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怎样使诗歌写作更接近肉身和灵魂——我说的是同时接近，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离肉身远，写作无有趣味，缺少生气；离灵魂远，则文本不够高级，缺少意义。所以，我所着迷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理性与感性的纠缠一体，是思想与无意识的互相进入，是它们不分彼此的如胶似漆。

这样说有言不及义之感，并非要占据什么观念的高地，也不纯然是一种逻辑和理论的设计，而是写作中的真实感受。多年从事研究与批评工作的职业病，曾使我过于迷恋文本中的观念载量，但后来发现，往往是因为过于清晰和自觉的观念诉求，而使写作变得呆板，甚至产生了意义的自我抑制与自我抵消；而偶然可以放松和“不追求意义”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不期而遇的神来之笔，让句子有点意思。

显然，意义的减载和意趣的增加，两者之间的某种辩证关系，可能构成了某种写作的奥秘。这是感性与无意识被解放之后的意外之喜。我用了很多年才意识到这一点，但还只是意识到而已，还没有很好地实现解放，而只是偶尔会有一点点临界的体会。

这构成了当代诗歌，或者诗歌的当代性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时强调“有意义”和“有意思”——甚至后者的权重要超过前者。“有意思”是趣味性的东西，纯然诉诸于直觉印象、错觉反应、难以解说的无意识经验与活动，它是意趣的难以言传，与灵犀的不可言喻，它有时可能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性“意义”，但却令人忍俊不禁，叫人怦然心动，让人感到萦绕于心，挥斥难去。

其实，唐宋诗歌中已经大量写到无意识的东西，或者具有无意识支持的日常经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游山西村》中明显具有这样的意味。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中“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亦庶几近之。刘长卿《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诗：“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大约也有这样的意思。“禅意”与“言说”之间有一个近似与德里达所说的“延异”，言近意远，言不及义，“说时迟，那时快”之类，均是说“言与意”之间的不同步或不匹配。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甚至连主体也是悬置的，这人语只是声音，而并无意义。

但这些或许有强加于人的意思，用无意识来解释，不一定周全，很多东西有我们现代的投射与理解。至宋代，诗歌偏离了唐人的情志，渐渐注重说理，未免枯燥。不过宋人亦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在“理”字上再加一个“趣”字，有了“理趣”，事情就好得多。用宋人包恢的说法，“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这种境界谓之“状理则理趣浑然”（《答曾子华论诗》）。这样说还是有含糊其辞之嫌，给一个现代的解释，其实就是将枯燥的议理与无意识的经验加以结合，便会有令人豁然开朗之境。这方面，苏东坡做得最好，他总能够将说理化于无形，将摸不清楚的道理化为“直觉之物”。“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所谓飞鸿雪泥，到底是什么玩意，没人知道，当然也无须说清楚；然而每个人直觉中都有类似的意绪和境遇，故说不清楚也便是说清楚了。

热衷且擅长解梦的两个诗人策兰和帕斯，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诗歌写作与精神现象之间的关系。策兰是这样说的：“在人类发展的河流里，当理智从深处升起，黑色的泉水涌到表面时区别出灵魂生活的恒常，辨别出无意识的边界……正义的阳光照射着，全部工作就会完成。”这是他的《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一文中的话，意思是强调理性在驾驭且依赖于无意识的关系中，对于精神创造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我无从知道这位热内的梦中之梦的情景，但熟知诗歌秘密的人都会理解这样的话的意思，诗歌依赖于理性甚至思想，但却是起源甚至归宗于梦境一类东西。这在苏格拉底那里被解释为“迷狂”，仿佛有某种外力的神秘介入，但实则是人类自己的精神活动。在我的理解中，它属于广义的无意识范畴。所以简言之，弗洛伊德说得也对，文学是力比多的升华。力比多是本能，是人的基本能量，而意识构造中的无意识所对应的，正是人格构造中的本能，而本能在某些情况下的映现形式，可能就是梦境。

但请注意，策兰所强调的，乃是“正义的阳光”对于“黑色的泉水”的“照射”，是“理智”对于“无意识”的一种赋形与赋能，是其意义获得的前提。

这样的理解简直太重要了。当我们的写作中越来越注重“灵魂的秘密”，注重“精神的复杂性”的时候，无意识帮我们揭开了这幽暗世界的广阔而生动的真相，但是我们还需要正义的阳光，将这个大千世界真正照亮，这才是其能够成为诗歌，能够具有意义，能够成为一种精神创造的根本条件。

本来我想说，我们需要“理性之光”的照耀，而策兰直接说出了“正义”，它相较于我们头脑中的理智，更为广大和客观，也更具有社会性和公共价值。它对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或她，除了有一种自觉的理性精神，还需要有历史的、公共正义的、人文主义或知识分子性的立场与判断力。

当然，这一切的施行与建立，不是基于古典与浪漫主义意义上的“情志”，而是基于现代主义与当代性的广阔的人性与无意识。

无独有偶，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他的《大自然的颂歌》一文中，也强调了无意识的支配作用，它作为精神创造的源泉，对于诗歌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疯子劈开宇宙，向他自己的体内跳去。他顷刻间失去了踪影，被自我吞咽……那爱是一块磁铁，整个世界吊挂在他身上。万物苏醒，冲破硬壳，展开双翅，自由飞翔。”细想，这也许就是“创世者”的精神境地，对于世界的创造其实就是对于自身的打开，只有疯子才会完成这样壮丽的想象。只是在古代，这样的疯狂之举才可能被神话化，或者被权力神圣化，盘古，夸父，精卫，所有这些创造者都是不自量力的，还有屈原，他的基本想象方式也一定可以从现代的精神分析中看出蛛丝马迹，没有别的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这个人已经疯了。

但是伟大的诗歌或精神创造，与精神的异常，与无意识的支配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连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他毕其一生所做的工作，所取得的对于宇宙的认识，其实都超出了那一时期科学所能够达到的境地，而唯一的解释，除了科学和理性，便是无意识的诗一样的灵感和神启之力。

有人在梦中写下了诗篇，借助疯狂之力或在梦境中受到启示，或以梦境的讲述来传达其复杂难言的感受，这都是诗歌的应有之意。

我有时梦到自己在梦中写出了漂亮的句子，而且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写下了这些句子，但醒来睁眼坐起时，它们却忽然无影无踪，便感到无比沮丧。个别时候一首诗中最有意味的一两句，可能就是在注意力最不集中的时候，在不经意的“走神”或“假寐”时出现的。

与策兰所强调的方向有微妙的不同，策兰强调的是收束，而帕斯希图的是放纵，两个人从两个方向迎面走来，在诗歌舞台的中央相遇，并且不由分说地拥抱在一起。

为什么我会如此强调梦境和无意识的意义？在我粗陋的理解中，我认为帕斯和策兰都真正触及到了精神创造的一个秘密。假如策兰所说是基于“灵魂生活”的一个侧面或者极点的话，那么帕斯则说出了精神创造的另一个极点，即是疯狂，人的精神和意识的不受管控的“溢出”。前者标举的是理性和正义的引领，后者倡扬的则是非理性和潜意识的释放。这两者离开了任何一点，都无法抵达诗意，现代性的和真正的诗意。

所以，诗歌既是天路，也是人道，是向外和向上的过程，也是向内和向下的过程。支撑诗人的灵感和想象的东西，可能源于向善的本能，但也来自大自然的启示，来自其充满神性的宗教情感，也来自其灵魂渊薮的古老召唤。因此，必须将诗歌写作看作是精神现象学范畴中的事物，而不止是文本和修辞活动。它是主体的精神创造，是写作中所有精神活动的总和，是触及人类一切精神领域的复杂现象，对于有抱负的和好的写作而言，尤其如此。

什么是诗歌的当代性——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追问和自问。

当代性在我的理解中，可能与“现代性”相关，但却又意味着更敏感的反应力。它针对价值与精神的飘忽与不确定，针对人的心灵的日趋枯竭、晦暗与复杂性，特别是在人文传统与主体性反思两者之间的矛盾状态。这决定了诗人不能以某种简单和明晰的方式表达，也不能以明晰和简单的方式确立自己。他必须是一位既倚重思想同时更倚重无意识的表达者，必须是一位既确定同时又反讽的说话人。

超现实主义者曾经主张依靠错觉和直觉写作，如其“通灵者”的祖先兰波那样，通过直觉与天赋，以神示的方式抵达意义。在柏格森、尼采与弗洛伊德主义的支持下，这些想法逐渐获得了观念的支撑，发育成为布勒东式的经典的超现实主义理论。这样理论当然也伴随有众多的枝杈与歧路，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但最核心的一点，应该是与“梦幻”相同的部分，其向上对接于复杂的现实，向下连接着幽深的无意识，两者所张开的对等对称性的世界，则是文学与诗歌的广阔腹地。

我当然不希图重操旧业，去炒超现实主义的冷饭，因为这些早在上个世纪前期到中期早已有了大量文本的实践。那些极端个体化的、纯粹无意识的演绎，与当代性的诗歌精神与写作逻辑，已然不再适配。没有介入性、分析性、反思性、反讽性、自我怀疑性与颠覆性，无论是力比多的裸露，还是掩藏之后的升华，都不够好玩，也不够有说服力。

说了这么多，还是难以说清楚写作的肌理，我只能大概说出一个状态，即理性与无意识的缠绕，是满足一个当代性写作，或写作的当代性的最低条件限度。有了这种纠缠，写作将在“有意思”的层面上，可以满足写作者最低限度的自尊心；也得以在“有意义”的向度中，实现文本最基本的社会性与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