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先海 李兴利 整理

摘  要：档案的“发现”，是一种极有意思、极有意义的过程，通常能够带来“不可言说的欣喜”。档案的“发现”分为馆内和馆外两部分，馆内部分要求各档案馆做好档案资源的收集工作，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档案资源的挖掘工作；馆外部分要求各档案馆做好档案征集工作，通过加强档案宣传工作、制定合适的奖励机制，以及做好对外交流合作将留存在民间或散落在国外的档案征集进馆。各档案馆必须强化政治引领、把握时势走向，加快档案数字化进程、加大档案开放工作力度，同时注重档案宣传教育、强化档案资源管理，方能使档案的“发现”与发布收到事半功倍之良效。

关键词：档案收集；档案开发；档案利用；档案编研；档案展览；档案公布；档案开放；档案数字化

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archives is a very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process， often bringing about ‘unspeakable joy. The  ‘discovery of the archives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museum， and the internal part requires the archives to  to do a good job of collecting archival resources and excavate the archives resources on this basis; the outside part requires the archives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work， develop appropriat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make foreig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ll archives must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guidance， grasp the current trend，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the digitization， increase the opening work of archives， pay attention to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archives，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archives resources， so that the ‘discovery and release of archives can get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Keywords： Archives collection; Archives development; Archives utilization; Archives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Archives exhibition; Archives publication; Archives opening; Archives digitization

李興利（焦作市档案馆）：近期，有几则关于“档案”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一则是，浙江省档案馆将过去作为“镇馆之宝”，珍藏在特藏室的15件中国渔民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俘事件档案集中对外展示，吸引了中央、省级各大媒体全面采访报道。另一则是，河南省杞县档案馆发掘重现了焦裕禄同志于1952年在杞县土改工作中写下的手稿。还有赵一曼烈士1927年9月至1928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填写的“学生党的工作经验调查表”和亲笔写给莫斯科中山大学领导的信等档案史料被成功征集回国。本期沙龙，请各位同行围绕档案的“发现”与公布，谈谈档案开发利用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刘东斌（濮阳市档案馆）：这又是一个老问题，当然，老问题在新形势下也应该有新认识。其一，认识“发现”。对于档案的“发现”以往不少受到诟病，我认为问题不在档案“发现”本身，而在于“发现”一词的误导。其实，大多数所谓的“发现”某某档案，在其收藏的档案馆大家都知道，甚至在当地也都知道。如上面所说的15件中国渔民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俘事件档案。对此，用档案公布一词比较合理。不过“发现”一词有吸引眼球的新闻效果，只要不引起误读误导，适度即可。尤其是不要在“发现”前加“在整理某某档案中”，这句最易引起误读。至于既用“发现”又不引起误读，在“发现”前加适当的理由则考验着档案人的智慧。其二，准备“发现”。档案馆人要在“发现”档案方面有所作为，就要提前准备。提前准备就是熟悉馆藏，这同样也是老问题了。熟悉馆藏不仅只是知道都有哪些全宗，都是什么档案，最主要的是熟悉馆藏档案的详细内容，而且对本地与在全国有影响的相关人物、事件等也要了如指掌。虽不能说把所有的馆藏档案读一遍，但重要的馆藏以及与在全国有影响的相关人物、事件的档案都应当通读一遍，尤其是后者不仅只读文书档案，应包括所有的馆藏档案。然后，进行梳理，将其中认为有可能作为重要“发现”的内容分类作为“发现”储备。当然，也可以作为本馆档案展览以及档案宣传的重要内容。其三，适时“发现”。在熟悉馆藏做好“发现”储备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需要适时公布其最适合的某一“发现”储备。这样既能提高档案宣传利用效果，又能最大化的发挥档案的价值。

郭东升（临清市档案馆）：看了刘东斌老师的帖子，想起当年发表在档案杂志上的争论。这篇是《还能发现什么》，那篇就是《还能发现许多》，很热闹了一阵子。正如刘老师说的：“‘发现一词有吸引眼球的新闻效果。”我们档案馆自然乐于而且必须还能发现和公布下去。实际上刘东斌老师担心误导的这个发现完全是为公布造势的发现。公布在于时机，“适时‘发现”是抓档案宣传效应审时度势的战略机遇学问。而刘老师说的“准备‘发现”才是档案馆人业务水平的硬功夫、真实力。为此，我们档案馆人必须大练准备发现的硬功夫，把这档案的发现公布作为作为一项大业务来抓、作为一个课题来做、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准备发现的档案馆人，要天天泡在档案馆藏里，苦心发现馆藏档案的新价值，就是老档案与社会新热点对接产生新思想、新功能的价值，要这样逐步发现、积累，逐步建立自己庞大的准备未来档案库。负责公布的档案馆人，自然也要非常熟悉本馆准备的未来档案库藏。

吴雁平（开封市档案馆）：“档案”的发现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所以有意思是这个档案加上了引号。为什么要加引号，设问者没说。想了想，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可以再想想。一是从档案的主体性来再想想，这些被发现的“档案”，有一个是谁的档案的问题。如果这份“档案”涉及多个地方的多个单位，又该如何落地呢？在强调所有权、隐私权的当下，又该如何妥处？二是从档案与文献的关系来再想想，有一个这些被发现的“档案”，在被发现时，是档案？还是文献的问题。从设问者给出例证看，这些被发现的“档案”在被发现前，并不是档案，而是文献。这种将文献变为档案的情况，在基层馆颇为普遍，不足为奇。需要再想想的是，文献与档案之间的这种互转性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们又该如何利用这种规律性。三是这些被发现的“档案”，现在看是档案，而未被发现前为何没有成为档案？作为档案人，我们在为发现新“档案”而欣喜的同时，是不是应当再想想，这些新“档案”当时没有成为档案的原因，是条件问题？还是认识问题？是技术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是能力问题？还是执行问题？是个别情况？还是普遍问题？找到问题的缘由，施以对策，力求将发现新“档案”的效益最大化。

孙大东（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的“发现”分为馆内和馆外两部分，馆内部分要求各档案馆做好档案资源的收集工作，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档案资源的挖掘工作。杞县档案馆发掘重现了焦裕禄同志的手稿，说明其做好了档案收集工作，且认真进行了馆内资源的挖掘，值得同行学习，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发掘时，应重点关注红色档案和先进个人档案史料的发掘工作，以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和弘扬先进精神。馆外部分要求各档案馆做好档案征集工作，通过加强档案宣传工作、制定合适的奖励机制，以及做好对外交流合作将留存在民间或散落在国外的档案征集进馆。赵一曼烈士的档案被成功征集回国离不开良好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因此，未来应继续加强与国外档案机构的合作交流，将更多珍贵的档案史料征集回国。接下来再谈谈档案的公布，浙江省档案馆对外展示的“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俘事件档案见证了中央在二战时并肩作战、共同抗敌的同盟友谊，而今年恰逢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此时将这部分档案对外公布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感人的故事，增进中英关系，可见档案公布时应选择合适的时间。因此，各档案馆应统计并掌握馆藏档案的形成时间，在合适的时间节点对外展示馆藏档案，从而更好地体现档案的价值。此外，在档案公布时也应创新展示形式，并积极通过新媒体进行宣传推介。

程媛媛（焦作市档案馆）：这里档案的“发现”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增量的发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前置发现”。比如说档案的征集，针对的是馆外档案资源。需要档案工作人员拓宽征集范围，加大征集宣传，营造征集氛围，丰富征集手段，尽量使纳入馆藏范围的档案材料应发现尽发现，应征集尽征集，从而海纳百川，让档案馆真正变成大资料库。第二重则是指存量的发现，我们称之为“后置发现”，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档案信息的挖掘”或者“档案资源的开发”。需要档案工作人员练就慧眼，从档案馆这个大资料库中，结合主题寻找线索，让躺在馆里的“死档案”变成现人爱读的“活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重含义和公布档案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关系。“前置发现”是基础，其重点是“藏”，要通过“藏”把档案保存下来，而“藏”的最终目的则是“用”，就是要档案工作人员通过“后置发现”，提取档案本身存在的各类信息以备用。想要做好档案的“发现”与“发布”，有几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要强化政治引领。“档案工作姓党”，因此政治性就是档案工作的第一属性。无论是档案的“发现”还是“公布”首先要从政治角度出发。浙江省档案馆把“镇馆之宝”公布于众首先就是出于政治层面上的考量。二是要把握时势走向。习近平主席复信“里斯本丸”号船幸存者家属后，浙江省档案馆随即将珍藏在特藏室的15件相关档案集中开放，这也是档案及时服务时势的有力力证。三是要夯实档案之“技”。从“河南省杞县档案馆发掘重现了焦裕禄同志于1952年在杞县土改工作中写下的手稿”这则新闻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份档案是馆藏档案，只是当时没有发现是焦裕禄同志的手稿。技术的发展对档案开发人员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就是具备读懂档案的能力、融合数据的能力还有从海量数据中讲述档案故事的能力。

王凤珍（台前县档案馆）：要充分发挥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档案的“发现”至关重要，档案工作者如果缺乏一双“发现”的慧眼，即便馆藏档案再丰富，诸多珍贵档案也只能尘封库房、无人问津，档案的价值和作用便无从谈起。其实，档案的“发现”与否，实质上就是一个服务意识问题，必须摒弃传统档案被动式服务的思维定势，从过去沿袭下来的旧观念、旧模式中解脱出来，树立超前服务、主动服务意识，切实做到对馆藏档案种类、数量，特别是要对馆藏“珍贵”档案了如指掌。在做好馆内“发现”的同时，还必须扩大“发现”面，注重向社会征集档案，也就是程媛媛老师所说的“前置发现”。我们要多层次、多渠道地征集，不断丰富馆藏内容、优化馆藏结构，使馆藏能更加全面地揭示本地区的历史面貌，反映本地區的地方特色，这是馆内“发现”的前提和物质基础。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档案能否“发现”关键还在还在于提高档案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培养能通过关注社会发展动态，及时捕捉时代热点的能力，这样才能在“合适”的时间让“合适”的档案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余厚洪（浙江丽水学院）：档案的“发现”，是一种极有意思、极有意义的过程，通常能够带来“不可言说的欣喜”。比方说，徽州民间文书档案的大量发现，为徽州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史料，有助于借此展示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侧面。近些年，在浙江省松阳县石仓村，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的明代至民国时期的民间文书。《石仓契约》所辑录的民间文书，为回望、勾勒、诠释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形态提供了可靠的佐证史料。在石仓林林总总的契约中，乡土历史得以定格，也借此得以赓续，从这些新发现的民间文书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商业精神的契约社会，可从中窥探乡土社会“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背后的逻辑。毋庸置疑，新发现和公布的档案，以其历史佐证价值、经济社会价值、科学研究价值、集体智慧价值、文艺创作价值等昭示着其独特的魅力，需要进一步加强普查、征集，在发现之后要大力加强保护、注重宣传教育、强化信息资源管理。

李宗富（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这三则档案“发现”与公布新闻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档案馆注意和反思。一是焦裕禄同志的两件手稿和赵一曼烈士在俄珍贵档案史料被成功征集回国均是由档案馆之外的机构和工作人员“发现”或完成的；二是焦裕禄同志的两件手稿和15件中国渔民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俘事件档案原本就保存于档案馆内。为什么这些珍贵档案大都是由外单位而非档案部门“发现”的？按理说这些珍贵档案本来就保存于档案馆内，档案馆工作人员应该是更有条件、机会和可能“发现”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个中原因是什么，值得深思。基于这些新闻现实，我认为有关档案的“发现”与公布工作，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档案机构和同行考虑。第一，加强馆藏档案的内容管理。当前不少档案馆和工作人员对于档案内容的关注和研究日益见少，对本馆“家底”尤其是对档案内容了如指掌、熟稔于心的业务骨干少之又少。如此情况和现实，想要及时“发现”馆中珍档自然也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因此，要想及时“发现”档案珍宝，首先需要加大对档案内容的关注与重视，加强对档案内容的研究和管理，成为档案内容的行家里手。唯有此，才有可能在适当的时机及时发现并公布珍档。第二，加快馆藏档案的数字化数据化进程。当前，尽管各级各类档案馆正在大力推进馆藏档案数字化数据化工作，但距离全部档案数字化特别是完全数据化的目标和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假以时日，如果馆藏档案全部数据化了，那么再“发现”珍贵档案也许就不是难事了。因此，在国家大力推进档案数字化的进程中，档案馆要主动借助各种信息技术加快本馆档案的数字化数据化进程，从数据、技术层面加强对馆藏档案内容情况的掌握和把控。如此，自然也能有助于及时“发现”档案珍宝。第三，加大馆藏档案的开放鉴定审核及服务工作力度。新《档案法》和《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等都对档案的利用和公布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还对经济、文化、历史等类档案的开放做出了专门要求等。如果档案馆能够及时加大馆藏档案的开放鉴定审核工作，做到应开即开、能开尽开，加快开放档案的公布利用服务等，让社会公众能够方便快捷地接触、查阅到档案，进而通过群众的眼睛和力量，或许也能够及时发现一些珍贵档案或宝贝的。第四，加强馆内各类人才的培养培育。以上这些措施要想及时有效发挥作用，不仅需要有熟知档案内容的业务骨干，而且还需要有各类专业的信息化技术人才，更需要有精通档案管理的专家和服务能手等。为此，就需要档案馆及时加强各类专业人才的引进、培养、培育等工作，在档案馆内形成业有专才、才有专用、才尽其用的干事创业环境和氛围，进而推动包括档案“发现”和公布利用服务等在内的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晋级进位。

黄琥（中原油田分公司档案管理中心）：很开心看到这几则有关档案的新闻出圈，它打破了人们对档案工作远离热点、无缘焦点、缺少亮点的固有形象，成功让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唱主角，让世人对档案的价值和地位刮目相看，档案服务大局的能力得以彰显，档案工作的影响力得到提高。总结档案“发现”和“公布”取得良好社会效应的经验，有这几点体会与大家分享。一是发现的时机很重要。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焦裕禄同志诞辰100周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面对这些社会热点，档案人牢牢把握住了机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巧思细想精谋划，于热点前后适时推出档案展览，用历史真相擦亮人们的眼睛，唤起人们的记忆，促使热点“沸腾”。而档案也成功吸引大众眼球，将存史资政育人的功效发挥到最大化。二是丰富的馆藏是基础。养档千日，用档一时。如果在大事、要事前希望档案能挺身而出、佐证发言，那么日积月累的丰厚馆藏，就是档案人取之不竭的素材宝库。反之，哪怕有好的创意和思路，也会因资源不足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让人信服。如何丰富馆藏？还是那句老话，多一点档案人的职业敏感，但凡觉得有价值，日后查考有可能用到的，收集、征集、接收捐赠等多种方式全部用上，能收尽收，应归尽归，多多益善，宝贝足够多了，终究会有合适的机会在世人面前展现。三是打造数字档案馆迫在眉睫。从相关新闻中得知，焦裕?同志的手稿是档案人员在档案馆翻阅了5万多份档案，历经20多天时间发现的。由此可以推断，这部分档案没有实现数字化，查找、鉴别还需要到馆藏中调出实物加以确认，造成档案人员工作量的增加，也延长了查阅时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数字档案馆的重要性。数字档案馆的打造，不仅方便了借阅者可以通过电子传输或拷贝复制的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減少老百姓不必要的奔波劳碌，对档案人员同样也是一种福利，人工查阅需要一二十天才能完成的工作，打造数字档案馆后，打开电脑、点击手机APP，分分钟即可完成操作。四是壮大档案编研力量。虽然轻整理、重利用已提了N多年，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大部分档案馆还是电子、纸质、数码音像，无论哪一种载体的档案都要收集进馆，相当一部分档案人员不得不把大量时间用在收集、整理环节，盘活馆藏、潜心编研，确实分身乏术、心有余而力不足。壮大档案编研队伍，招募一批热爱历史的志愿者，针对某个选题、某个即将到来的热点，由档案编研人员和志愿者以项目组的形式，共同编著成果、设计展览、发布微信微博、拍摄专题片，在合适的时机发现、公布相关档案，为历史佐证，引百姓关注，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选择。

*注：本文系根据“档案专题沙龙微信群”中的跟帖发言整理，观点仅供有兴趣者作进一步研究参考。

（作者单位：1.濮阳市档案馆  管先海；2.焦作市档案馆  李兴利；其他略  来稿日期：2022-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