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怡

关键词：制笺发展史 制笺工艺清代彩笺 名人书札

一、彩笺发展史概略

彩笺肇始，现存争议。一为东晋说，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提到，应德詹在《桓玄伪事》记载后赵皇帝石季龙用五色纸写诏之事。“盖笺纸之制也，此疑其起也”，或许只是当时没有彩笺之名罢了。二为南朝说，《南史· 后主纪》记载了南朝陈后主命张丽华与众妃嫔“襞彩笺制五言诗”以邀群臣飨宴之事，彩笺之名正式步入人们视野。

唐代彩笺在文人墨客中流行开来，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中说彩笺“ 至唐始粲然大备”。这一时期更开创了箋纸定制的先河。唐代女诗人薛涛晚年隐居于成都浣花溪畔，因其喜赋小诗，且生性好红，故请匠人做“深红小彩笺”。该笺后来风靡，人称“薛涛笺”，后世不断仿制此品。

宋代书札文化高度繁荣，讲求笺纸是达官显贵、文人墨客间的风尚。早在宋太宗时期，士人对名人尺牍、手札的收藏、摹刻尤为重视，随之带动制笺行业发展。两宋延续唐代笺纸制作工艺，不仅色彩多样，技法上也有所突破。沿用至晚清的砑花工艺于宋初成熟。砑花是先在木板上雕出阴线图案，在其上覆质地薄且韧的笺纸，用木棍或石蜡在背面磨制，在纸上留下凸出的花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张即之《上问尊堂太安人尺牍》、苏轼《久留帖》所用荔枝纹砑光笺与花卉砑光笺为宋代笺纸中砑花技艺的代表。

元代制笺依旧兴盛，明代在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使用上呈自上而下的趋势，即笺纸的使用由宫廷官僚集团向商人市民阶层的普及，随着晚明江南刻书与书札文化的兴盛，形成较为广阔的行业空间，并在沿江地区形成制笺产业链。而将制笺行业推向高潮，要数《萝轩变古笺谱》与《十竹斋笺谱》两部集大成笺谱的问世。

《萝轩变古笺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笺谱，由福建漳州人颜继祖作序，南京刻工吴发祥于天启六年（1626）在南京刊成。笺谱分上下两册，收录笺画178 幅。工艺方面，《萝轩变古笺谱》多由饾版印制。在此之前，多色花笺图案的印刷，是在雕版上刻有不同纹饰的地方涂抹不同颜料，然后铺纸，一次刷制，但最终效果会产生不同颜色的混淆。而饾版工艺则为图案所需每一种颜色定制一块雕版，从淡色到深色逐层印制。从工艺角度来说，饾版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彩色套印，且最能保留中国绘画的本色与精神。此外，部分学者认为由砑花工艺发展而来的拱花工艺也在《萝轩变古笺谱》有所应用，浮雕效果较前代更为生动。

胡正言是明末书画篆刻家、出版家，其人甚是喜欢花笺这种形式，每遇绘画佳作，便刻印为花笺，行销于市，颇受追捧。他于崇祯十七年（1644）在南京刊成四卷四册的《十竹斋笺谱》，收录笺画283 幅。工艺方面，《十竹斋笺谱》较《萝轩变古笺谱》更加成熟，郑振铎言其“持较原作，几可乱真”。值得一提的是，《十竹斋笺谱》在表达传统人文典故的图案表意上运用了象征手法，如“融梨”用画盘中盛放梨果来比喻孔融让梨，又用“举案画几案”来影射孟光、梁鸿举案齐眉。

二、笺纸类目与图案

如果说晚明彩笺制作工艺达到了一个至高点，那么清代在题材上则覆盖了更宽的领域。清代彩笺式样增多，宗室贵胄、文儒政要、书画名家也参与制作，大量名人画作、金石纹饰借助彩笺这一媒介进行传播，为清代笺纸题材、样式的创新提供了灵感。

梁颖将彩笺概括分为色笺、花笺和画笺三大类，每一大类之下，又可细分为若干种。1 此次展览的两册书札笺纸在类目上涵盖色笺、花笺、画笺三大类。其中，《翁方纲、袁枚等书札十七通》一册，为清写本，收录翁方纲一通二页、袁枚一通二页、铁保一通一页、阮元一通三页、湛福一通四页、英和一通一页、初彭龄一通一页、周锷一通一页、李方敖一通二页、周厚辕三通十五页等，共十七通三十二页，于2006 年中国嘉德秋拍价购入藏。《王懿荣书札》一函两册，为清光绪年间稿本，收录王懿荣及其家庭成员家书以及“ 哭顺德李侍郎”长跋、诗稿等，共二十通五十八页，于2008 年中国嘉德春拍价购入藏。

（一）色笺

这两册书札所见笺纸，以色笺居多。色笺多指经过染色、没有花纹图案的笺纸。其中鲜有标店号，多数店号不可见。清代色笺中，红、黄、蓝、绿、紫等诸色兼有，红色因喜庆更为流行。此外，有人喜爱宣纸本色的素雅，直接取来作笺，坊肆为方便书写者行文布局，印上红色或他色界行，界行以八行、六行多见，八行笺为旧时信笺规范，写信者必须考虑好行文布局，将行书写满，不可空行；六行笺则属可以简省虚文的便笺。部分坊肆制品与文人自制笺，在界行、边栏、天头地角等处装饰花纹或图案，以《翁方纲、袁枚等书札十七通》款属“青云斋”笺为例，该笺以红色界行，边栏刷印细竹，颇为清雅（图1）。

（二）花笺

花笺多指经雕印、饾版、拱花等工艺，染色或刻印花纹图案的彩笺。根据图案题材可细分若干种，如“集古笺”“花草笺”“纹样笺”等。

1. 集古笺

受清代崇古、嗜古风气的影响，制笺的题材亦倾向金石趣味，制笺主人将收藏或所见古物，摹拓上版，以彩笺形式梓行，这便是集古笺。清代集古笺题材多样，常见品种有钟鼎彝器纹饰笺、古泉权符笺、古砖瓦文笺、碑碣摩崖石刻文字笺等。这类笺以器物或书迹为背景底纹，借以突出制作者与使用者好古的趣味。这一方面能够吸引同好，促进金石考据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集古笺又能弥补金石图谱之不足?新出土的金石器物、传世名器的归藏与流传为许多金石文献所不载；集古笺中名家题跋与识语，更是金石学研究不可遗漏的重要材料。因此，集古笺承载的金石文献的史料价值不容小觑。

缩略描摹金石学文献著录中传世器与新发现器物，为这种题材笺纸常见的形式之一。以《翁方纲、袁枚等书札十七通》所纳英和诗笺为例，该诗为怀古诗一首：

三旬瞥眼岁华使，老弁今还识姓名。绿树祠边频有梦，景幻祠供有先文庄公神主。白云天际不胜情。同为嬉戏人安在，博得欷歔句易成。曾幸谈心遇师友，一灯相对足平生。清江感旧，书请约斋八兄大人正。弟英和拜草。

诗笺为文人以诗歌作品相呈，以诗代信，或征求意见，或借诗言事。索绰络· 英和（1771 ～ 1840），初名石桐，字树琴、定圃，号煦斋、粤溪生，满洲正白旗人，为礼部尚书德保之子。英和少年才俊，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官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英和工诗文，善书法，著有《恩福堂诗集笔记》《恩庆堂集》《卜魁集纪略》等。该诗笺中，英和路经清江（今浙江省温州），感念故旧，写诗以抒情。该诗笺图案为饾版多色套印藏于锦地纹琴囊之中的古琴与甗各一，配以诗歌内容，体现英和怀念故人之情愫（图2）。

清代金石學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扩展，将钱币、权符等与国家经济、军事发展相关的器物也纳入其中，这丰富了集古笺的图案。《王懿荣书札》中收录一通三页写于印有古泉图案笺纸上的家书：

三弟、弟妇同览：连得两书，惊悉二兄大人已于去年十二月廿五日谢世。家运不幸，罹此鞫凶，三岁之中，叠遭大故，又丧同怀，自分何辜，上获重谴，为此沈痛，曷其有极。惟念二嫂来归，吾门仰事贤劳，艰苦备尝，此来茕独，已是决绝之人。尚望弟与弟妇，遇事顺从，加意推让，外顾家声，下慰泉壤。姊虽远离，庶宽驰系。前于阅信后，已于寄崇烈信中，命天洁治蔬筵，代荐以供。荪又寄来奠资一箱、金银锭各五十颗，交把头带来，即望登入，以时焚化，聊尽生人之心，如斯而已，尚何言哉？吾弟亦须善自排解，随时珍卫，以冀将来支持门户，培植儿孙是则，缕缕愚衷，所不能已于言。比有寄乃三姊书，觅次早寄去为安。临楮涕泗，不知所云。此复。二姊适王寄。三月二日。

王懿荣（1845 ～ 1900），字正儒，号廉生，山东福山人（今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古现村人）。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并于光绪九年（1883）受翰林院编修，并于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间（1889 ～ 1900）先后三任国子监祭酒。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京时，时任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奋死抵抗。然军力悬殊过大，守军不久溃败，王懿荣宁死也不愿苟活，遂偕夫人与儿媳投井殉国，谥号“文敏”。同治三年（1864），王懿荣被签分到户部任额外主事，此事前后他痛失多位亲人：其兄弟王懿霖于同治四年（1865） 殁于京师，姑姑王太夫人与长女王保生也于次年在京师病故，推测该笺反映此事。

王懿荣学识渊博，泛涉书史，好古成魔，因见药店所售“龙骨”上的刻纹，进而发现甲骨文，也为收藏殷墟甲骨第一人。性嗜金石的他，对古泉也颇有研究，并著有《王廉生古泉精选拓本》。此笺刷印布币图案，布身有“安人安颐”四字，题款“ 古铲币一晋残砖一”（图 3）。布币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流通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因其脱胎于农业生产工具，象征了以农为本，具有五谷丰登、财源广进的吉祥寓意。该笺纸的使用，布币形式或与信笺所提奠资相对，布身文字体现了对已故亲属的追思、愿在世家人早日平复悲伤的祝愿。然在书法风格上，与明确为王懿荣信札的手书相较，有所区别。此外，从内容上看，“二姊适王寄”表明写信者应为女性，推为由王氏女眷所写。

此外，该书札另收家书一通二页：

父母亲大人膝下：赐捎海鱼等物俱已领到。入夏，伏想慈体康健，不胜敬系。女身子结实，女婿公私顺适，孩辈旺相，新妇和顺，敬祈宽念。良侄与女门又结一重亲，甚是可喜。女二兄今年下北闱否？三弟工夫想必大进，不可不看书也。敬叩福安，合家欢喜。二女适王。叩上。六月十九日。

笺纸图案为刷印的善业泥（图4）。善业泥为用模子拓成的泥制浮雕佛像，于乾嘉年间随金石考据学兴起而渐入士人视野，因所发现者以唐代居多，且背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诸字而得名。该封家书使用善业泥图案笺纸，与信笺内容适配，有礼敬祝福之意。

2. 花草笺

花草笺为印有花鸟虫草图案的一类花笺。作为清代花笺中最常见的品种，图案虽相对简单，但不乏制作工艺精湛，品味清丽素雅者，如《翁方纲、袁枚等书札十七通》所纳铁保写与亲人的一通两页家书。

铁保（1752 ～ 1824），字冶亭，号梅庵、铁卿，满族正黄旗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因年轻才高，颇得时任大学士的阿桂器重，屡次保荐，获乾隆帝赏识， 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后升任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广东巡抚、山东巡抚等职，于嘉庆十年（1805）升任两江总督。

铁保宦海浮沉近五十年，官至一代封疆大吏，但却诗曰：“半生涂抹习难除，一任旁人笑墨楮。他日儿孙搜画箧，不留金币但留书。”虽久居高位，但只想将自己的书法作品传于后人。作为清代中期成就卓著的书法家之一，铁保优于文学，长于书法，词翰并美。擅诗，少时即与百龄、法式善称三才子。其楷书宗法颜真卿，行草书宗法二王、怀素、孙过庭，加上自己“因大地自然之运”的领悟和创新变化，终在书法上自成一格，达到高峰，时人谓其书与刘墉、翁方纲、成亲王永瑆并驾为“乾隆四大家”。这一通为其家书：

接前札，备悉雅况，慰之。弟于五月间题补考功员外。鄙性愚拙，动悲获戾，进此一步，实出望外，相知如足下，当亦为之欣慰也。近来虽积习未除，时托之章句，然考功事繁，吟情顿减，亦当如兄之见笑同人耳，呵呵！老母大佳，六弟亦好，至弄璋一说，尚无此快事。前承关注，特此细渎。千里关河，徒怀累月，倘遇鸿便，当祈时惠德音也。上耐园四哥大人如胞，老伯母大人前乞叱名请安，嫂夫人请告。弟铁保顿首。八月九日冲。

家书内容流露脉脉亲情，书体雄厚浑穆、遒丽自然。两枚笺下方左端，饾版多色套印牡丹、菊花、柿叶等草植，辅以祥云（图5）。花瓶中供以四季花卉，如梅、兰、山茶花、荷花、百合、菊花、桂花、水仙等，寓意四季平安、呈祥献瑞。笺款署富春，为清中期笺纸款属，《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庞虚斋藏清朝名贤手札》有见载。此种下方一端印有图案的笺纸为角花笺，《清稗类钞》详细记载其样式：

于笺下方之左端，图以诸花，谓之角花笺，又曰押角笺。嘉庆时怡亲王所制也，形形色色，花样极新。最美观者一种，图古鼎八，横欹倒置，色异形殊，小如豆而大不盈指，且占地不及寸。光绪时，京师琉璃厂纸肆犹有存者，然不易购也。2

角花笺出现的时间尚存争议。就上文内容可知，辑录《清稗类钞》的近代学者徐珂认为角花笺为嘉庆年间所制。然历史学家朱家溍，在为其父朱文钧所编《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中，将所收藏“怡王府制角花笺五种三十四张”列于乾隆仿金粟山藏经纸、乾隆梅花玉版笺与乾隆罗纹笺之间，这无疑将角花笺视为乾隆间产物。此外，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也将角花笺定为乾隆年间制品。基于以上观点，笔者将角花笺列为乾隆年间制品。

基于此推测，这些后来被视为珍玩的角花笺，应为第二代怡亲王爱新觉罗 · 弘晓府上所制。

爱新觉罗· 弘晓（1722 ～ 1778），字秀亭，号冰玉道人，别署冰玉主人、讷斋主人、侍萱主人，为第一代怡亲王康熙十三子胤祥的第七子，于雍正八年（1730）袭封怡亲王，谥僖。弘晓以藏书、刻书为乐，乾隆三年（1738），弘晓受命管理理藩院，任造办处都统。职能的便利，使弘晓有机会接触到所管辖的四十二个作坊内的六十一个门类，结识各坊名师，使其府上制笺条件齐备。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有言：

乾隆间（约1750），盛行着“怡府笺”，大类“十竹斋笺”。纸幅的下角刻有精致细巧的彩色木刻画……其图形纤巧异常，“逗板”“拱花”，式样翻新，有许多尚是十分新颖可喜的，方之“十竹斋笺”，无肯多让。3

这段话表明，怡府角花笺风靡于乾隆年间，但未有笺谱传世，后怡亲王势力渐衰，怡府角花笺流入民间，后世不断翻新其花样，且数量较多，故推测这两枚笺款署“富春”的角花笺为同时期富春斋仿怡府角花笺样式所制。

3. 纹样笺

纹样笺是指通过雕印、砑花、拱花等工艺在笺纸上形成底纹的一类花笺。《王懿荣书札》中有二通七页信笺使用了木板刷印的绛云笺，朱砂色祥云纹饰，装饰意味强，给人以古雅朴质之感，笺纸左下角有“绛云笺 松竹斋制”的字样（图6）。松竹斋为荣宝斋的前身，初创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南紙销售初为其大宗，后经营业务逐渐拓展到文房、字画、金石、古董等范畴，直至乾隆年间，经营方向逐渐开始面向大众，这其中就包括笺纸的印制与销售。绛云笺是松竹斋当时出品的一款笺，从2018 年广东崇正拍卖春拍王懿荣“致夫子札”中我们姑且可对绛云笺的来历推测一二：

香涛造有绛云笺、玉版十三行笺，幼樵尚未造出，总不如师门制笺之多也。荣每思得一器造一笺，竟无暇且无人画。古泉之从未著录者，得之，亦可一泉一笺。此处刻板裁样，蜀中印之甚佳，其本地制式总不合款。夫子大人。荣上。

香涛为张之洞之号。张之洞（1837 ～ 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同治二年中进士第，授翰林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王懿荣“致夫子札”体现了他对张之洞“造有绛云笺”的艳羡，就王懿荣所述口吻可推断此笺形为张之洞委托松竹斋所制。绛云笺制式考究、质地奢华，这亦符合张之洞晚清重臣的身份，这对一般文人墨客而言是难能企及的。

坊肆制笺面向大众，而文士私家制笺带有文人专属的某些特征：首先，制私家专用笺纸，或是附上室名、斋号，显得郑重又不易被冒名，可视为身份与信用的象征；其次，私家制笺的样式和题材能够代表主人的文化品位和知识涵养。清代文人委托制作私家专用笺纸，渐成时尚。与坊间制笺相比，名士诗人们竞作诗笺，以相酬酢，出奇制胜，大有精神。这从侧面展现了文人阶层的审美意象。

（三）画笺

画笺为展现绘画作品的一类彩笺。其中，用饾版工艺对名人画稿进行复刻，可被视为次真迹一等。自晚明开始，一些制笺主就开始亲自为笺纸绘稿，同时彼时一些书画名家也受邀参与到绘制笺纸画稿的工作中来。他们或拟古人笔法，或挥写自如，为笺纸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笺纸为明清名人书画得以展现的一席之地，名人画笺不但是书写的载体，亦成为习画者观摩、临习的范本。

《翁方纲、袁枚等书札十七通》中收录阮元信笺一通三页。阮元（1764 ～ 1849），江苏仪征人，字伯元，号芸台。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善书，精研金石，参与编纂《石渠宝笈· 续编》《钦定全唐文》等书，有《研经室集》《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金石志》《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卷等多种著述。嘉庆元年（1796），时任浙江学政的阮元重建曝书亭。书札收录的这3 页信笺，讲述阮元得到当地士绅捐助，重修曝书亭时，特向友人阐述其对重修的一些想法：

省垣晤语，倏已兼旬，遥会清辉，每深驰溯。弟出巡处郡，今抵兰溪。所特启者，嘉兴曝书亭拟欲重建。抚藩诸友已皆书册捐资。今将册奉交，乞属料理，大约须就废圃中构一六柱小亭，梁柱皆宜用石，将来诗记多可于柱上镌之。外筑女墙一围，内多栽梅竹，如绅士所捐有余，则可复建潜采堂三间，奉安圣祖仁皇帝御赐匾额，更为尽善。此事能于秋初告成更妙，一切经理，想风雅贤太守自能蒇事，肃此。恭请近安。诸惟垂鉴，不宣。小尹老公祖阁下。治弟阮元□。二月八日。

这三页为砑花信笺，其中的两页图案湮灭不清，根据可辨的一页笺纸图案以及笺署“ 摹曹秋岳竹垞”推测，图案为《竹垞图》（图7）。《竹垞图》最初为明末清初著名画家曹岳应好友朱彝尊之邀而作，朱彝尊（1629 ～ 1709）为明代大学士朱国祚的曾孙，字锡鬯，号竹垞 ，浙江秀水（ 今浙江嘉兴） 人，著名词人、学者、藏书家，与王士祯并称南北两大诗宗，有“南朱北王”之誉。康熙八年（1669），41 岁的朱彝尊自山东游历回到嘉兴，买宅于邻。因“ 性癖好竹”，在宅西遍植竹子，以“竹垞”自号。康熙十三年（1674） 冬，朱彝尊客居潞河（ 今北京市通州区），为表游子思乡之情，故请曹岳画《竹垞图》，还自填了一阕《百字令· 索曹次岳画竹垞图》。《百字令· 索曹次岳画竹垞图》一出，“名流皆题百字令一阕”，和者多达66人，词作74 阕，王士祯、陈维崧、尤侗、徐釚、李良年、沈岸登等都有题咏。阮元于嘉庆元年（1796） 重建曝书亭，请画家周瓒与方熏重摹曹秋岳《竹垞图》。根据信笺释文所知，阮元表述内容与画笺内容呼应，笺署“ 摹曹秋岳竹垞”亦是证明，虽周瓒、方熏重摹《竹垞图》失传，但画笺尚存也不失为一种补阙。

三、结语

彩笺不是孤立发展的艺术品种，而是一个时代艺术语言与精神追求的缩影。彩笺不但可以用来书写，也可作案头清玩；尺幅虽小，图案却包含极为丰富的题材，它既能表达美满寓意，又能体现学识涵养，故而最能抒发诗情画意。

清代彩笺上的图案，在题材与样式上较前代大为丰富，加之制笺工艺的成熟，甚至突破了简单的装饰意味：与画坛密切联系，书画作品成为制笺的主要题材；金石考据学的兴盛，使集古笺更加流行；文人私家定制笺纸，成为笺肆以外又一制笺主力。清代彩笺图案不仅反映了文人阶层的书写礼仪和审美情趣，又兼具了画谱、金石图谱的传播作用。因此，清代的彩笺图案不再是仅供人观赏的视觉图像，它与书札内容相互依存，彼此补充，成为表情达意、供人阅读的文本，共同构建生动活泼的文献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