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哲学是通过经典诠释发展的，解经方法的变化直接促成哲学思想的发新。程颐跳出时代窠臼，实现了解易方法的时代性转变——以理解易，形成高度理学化的易学方法论：（一）“圣人作《易》，以准天地之道”；（二）从训解“圣人之语”到阐发“圣人之意”；（三）圣人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从本体论高度重新定义了《周易》中的言象意，融合统一于本体之下，借助《周易》中的思想资源，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儒家本体论思想。程颐易学与理学内在互动的理论价值：从哲学意义来看，程颐一改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传统，实现了义理与象数两派易学的融通；从文化意义来讲，理学发新的文明演化过程中熔旧铸新，成为文化创造性发展之典范。

关键词：易学；理学；解经；程颐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0-0151-04

秦汉以降，中国哲学走了一条“以述为作”的发展之路，注疏是中国哲学表达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重要的哲学载体。程颐作为理学①奠基者之一，一生精研《周易》，其理学思想系统表达于《程氏易传》之中。程颐的易学解读高度理学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一改汉唐章句训诂之学，注重阐发经文义理，把“理”作为易学的最高范畴，立足《周易》建构了理学本体论，对易学发扬光大具有开创之功。本文拟以解经方法衍变为切入点，以易学与理学的互动关系为脉络，来关照程颐的易学方法论。

一、理学形成的渊源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解经方法时代性转变

理学的发新与儒学面临时代巨变有深刻关系。隋朝立佛教为国教，李唐立道教为国教，使佛道两教获得了皇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扩张，儒释道三教并存成为了隋唐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基本趋势。本来，儒学的根基是最为深厚的，但在三教论争中反而暗而不彰，传统儒家“天人合一”宇宙论的粗疏越来越难以抗衡更具有思辨性、工夫论更明晰的佛道二教。北宋自诞生之初，高度重视科举取士，优待儒生文官，选拔大量儒生源源不断进入体制内，在政治、社会、军事各个领域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科举取士的示范效应和鼓励私学的宽松政策，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熟读经书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宽松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宋代士大夫对儒学危机的体认有着深刻认同，开始审视儒学自身的理论系统，治学方向和理论兴趣发生转变，从庆历新政②开始，胡瑗、孙复、石介等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逐步打破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学术传统，将经典诠释从文字训解的窠臼中脱开，不再以揭示和解释经典文本为目的，大胆以己意解经，在挖掘经典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借鉴融合佛老思想，赋予经典文本新的意义，实现儒家理论的融合创新发展。

程颐认为汉儒“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1］338，为章句束缚于文字之中，失却了源流之正，丢失了真精神，儒家精义不显。但儒学历经千年，理论的开新无法另起炉灶，不傍经典便如无本之木，必须上承孔孟、重回经典，从儒家经典中发掘思想资源，同时改变以章句训诂为目的解经方式，突破汉唐以来的学术范式，才能打开理论新的空间，为儒学伦理寻找形上依据。而在儒家的诸多经典中，《周易》以其完整天人结构、丰富的宇宙本体论思想资源、纯正的儒家价值取向以及文辞简略带来的巨大诠释空间，成为程颐最重視的典籍之一，程颐选择《周易》作为哲学建构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以自己的哲学观念进行诠释，使之疏通明畅，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不再是训解文字的章句之学，而是思想家个人的哲学著作。

二、程颐高度理学化的易学方法论

程颐治《易》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个人风格，一改汉唐解易之法，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1］689作为释《易》原则，将象数和义理完美结合，广泛挖掘了易学中的哲学思想。其从本体论高度定义了《周易》中的言象意，融合统一于本体之下，发展出带有明显儒家价值观的易学思想，对易学的发扬光大有开创之功，引领了其后易学的学术路径和理论价值取向。就理学而言，借助《周易》中的思想资源，重新定义了天道性命，建构起宏大的儒家本体论思想，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引领了其后理学的主流学术路径和理论价值取向。

（一）“圣人作《易》，以准天地之道”

《系辞传》讲，“圣人作《易》，以准天地之道”［1］1028。易学观如同人的世界观一样，是易学家思想的根基，决定着对于《周易》的价值认识也决定着治易的理论取向和学术路径。程颐的易学观有鲜明的理学烙印，首先，他认为《周易》乃载道之书。关于《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的问题，历朝历代的学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周易》是一本哲学书，有人认为《周易》是一本卜筮之书，有人认为《周易》是一部史书，还有人认为《周易》是管理之书、成功之书。程颐继承先秦儒家《易传》的观点，又体现出鲜明的本体论特征——“圣人作《易》，以准则天地之道。《易》之义，天地之道也”［1］1028，坚定地认为《周易》乃载道之书，圣人之道备藏于其中，程子用“广大悉备”［1］689形容《易》之中包含哲理之丰富，天地之道、性命之理、幽冥之故都在《易》之中，而天地万物与人间万事从本根上讲是一致的，《周易》是对万事万物根本依据——道的探索，学《易》使人能顺于性命之理，通晓或隐或显的变化法则，穷尽事物之真实本性，示人以“开物成务”的规律，基于此，程子以义理训解《周易》。其次，以理统摄“言象意”。《周易》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形态，不同于仅通过文字表达的哲学著作，最大的特点是存在卦爻象和卦爻辞、符号和文字两个系统，通过两套系统的互诠互显、给了诠释者更大的解释空间。《系辞传》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1］1029，在《易传》作者看来，圣人设卦象是为了更清晰地表达“意”，即义理。程颐易学观深受理学影响，他将《周易》视作儒门正宗、载道之书，对于“言象意”三者的把握体现着鲜明的理学特点，沿着探究“圣人之道”、体贴“天理”这一宇宙最高本体的学术理路，辩证统一地把握“言象意”关系，“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也，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1］271，以理为本，把“言象”三者作为理（意）的载体，不论是言、是象、是意，都只是圣人之道的载体，唯有理是根本，是理解《周易》文本、把握《周易》思想精髓的法眼，阐发、弘扬《周易》中圣人的微言大义才是治《易》的根本与归宿。

（二）从训解“圣人之语”到阐发“圣人之意”

汉唐儒学对于哲学本体缺乏超越性追求，虽然有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但是失于粗疏，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蔽于人而不知天，存在着天人二本的情况，董仲舒奠定儒学“独尊”之后，学者繁琐解释经书，不敢创新，逐渐陷入“圣人之语”不可自拔，一直未能建立起具有超越性的本体论。程颐面对这一桎梏，在解《小畜》卦“九二，牵复吉”时，给出了解决方案——“在易，随时取义，皆如此也。”［1］746以理解经，随时取义，打破章句训诂的限制，探究文本背后的“圣人之意”，实现儒家思想的超越与重构。

第一，注重阐发义理。程子明理、求道为己任，努力挖掘经文背后遗失千年的“意”“味”。以《泰·大象》为例，王弼在其《周易注》云：“泰者，物之大通之时也。上下大通，则物失其节，故财成而辅相，以左右民也”［2］，可以看出王弼对于天地交泰持偏否定的态度，孔颖达在此基础上疏解，“若气相交通，则物失其节，物失其节，则冬温，夏寒，秋生，春杀”［3］，基本是按照王弼注的思路进行解释。程子则是从政治理想出发，对于阴阳交泰持肯定态度：“天地交而阴阳和，则万物茂遂，所以泰也”［1］754，又借此阐发了君诚以率下，民以忠事上的价值理念，“……人君体之而为法制，使民用天时，因地利，辅助化育之功……民之生，比赖君上为之法制以教率辅翼之，乃得遂其生养，是左右是也。”［1］754他认为上下相通才能泰，描绘了人君体天地之道，而财制成施为之方，万民在圣君带领下得其生养的理想情况，更将人君圣人化，道由其感悟，民由其教率，而化用于天下万物，通过解经表达了经文背后“圣人之意”，浓墨重彩地表达了儒家贤王的政治理想和君民相亲的政治伦理。

第二，随时取义。程颐在解易之法上秉持“随时取义”的原则。他认为变易是普遍的，而恒常是相对的，《周易》是讲变易的，是圣人教导世人在“变易”之中寻找“不易”之原则和依据。他在解《既济·序卦》时讲，“《易》者变易而不穷也，故既济之后，受之以未济而终焉。未济则未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1］1022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彰显了易道生生不息、变化不已。所以，在对于卦义的解释上，不能“刻舟求剑”，应该随时而变，依据时势来对卦爻进行解释，不可为汉唐章句训诂和之前的格式、标准所束缚。程颐随时取义的方法，与其所处北宋风起云涌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一方面要坚定改革之志，不能抱残守缺，另外也不可乱为，人们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时势变化的实际，既不可因循守旧，也不可盲目妄为，如他认为王安石的新法便是妄为，程颐对改革的思考沉淀在其注解之中——变易要从道。

（三）圣人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理学的发端自古文运动开始，上承孔孟、重回经典，旨在为儒学道德伦理寻找形上依据，建构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伊川解易，根本目的在于借易阐“理”，建立以“理”为本的儒家哲学本体论，“我注六经”为表象，实为“六经注我”③。

第一，以理统摄《易》，将理作为宇宙大化流行的终极依据。《周易》主要通过卦爻所代表的物象变易来展示宇宙大化流行，彰示统贯天人的规律和法则。程颐以理为道，将理视为《易》的最高范畴，也就是万事万物存在及发展变化的依据。“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1］753这就是说，理就是易，易就是道。其在《易说·系辞》中将理上升为宇宙本体，作为宇宙万象万事万物的最高原理，解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说“弥纶，遍理也，遍理天地之道”［1］1028；解“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说“其义周尽万物之理，其道足以济天下”［1］1028，解“旁行而不流”说“旁通远及而不流失正理”［1］1028；解《同人·彖》卦，讲“天下之志殊，理则一也。”［1］862程子在这一段注解中，进一步阐释以理为本体，贯通万事万物，理作为本体是万事万物存在的依据，无一物遗漏。可见，程颐以理观易、以理解易，是典型的本体论建构诠释逻辑，也是其解易的创新所在。

第二，以《易》阐发“性命之理”，建构价值本体为儒家名教理想④作论证。程子站在儒门正宗的立场以理解易，在他看来，汉唐诸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1］689，所谓“言”，就是他所指責的“训诂之学”，而味、意、道则是圣人之道，皆可归结于理，“前儒失意以传言”是说前儒做的一些传、解、笺、注多失去了圣人作经的微言大义，沦为训诂，所以他作《易传》是为了传承自秦以来湮晦不明之道。程颐认为理既是宇宙本体又是价值本体，将作为宇宙本体的易道亦即理分疏为天地人三才之道，据此本体之理得以统贯天人，这也就是程颐所强调的“阴阳、刚柔、仁义，只是一个道理。”［1］689而儒家伦理核心——仁义，作为本体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之一，超拔到哲学本体高度，儒家实现建构了形上基础。程子善于挖掘《周易》中涉及儒家正统的思想资源，在解《归妹·彖》时讲：“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理，此常理也”［1］979，非常明确地将儒家名教理想上升到形上高度，以是否合乎理来解释卦爻的吉凶，儒家价值同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依据——理一样，是事物存在发展的所以然，具有绝对性、必然性、普遍性，顺理则吉，逆理则凶。

三、程颐易学与理学内在互动的理论价值

程颐立足《周易》，通过对前代易学的承接、继承和扬弃，以独特的易学方法论，特别是具体时代特色的解经方式，实现了儒家思想的融合开新，奠定了其后近千年的哲学思想底色。

（一）从哲学意义来看，程颐一改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传统，以阐明义理作为治易的基本原则，辩证把握“言象意”三者关系，融合象数与义理，实现了义理与象数两派易学的融通，《周易》的哲学思想得以昭明，使易学摆脱了数术之学与章句之学的桎梏，重新回到探究宇宙人生哲学的道路，接续了《易传》所开创易学之传统，也实现了程颐“俾后人沿流而求源”的目的。同时，程颐以《周易》为核心理论资源建构的天理论，将《周易》中蕴含的本体论思想高度哲学化，从本体高度论证儒家的名教理想，“重塑了儒家的道统，发掘出在传统儒家尘封了上千年的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4］也由此开启了宋明使其易学理学化、理学易学化，易学与理学密切互动、互启发新的时代序幕，而且为此后理学、心学、气学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文化意义来讲，理学发新的文明演化过程中熔旧铸新，成为文化创造性发展之典范。这与我们面临的时代命题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无疑是基础，而文化的自信与自觉才是更深层次的力量。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至今、一直保持着独特性的文明，特别是作为自轴心时代⑥以来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深刻智慧的文明，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不可估量的未来意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一千多年前，以程颐为代表的北宋思想家成功地推动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发展，他们敏锐地将《周易》作为熔铸新思想的基础，以《易》为宗，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创新性的解释吸收融合了佛老等思想流派，儒学以理学的新面貌再次换发生机，成为时代主流。同样，当前的时代也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视野、通达的格局，敬畏并善待优秀传统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性地融汇贯通一切优秀的文化因子，建构适应当前时代发展的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重新在人类文明中挺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强势影响力。

注释：

①理学：两宋时期产生的主要哲学流派，又称道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至南宋末期被采纳为官方哲学。理学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哲学的中心观念是“理”，把“理”说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理学的出现对后世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②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是发生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改革，宋仁宗推动范仲淹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③“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语自陆九渊，他讲“或问先生：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其中“我注六经”是指注解经典著作，主要目的在于阐发经典著作思想，“六经注我”是指通过注解经典著作中的论断来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观点。

④儒家名教理想：所谓“名教”，即指儒家的政治原则，名即名分，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正定名分、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和等级制度。或者说，名教即是以所谓“三纲六纪”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它倡导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要求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父子君臣各安其位，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这也是其理想的社会。

⑤心学、气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为历代儒客推崇。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陈献章开启先河，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陳献章之后，湛若水和王守仁是明代中晚期心学的两个代表人物。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其心学宗旨“随处体认天理”，而王守仁（即王阳明）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守仁集大成。气学，张载提出了以“气”为核心的宇宙结构说，发挥了孟子学说中的浩然之气，尤其是阐发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二者是相助相成的。其学说被称为气学。

⑥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这段时期。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是在北纬30度左右。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比较公认的，这一时期在世界不同区域形成了三大轴心文明，即中国先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集：全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王弼.周易注［M］.楼宇烈，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69.

［3］周易正义［M］.王弼，注.孔颖达，疏.济南：齐鲁书社，2005：61.

［4］向世陵.理学与易学［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55.作者简介：黄天颐（1987—），男，汉族，山东威海人，博士研究生，单位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程颐哲学。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