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玛拉

一直以来，民族文学作品有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凸显少数民族意识的错觉。如阿来再三强调自己以“‘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身份自觉在场”（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5月10日）。许多学者也对其文学作品的研究有失偏颇，将其文学作品放置在“藏地书写”“藏族叙事”“藏文化认同”等阐释框架，“误读了阿来执着于呈现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诉求，遮蔽了其文学创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建设的意义”（李长中：《阿来的文学道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载《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尽管阿来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在看似描写边缘群体的民族，实际上从主体、客体、时代、情感等多角度都彰显出边缘少数民族群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渴望。无独有偶，迟子建较早地意识到改变鄂温克族生存窘境的紧迫性，全身心投入到民族文学事业重建当中。迟子建创作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巧妙借助“边缘叙事”的表述策略，以鄂温克族的民俗生活为主要写作素材，从边缘文化的视角观照处于主流文化周围的边缘文化生存状态，在构建鄂温克族独特话语体系的同时，揭示了鄂温克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同与紧密依存关系。

一、边缘叙事下《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族生活

迟子建选择“边缘叙事”的写作策略，以处于边缘位置的鄂温克族群的民俗生活体验和感受为写作对象，撰写了鄂温克民族的百年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开篇就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叙事，以“我是个鄂温克女人”（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6页）讲述整个故事内容，从一开始就重点强调了鄂温克族的民族自觉性。迟子建通过“我”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牵引读者进入故事开端，所以《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部分鄂温克族生活日常都与“边缘叙事”的要素紧密结合，将鄂温克民俗文化在读者眼前表现得淋漓尽致。《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鄂温克民俗文化的表现主要在巫文化、狩猎文化、驯鹿文化三个方面。

其一，对鄂温克族巫文化的描写。《额尔古纳河右岸》既能体现鄂温克族的百年史，又让读者感受到鄂温克族深受巫文化浸润的历史。迟子建对鄂温克民族的生活进行边缘书写的过程中，塑造了萨满这一重要人物形象，萨满是这部小说最具神秘色彩和浪漫色彩的人物。

如表1所示，每一次故事情节发生巨大转变与跌宕最终都会归结于鄂温克民族的巫文化之中。无论是众多人物的离去，还是人为造成的灾难，每一件事都会使氏族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表现，而最终的解决方案都会归结于鄂温克族独有的巫文化仪式之中，鄂温克族独有的巫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渗透于鄂温克民族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臧小艳：《迟子建对鄂温克文化的守望与眷恋——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4期）。

其二，对狩猎文化的描写。《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狩猎场景的描述主要有两处，分别是鄂温克族独立狩猎的场景和集体狩猎的场景。首先，第一处是哈谢为达西猎鹰这段独立狩猎的场景。哈谢通过在岩石上设置捕鹰网，套住了一只金黄色眼圈、眼睛发出冰一样寒光的灰褐色山鹰。达西经过一段时间的驯鹰，将其培养得格外出色。山鹰奥木列在和达西的日益交往中成为他忠诚的伙伴，不仅能够为氏族捕获山鸡、野兔，还完成了达西复仇的心愿。其次是林克带领猎手捕获堪达罕这段集体狩猎的场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堪达罕“一会儿在湖水的南侧，一会又游到东侧”（《额尔古纳河右岸》，第39页），林克带领猎手们沉着冷静地等待它朝岸边游来，“直到它从湖水中站了起来，心满意足地晃了晃脑袋，打算上岸的时候，林克才把枪打响”（《额尔古纳河右岸》，第39页）。林克将击毙的堪达罕带回营地，由尼都萨满进行了祭玛鲁神的仪式。此次集体狩猎的过程不仅展现了鄂温克族的智慧和耐力，也反映出他们狩猎文化中的神圣性。

其三，对鄂温克族驯鹿文化的描写。驯鹿与鄂温克族形影相随，驯鹿文化是鄂温克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以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驯鹿的描写非常细致、深入。小说开篇就叙述“据说在勒拿河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放养驯鹿”（《额尔古纳河右岸》，第17页），这段话印证了鄂温克族悠久的驯鹿历史。小说对鄂温克族驯鹿文化的描写可以从饮食环境、栖息环境、使用范围这三方面论述。从饮食环境来分析，驯鹿在森林中觅食的过程中，选择的植物种类丰富，并且喜爱舔舐盐分含量较多的地方。鄂温克族仅凭借观察驯鹿对盐分舔舐程度的积极性，就可以判断其是否生病。随着季节的交替变化，驯鹿啃食的植物也不同。如表2所示：

从栖息环境来分析，驯鹿需要经常地迁徙，一方面是因为鄂温克族要更换狩猎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借此恢复草场的活力。驯鹿聪明有灵性，它们非常珍惜所吃的东西，不会用力啃断植物的根茎，而是一边行走一边啃食绿油油的青草，被啃食过的青草总是毫发无损的模样。

从使用范围来分析，鄂温克族的吃、穿、住、行都离不开驯鹿的帮助。从古至今，大部分鄂温克族长期在山林中生活，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各种牲畜肉制品和奶制品。鄂温克族喜欢喝用鹿奶熬制的奶茶和吃烤好的鹿肉，而现在的鄂温克族，尤其是生活在农牧区和城市的鄂温克族虽然在饮食方面有了较大变化，但是部分民族传统习俗依旧保持至今，这说明驯鹿在鄂温克族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边缘叙事中的共同体渴望

共同体的组织方式在现代社会和一些国家中依然保留着，特别是一些较为偏远的、现代性的介入相对局限的地方，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依然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加以组织。《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族，在经历百年风雨的洗礼之后，一直在以共同体的形式生活着。研读《额尔古纳河右岸》，也可发现作品中隐含着“多种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并且这些形式是交错地存在的”（李德南：《爱与神的共同体——论迟子建的人文理想与写作实践》载《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其中既有以希楞柱构成的地缘共同体，还包括鄂温克民间巫文化为中心的精神共同体和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民族共同体。

其一，地缘共同体的建构。希楞柱是鄂温克族世代居住的地方，体现着鄂温克族深厚的文化记忆，是迟子建构地缘共同体的重要符号。希楞柱在鄂温克族的一生中有居住、生活、结婚、生子、跳神仪式等重要作用。这个特殊的地缘共同体符号从始至终一直贯穿全书，小说开篇就以“我”与安草儿在希楞柱旁守着火塘喝茶开始传达故事内容，文末又以希楞柱中只剩下“我”与安草儿结束叙事。随着书中的绝大多数鄂温克族彻底“下山”搬到“布苏”城镇，他们长久以来居住的场域发生了改变，地缘共同体符号“希楞柱”也转化为了现代“白墙红顶”的房子。生活于山林的鄂温克族，从传统乡土走进现代城镇、从游牧文化迈入农耕文化、“从‘他乡转为‘我城”（郭海军 谢镇泽：《从边缘到主流——进行时态中的新市民文学论纲》载《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从牧民变为市民、鄂温克族的万千脚迹踏入了新时代的奋斗路途，殷切地希望向更强大的地缘共同体符号靠拢。

其二，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小说中的萨满既是精神共同体最为突出的象征性符号，也是近年来历史题材小说中经常大量出现的幻魅人物形象。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偏向从精神层面刻画萨满这一幻魅形象，以此来表现出精神共同体符号化的倾向。魅性人格是萨满形象的最大特点，他们具有感应万物、预卜先知的特异功能，并带有一丝诡异的神秘色彩。“幻魅人物具有的诡异幻魅的数术异能，也是他们获得人们信任与敬仰的重要原因”（陈娇华：《论近年来乡村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幻魅人物形象——以<空山><古炉><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考察中心》载《兰州学刊》2018年第3期）。《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主人公“我”出生的那天，尼都萨满在篝火中跳舞，他的大衣和鹿皮靴子都沾上了火星却一点都没有被伤着。妮浩成为萨满前，在雪季光脚奔跑大笑，在夜晚又能悄无声息地回到营地给孩子哺乳，双脚毫无冻伤的痕迹。小说中两位人物做萨满前不由自主的诡异行为，也是他们区别于普通人，取得人们一致信赖和崇拜的原因。迟子建把目光着重聚焦于萨满这些幻魅人物的性情、精神和信仰，从而在小说中构建出了一个真正让所有鄂温克族人信服的精神共同体符号。可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妮浩萨满去世之后，玛克辛姆也做出了一些奇异的举动，他敢用猎刀割腕，把通红的火炭咽下去，在雨天奔跑呐喊，这都是成为萨满巫师的先兆。达吉亚娜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就将神衣、神帽和神裙都捐赠给了民俗博物馆，此举也是希望从“萨满”的精神共同体符号转向更和谐的精神共同体倾向的特征，也是现代鄂温克族期望从边缘形态走向主流形态的期盼。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召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各民族在政治上要达到一致，也涵盖了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迟子建高度关注边缘民族的现状，热衷于从全国各地寻找鄂温克民俗学和史学的书籍，以便更好地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她的作品既扎根于鄂温克族深厚的土壤，又更多地接受了中华文化的影响。迟子建在创作中不受本土观念的影响，而是始終将个人的情感、鄂温克族生活的变迁和时代的演变密切联系，这样不仅展现了鄂温克族文化，也进一步发掘了中华文化。迟子建选择边缘民族文化的视角，不仅在书中讲述了鄂温克族对其他民族的信任、关爱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

首先，小说中的汉族放映员上山慰问工人的时候，酋长瓦罗加与鲁尼立刻带着酒肉邀请他们到乌力楞放映电影。当放映员来了之后，大家为他专门搭起篝火、准备新鲜的兽肉和酒来真诚地招待他，并与他一同唱歌跳舞，驱散他身上的阴郁之气，使得他喜笑颜开。当大家护送放映员下山的过程中，由于马粪包误杀了熊仔，酋长瓦罗加为了保护放映员和族人不受黑熊的伤害，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其次，陌生的汉族少年由于饥饿难耐，偷了鄂温克族的驯鹿并吃掉了一只鹿仔，更为严重的是他竟然向鄂温克族平日里敬重的大树撒尿，触犯了山神，所以“咕咚”一下躺在了地上。妮浩明知道拯救他就会丧失自己的孩子，她还是默默地披上神衣、系上神裙、戴上神帽，怀着身孕为其进行了跳神仪式，腹中的小孩也因此未生先死。

从以上例子分析来看，鄂温克族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同时又是小说中建构起来的重要文学人物形象，他们心中所理解的“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与本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接触，还包含与外来民族的交往、交融。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横纵组成结构，拥有源远流长的汇聚交融历史”（严庆：《政治认同视角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鄂温克族当然也希望和各民族进行持续不断的交流、交往、交融，渴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得到帮助和成长。

三、在对现代化难题的反思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化表达

“西方现代化走的是一条由资本催生的现代化道路”（赵永春：《西方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差异及中国作为》载《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3期），使资本对人民进行大范围剥削和奴役，而且过度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虽然现代化进程加快了世界各国前进的步伐，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让人类走向了历史新纪元，但也伴随着对传统文化和生态家园的冲击。很多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加拿大、美国和日本。日本的现代化问题最为突出，像生活在日本北海道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他们也像鄂温克族一样属于狩猎民族，在大山森林中拿着猎枪来回穿梭，保持着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可是随着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进驻北海道地区开垦土地、建造工厂、经营与各国的海外贸易，这让自古以来依靠渔猎为生的阿伊努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态家园造成极大危害。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加快，但消解和冲击了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生计方式。而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多民族话语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现代化对于农耕文明的冲击不是消解，而是重塑，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当前时代背景相协调。例如李长中在《表述的边界：以多民族文学评论价值迁移为中心》一文中认为，多民族国家框架内的话语生产不能仅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而是要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接轨现代化时代，构建符合本土的话语体系。（李长中：《表述的边界：以多民族文学评论价值迁移为中心》载《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相遇，导致当今人口较少民族在现代化发展中体现出强烈的无根感，疏离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小民族群体在‘历史的加速中，已无法聆听源自父辈的心跳，无法循着父辈的生存方式继续前行”（李长中：《小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边界与越界》载《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进入现代化社会以来，特别是边缘少数民族群体在经济、教育、交通等日益发达的因素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遭遇着表述自我的压力与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多元论”以及刘大先提出的“文学共和”（刘大先：《文学共和：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载《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理念成为最为活跃的关键性语码并渐趋为“倡导差异、尊重边缘、张扬平权的话语（李长中：《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公共性检讨：以文化多元论为视角》载《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上述文学评论家提出的前瞻性理念，反映着自身弱小的边缘民族文化在时代背景下，应该向更为庞大的中华文化贴近，才能解决当今边缘族群少数民族文化遭遇的困境。

将视野投射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发现小说中的鄂温克族也存在这个严重问题。随着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与冲击，鄂温克族由猎民身份转化为农民，从山林搬到城市，镰刀和锄头取代了手中的猎枪。然而驯鹿和猎犬也未能幸免，它们从原来的自由放养到固定圈养。迟子建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碰撞过程中、在坚守与矛盾中反思鄂温克族的生存发展道路。她通过文本中的大部分族人搬迁到城镇、达吉亚娜向博物馆捐献萨满神物以及鄂温克族对于其他同胞的关心和爱护的情节，反映了现代文明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发展中少数民族文化向中华文化的融合是必然趋势。

四、结语

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不是由单一民族的文化组成的，而是由多民族文化共同组成的。迟子建构筑起一个对现代化难题进行反思和突破的文本世界，对当今现代化发展趋势与中华文化形态做出投射，揭示了鄂温克民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必要性，从而超越一般文学小说，呈现出文本背后隐含的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融入的观念。

迟子建从鄂温克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二元交织的角度进行民族文学书写，叙事主题更为宏大，通过族群个体对中华文化的积极融入，表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终究要在中华文化的主干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养料。迟子建深知，一个族群要想继续发展，就不能只关注自身的成长，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守对整个国家的认同情感。尤其是在各民族文化密切交往的今天，任何一个族群都不可能脱离祖国的支持而独自发展。从这一点上来说，迟子建的小说中《额尔古纳河右岸》无疑为我们在“民族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融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说明：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资料库建设及其研究”（项目编号 ：15ZDB082 ）；国家民委教改项目“民族院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引导研究”（项目编号：SZ21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北京市丰台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