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轼这一生，行程很满。南渡北归，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

其年少登科，才识皆茂，早年得文坛领袖欧阳修称赏，名动京师。照理来说，前途不可限量。自然，当世人所说的“前途”，大抵与“仕途”相关。谁能相见，苏轼平步青云不过数载，天人永隔的离丧接踵而至。

鲜衣怒马，烈焰繁花后，一抔黄土，两座新坟，先后埋下他的贤妻、严父。生死之事，由天不由己。每每思量，甚为锥心。

“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午夜梦回，短松岗畔，苏轼总能想起父亲苏洵曾作文《名二字说》，教导他要如车前横木，不可或缺，亦不可过于显山露水。

知子莫若父，知夫莫若妻。

苏轼往往将世间之事、世间之人想得过分美好：“上可陪玉皇，下可陪乞儿，天下无一不好人……”

久闻此言，王弗亦有规劝：“高朋满座未必佳。”可惜，王弗之语，入苏轼耳，却未曾真正萦于其心。

返京复出京，每一任上大抵不过一二载即迁。皇命不可违，苏轼偕同一大家子不辞辛劳地奔波着。

后世之人大多只知苏轼诗词文章绝佳，轶事迭出，未可知这位生活美学家、大文豪实际上是个能吏。

为君分忧，为民求利，乃大多为官之人的初心。苏轼对清平世界心向往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全更多黎民百姓的天真、安乐。

农耕时代，百姓看天时吃饭。遇上旱灾大抵赤地千里，碰上水患则有灭顶之忧。每到一地，治水一方，成了苏轼为官经年绕不开的使命。

任凤翔府判官时，关中春上大旱。苏轼因势利导，决意在城内修建利民湖。多番考察后，他发动当地官民疏浚城東南饮凤池，引城西北凤凰泉之水入池为湖，后题名“东湖”。“水多则蓄之，干旱则泄之”，这样的举措一经施行，成就百里沃野，一府军民，共沐此恩。

为官一任，泽民一方。任徐州知州之年，黄河在澶渊决口改道，泛滥横流，数十州县转瞬即遭侵蚀。“善淤、善决、善徙”，这样的特征足以使黄河下游的百姓蒙受大难。正值盛夏，暴雨如注，昼夜不止，城南两山拦截于道无法及时泄洪，一时间外城水位高涨。城中富户见情势危殆，无不卷起细软打算出逃避难。万千百姓惶惶然，满城即将覆没于水光之中！苏轼身着短衣，手持畚锸徒脚冲上前线，声明“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此言振聋发聩，民心稍安。在苏轼的带领下，五千余民夫筑起一道头起戏马台，尾联城墙，横跨徐州城东南的长堤。洪水汤汤其势汹汹，然万众一心日夜护堤，与城共存。苏轼冒雨冲风与众人坚守十数日，数次过家门而不入。待雨霁天青，洪水消退，苏轼再度请旨征调民夫增筑故城，取“土实胜水”之意，用黄土饰墙，名为“黄楼”，以防黄河水患再现。现今想来，黄楼已成了一座丰碑，让苏轼与奋勇抗洪的徐州城民一道留存为传世佳话。

在徐州为官一年有余，苏轼博得官民一致爱戴。他卓著的政绩亦被皇帝看到，调令不期而至。百姓牵衣拦道，送了一程又一程，不舍苏轼迁去。

“背归鸿，去吴中。”苏轼恰似一只候鸟，再度迁徙在华夏大地上。

这回，他去往湖州。从徐州到湖州，其实并不算太远。或许合了“人逢喜事精神爽”之语，苏轼优哉游哉，探亲访友，一路走了四十余天。显然，赴任周期太长，会令风闻奏事的御史生出无数言论并上达天听。不过，远离中枢的苏轼哪里顾得到这些？

事实证明，随心而行之人，仕途上大抵不会有太长远的好运。

湖州任上，时间并没有以“年”计，恰恰只有三个月那么短。这三个月，苏轼经历了湖州久旱不雨后又久雨不晴的春夏。他自言还未一尽心力，便因“乌台诗案”下了大狱。

苏轼对新党改革多有置喙，认为他们操之过急。抚今追昔，满腹牢骚无从宣泄，尽入诗中，容人细品。

如其所愿，他的诗作自然会被有心人细品，甚至品出他所上的《湖州谢表》不仅谤讪新政，且大逆不道。

触动逆鳞，因言获罪，对于苏轼来说或早或晚罢了。甚至在某个瞬间，皇帝认为恰恰是祖制出了问题，才让这些文人、大夫无所顾忌。

得罪新党，下狱锻炼。终日囿于铁窗不见天日，以往倨傲心性也该于此消磨去几分。神宗皇帝终究念及旧情，免苏轼牢狱之苦，命其谪居黄州且不得签署公事。明发谕旨，苏轼被彻底政治边缘化。

积蓄愈用愈少，日子过得愈发捉襟见肘。为官近二十年，一家老小不得不数着铜钱计算开支。行到水穷处，免不了饥寒交迫、受人诟病。

寂寞沙洲冷，他便是自己笔下的那只孤鸿。

往事历历，他总是那个喜聚不喜散之人。“平生文字为吾累……”直到这个荒凉之处，落拓如此，他才省悟当年老父、发妻的劝诫该当深省。总算知州怜悯，在城东给苏轼找了块废弃已久的坡地。虽不能立解苦厄，好歹有了些许盼头。从那时起，苏轼与家人一道开垦种田，以期丰收。在一片荒芜中，他造起一座草庐，将其命名为“雪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成了苏东坡——一个将竹杖芒鞋踏遍料峭春风的人。与土地日日亲密无间，纵然劳筋骨、饿体肤，苏轼亦乐在其中，内心获得了久违的安宁。

忽忽五年，在春种秋收中苏轼渐有所悟，平静充实的日子才是人间真味。如此，江海寄余生亦好。无所求，便无所执。

二

入仕之人，自身看淡“前途”并不作数。执棋子之人，永远在金銮之巅，俯视众生——放在黄州这颗棋子，一搁经年，动上一动未尝不可。

为官半生，不知苏轼有没有量度过圣心？或许，圣心以为，苏轼被晾了四年有余，也该懂得进退，合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接下来的任命。未曾想，苏轼在右迁路上再一次任性，绕道江南，前往宜兴。

这是苏轼践行与同榜进士蒋之奇、单锡早年订下的“鸡黍之约”。蒋之奇与单锡，正是宜兴人。

宜兴即阳羡，古来便是鱼米之乡。山承天目山余脉，迤逦入城；水接太湖，湖荡相连，物阜民丰。彼处，实为苏轼心中乐土。与单锡结识后，苏轼惜其人品，将胞姐苏八娘之女嫁与单锡为妻。如今偷闲在此停羁，一访亲人故友，不失为乐事。

“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落成，当作一亭，名只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

万般景语皆情语，情动则词发。苏轼引王右军言，追思屈子，于宜兴通贞观郭知训提举家中写成传世名篇《楚颂帖》。

将日后卜居之所敲定在宜兴，耕读传家，实为苏轼多番思量后下定的决心。心动，则付诸于行。很快，他在宜兴城二十里外买了一块良田。天远堂邵氏庭院中，他又亲手植下一株西府海棠。想来花开时节，定然香雾空蒙。有田无饥馁，有花无俗想。年年岁岁，愿如今朝。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人生起起落落，许多事非人力能及。那就回归自然，从容处世。苏轼倾囊买下一处乡间老宅，筹谋着做一田舍翁，躬耕于野，在藤床瓦枕间日日好眠。

惬意安稳的生活指日可待。苏轼安步当车，与友人在田园间徜徉，忽闻一个老妇人在田埂头啼哭。走近一问才知他用五百缗钱买下的房子正是那老妇人家祖宅，养子不肖，私售产业还债，她不得不露宿荒野，未来生死不知。此情此景令人动容。苏轼既知此事，断不能作壁上观。略做权衡，苏轼与友人召来老妇人之子，当着他们母子二人的面，将买卖契约付之一炬。

几乎掏空了全部身家的苏轼再度陷入困顿：“一家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苏轼前往任所的同时给神宗皇帝上书，希望可以得皇帝慈眷，许他终老宜兴。

将离泗州时，苏轼终得诏旨：允。

恩旨吹散了愁云，苏轼心情舒展，当即长歌“归去来兮”，马不停蹄地带着家眷迁回宜兴，大有当年杜工部“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态。

《满庭芳·恩放归阳羡》

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

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

正當苏轼与其家人额手称庆时，神宗皇帝猝然晏驾，哲宗皇帝冲龄继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临朝听政。

朝廷起复旧员，着苏轼立刻往登州做知州。尚未在宜兴久居，作为“拥趸旧党”的苏轼被天降“红利”率先砸中，田园养颐之旅按下了暂停键。苏轼半世追慕陶潜，却仍旧放不下众生。这道诏令，由不得苏轼不接。到登州第五天，苏轼右迁成为礼部郎中，家眷随之将行囊重新打包，同苏轼一道至京都赴任……

年过五旬，苏轼的仕途似乎终于开始变得不那么曲折，甚至有扶摇上九天之势。圣眷正浓，一家老小亦甘愿陪着他南来北往，折腾了一遍又一遍。

三

若量才而用，苏轼本该在中枢行走。可朝堂上明枪暗箭不断使得苏轼对做京官失去热忱。

外放杭州知州之年，正值杭州大旱。苏轼深知百姓疾苦，立时着手整改杭州水利工程这一大项目。彼时西湖淤塞，民怨沸腾，苏轼上书请求朝廷免除赋税，同时部署疏浚西湖，以工代赈，用淤泥、葑草筑起南北通行的三十里长堤。前朝引西湖水作六井，供民所需。现今六井日渐瘫痪，只能以钱塘江水补充民用。闻得此信，苏轼即命修葺，用瓦筒取代竹管输水。其后，西湖堰闸亦筑造完备，蓄水泄洪均无阻滞。一朝功成，甘水殆遍全城。内城事毕，外城水利修缮便提上日程——钱塘江潮势头汹涌，岸边泥沙淤积，损人毁船之事时有发生。苏轼实地勘察后下令开凿漕河，用盐桥河接西湖水，茅山河接钱塘潮。因地制宜，以水治水。如此，江潮不复入市，长堤景色如画，百姓用水、行船再无后顾之忧。

民有所需，苏轼便夙夜在公，不敢有一日轻忽。历经千万事，他自知此生修心并不会如古井之水，无波无澜。那么，做一位气节凛然的士大夫就是他最后的坚持。

一朝天子一朝臣，旧党取缔了新党变法所有政策，让新党改革成为彻头彻尾的笑话。苏轼对此并未坐视——“一刀切”于民无益。对事不对人，他看清了旧党之弊，又忍不住口诛笔伐。

苏轼反对新党变法“操之过急”，亦不赞同旧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念。于他而言，如今裹足不前、守旧懒政之法亦如洪水猛兽，遗祸世人。做各地父母官半生，看遍黎民百姓饱受苦厄，他所希冀的不过就是居庙堂之人能求同存异，多做实事，少些折腾。

在新、旧两党之人眼中，苏轼反复横跳，无异于“首鼠两端”。不管苏轼怎么想，不管苏轼怎么觉得，反正苏轼的“不合时宜”几乎得罪了所有士大夫。毫无疑问，接下来他受到了朝堂诸公围诘，被已然亲政的皇帝划为弃子。

是进亦忧，退亦忧。左迁外派又成了苏轼下半生的日常。苏轼不得不前往惠州贬所，皇帝诏令其轻车简从。苏辙知晓兄长此去遥遥万里，必遭苦厄，忙凑来七千缗钱作为他们一家十几口人的用度。行至金陵城，长子苏迈谨遵父训，携同家眷分道而行。半月后，抵达当涂的苏轼再次接到降职意旨：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样的结果，想来与当年在黄州的境况一般无二。郑重思量后，苏轼命次子苏迨携妻小也回宜兴依傍苏迈一家居住。之后的路途，他由三子苏过和妾侍王朝云相伴，走一步、算一步。如此，凄风苦雨少些人承受，也好减免他些许后顾之忧。

年近六旬的苏轼翻山越岭、历尽险阻，终于到得世人口中“蛮荒偏远”的岭南。也许此前做了最坏的打算，此地风物比预想之中要好太多。面对岭南丰饶的物产，苏轼这位老饕不禁食指大动：“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能满足口腹之欲，也就没那么心灰意冷。

垂垂老矣，投身南荒，本着为民造福的宗旨，他依旧是位实干家。惠州城东、西两桥年久失修，航道堵塞，百姓竞渡忧患重重。苏轼不肯袖手——他迂回求援，在表兄广州提刑程正辅的斡旋下，落成了联通惠州东、西两江的东新桥。不久，苏轼另捐了朝服之上的犀带，加之邑人筹资，终于将惠州丰湖治理妥帖。丰湖之上自此架起一座用石盐木建成的新桥，名为“西新桥”，给邑人交通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依照百姓心意，苏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官。切切实实地为民众谋福祉、解忧患，若世间官吏都能如此，何愁不见清平盛世？

得尽民心却不得圣心。“元祐之臣终身不得北徙”这一则不成文的规定，杜绝了苏轼回归的念想。长作岭南人，也好。

琴瑟和谐、万里相随。有王朝云在侧，两人默契天成，虽苦也乐。可叹幼子苏遁半岁即夭，王朝云始终抱憾，染上时疫，缠绵病榻日久，最终撒手人寰。佳人易得，知己难觅。长夜漫漫，苏轼只得身着葛衣独弹古调，将心事剖与明月听。远在宜兴的苏迈、苏迨知老父孤苦，携家眷艰苦跋涉一年，才得以与苏轼共聚天伦。

未曾想，受到往事牵连，苏轼被贬去更偏远的儋州，择日即行。

“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苏轼已知天命，抱着必客死僻壤之心，郑重地向苏迈嘱托了身后事。苏过伴他远行，一家人在江边惜别，涕泪悲戚。

“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尽管愈发寂寥，苏轼矢志不渝。每到得一地，便为一地行好事。他与苏过主动承担起教化儋州原住民的重任，带领民众修桥铺路、掘井种粮，同时开帐传道，兴盛一方文化。数年后，儋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横空出世，也令远在朝堂之人瞩目到僻壤之上赤忱不改的苏轼。

哲宗崩逝，徽宗即位，朝廷大赦。

颠沛半世，苏轼在有生之年终得北归故园的旨意，不得不说是意外之喜。一路舟车劳顿，行至常州苏轼便已病殂。几十年来，他不辞辛劳，逆风执炬、踽踽而行。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热爱着他治下的每一片土地，且得到了万千百姓的爱戴。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无论何时何地，作为异乡人的苏轼均执着于为所有人构筑一个他理想中的清平世界。

作者简介：

朱璟秋，90后，文化策划人。已出版长篇小说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