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往的城市音乐研究，聚焦于近现代中国城市社会中的音乐现象和问题，其研究思路不同程度地是以西方“他者”在场的视角，叙述近现代中国音乐在西乐东渐背景下变动的轨迹，进而概括其演变特征与意义。因此，尽管其叙事线索是历时性的，但是其方法论取向却是共时性的、比较性的。通过对古代城市音乐研究话语的经典性生成、城市音乐研究的历史性建构和空间差异性的分析，从宏观的层面指出当下古代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在视角、资料、理论和方法上的缺失与未来可能，以期为探讨历史时期中国城市音乐的丰富性、复杂性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古代城市音乐；都城中心；音乐空间；音乐地方性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23）01-0013-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3.01.002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促使城市音乐和城市电影、城市文学、城市文化产业、城市文化交流等一样，成为观察中国社会人文变迁的一面镜子。在音乐学术领域，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以及传统音乐研究也在此期间实现了学科建设的大发展，学术理论和观念更开放、更多元，一些原本不为人注意或者仅限于译介范畴的现象和方法，如城市音乐历史、音乐亚文化群体、音乐飞地、音乐类非遗等现象，以及城市音乐田野、城市音乐民族志、城市声景分析等研究方法，越来越成為推动这一领域创新发展的支撑力量。具体说，比如上海的江南丝竹音乐、工部局乐队史、沪剧、上海之春音乐节、爵士乐、音乐产业等①，哈尔滨的交响乐团、老会堂音乐厅、哈尔滨之夏音乐节等等②，纷纷以论文论著的形式，进入公共学术视野，成为思考、理解中国城市文化多样性及其深厚人文资源的重要凭证。

宏观地看，这些研究课题聚焦于近现代中国城市社会中的音乐现象和问题，所研究和展开的面相，多多少少是以西方“他者”在场的视角叙述近现代中国音乐在西乐东渐背景下变动的轨迹，进而概括其演变特征与意义。因此，尽管其叙事线索是历时性的，其方法论取向却是共时性的、比较性的。很自然，当人们想要了解更长时段的中国城市音乐史，进而探寻中国城市音乐的“本土性”时，这样的叙事角度和问题视域就会显露出某些难以避免的缺失；换个角度说，人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视角、方法，才能说清楚中国漫长的历史城市音乐的文化独特性和本质属性，从而在研究范畴和方法上增强立足“我者”文化立场的学术合法性？本文尝试就这些问题做一点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古代城市音乐研究话语的“经典化”生成

谈到中国古代城市音乐的表演场景，《史记·苏秦列传》中“吹竽鼓瑟、弹琴击筑”的齐国都城临淄，《清明上河图》中撂地说唱的北宋都城汴京，拥有德和园、畅音阁大戏楼的清代北京城，都是千百年来中国大众津津乐道的繁华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在空间维度的集体记忆。在此叙述和记忆场景中，城市音乐与乡村音乐、官方音乐与民间音乐、音乐演艺与欣赏群体、音乐行会组织、城市音乐中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区域关系，在历代文人笔下被反复演绎，生成各式各样的叙事方式。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在音乐史著作编写工作中的广泛实践，以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吴钊和刘东升《中国古代音乐史略》、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为代表，陆续在音乐史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开辟专门章节或段落，讨论了当时的城市音乐。比如，讲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城市音乐概貌时，杨荫浏写道：

生产力提高，工商业发展，城市的音乐也就日益繁荣起来。公元第四世纪中期，在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大城市，像齐国的临淄，会奏乐器的人就比较多……这时期中，已有农村破落农民，流向商业中心，靠音乐维持生活的现象……商业的发展，使各国的民间音乐能手，流向本国的都市，也流向别国的都市，靠音乐以谋求生活……经济发展，都市兴起，人们对音乐艺术的要求增长。音乐的发展有了更好的物质条件；音乐的活动有了更多的良好场所。①

可见，就中国早期城市音乐的发端缘起，在杨荫浏的观念中看来，主要是经济因素带来的物质基础所致；而他笔下的中国城市音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主要体现为“都城化”及音乐家在都城之间的“流动性”。

吴钊、刘东升在探讨战国时的民间音乐家时，介绍了韩娥在齐国都城临淄的卖唱求食、余音绕梁的故事。②同样，金文达在著述中的早期城市音乐叙述也倾向于经济和杨荫浏类似的因果逻辑：

商业的发展，使各国音乐能手有可能到本国或别国的都市去谋生，因而将自己的音乐介绍给对方，同时，也有可能了解了对方的音乐。 ③

因此，上述著作对春秋战国时期早期城市音乐的叙述重点，包含了两方面的叙事线索：一是认为经济或者商业因素是早期城市发展的直接原因；二是早期城市音乐活动是以都城为中心（甚至是唯一场所）来开展的。如果说第一种因素是当时官方主导的主流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影响到音乐史学撰述的必然结果，那么将都城作为城市音乐的对等均质空间，应该说，为之后的古代城市音乐描述奠定了基调。

再以宋朝城市音乐为例。杨荫浏同样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角度来解释宋代城市音乐发达的原因：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都市更为兴盛，市民阶层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都市成为民间音乐汇集的中心……与都市的发展相适应，产生了反映城市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的音乐……在南方形成了临安（今杭州）一带的音乐文化中心，在北方形成了由中都（今北京）到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的文化中心……宋代工商业空前发展，出现了不少繁盛大城市；如汴梁（河南开封）、成都、兴元（陕西南郑）等成为国内贸易的中心，广州、泉州、明州（浙江宁波）、杭州等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繁盛的城市，给音乐活动以广阔的天地；集中的人口，经常提供了广大的听众……艺术活动的场所……专业艺人和专业组织……丰富多彩的音乐艺术。①

杨荫浏在这里除了因果事实的叙述，还延伸谈及宋代城市音乐的“多中心”现象，只是未做正面讨论。同时，杨著也提及“听众因素” “场所” “行业组织”及“音乐体裁”等问题，呈现了他本人及当时音乐史学界对城市范畴的基本认识。在此，杨荫浏也没有提出城市音乐的概念，更没有从历史断代的角度点出古代、近现代城市音乐的分别；但很显然，在唯物史观作用下的宋代城市音乐，在杨荫浏及其同时代学者眼中，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表征而存在，并被动地受到经济因素制约；是作为他们观念视野中可以和西方城市音乐媲美的本土对应物而存在，并以西方艺术音乐为参照。因此，其具有从“音乐创作演出技术”或“专业音乐家群体”角度分析的理论合理性。

同样，在吴钊和刘东升，以及金文达的上述著作中，有关宋代城市音乐的描述和杨荫浏保持了十分相近的思考逻辑和叙述风格。杨荫浏的“史稿”著作陆续写作、出版于20世纪60—80年代初，其时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盛行于文史学界和音乐史课堂的时期，成为从事音乐历史研究的主导学术理念。由于得到官方文化部门和学术机构的支持，以及杨荫浏个人在音乐学领域的威望，这一理念在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几十年间，长期影响着音乐史的撰述理念。因此，吴钊和刘东升、金文达的上述著作，与杨荫浏著作中对宋代城市音乐的叙述视角和范畴形成高度一致性，是必然如此的结果。

但是，谈及明清时期，杨荫浏对城市音乐发展的归因与描述方式出现了一些变化：

在音乐上，随着大量人口的流入城市，一方面农村民歌大量进入城市，另一方面，从民歌的基礎上衍变出来的城市小曲，也大量产生，渐渐得到艺人的加工，引起文人的注意，适应着市民生活的需要，说唱和戏曲，在城市经济特别发展的地区达到空前的繁荣，而反对封建礼教、要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市民思想也从中反映出来。②

以及，“梨花大鼓”……自此分为“北口”和“南口”二派；在此前后，流行于农村者为“北口”，在此以后，经由王小玉姊妹加工，在济南一带更加流行起来者为“南口”……后来“南口”的流行，主要是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偶尔也到达上海、南京、四川、奉天、长春等地，但其活动地区，则始终局限于城市范围以内。③

我们看到，在明清城市音乐的发展诸因素中，除了人口流动的因素，此处出现了从民歌到城市小曲、说唱和戏曲，以及市民思想变化等音乐体裁与观念角度的描述。这是之前在宋朝城市音乐的相关叙述中没有看到的——事实上，上述因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在宋元和明清城市音乐之间比较起来，与其说是城市音乐内容上的增加，倒不如说是形态叙述的细致程度和受众范围上的变化。从这里是否可以推断：杨荫浏在同一本著作中，描述城市音乐的角度和关注的重点，其实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变化。至于这种变化是个人化的、局部的，还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音乐史学术著作的普遍共识，还可以再看看上述其他著作的相关叙述。

在吴钊、刘东升的描述中，以醒目的标题延续了宋代“汴梁与杭州的音乐活动”叙述方式，在明清时期相应地表述为“北京与扬州的音乐活动”，描绘了更多的城市演出场景和体裁，比如北京城的民歌小曲、南十番、十不闲、太平鼓、昆曲等体裁，广和楼、同乐轩等场所；比如扬州城的昆曲清唱、本地乱弹等体裁，天宁寺、崇宁寺的戏曲演出场所；以及扬州广陵派的古琴音乐发展状况。①金文达认为，“明清音乐……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民间歌曲、说唱和戏曲等，适应市民的需要，而大量涌入城市……在多种的多样的音乐形式中，反对封建制度，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市民思想，也得到了反映”②。

由此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通过杨荫浏、吴钊等学者的上述城市音乐描述内容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来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音乐体裁被提及，城市作为音乐演出空间与音乐体裁之间的关联，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明清城市音乐生活内容更加丰富，体裁样式和受众群体也更加多元；但是上述3部著作的叙述重点，在历时变化的框架之下，先后指向相同的历史因果论和微观体裁，并成为同时期及最近30年来更多音乐史著作的基本描述范式。于是，在国内专业音乐学人才培养机制的长期作用与传播下，这样的叙事逻辑逐渐沉淀为代代相传的音乐学术话语，更成为一种体制化的学术话语。

二、古代城市音乐研究的历史性建构

以上所论有关中国城市音乐的话语范式，随着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的精细化研究与学科分野，并未形成一种整合性力量，以此来解释古代和近现代中国城市音乐的本质特征。这一方面（可能也是主要的方面）是因为在近代中国历史文化转折之际，二者在音乐本体和文化上存在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以往的研究对古今两种城市音乐的共性和区别并未给予多少关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会造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用近现代、当代中国城市音乐的案例和特征，来指代整个中国城市音乐的基本面貌。因此，当人们讨论城市研究时，往往倾向于从共时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归纳。即，将历史因素视为一种背景，城市音乐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形态的、机制的、文化的、思想方面的音乐事项，成为方兴未艾的研究焦点，至于这些音乐事项和作为背景的历史时代之间具有哪些内在的关联及代际连续性，一直未能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这样的现象，当然可以理解为是音乐人类学在当前的城市音乐研究的跨学科道路上发挥主导性影响的结果；但是，在涉及城市音乐的历史问题时，尽管有时会有历史音乐人类学视角和方法论的介入，但在本质上，对历史背景与城市音乐特质之间关系的认识仍然是游离的，散点状的。

正如洛秦所指出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的‘历史意识，是在更大范畴中来探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在音乐文化研究中，大历史的作用和影响是绝对无法回避的。从一定程度讲，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都是历史的产物。同时，规律性的探讨更是建立在历史意识及其哲学基础上才能呈现其意义……将‘历史意识植入模式之中，作为其构成的重要部分，正是音乐文化研究的‘中国经验或者说是‘本土化学术模式的特征之一”①。可见，历史意识的强化已经引起部分城市音乐人类学者的理论注意。作为历史音乐学研究对象的古代城市音乐研究，理所当然应该发挥学科优势，不仅提供翔实可靠的历史叙述资料，更应以自觉的学科姿态，构建基于城市音乐历史本体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

比如，在城市音乐的概念认知上，洛秦曾给出如下界定：

所谓城市音乐文化，就是在城市这个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感情物化为声音载体，并把这个载体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精英化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②

这是目前所知有关城市音乐最早，也是被引率最高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的上下文有关城市、城市音乐内涵的讨论，这一界定主要立足于城市的经济、文化、军事、人口、交通、科技等属性；因此，音乐活动对于城市的功能和意义也主要倾向于经济社会学层面。这与前述杨荫浏等人侧重商业因素的城市音乐发生发展归因与内容叙事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

然而，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史来说，一般历史学界讨论更多的是政治和军事功能，而其经济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关注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如詹子庆认为，我国的早期城市不具有多少经济意义，而是更多具有政治、军事性质。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工商城市才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首先出现。这些城市是政治中心、军事据点和工商都会三位一体的混合物。③赵冈进一步将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它们通常都有城墙或加上外郭保证，城内有政府的行政机关，其最高层的代表是京师。京城内有宫殿及有关的衙门官署，以下则是各省级、府级、州县级的治所，政治意义很强烈，是全国性的行政网点。另一系统则是州治、府治、县治以外的市镇，它们大多数不是政府主动设置的，而是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为了区别这两个系统，赵冈将称前者为“城郡”，后者为“市镇”，两个系统总合起来称为“城市”。④这与西方城市发展史以经济为主要驱动力的情形存在显著的差异。

史学界的这些认识，对我们反思以往城市音乐史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在以往的古代城市音乐史研究中，这类认识成果很少受到注意和讨论，从而导致有关城市音乐群体、体裁、乐器、演出场所等方面的研究很容易满足于较为单一的现象描述和技术分析，很难在音乐形态和变动的历史环境之间产生深层次的思考和讨论。比如，有关宋元城市中流行的“唱赚”，或者清代“京韵大鼓”的研究，最为常见的是对流行区域、曲调来源、曲体或唱腔结构、伴奏乐器进行考证，而很少顾及对这些形态要素与历史背景要素之间内在关系的考察。换句话说，这样的研究范式及其城市音乐描述方式，在形式上看是历史的，本质上则未能呈现其“历史性”，或者说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独特性”；因而很难跳出原有叙事框架，扩大材料搜寻范围，增强城市音乐文化阐释的深度。这方面也有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子，如廖奔在对宋代城市缠令音乐、歌词风格的讨论中，就追溯了其“浅白直捷”的“市井”性质，因此民间艺人为了撰写歌词方便，把同一宫调内的新兴曲子串联组合为新兴的曲体结构和演唱形式，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对音乐体裁及其演出活动的制约作用。①这样的观察与描述方式所体现出的政治、文化取向的解释力，对我们从音乐学角度深入研究城市音乐形态，应当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三、空间差异视角下的古代城市音乐

如前所述，正因为西方城市是以经济因素为主要驱动力发展起来，并形成特定的分布样态和相互关系的，西方城市的个性和包括音乐生活在内的文化风貌，也必然展现出倾向于职业分工的定位。例如，有关伦敦音乐史的描述，就呈现为以“音乐场所”为中心的特征，重点在描述伦敦城的宗教机构、宫廷音乐、教育机构等方面，以揭示其城市音乐生活的社会属性。②

作为对照，正因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以政治因素、军事和文化为主要驱动力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以都城為核心的发展模式，且都城内以皇宫为圆心，都城之外的城市生活，率以都城为典范；因此，其城市音乐生活也必然以都城为中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大大小小城市中音乐活动的体裁、参与群体、乐器运用、音乐思想等方方面面；从而使中国古代城市音乐（实际上现代城市也继承了这一禀赋）在千百年来的发展变革过程中，自然呈现出鲜明的空间分布特征。即，与都城的距离直接影响着所在城市音乐体裁的丰富程度。正如胡斌总结的，中国的城市在历史、规模、地理位置上的复杂性，直接影响了其城市音乐的发展与特征呈现。有的城市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的地处少数民族聚集区，有的与他国接壤，从而形成各不相同的文化生成机制和实践机制。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城市音乐的地方性，与其说是由自然地理空间或交通上的差异所造成，不如说是文化政治空间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古代音乐家的音乐活动，也因此受到所在城市政治地位或者说与都城距离关系的显著影响。如孟元老笔下宋徽宗汴京街头的音乐活动情景，有如此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王颜喜、盖中宝、刘名广，散乐……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④

这样一番都城音乐活动场景的描述，不但提到了大量民间艺人的伎艺特长或音乐体裁，而且生动描绘了在官方主导下，民间勾栏音乐活动的丰富性、混合性。这无疑是都城汴京特有的音乐场面，它以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优势地位，聚集了来自各个地方、各个社会阶层的音乐家群体；各类文艺体裁的竞相上演，也代表了当时全国性的最高伎艺水平。相比之下，当时非都城的、边缘地区城市的音乐活动，则更为单一，其影响范围主要限于周边地区，偶尔在京城受到关注，则会有“名闻京师”的美誉，进而成为该城市“音乐地方性”的代言。再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的宋代广西桂林的傩戏演出活动：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①

如此都城-非都城、政治文化中心-邊缘的城市音乐活动内容上的对比，在宋人笔记小说当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此，在笔者近年来指导研究生撰写的相关论文中，有更详细的探讨。如陈思《宋朝明州（宁波）的城市音乐文化研究》，讨论了宋代宁波城市音乐活动受到楼氏、袁氏等地方士人家族影响的音乐风格，以及以“月湖”为地理空间标志的音乐场所中呈现的音乐伦理、音乐题材特征。②解益晨《宋代苏州城市音乐研究》，探讨了宋代以居住或行经苏州的文人为中心，以文人园林为主要空间的城市音乐活动特征。这与洛秦所探讨的明末到民国时期苏州城市音乐的“四大音乐文化遗产”（评弹、昆曲、古琴、江南丝竹）发展变迁的历史场域空间特征与特殊机制③形成了呼应。李丛尧《宋代成都城市音乐研究》，对成都城市音乐中不同阶层的表现，以及他们所处音乐空间的特征与分布规律进行了探讨。该文尤其揭示了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前蜀都城的成都，在宋代成为重要的游艺休闲城市过程中，从都城到非都城/后都城、从中心到地方的城市音乐文化角色的转变；以及在文人和普通市民乐此不疲的“游市-游江-游山-游寺-游园”活动中，城市音乐空间的“地方性”建构过程。④甚至，在唐代洛阳的城市音乐文化研讨当中，通过音乐空间特征来诠释城市音乐“地方性”的尝试，也在陆续进展。如王鹤璇《唐代洛阳城市音乐研究》谈及，安史之乱以后，洛阳城不再是唐代的政治中心之一，但是距离昔日宫城较近的坊市，仍有宫廷乐人在活动。城市内音乐空间的分布，则以“三市”为分界点，其中北市中心的里坊多有倡优活动，与长安城平康坊的“北里”相类；南市的音乐活动空间，则是文人音乐、胡乐聚集之所在；城西南的西市，则以文人音乐活动为主。⑤这呈现了音乐活动在城市内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以及由此塑造而成的城市音乐整体性格。

结 语

中国早期城市的兴衰，多以政治、军事为主要驱动力，这确立了其城市文化的历史走向和内在空间分布。政治、军事和文化空间上的定位，鲜明地塑造了中国古代不同城市音乐文化的性格。以此视角来观察，学术界以往围绕古代城市音乐的经济归因和描述，不仅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西方城市历史叙述的压倒性话语的产物，同时也是过度强调都城中心的结果。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古代城市音乐研究视野的逼仄和研究范式上的单一，对深入研究包括近代、现代中国城市音乐文化的本土品格、地方性以及未来城市音乐文化的个性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通过对古代城市音乐研究话语的经典性生成、城市音乐研究的历史性建构和空间差异性的梳理，从宏观的层面指出当下古代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在视野、资料、理论和方法上的某些缺失和未来可能，其最终目标是旨在以城市音乐为网络结点，运用音乐史学、城市音乐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资料和理论资源，进一步探寻中国城市音乐的历史丰富性、文化复杂性，为音乐史学理论和城市音乐人类学的本土话语体系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参考文献：

[1]王小龙.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城市转向”：兼议“音乐苏州学”及其建构[J].音乐文化研究，2020（2）.

[2]钱慧.“新史学”视域下的宋代城市音乐文化研究[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22.

收稿日期： 2022-08-22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宋代

城市音乐文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18BD072）。

作者简介：康瑞军（1975— ），男，中国音乐学

院音乐学系教授（北京 100101）。

The Research Mode of Ancient Urban Music： Discourse Generation，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and Space Issue

KANG Ruijun

Abstract： The studies on urban music used to focus on musical phenomena and problems of modern China cities. They usually take the “other” perspective of the west and expound on the changing path of modern China music under influences of the west， then outlin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meanings in evolution. So although the narration clue is diachronic， the approach tends to be synchronic and comparative.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discourse generation，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and space diversities concerning ancient urban music studie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current studies of ancient urban music culture is deficient in perspective， document， theory and approach， and shows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Key words： ancient urban music， capital center， music space， locality of mu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