持下去。渔父退场时的莞尔一笑和沧浪之歌显然也是对屈原所选认同感的表现，屈原纵身处荆棘，依然不坠青云之姿，这又何尝不为渔父所乐见呢？

《庄子·渔父》一文，渔父“方将杖拏而引其船”之时，面对孔子“再拜而进”“待于下风”等表现出的谦虚好问，是以不吝赐教，展开了一番评说。渔父将孔子的所作所为都归结为“人事”，并站在更高一格的全局眼光点出孔子实为俗世所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确乃多此一举。孔子终其一生提倡的仁义礼智、尊卑秩序，自以为侍君爱民，尽心竭力，其周游列国几次无功而返，诽谤缠身，为人构陷而无力自保，皆因其“越位”所致；但孔子不明所以，背道而驰，困于局中又难以逃脱，不免积劳成疾，心力交瘁。渔父并不认可这位“鲁之君子”的处世之道，他认为眼前之人上非君侯下非大臣安能“擅饰礼乐”“以化齐民”，天道昭昭自有运行之理，孔子错把旁人之责揽于己身，“子之难悟”，可谓荒谬。

渔父通过剖析孔子行为的不妥之处，在说理上一针见血，直击错漏，使其立论的落脚点丧失殆尽，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在与孔门师生短短的一面之缘中，渔父虽声名不显，但在面对闻名遐迩的孔子及其弟子时毫无怯懦，对症下药，侃侃而谈，以极具说服力的高瞻远瞩令孔子动容，自愧不如，确是民间高手，藏龙卧虎。渔父不仅轻松化解了孔子之惑，还告诫他要去其四患八疵，顺应大道，教其保全自身之法，足见其耳聪目明，七窍玲珑；可在孔子追问渔父舍所、恭请授业时，渔父又仅是点到为止，恰如天机不可泄露，匆匆留下一句“吾去子矣”，便划船离开了。渔父一语惊醒梦中人的点拨与启发使人醍醐灌顶，但他不慕功名，清心寡欲的性子又令其不愿与尘世之人多加沾染，大概生于天地之间、乘道而行、浪得逍遥的人生便是渔父正在拥有并肆意享受的。他不受形体所缚，不为情感所绊，潇洒畅游，如是而已。

三、儒道思想的兼容

《楚辞·渔父》中，渔父老者、智者兼而有之的形象特征便非常符合道学的常态审美，其开山鼻祖老子的肖像和渔父亦有共通之处。除此之外，从文章中渔父对屈原的规劝也能见到几分道家的影子，最为典型之处莫过于那句“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说辞，“圣人”虽为先秦的几个学派所共用，但此处是偏向道家表述无疑。类似这般官场周旋的语句在《庄子》的其他篇目也有展開。例如，《人间世》便以“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等视角来形容上下级关系该有的形态，进而论述了君臣之间的行事准则，这与此处渔父的认知不谋而合，即便屈原最终并未予以采纳，但毋庸置疑渔父的见地并非空穴来风，应是有承袭于道家之流的元素。

与之相对的，在儒家的文化语境中鲜少可以看得到“退路”，它的赤诚永远是其屹立于世的最动人的底色。儒家弟子在实践的历程中注定是辛苦的，他们忙碌终生地奔走进言只愿择一明主而辅佐之，在天下大计与自我保全中总是毫不犹疑地选择前者并为之不懈奋斗，既没有权谋欺诈的钩心斗角又没有远走江湖的隐居避世可言。此间忠贞与《楚辞·渔父》中屈原“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的自我剖白如出一辙。屈原之悲在于楚王昏聩，轻信谗言，而他无法割舍自身与楚国的血脉相连，有再多不甘与苦涩也只能寄希望于君主有朝一日的回心转意。尽管世事难料，前路多舛，屈原于美政的追求坚如磐石，“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至死不渝。“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是他从未动摇的底线。于屈原而言，转瞬的失意和挫败不足为惧，只待“弹冠振衣”，重整旗鼓，自可排除万难，素履以往，“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庄子·渔父》中的道家倾向同是不言自明，其中扬道抑儒的整体意味在字里行间尽收眼底。文中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评判和指摘历历在目，借渔父之口把孔子的形象从传道授业的赐教者转变为求知问学的受教者，使其权威性和崇高性被大大削减，足见《庄子·渔父》一文的作者是站在了某种与儒家相对的立场上。但与此同时本篇中的道家之言对儒家理论的吸收和杂糅也不易忽略，全文渔父对孔子所传递出最为重要的核心观点可以用“法天贵真”来囊括。《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直接提到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推演，“法天”一词的基本含义应运而生。“贵真”是“精诚之志”的一种状态，此处的“精诚”借用了思孟学派表达本体性质的措辞，“真”的境界可使悲伤“无声而哀”，怒气“未发而威”，相对于神情的外显，自然的真性是由内散发的。圣人正因“法天贵真”，得悟妙道，方可免于灾祸，至此我们可以较为透彻地体味到《渔父》作者对老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从道家学派的流转情况我们大致能够分辨出，老子将较多热切的关注投向了深奥玄妙的道法，注重揭示宇宙天地之际万物的本原，庄子在强调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还不忘留意人事，旨在揭示“道”的真理与世间万物具象的转化与对应关系，其论说的着眼点愈加偏侧于实际，《渔父》的重心则继续向日常化的方向靠近，个中不乏对君臣关系等社会伦理的构想和思考，而这恰恰是儒生门徒的关切所在。渔父对孔子的倾向是消极排斥的，其立足的基础原理也出于老庄之学，但文章涉及的“事亲”“事君”“饮酒”“处丧”的态度及“天子”“诸侯”“大夫”“庶人”的担当等已然是基于孔孟的话语体系内部予以讨论。渔父的谈吐在秉承自然无为的前提下，对儒学的理念也了如指掌，进而拨乱反正之时方有立竿见影的成效，这也印证了渔父兼有两家之长的学识背景，故而从“渔父”此人的设定来看，其作者也势必为与儒道二说均颇有渊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