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分级诊疗，上下级医院双向转诊，是我国多年来高度重视的医改举措之一。然而，各方力量推动多年，大量慢病患者依然趋向于在大医院就诊。

早在199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提出双向转诊制度，不同级别医院间建立医联体，对于危重症、疑难杂症患者基层医院可转诊至综合医院，患者病情稳定后，可返回原基层医院继续治疗或进行慢病管理。此后，落实双向转诊制度在“十三五”和“十四五”的国民健康规划中都是一大重点，利用互联网远程医疗、建立医联（共）体、提高基层诊治能力等多项举措齐发，支持和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和进行慢病管理。

多年来，各地双向转诊量虽有所提高，但下转与上转相比，仍然差距悬殊。例如，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转至总院的慢性病患者达49858人，下转至基层医院的患者仅518人，上转和下转的比例为96﹕1。《中国全科医疗》杂志目前刊登了一项研究，对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街道2013—2018年双向转诊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作为全国转诊情况相对较好的社区，下转人数与上转的相比，也相差6～7倍（2013上转511人，下转68人；2018年，上转 529人，下转79人。）

目前，綜合医院与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主要有4种双向转诊模式：医院与社区合作、“托管”模式、院办院管、以利益为导向的松散式合作模式。大多数地区采取第四种松散模式，即双方医院构建医联体、签订合作协议，因为在这其中并没有太多经济上的激励，若是综合医院把患者下转到基层医院，医院、医生的收入会降低，而基层医院全科医生收入基本“固定”，双方都缺乏动力。另外，从信任度来讲，大医院医生对基层医院医生的信任度不高，下转后一旦患者出现问题，责任划分也很麻烦。从患者层面来看，医疗服务事关健康生死，通常选择“就高不就低”，有病就去大医院。有些社区卫生医疗机构医护人才、慢性病基本药品都不足，患者就诊意愿自然会降低。

解决慢病患者“下转难”问题，双向转诊的政策激励须抓紧完善。对大医院来说，如果患者每人拨款相对固定，缩短患者住院时间、节约医疗资源，医院经费就可以留下更多，推动慢病患者下转的意愿也就更强。此外，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必须加强，地方政府与医疗机构应建立配套的全科医师培训机制、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等，提高基层医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