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坤

内容摘要：西夏效仿中原王朝，以儒学作为官方学术。然而阐发儒家哲理的易学内容，在西夏文献中却罕有记载。从出土文献来看，西夏民间使用的易类知识大多是汉地术数中的卦象符号，与义理之学关系不大；而西夏易占文献内容的变化趋势，则反映了西夏人对易类知识由全盘接受到自我理解的过程。与之相比，西夏官方获取的易类书籍多为义理易学著作，然而斡道冲撰写的《周易卜筮断》，却是以“卜筮”为题，属于象数易学的范畴。这一选择既符合西夏人将易类知识归于术数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宋代易学的成果。这种偏重于筮法的易学取向，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易学发展的特点。

关键词：西夏；易学；术数；黑水城文献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1-0093-08

A Study on the Sources of Yi Jing Knowledge in the Xixia Dynasty and the Official Schools of Yi Learning

ZHAO Kun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Open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Jiangsu）

Abstract：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the Central Plains， the non-Han Xixia （Western Xia） dynasty adopted Confucianism for its official academic practices. However， Yi learning（易学）， the discipline devoted to elucidating Confucian philosophy， is rarely recorded in Xixia documents. Judging from excav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knowledge of the Yi Jing used in folk society at the time consisted mostly of conceptual， numerological symbols from Han Chinese regions and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time. The contents of the divination documents used by the Xixia reflect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Tangut people obtained knowledge of the Yi Jing and moved from initial acceptance to eventual self-understanding. By contrast， the books on Yi learning that the Xixia government officially obtained were mostly related to patterns of meaning， while the book most popular in civil society was entitled Zhouyi Bushi Duan （周易卜筮斷， Yi Jing Divination） by Wo Daochong， which focused on divination and image-numerology. This preference in texts accorded with the Tangut peoples understanding that the knowledge in the Yi Jing was a part of numerology， and even absorbed some of the achievements in Yi learning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is tendency in Yi learning toward divination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y and thinking of governments established by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Keywords：Xixia; Yi learning; numerology; Khara-Khoto documents

儒学是西夏官方认同的正统学术，无论是前期的蕃、汉礼之争，还是乾顺、仁孝时科举和文教的兴盛，西夏的各个阶段都与儒家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易》为六经之首，易学研究既是阐发儒家哲理的重要环节，也是体现经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西夏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前人在探讨西夏儒学时，多侧重于制度、风俗和文教方面{1}，对西夏经学的论述较少，更没有针对西夏易学的专题研究。李吉和、聂鸿音先生根据出土文献的情况，认为西夏尽管从中原王朝获取了儒家典籍，却并未对其进行全面的译释和推广［1］；此后聂先生进一步指出，西夏人接受了儒家的一些基本概念，但对儒学著作的理解有限，目前的资料尚无法证明西夏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儒学［2］。李华瑞先生提出西夏对儒学的学习偏重于政治制度和伦理教化层面，在学术研究方面较为薄弱［3］。以上成果对西夏的经学水平多持审慎的态度，然而西夏立国近二百年，儒学的发展虽经历波折，却始终存有一席之地，况且宋、金等周边王朝在儒学方面颇有建树，西夏的儒学是否仅仅用于塑造政治秩序和教化民众，值得进一步分析。

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夏易学的记载只鳞片爪，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斡道冲撰写的西夏文《周易卜筮断》一书，然而该书早已亡佚，具体情况不明［4］；目前刊布的黑水城西夏文献中未见专门的易学著作，但是术数材料中出现了不少与《易》有关的内容，只是其概念涵义和知识来源仍需考辨，不能直接归于易学。不过，易占术的使用与流传，需要术士和问卜者对易类知识有所了解才能进行，因此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易类知识在西夏的流传情况。笔者不揣谫陋，试图通过解析西夏术数文献中易类知识的涵义和性质，并结合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夏经学的记载，钩沉西夏易类知识在民间和官方两个知识谱系中的流传情况，进而探索西夏易学的真实面貌，以求教于方家。

一 出土文献所见西夏易类知识的

民间谱系

西夏传世文献对易学几乎没有提及，因此黑水城文书中与《易》相关的内容就成为探索西夏易学的主要线索。不过由于出土文献的地域性和民间性，其所呈现的主要是易类知识在西夏民间流传的情况，且这些知识主要出现在术数文献中，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一）以卦名象

“卦”指的是卜具在占算时所呈现的状态。无论是传统的揲蓍法还是后世流行的摇钱卦，都是按照既定的规则，将演算的结果对应卦爻的阴阳、动静情况，逐步形成六爻卦。传统的易占术理论性较强，步骤也较为复杂，普通民众使用较为困难，因此随着民间占卜日渐流行，出现了不少以易卦为名、操作简单的卜法。关长龙先生将其命名为“拟易类”，强调这类占卜虽然有易卦之名，运作原理却与《易》无关［5］，十二钱卜法便属此类。

敦煌和黑水城文献中均有记录十二钱卜法的材料，包括汉文、藏文和西夏文版本，可见此法在当时西北地区的流行已经超越了民族差异。此法以十二枚铜钱为卜具，钱币正面为文，反面为曼，根据正反情况得出十三种结果（卦），每卦对应相关事项的吉凶判定。

其中敦煌的汉文版本以八卦分别表示上、下卦象，部分文书中还直接以两卦组合而成的六爻卦名标示，如S.1468b号文书所记“六文六曼”为乾艮之卦，S.813b则直接写出遁卦卦名，并附有卦图［5］454，456；藏文本的卦名则是糅合了宗教文化和五行等概念，没有提及易卦［6-7］。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材料呈现出两个表述体系：俄藏Инв.No.7679《掷卦本》除“四文八曼”和“五文七曼”两条外，均以八卦表示；俄藏Инв.No.2554《大唐三藏卦本》和英藏Or.12380-3499残片则仅在“六文六曼”时写作“乾坤卦”，其他结果则均以五行表示［8］；可见十二钱卜法只有占卜的程序是固定的，各种文化均可与之结合，在文本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西夏文本以易卦和五行为主，形式和内容均与汉文本系统类似，因此西夏人很可能学习的是汉人使用的十二钱卜法，才会沿袭以卦名表述的习惯。

（二）八卦序时

俄藏A1号文书载有《八卦法》，其内容是按后天卦序排列的八卦卦名。该文书前后还有《月将法》《九宫法》和二十四节气等内容［9］。以往对该文书定性分类时，大多将各部分内容分别归类，以《八卦法》为易占类［10-11］；之后王巍根据《月将法》的内容判断其应属六壬式文献［12］。然而该文书的四部分内容是连续抄写的，彼此之间理应存在一些关联。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清晰，更没有式法的具体操作步骤，仅凭十二月将判定其为六壬式文书，论据稍显不足。

彭向前先生最近提出《八卦法》应是《医心方》所记载的以八卦配年的游年八卦［13］，而俄藏A1号中的月将、节气均是依据月份设置的概念，文书末尾还附有按月叙述的诗句，说明这些知识应该与时令有关；九宫和游年八卦也是具注历中常用的知识，加之敦煌出土的具注歷中曾出现这种以“法”为名的术数知识杂抄［5］1288-1298，故而将俄藏A1号文书视作择日类术数知识的辑录似乎更为合理。不过游年八卦主要用于表示年份顺序，与《易》之八卦不同。

隋人萧吉的《五行大义》中便有关于八卦游年的记载，敦煌的择日类文书中也出现了此类知识。西夏文献中虽未见对八卦游年的详细介绍，但是俄藏Инв.No.6771文书中，撰者将《八卦体》《六十四卦名》等易卦知识的内容与有关时日禁忌的《六旬空亡日》抄在一处［14］，可见在西夏人的观念中，易卦确实与择日存在联系。

（三）八卦物象

八卦对应各种物象，是易卦体系区分事物属性和类别的主要方式，也是将占卜所得的卦象与实际事物相联结的重要媒介。黑水城文献中出现了不少关于八卦物象的记录，主要有以下两种：

1. 身体物象

《易·说卦》将八卦与人体的八个部位相对应：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15］。而英藏Or.12380-1480西夏文《卜占书》残页也有“乾者头骨”“艮者为手”等内容［16］，说明《说卦》版本的八卦物象在西夏已有流传。

不过西夏人对身体物象的理解并非完全来自《说卦》，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阐发。如Or.12380-

3235号西夏文写本［17］，聂鸿音先生判定其为占卜书，并译释了其中的部分内容［18］。其中“占病”一条就附有八卦对应身体物象的详细记录：

翗縂荒槽：淖落蚀皽，緵蚀荒；寞落皽荒，絧孽；径落登縦荒，臔聜荒；繪落碟登荒，緐群艢糐荒；曲落碟礗荒，冉荒；拎登命荒，皝羕荒；籂落礗縦荒，纎痰糣荒，簫落礗命荒，伴惠荒。

唯病之属：乾者（为）父母，为头、眼；坤者为母，（为）心腹；震者为长男，为手足；坎者为中男，为耳、脊、肾脏；离者为中女，为眼；艮者为少男，为背胸；巽者为长女，为腰、骨髓、风；兑者为少女，为口齿。

此处记录的“乾坤生六子”与《说卦》基本一致，而身体物象变化较大：除离卦外，各卦对应了不止一处身体部位：《说卦》中与艮对应的“手”被归于震；乾和离则均与“眼”对应，不过在六亲部分也出现了乾卦对应父、母这样与坤卦内容重复的情况，或是抄者讹误所致；至于“艮为背胸”“巽为腰、骨髓”等说法在汉文文献中未见记载，应是西夏人的自创。不过有的说法能够从卦辞、五行理论中找到一些理论依据，如肾脏在五行中为水，与坎属性一致；又如艮卦卦辞有言：“艮其背，不获其身。”［15］281身体物象的丰富是为了在占病时更精准地对应患病部位，西夏人对身体部位的归类，表明其已经理解了八卦的属性差异，并且能够灵活地运用于占卜之中。

2. 自然物象

八卦对应的自然物象也见于《说卦》，乾—天、坤—地、震—雷、巽—木、坎—水、离—火、艮—山、兑—泽的搭配，是在描述卦象结构时用以指代八卦的常识性内容。目前所见的西夏文献中，涉及六十四卦卦象描述的文献共有三件：《六十四卦图歌》完全遵循这一使用习惯{1}；TK153V·B60V《卜筮要诀》的“八卦物象”部分出现了“震为云”和“兑为树”的组合［19］；而Инв.No.6771《秘密供养典》背后抄录的西夏文《六十四卦象》全篇以“兑为树”来表述那些含有兑卦的卦象［18］。这说明西夏人对八卦的自然物象进行了改造，并且形成了“兑为树”这样固定的用法。

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彭向前先生认为是八卦物象的衍生［20］，王巍则提出《卜筮要诀》中八卦物象的变化可能是西夏人将卦名翻译为西夏文后，又回译成汉文本的结果［21］。但是在同一文书的“六十四卦名”部分，两卦仍然写作“兑为泽（误写为擢）”和“震为雷”，因此必然不是翻译错误。而同一文书出现两种表述，可见撰者在抄录文书时，这种改变尚未成为西夏人的固定认识。而物象衍生的观点也无法解释八卦物象的变化，因为《说卦》中八卦与自然物象的搭配，不仅是描述六十四卦卦体的工具，更是《易》构建宇宙论、衍生万物的基本元素。《说卦》云：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15］382

通过八种物象之间的对立、融合，其性质和状态产生变化，从而生成万事万物。这种核心概念的改变，显然不是物象的衍化能够解释，其背后理应有其文化和学理方面的动机。尤其是八卦中唯有兑卦和震卦出现了物象的变异，而最终只有“兑为树”出现在西夏文材料中，成为西夏少数民族群体描述易卦的固定用法，这表明西夏人对兑卦和树的认知与汉地易学有所不同，才会将二者相关联，形成独特的用法。

就二者的含义而言，兑卦代表正西方，五行属金；西夏地处西部，五德为金［22］。因此西夏人很可能将兑卦视为代表自身的卦象，因而赋予其特殊的意义。树在五行中为木，与兑并没有直接关联。不过西夏占卜与佛教文化联系较为密切［23］，而树在佛教文化中是具有神圣意义的物象：释迦牟尼诞生于娑罗树或无忧树下，思考于阎浮树下，成道于菩提树下，涅槃于娑罗树下，关于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中，也有多处提及“圣树”［24］。故而“兑为树”很可能是西夏人通过佛教文化诠释易卦，以此彰显西夏自身地位崇高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三件文书中撰写时间最早的应是《卜筮要诀》，《六十四卦图歌》次之，《六十四卦象》最晚{2}。就内容而言，《六十四卦图歌》与汉地的易类知识一致，是纯粹的舶来品；《卜筮要诀》开始出现变化，但仅用于八卦物象，未涉及六十四卦；而西夏文《六十四卦象》将“兑为树”的组合贯彻始终，形成西夏人对易卦的个性化解读。这些材料勾勒出西夏人对易类知识由接受到改造，并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固定知识内容的趋势。这不仅与文书形成的时间顺序相符，也反映了西夏人学习易类知识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

（四）卦辞卦诗

目前所见的西夏文献中，写有卦辞、卦诗的只有《卜筮要诀》和《六十四卦图歌》两件汉文材料。前人分析这部分内容时，多根据《易》的经传内容进行释读，认为这些文句的含义脱胎于《易》的卦爻辞，其中隐含着经学的义理{1}。

这种研究方法虽有助于理解文意，但往往忽视了文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传播路径，容易对经传内容在西夏的流传情况产生误判。由于这两件文书的祖本源自宋朝，并不能直接反映西夏人对文中经义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加之西夏文材料中也未曾发现此类内容，说明西夏人很可能并不理解这些辞句的出处和背后的意义，只是将其视作占卜断卦的结论性表述，依样抄写而已，更谈不上从义理层面加以诠释。

以上四类知识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易》的卦名、卦象，乃至义理层面的内容，究其根本，则都是源于汉地的术数文化。其中十二钱卜法和择日法仅在形式上借用了卦名，身体物象则是附属于其他的占卜术，而且这些只涉及八卦，与《易》的关联相对薄弱；自然物象和卦辞、卦诗主要出现在易占类文献中，也涉及六十四卦的内容，与《易》的关系较为紧密。

许建平先生曾提出敦煌人学《易》与科举关系不大，或许只是为了更好地學习与理解易占、卜法之类的占卜术［25］。而西夏易类知识的流传主要依附于术数文献而非经学著作，可见西夏人学习和使用易类知识的目的很可能也是以占卜为主，而非研究儒学。《番汉合时掌中珠》将八卦与干支、五行、星宿等术数概念并列于《天相中》［26］，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这种观念在西夏民间逐渐形成思维定式，势必会影响西夏易学的发展。

二 西夏官方引进易学著作与

《周易卜筮断》的学术取向探微

易学发展不仅需要相关的文化背景，也离不开官方对儒学的支持与倡导，二者对易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都会产生影响。因此西夏官方经学知识的来源，是分析西夏易学形成条件的主要线索；而《周易卜筮断》作为西夏官方在全国推广的学术作品，其研究方向的选择及其原因，则是解读西夏官方易学形态的关键所在。

（一）西夏引进的易学著作

易学著作由官方途径流入西夏的明确记载，是谅祚向北宋求取典籍一事。宋英宗“以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夏国”［27］。其中《周易正义》“专崇王（弼）注”，是义理易学的代表性著作。不过该书在西夏并未被翻译和推广，对易学发展难以产生实质的作用［1］。

聂鸿音先生曾根据西夏儒学类文献的学术流派，推测西夏或有意以新经学派的作品作为官方儒学教材的底本［2］，这也是北宋中后期官方学术的主流派别。而新学具有代表性的易学作品，是王安石所撰的《易解》。该书以阐发义理为主［28］，如果西夏以新经学派作为官学的基底，其易学研究的方向应是义理之学。

此外，西夏还向金朝求购儒、释书籍［29］，而金朝官方的儒学典籍主要来自于宋朝：金军攻占汴梁后，带走了北宋官府的藏书［29］1697；皇统二年（1142），金朝又与南宋恢复了榷场贸易，儒学书籍流通的渠道基本畅通［29］1113。金朝官方规定的易学教材也是王弼、韩康伯的注本［29］1131，西夏并无求购的必要；而从金朝中后期儒学发展的情况来看，诸如邵雍、程颐、苏轼等北宋儒士的易学著作颇为流行［30］，故而此次购书很可能旨在引入北宋的儒学著作。

综上，自域外传入西夏的易学文本几乎都是以义理之学为主。换言之，西夏官方掌握的易学文本更有利于义理易学的发展。

（二）《周易卜筮断》与西夏易学的治学取向

斡道冲以西夏文撰写的《周易卜筮断》，是目前关于西夏易学唯一的记载。然而该书未曾传世，其内容、体例不详，仅在虞集的《西夏相斡公画像赞》一文中略有提及。因此前人谈及此书时，对其性质往往莫衷一是，或归于儒学著作，或视为占卜书籍{1}。

实际上，虞集撰写此文，是为了赞颂斡道冲为西夏儒学作出的贡献。西夏人以斡道冲的画像从祀孔子，并推行到各郡县的学校，足见斡氏在西夏儒学方面的崇高地位。在此语境下，专门提及斡氏创作的《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 ［4］321”，该书理应是易学著作，方能作为其在儒学方面的功绩加以称颂。

学者们之所以对该书的性质产生分歧，主要因为此书以“卜筮”为名。单就题目而言，此书应是探讨《易》所记载的大衍筮法，既然以筮法为主要议题，应是象数易学的著作。然而西夏官方获得的多为义理易学典籍，斡道冲的家族又世代掌西夏国史，能够接触到西夏的官府藏书，他幼年中举，长通五经，其所通之《易》也应是义理易学。斡道冲何以将卜筮作为论著的重心？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其一，西夏缺少发展义理易学的学术底蕴。《易》是儒家经典中最为深奥的一部，而义理之学旨在阐发《易》的经传内容，要求习者不仅能够理解辞句本身的含义，还要从中提炼出符合儒家价值观念的道理。西夏人长期以来对儒学缺少兴趣［2］，乾顺时期才开始致力于兴建学校，缺少发展义理易学的人才基础。何况正如上文所述，西夏人长期将易类知识视为术数的一部分，而筮法作为占卜术的一种，其所依循的象数理论只要“聰明能算，亦可以推”。从筮法的角度解《易》，更符合西夏人的知识背景，便于推广和普及。

其二，斡道冲很可能受到宋朝易学的影响。原本王弼主张扫除象数，是为了纠正汉代易学过分夸大象数的作用，然而其矫枉过正，导致象数被视为《易》之末流，甚至异端［31］。因此宋儒在研究易学时往往兼及象数、义理，有所侧重而不偏废。如程颐虽然主张理在象数之先，但并未否定象数，而是强调“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32］；邵雍则认为“易之数穷天地始终”［33］；苏轼也提出《易》是卜筮之书［34］，他们不同程度地强调了筮和数在易学中的重要性。斡氏或是受到宋朝义理易学思路转变的启发，注意到卜筮在易学中的重要意义，从而选择以卜筮作为解《易》的重点。而且斡道冲担任蕃汉教授后不久，西夏就向金朝求购典籍［35］，不排除是其极力促成北宋易学文献的引进，并在研究中汲取了宋儒的观点。

不过西夏易学虽然以卜筮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与宋代易学对卜筮的重视恐怕有本质差异：宋儒是在前代易学的基础上，检讨以往象数和义理之学的利弊得失，其对卜筮的探讨是以还原经义为目的，力求恢复《易》的初始语境，落脚点仍偏重于义理的阐发［36-37］；而西夏易学尚处于释读文本的初始阶段，解读卜筮是因为《易》作为卜筮之书的本质。

聂鸿音先生认为《周易卜筮断》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在西夏中期开始萌芽的标志［2］。诸如《六十四卦象》和《掷卦本》等易类知识较为丰富、系统的西夏文文书也都撰写于仁宗时期，说明西夏易学确实在这一时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且在占卜术中有所呈现。这也印证了占卜确为西夏人学《易》的主要目的之一。

结 语

易学是儒家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材料的限制，以往学界在探讨西夏儒学时，对易学的论述十分有限。笔者通过分析出土西夏文献中易类知识的性质和来源，可以发现易类知识在西夏民间的传播主要依附于术数，其内容更接近象数学，与义理之学关联较少。

西夏官方通过与宋、金的交流获得了儒家典籍，但是并未体现在西夏儒学的发展进程中。斡道冲撰写的《周易卜筮断》表明西夏确实出现了易学的萌芽，并且在夏仁宗崇儒的政策推动下，试图向西夏民众普及相关知识。由于西夏人长期将易类知识视作术数而非经学，缺少探研儒家义理的学术底蕴。加之宋代易学对卜筮的关注，促使西夏易学侧重于对筮法的解读，研究形式更接近象数易学。

值得注意的是，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易学发展也出现了类似的倾向［30，38］，可见较之义理之学的微言大义，偏重于占卜实践和神秘信仰的卜筮，对于缺少儒学底蕴的少数民族人群更容易接受，这是影响官方易学研究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西夏易学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西夏多元文化的形成模式，对解读少数民族政权推行和发展儒家学术的基本模式也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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