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梦盈

摘要： 一国的内外政策受诸多因素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与其政党政治密切相关。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兼具竞争性与协商性的特点，执政党与反对党联盟之间、政党联盟内部包含了多重竞争与多元合作关系。文章选取“政权内部政党共识凝聚/分裂”和“在野党支持/反对程度”作为两大内外政策影响变量，尝试构建马来西亚政党博弈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进展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并通过纳吉布政府和马哈蒂尔政府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政策回应为验证案例，以期更为客观地解构马来西亚政党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进展影响间的逻辑联系。研究表明，马来西亚政权的频繁变动会直接引致各政党对“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推进的重新博弈或多维博弈，进而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項目进展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关键词：马来西亚； “一带一路”倡议； 政党博弈； 东铁项目； 政策回应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2479（2023）01-072-15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Malaysian Party Game on Sino-Malaysia BRI Projects

Xu Mengying

Abstrac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a country are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but to a large ext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party politics.Malaysian party politic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competitiveness and negotiativeness. There are multipl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ling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alliance and within the party alliance.This paper selects "consensus building/splitt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within the regime" and "degree of support/opposition of opposition parties" as two major influencing variabl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alaysian political party game on the progress of China-Malaysi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projects， and  moreover，verifies the case through the policy response of the Najib government and the Mahathir government on the BRI projects in order to more objectively deconstruct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me of Malaysi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Sino-Malaysian proj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frequent changes of the Malaysian regime will directly lead to the re-game or multi-dimensional game of political parties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BRI projects， which will hav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rojects progress.

Keywords： Malaysi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ame of political parties; East Coast Rail Link; policy response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马来西亚处于大国战略竞争的亚太格局当中，其所承受的国际体系压力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但在此阶段，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政策回应发生突变，可以认为，马来西亚内部因素可能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因此需要廓清马来西亚内部因素对马来西亚对外政策的影响机制，并以此更好地厘清其中的困惑。

一国的内外政策问题和很大程度上与政党政治相关1，马来西亚也不例外。马来西亚政党体制兼有竞争性与协商性的特点，执政党与反对党联盟之间、政党联盟内部包含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23。随着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马来西亚多元政党之间的博弈趋向激烈，这尤其表现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政党联盟内部亦是共识与分歧并存1。自2008年起，马来西亚政党博弈趋于强化2，从逻辑上判断，这将对马来西亚对外政策施以重要作用力。

本杰明·布莱斯（Benjamin Blythe）认为，马来西亚内部政党博弈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推进产生了重要影响3。在2018年马来西亚全国议会大选中，围绕“一带一路”倡议问题，政党博弈上升至新的高度，表现在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以下简称“巫统”）的长期性领导地位首次被希望联盟打破，政党轮替执政使得马来西亚政党博弈进一步演化45。希望联盟取代国民阵线成为新的执政党后，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发生突变——搁置或中断了一系列重要的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6。

有鉴于此，有必要探讨马来西亚政党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之间的相关关系。接下来，本文将集中探讨马来西亚政党博弈情况如何及其如何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施加作用力？为更好地研究上述问题，本文在批判性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政权内部政党共识凝聚/分裂”与“在野黨支持/反对程度”作为两大内部变量，尝试构建解释马来西亚政党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框架，并援引纳吉布政府和马哈蒂尔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为验证案例，以期更为客观地理解马来西亚政党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进展的逻辑联系。

二、相关研究述评

学术界关于马来西亚政党博弈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影响的研究并不多，主要以2018年马来西亚政党轮替前后事件为研究案例，探讨国民阵线与希望联盟之间的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部分学者关注了2018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期间国民阵线与希望联盟之间的政党博弈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影响。具体说来，这部分学者认为，国民阵线与希望联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立场存在明显的分歧。其中，国民阵线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希望联盟则对“一带一路”倡议持不友善态度，认为相关合作项目会加重马来西亚的债务负担，从而损害马来西亚的国家主权。希望联盟取代国民阵线执政后处于政党博弈的上风，直接导致马来西亚重新审查甚至中断一系列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7891011。

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希望联盟上台执政后的政党博弈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影响。这部分学者认为，希望联盟执政后与国民阵线开展政党博弈，上台后先中断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后又重新恢复，以此排挤国民阵线，同时保持和巩固自身权力。具体说来，范若兰和龙泰格认为，希望联盟上台执政后，为了“清算”国民阵线对马来西亚东海岸衔接铁路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东铁项目）而实施“安全化”政策，后因争取民众支持又对东铁项目实施“去安全化”政策，这使东铁项目遭受冲击后又得以重启1。赵洪和王昭晖认为，希望联盟上台执政后，为削弱前任政府势力而搁置部分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后为保证执政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恢复该项目2。王昭晖和孙志强也认为，希望联盟执政后，首先采取以政党竞争为主的“高政治”策略，后实施以经济发展为主的“低政治”策略，以此排挤国民阵线的势力并保持和巩固自身权力，这导致马来西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发生波动3。

从上述解释路径来看，相较于第一种解释路径，第二种解释路径不仅梳理出希望联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还深挖了希望联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的成因。但这种深挖成因的解释路径会导致对希望联盟的过分关注而忽视了国民阵线，不利于对政党博弈进行研究，对理清马来西亚政党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进展之间的逻辑联系也无助益。然而，第一种解释路径也存在缺陷，主要体现在相关学者只关注马来西亚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博弈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影响，却忽视了其政权内部政党之间的政治博弈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的作用力。从理论上来说，对于联合政府而言，政权内部的政党博弈，尤其是政权内部的政党否决权对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这导致联合政府中的政党很可能难以按照自己的立场偏好实施对外政策45。根据现实政治，希望联盟内部缺乏足够的政党凝聚力，这导致拥有执政地位的政党在制定或推行国内外政策的过程中，必然在政党联盟内部发生一定程度甚至是激烈的政治博弈，进而对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形成重要影响力6。因此，在研究政党博弈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影响时，应同时关注其政权内外政党博弈的作用力。

除了无法辨明关键自变量，既有文献还存在理论缺失的问题。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现有文献在对政党博弈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方面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也难以形成一种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政党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合理地关联起来并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将选取专门研究政权内外的政党博弈对一国对外政策影响的理论，并结合马来西亚的现实政治对该理论进行修正，进而构建合适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深入研究马来西亚政党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之间的关系。

三、分析框架：马来西亚政党博弈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影响机制

关于政权内外的政党博弈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的既有理论可分为三类，主要包括政权内部政党博弈的理论1、执政党与在野党博弈的理论2，以及二者皆有的政权内外政党博弈的理论。其中，劳拉·奈克（Laura Neack）、迈克尔·T.科赫（Michael T.Koch）、西贝尔·奥克泰（Sibel Oktay），以及乔·D.哈根（Joe D.Hagan）的理论关注政权内外政党博弈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迈克尔·T.科赫的理论模型强调政权内外政党的政治博弈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认为政党博弈所导致废除或者改变现政府权力结构的总成本（包括机会和交易成本）高低，致使现政府保持、调整或完全改变既定安全政策3。西贝尔·奥克泰的“互相投票”模型同样强调政权内外政党的政治博弈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以政党立场分歧为前提条件，但不考虑政党立场分歧的成因。西贝尔·奥克泰认为，结构上弱势的少数政党联盟和情境上弱势的多数政党联盟都需要关注反对党派的政策偏好和政党利益，以此解决政治反对问题，从而换取政权内外反对党派在议会中的选票支持，这是现政府制定或推行安全政策的关键任务。获得立法支持的过程就是执政党联盟与在野的反对党派之间，以及执政党联盟内部党派之间的政治博弈过程，现政府在博弈过程中可能给予反对党派包括政策调整或改变、提供政府职位等交换条件4。劳拉·奈克的理论则强调政权内外政党的政治博弈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认为（联合）政府的首脑在与国内反对力量进行政治博弈时，尤其在遭受政权内外反对党派的挑战和对抗时，其会利用一国的对外政策开展国内政治博弈；或者与反对党派在对外政策层面缺乏共识时，政府首脑很可能会对对外政策进行调整，以此保持政治权力，以及建立和维持政策联盟5。乔·D.哈根的“政治反对”理论同样强调政权内外政党的政治博弈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他认为，无论在议会民主制、威权主义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碎片化的程度”及“政权外的政治反对力量和强度”是一国对外政策的两大重要影响因素。他以这两大自变量建立理论模型，以此解释政权及其反对力量之间的政治博弈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6。

在上述理论中，齐·D.哈根的理论模型的普适性和操作性最强：一方面，与西贝尔·奥克泰和迈克尔·T.科赫的理论主要适用于安全政策不同，齐·D.哈根的理论模型不仅仅适用于外交政策，还适用于安全政策。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政党博弈理论更适用于对外贸易和援助领域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安全政策7。另一方面，与劳拉·奈克的理论缺乏概念化、操作化信息及解释模型不同，哈根的理论不仅选取了两大关键的自变量，还提供了自变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国对外政策的解释模型8。

然而，直接运用齐·D.哈根的理论亦存在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齐·D.哈根提出的反对力量并非以政党而是以更广泛的国内组织或团体为核心，不适用于马来西亚研究。根据齐·D.哈根的政治反对理论，“政权碎片化的程度”及“政权外的政治反对力量和强度”是一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说来，齐·D.哈根首先提出政权类型，用以判断一国的国内政治情况。其中，西方议会制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反对模式具有多样性1。其次，齐·D.哈根根据政权类型确定一国的政府决策者及政治反对者，同时判断政权领导者如何对待政治反对，以及政治反对对该国对外政策的效果。齐·D.哈根认为，政治反对一般来说包括四种类型：一是政权内部的政治反对，二是在野党的政治反对，三是军事或议会行为体的政治反对，四是地区性团体的政治反对2。基于此，齐·D.哈根选取“政权内部碎片化程度”与“政权外政治反对的力量和强度”作为自变量，并认为二者之间的政治互动对一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力3。但是，根据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其为一个半威权国家，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参与程度非常低，缺乏足够的政治影响力。马来西亚内外政策的影响力集中于执政党及反对党手里。因此，在马来西亚政治中，应以政党为核心概念化“政治反对”，并以此为基础重新选取自变量，构建新的分析框架。

根据上文所提及的修正路径，应缩小“政治反对”的范围，并寻求在自变量中更直观地呈现其属性，故选取“政权内部政党共识凝聚/分裂程度”及“在野党反对/支持程度”作为自变量，同时不再采取齐·D.哈根过于复杂的操作化标准，而是基于新变量和研究问题重新设计操作化指标和项目：“政权内部政党共识凝聚/分裂”是指政权内部政党之间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立场或觀点是否存在共识，并通过比较政权内部反对党派的博弈实力判断政党共识处于凝聚或分裂状态。“政权内部政党共识凝聚/分裂”对马来西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起着主导作用。另外，如前文所述，在马来西亚现实政治中，联合政府内部的政党博弈尤其是政权内部的政党否决权，可能会导致联合政府中的政党难以按照自己的立场偏好实施对外政策45。因此，当政权内部政党共识处于凝聚状态时，执政者能够顺利实施符合其立场的对外政策；但当政权内部政党共识处于分裂状态时，执政者为了巩固其执政地位，不得不根据相对于执政盟友的力量对比，或可能违背其真实的政策偏好调整实际的政策选择。“在野党反对/支持程度”是指在野党反对或支持现政府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立场或观点，并基于在野党的博弈实力判断反对/支持程度。另外，如前文所述，在马来西亚现实政治中，执政党无法忽视在野党的反对力量，在野党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野党反对/支持程度”会对执政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施加反向或者正向作用力。

有鉴于此，本文在修正哈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图1）。具体而言，分析框架的运作逻辑如下：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政权内部政党的政策立场或观点是否存在共识，即政党共识的凝聚或分裂对马来西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起着主导作用；在野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对或支持程度会对政权内部的政党共识状况施加抑制或强化作用，同时对现政府的政策回应起着反向或正向作用。二者互动导致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发展顺利或波动，最终发展演变为三种情况：加强合作、重新谈判、中断合作。

四、案例分析1：纳吉布政府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

2009—2018年，在纳吉布任马来西亚总理期间，中马经济关系处于蜜月期，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经贸伙伴1。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纳吉布政府持欢迎态度，随即积极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发展经贸和投资合作，促使中国自2016年起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投资来源国23。因此，纳吉布政府时期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可成为研究马来西亚政党博弈如何影响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进展的重要案例之一。

（一）纳吉布执政时期国民阵线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共识凝聚

国民阵线由巫统、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以下简称“马华公会”）、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以下简称“国大党”）及马来西亚人民进步党（以下简称“进步党”）4个党派构成。国民阵线一直是由巫统主导的政党联盟，巫统带领国民阵线已经在马来西亚执政60余年45。在马来人占主导地位的马来西亚，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印度人政党国大党及维护华人和印度人权益的进步党的政治话语权十分有限。在国民阵线执政期间，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几乎都集中在巫统手中。可以推断，在国民阵线内部，巫统的博弈实力是远远大于其他3个重要党派的。然而，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马来西亚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尤其是共同推进双边经贸合作方面需要华人扮演桥梁角色，这使得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逐步提高，能够对巫统的国内外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6。因此，通过梳理巫统和马华公会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政治态度，基本可以判断国民阵线关于中马“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政治共识状况。

首先，巫统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持积极态度。一直以来，纳吉布对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马来西亚带来巨大的利益，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社会设施、更高的生活水平和丰富的商业机会1。因此，巫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定支持者。

其次，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同样持积极态度。马华公会重视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发展经贸和投资合作的桥梁，期望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提升自己在国民阵线的政治话语权，提高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地位2。马华公会总会长廖中莱（Liow Tiong Lai）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马来西亚增加出口，特别是农业出口3。面对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他主动为《星报》撰文称，“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为马来西亚提供了实现经济目标的机会4。马华公会前总会长、马来西亚交通部前部长翁诗杰（Ong Tee keat）长期以来致力推动中国与马来西亚及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5。早在几年前，他便声称东铁项目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如果马来西亚早在10年前就实施这项政策，国内的经济形势会大为不同，并认为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收获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诸多红利6。近些年来，他还积极维护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 项目，强烈谴责“‘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的虚假言论7。基于此，可以判断国民阵线关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政治共识处于凝聚状态，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

（二）纳吉布执政时期关键的在野党倾向于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国民阵线在执政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在野党势力存在差异，分别是2008—2015年由伊斯兰党、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组成的人民联盟8，2016—2018年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国家诚信党和土著团结党组成的希望联盟，以及伊斯兰党9。

纳吉布执政时期，在野党博弈实力虽然无法与国民阵线匹敌，但也不容小觑。特别是2015年时，巫统还分裂出一个新的反对派政党——土著团结党，巫统的博弈实力处于衰落的状态10。其中，人民联盟的博弈实力较为强大，在2013年全国议会大选中差点夺取政权。实际上，人民联盟和希望联盟内部并非团结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在野党博弈实力，整体上仍无法与国民阵线相匹敌，但能对国民阵线制定和实施内外政策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1。

首先，通过梳理人民联盟内部政党领袖的政治态度，可以发现人民联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共识凝聚，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关于“一帶一路”倡议，伊斯兰党领袖阿卜杜·哈迪·阿旺（Abdul Hadi Awang）一直以来支持中国投资的大型项目，尤其是他认为东铁项目是巫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首选合作项目2。人民公正党领袖穆罕默德·阿兹明·阿里（Mohamed Azmin Ali）一直以来欢迎来自所有国家的投资，并认为马来西亚从能“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包括资本、技术和工作机会等3。民主行动党领袖、马来西亚驻华特使、马中商务理事会原主席陈国伟强烈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相信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马来西亚带来进步4。

其次，通过梳理希望联盟内部政党领袖的政治态度，可以发现希望联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共识凝聚。如上文所述，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的领袖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强烈支持态度。国民诚信党主席萨布（Mohamad Sabu）认为中马开展“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合作是必要的，这些项目存在技术转让，应该推进5。然而，土著团结党领袖马哈蒂尔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严重威胁马来西亚的国家安全，强烈批评纳吉布政府允许中国投资进入马来西亚6。在申请加入希望联盟之前，马哈蒂尔指责纳吉布在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存在贪污腐败，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会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强烈反对“一带一路”倡议7。2016年2月29日，马哈蒂尔宣布退出巫统，并建立反对派土著团结党，同时联合其他在野党反对纳吉布政府及其相关政策8。但考虑到土著团结党在民主行动党占主导地位的希望联盟中处于较弱势地位，其不得不向政党联盟中的其余3个党派屈服和妥协，以免被盟友淘汰出局或导致联盟破裂910。希望联盟则整体倾向于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即便在选举竞争过程中，希望联盟强烈批评国民阵线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中存在贪污腐败，但也从未提出过全盘否定“一带一路”倡议的观点。另外，土著团结党实际上是从巫统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党，其对抗国民阵线的博弈能力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国民阵线还一直拉拢亲华的民主行动党排挤马哈蒂尔，以此对冲土著团结党的政治反对1。

有鉴于此，可以判断在国民阵线执政时期，在野党人民联盟、希望联盟和伊斯兰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度很高，从而对国民阵线关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党共识凝聚施加强化作用，同时对国民阵线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形成正向作用。

（三）纳吉布执政时期的政党博弈结果：马来西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在国民阵线执政时期，马来西亚积极欢迎“一带一路”倡议，多次与中国推进大型投资项目合作2。2013年2月5日，中马两国启动第一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马中关丹产业园3。2015年11月23日，马来西亚与中国签署了一系列涉及贸易、文化和行政等领域的谅解备忘录和协议4，并同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合作推进大型投资项目，进一步发展中马经贸合作，这标志着马来西亚正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贸易伙伴国5。此后，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继续加强投资项目合作。2016年3月，双方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启动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森林城市”项目6。同年11月，在纳吉布的领导下，马来西亚能源公司与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启动了价值超过31亿美元的两个管道项目7。2016年9月9日，马哈蒂尔建立土著团结党，强烈反对国民阵线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即便如此，2017年8月9日，马来西亚政府还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启动了价值为270亿美元的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核心项目——东铁项目8。临近2018年全国议会大选时，纳吉布仍对外宣称马来西亚应利用好“一带一路”框架，促进国家经济发展9。

综上所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国民阵线内部政党的政治共识凝聚，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支持态度；在野党对“一带一路”倡議的支持度很高，从而对国民阵线关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党共识凝聚施加强化作用，同时对国民阵线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形成正向作用，最终促使马来西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不断与中国加强合作，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在国民阵线执政时期得以顺利推进（图2）。

五、案例分析2：马哈蒂尔政府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

选取马哈蒂尔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作为分析案例，同样能够观察马来西亚政党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之间的关联性：一是在2018年马来西亚全国议会大选中，反对党联盟首次打败了巫统主导的党派联盟，结束了巫统60多年来的政治统治1，凸显出马来西亚政党博弈的激烈性；二是2018年全国议会大选后，马来西亚对华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有所转变，凸显出马来西亚政党博弈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具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一）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后希望联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共识分裂

2018年，希望联盟上台执政后，土著团结党主席马哈蒂尔成为马来西亚总理，人民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Wan Azizah）任副总理，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Lim Guan Eng）任财政部部长，国家诚信党主席萨布（Mohamad Sabu）任外交部部长，4党共同执政，主导着马来西亚对外政策的走向。

通过梳理政权内部政党领袖的政治态度可以发现，希望联盟内部政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政党共识分裂，并且分裂程度较高。一直以来，土著团结党主席马哈蒂尔指责前任总理纳吉布所推行的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不利于马来西亚国家及财务的健康运行，可能导致马来西亚陷入债务危机2。在2018年大选中，马哈蒂尔承诺上台后降低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3。由于马来西亚总理在马来西亚对外政策的制定层面具有很大的权力，马哈蒂尔上台后便大幅扭转马来西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方向，直接取消许多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4。2018年大选结束后，马哈蒂尔宣布其领导的新政府决定重新评估一系列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5。2018年8月底，马哈蒂尔首次访华，宣布中国在马来西亚资助数十亿美元的核心项目（即东铁项目）将被取消1。

然而，希望联盟内部政党之间对于是否取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或者就项目重新开展谈判存在很大分歧。虽然林冠英认为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合同条款令马来西亚负担不起，这些项目使马来西亚面临着远远超过建设成本的持续运营赤字2，但他也认为，可以通过谈判改变项目条款，即将项目的成本降到财政上可行的水平，而不是完全取消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3。林冠英虽然对外称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相当于在马来西亚建造一座巨大的中国城市”，很可能会引发国家主权和社会契约问题，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处于失衡状态4，但是他亦多次重申，马来西亚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民主行动党和希望联盟也完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56。旺·阿兹莎不断致力加强中马经济关系7。2019年7月初，旺·阿兹莎对中国开展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加强中马关系等议题8。在中马高级官员会晤期间，旺·阿兹莎向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表示，马来西亚高度重视中马经济合作，会不断挖掘中马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潜力，丰富中马战略关系9。萨布同样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倡议，对外称中国至今为止从未做出任何给马来西亚带来麻烦的事情10。

在马哈蒂尔执政期间，执政党联盟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展激烈的博弈，主要表现为土著团结党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持消极态度，期望取消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民主行动党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态度有所保留，期望通过重新谈判的方式维持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人民公正党和国家诚信党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持积极态度，期望与中国共同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合作。从执政党的议会席位分布来看，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的议席占比最多，土著团结党位列第3，国家诚信党处于第4位11。事实上，在希望联盟内部，土著团结党的博弈实力处于弱势地位，其余3个执政党派皆强烈反对土著团结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导致希望联盟仍对外积极传达渴望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望，这对土著团结党关于“一带一路”的政策行动形成强大的制约力1。基于此，可以判断马来西亚政权内部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党共识处于分裂状态，并且分裂程度较高。

（二）在野党国民阵线和伊斯兰党积极欢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

在2018年的全国议会大选中，希望联盟获得48%的选票，国民阵线获得34%的选票，伊斯兰党获得17%的选票，还有1%的选票由一些弱小的政党瓜分2。可以判断，在希望联盟执政时期，国民阵线是最能挑战希望联盟的在野党，具备左右希望联盟制定和实施内外政策的政治影响力；伊斯兰党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能够影响执政党制定和推行内外政策345。

首先，通过梳理巫统领袖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政治态度，可以发现巫统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持积极态度。纳吉布任巫统主席期间非常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开展了多个合作项目，包括数字自由贸易区、金马士—新山双线电气化铁路项目（又称南部铁路项目）和天然气管道建设等。若国民阵线连续执政，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6。纳吉布任巫统主席期间曾称，若马来西亚取消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必将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利益7；阿末扎希德任巫统主席期间曾对外宣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投资促进互联互通，有助于发展地区社会经济和改善环境的脆弱性，同时增强地区生产力，因而马来西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寻求加强中马高级别合作与互信。由此可以判断，巫统及其历届主席都高度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即国民阵线同样高度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其次，通过梳理伊斯兰党及其领袖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政治态度，可以发现，伊斯兰党同样高度支持“一带一路”倡议。阿卜杜·哈迪·阿旺自2002年起擔任伊斯兰党领袖，其曾对外宣称伊斯兰党完全支持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尤其是东铁项目，并认为该项目可以加强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的联系8。事实上，在纳吉布政府时期，国民阵线和伊斯兰党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民族的利益。伊斯兰党还寻求与国民阵线合作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推进其“新经济政策”，实现自身利益9。

有鉴于此，可以判断巫统领导的国民阵线和伊斯兰党都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二者强烈反对希望联盟关于取消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政策。在此期间，巫统还不断拉拢民主行动党反对马哈蒂尔，以使希望联盟改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1。考虑到国民阵线和伊斯兰党的强大博弈实力，二者对希望联盟内部的政党共识分裂状况施加强化作用，同时对希望联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形成较大的反向作用。

（三）马哈蒂尔政府时期马来西亚的政党博弈结果：从中断合作到就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重新开展谈判

马哈蒂尔任马来西亚总理后，不仅取消了200亿美元的核心项目——东铁项目，还搁置了两个价值超过31亿美元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管道项目，理由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对负债累累的马来西亚而言“过于昂贵”，不希望马来西亚“因此成为一个破产国家”23。然而，由于希望联盟内部关于中马“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政治共识处于分裂状态，再加上在野党关于取消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反对程度很高，强化了政权内部政党共识的分裂程度，导致马哈蒂尔取消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所遭受的阻力非常大。事实上，马哈蒂尔领导的希望联盟凝聚力不高，执政基础非常脆弱，若再遭受在野党强烈反对，很可能面临衰落或垮台的危机4。在面对强烈的内部反对力量时，为保持执政党联盟的团结，马哈蒂尔必须转变其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政策回应。与其上任初期相反，马哈蒂尔在执政中后期表现出强烈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和立场。马哈蒂尔对外宣称“中国是一个宝贵的贸易和投资伙伴”，马来西亚将保持中马经济关系，并欢迎来自中国的大型投资者，支持“一带一路”倡议5。参加第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媒体发布会上公开表示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了更加清晰的看法，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参与国的联合发展计划，马来西亚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6。

马哈蒂尔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态度和立场转变直接导致马来西亚重新就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与中国开展谈判，还考虑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与中国推进其他合作项目7。马来西亚与中国重新谈判后，达成了一项经贸协议，并恢复中马大型核心项目——东铁项目8。另外，其他的中马“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如马来西亚皇京港和马中关丹工业园等的建设也逐步恢复。

基于上文的案例分析，关于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取消与否，希望联盟内部政治共识处于分裂状态，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国民阵线和伊斯兰党对希望联盟内部的政党共识分裂状态施加强化作用，同时对希望联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形成了反向作用，最终导致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从“中断合作”向“重新谈判”转变，致使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在希望联盟执政时期出现波动，即从中断合作转变为重新谈判（图3）。

六、结语

在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中马合作成为马来西亚各政党关注和博弈的焦点。基于对纳吉布和马哈蒂尔两届政府的案例分析，可以梳理出马来西亚政党博弈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影响作用机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政权内部政党共识凝聚或分裂对马来西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起着主导作用，在野党则会对政权内部的政党共识状况施加强化或抑制作用，同时对执政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产生正向或反向作用，最终影响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未来走向。中国有必要充分了解马来西亚各政党尤其是政权内部政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博弈动态，客观分析各政党的博弈实力，以此判断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及其变化，这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能否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0—2021年，马来西亚经历了政治动荡，马哈蒂尔为维持希望联盟的团结，2020年3月，引咎辞职，由穆希丁·亚辛（Muhyiddin Yassin）担任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亚辛领导的土著团结党与巫统和伊斯兰党结成国民联盟，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成立了新政府12。2021年8月，巫统撤回对穆希丁·亚辛的政治支持，巫统与土著团结党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穆希丁·亚辛被迫下台，由巫统副主席伊斯迈尔·沙必里·雅各布（Ismail Sabri Yaakob）担任总理，最终导致巫统领导的国民阵线重新执政1。但总体而言，经过上两届政府的政策博弈，马来西亚现执政党和在野党皆对“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2，具体表现为：穆希丁·亚辛执政时期，马来西亚继续推进“东铁”及其他中马后续安排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建设项目3；伊斯迈尔·沙必里·雅各布执政期间，马来西亚大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进一步推动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4。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预测短时间内，无论马来西亚政党如何开展博弈，其政权内部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党共识凝聚会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在野党也会对政权内部的政党共识状况施加强化作用，同时对马来西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产生正向作用，从而使马来西亚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不断与中国加强合作，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建设项目在马来西亚将得以顺利推进。

然而，即便马来西亚各政党积极欢迎“一带一路”倡议，马来西亚政权的频繁变动仍会直接导致各政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新博弈，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造成滞碍效应。虽然这种滞碍效应并不一定是负面的，更多的是马来西亚各政党重新审视进而接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必经过程，但是也很可能导致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进展停滞，以重新适应新政权的执政方式，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浪费。因此，在马来西亚各政党倾向于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支持态度的大前提下，马来西亚政权稳定更有利于中马“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

从历史来看，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能够战胜政治混乱。与此同时，中国还应把握时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进一步加强中马经贸和投资合作，鼓励本国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积极参与马新高速铁路等重点建设项目，拓展中马两国在数字经济、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和卫星导航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更好地促进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共同发展5。

注：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下的‘五眼联盟转型与我国对策研究”（20AGJ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颜   洁）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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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纵横

202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