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宗锐

引言：源于NBA球员本·西蒙斯在2021-2022赛季以心理问题拒绝出战任何一场比赛，由此形成的“西蒙斯条款”在NBA《劳资协定》的集体谈判中引发争议，“西蒙斯条款”作为判例仍将影响后续由心理问题所带来的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着重分析“西蒙斯条款”的诞生背景，解读所产生的劳资双方争议以及从由此带来的心理问题评估标准着手，进而对球队联盟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做出一定的前瞻性的思考，以期待职业赛场对心理健康问题引起足够重视，促进联盟可持续健康发展。

NBA《劳资协定》通常由6年一度的集体谈判进行修订和补充，随着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产生了需要《劳资协定》调整的新问题。运动员的身心压力成为美国篮球运动员协会所关注的重点。本文从西蒙斯以心理问题拒绝出战而根据联盟惯例所形成的西蒙斯条款着手，分析其产生背景，探讨其对球员权利及联盟资方的影响，并对心理评估标准做出适当预测，期望能给联盟正常运行带来一定借鉴意义。

1 西蒙斯条款的产生背景

NBA作为世界享负盛名的体育联盟赛事，其极高的曝光度与超高的薪资待遇吸引着全世界的篮球人才，但与此同时其球员长期处于高强度和极端的压力环境下，除了高负载和枯燥的训练，还要承受着可能一次受伤报销整个职业生涯的高风险。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资本的逐利，大众舆论的压力等等，诸如种种，大大增加了球员心理的敏感性，极大的可能性染上心理性疾病。

成立于1954年的美国篮球运动员协会（The National Basketball Players Association，以下简称“球员工会”），其宗旨在于保障改善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NBA”）球队球员的劳动权利，主要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形成《劳资协定》（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经过近70年的发展，球员工会促成了工资帽等一系列制度的形成，并在劳资纠纷解决和劳资权益保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无论是球员工会还是谈判形成的《劳资协定》均未对心理健康问题作出相应的条款以及应对措施。

1.1 《劳资协定》与球员工会保护不全面

美国《1970年职业安全与卫生法案》（OSH Act of 1970）在第二章节第二条中规定“提供普遍福利，尽可能保证全国每个男女劳动者享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并保护我们的人力资源。”美国《国家劳动关系法（1935）》（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1935）以下简称NLRA）核心是NLRA为员工规定了某些权利，包括自我组织的权利；组建或加入劳工组织；集体讨价还价；并从事其他集体谈判、互助或保护活动。”

《劳资协定》制定的初衷也是双方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讨论，不得侵害双方的合法利益。在提倡人权的时代，球员的人权不仅仅表现于身体上，更包含于精神与自由中。但在以往的条款中，球员合法拒绝比赛的情况仅限于身体伤病，严格意义上仅指狭义上的物理伤病。2018年3月，凯文·乐福（Kevin Love）对外承认自己在与心理健康问题作斗争，并对焦虑症评论“与手骨折、脚踝扭伤一样真实。自从那天起，我对自己心理健康的全部想法几乎都在改变。在过去的29年，我一直认为心理健康问题是别人的事，我觉得这需要被重视。”乐福呼吁公众勇于分享自身内心深处的秘密，敢于公开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球员无法在心理问题上得到联盟的帮助，且现行的《劳资协定》亦未对此有规定，需要球员工会在新一次劳资谈判中提出，因此西蒙斯条款有着其出现的基础。

1.2 西蒙斯与费城76人仲裁纠纷

本·西蒙斯（Ben Simmons）是澳大利亚职业篮球运动员，司职后卫/前锋，2016年以选秀状元身份被NBA费城76人选中，并连续3个赛季入选全明星赛（All Star Game），但2020-21年季后赛中，连续罚篮不中使其心态受到干扰，尤其在东部半决赛第7场输给亚特蘭大老鹰队后产生严重心理障碍，拒绝出战后续任何一场比赛。费城76人在扣除其未出场比赛的2000万美元工资后，将其交易至布鲁克林篮网。本·西蒙斯在来到布鲁克林篮网后一方面继续以心理问题和背伤问题拒绝出战，一面又于2022年4月26日向费城76人队提出申诉，追讨被原球队所扣罚的2000万美金，由此引发了双方的劳资纠纷。后于北京时间8月16日，据ESPN名记woj报道。西蒙斯与费城76人达成和解协议。

按照联盟惯例，西蒙斯诉费城76人案将作为新的判例，以此来应对未来出现相同的情况。他也是联盟史上首位以心理问题拒绝出场扣罚薪资并提交联盟的球员。根据这一判例的结果，在2022的劳资谈判中，球员工会与联盟双方开始讨论新的精神健康报告，允许球员将心理健康问题视为与身体受伤同等的伤病，这即意味着西蒙斯条款几乎已成定局。

1.3 西蒙斯条款存在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文主义愈加发展，球员的心理问题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球员的心理问题如若不能及时解决，极易引发不良后果。仅在2017-2019年间，国际运动心理学会（ISSP）、欧洲运动心理学会（FEPSAC）和国际奥委会（IOC）就先后发表声明，呼吁运动领域的相关人员关注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西蒙斯条款作为世界篮球联盟领域内第一条相关条款，其引领作用带来的示范效应不言而喻。

球员的心理问题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作用于其自身，也可能对球队内部、联盟运行产生影响，更可能作为公众人物对公众产生不良示范。现今联盟中曾是多支球队当家球星的德玛尔·德罗赞（DeMar Darnell DeRozan）患有抑郁症多年，球迷评价他：“我们很少看到他脸上露出笑容，他永远是用天真的眼神看待场内外的一切。”德罗赞与勒布朗·詹姆斯（Le Bron James）东部竞争的多年，但没有赢得更多胜利，导致压抑许久的心理问题爆发，在休息室崩溃式咆哮、砸东西，寻求球队多伦多猛龙的帮助，球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乃至转手将他交易到了芝加哥公牛，球队经理坦言道“他的抑郁可能会影响队伍内气氛。”德罗赞发文“没有人真正关心你，只有交易没有友谊”，往后德玛尔·德罗赞为多支球队征战，困于献上一份好的答卷。凯文·乐福是勒布朗·詹姆斯2015-2016赛季夺冠之路上的搭档，享受着联盟至高的荣耀时，也陷于深层次心理焦虑之中，他直言“自己时常看着空篮但上不进”。在2017-2018赛季中他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跳与呼吸，被迫停止比赛，彻夜失眠，无法进入比赛节奏，后面由首发主力逐步变为替补出场。2009年，德国国家队门将罗伯特·恩克（Robert Enke）因抑郁症卧轨自杀后的一段时间内，铁路自杀行为增加了一倍。最重要的是，球员的心理问题已迫在眉睫，亟待解决，联盟的冷漠和无为，球员自身的萎靡和阴影，影响着比赛的整体状态，甚至影响到了球队运转。因此西蒙斯条款的诞生，存在着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2 西蒙斯条款内容心理评估标准前瞻

西蒙斯条款是指球员可以心理健康问题为由拒绝出战比赛，并涉及薪资和转会。具体而言，西蒙斯条款主要包括心理健康问题视同身体伤害的条件、心理健康问题预防中联盟与球队的责任以及球员自由转会等。接下来着重分析西蒙斯条款中与心理健康相关的内容。

2.1 心理健康国际评估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HO”）将精神或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以下简称“MH”）定义为“一种健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潜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从事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作出贡献”。与心理健康对应的是，精神或心理健康障碍（Mental Health Disorder，以下简称“MHD”），通常被定义为在临床上产生显著痛苦或损害，且需符合一定的诊断标准，如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以下简称“APA”）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和WHO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等中都对抑郁障碍（Depression）、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s）、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等障碍做了明确的诊断标准。随着心理问题的逐渐严重，各球队股东和联盟开始重视球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通常表现为狂躁、不易接触、异常的思想行为等。

2.2 心理健康标准预测

西蒙斯条款新增后，对于NBA球员的心理健康评估应当建立起心理健康状况筛查、评估和诊断体系制度。同时由国家成立心理健康评估委员会，聘用专业性人才，依据委员会派遣人员的要求进行强制性面谈，在访谈结束后，以专家诊断为主、运动员自身需求相结合，他们将移转给最适合的专业人员，以进行后续针对性服务。具体步骤可以如以下几点：（1）联盟出面从社会中聘请专业人员建立心理健康诊治委员会，专职负责联盟球员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以及轻度治疗。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应征求资方和球员的意见并经公开投票选出，除受联盟仲裁委管辖外，不受其他机构干预，尽可能保持其中立性。（2）球员申请西蒙斯条款时，必须经必要程序提交心理委员会进行评估，不得跳过程序，并竭力配合委员会的一切合理调查与谈话，维持程序正义。（3）建立一套心理健康标准，如心理健康评估工具的国际标准化，不应仅停留于身体表象上，专业人员可以与团队中的其他球员，自身家庭、工作环境、运动表现等等方面进行研讨评估，尽可能扩大调查范围，充分考虑情景因素，了解其独特的表征，拓展评估方式，避免出现单纯以身体行为的表现来评估是否具备资格的主观论断，也避免运动员短期恶意使用条款。达到何种程度可以具备条款资格，也必须更加具体。如果球员的抑郁症达到厌食、拒绝与球队家人沟通，甚至自杀等程度，则应视为达到标准。在委员会进行达成条款结论后，球员进行治疗期间，也应持续跟进，一方面关注其恢复进展，另一方面也应预防球员已康复但以此为由逃避球员义务，损害资方利益。简而言之，心理健康评估标准的确定是对球员权利的肯定，但也是一种限制，是对资方利益的保护。

3 西蒙斯条款诞生的影响

3.1 西蒙斯条款保障了球员原有权利

NBA球员通常出生于相对贫困的家庭，其中一大部分都来自于单亲家庭，缺乏关注和家庭教育，其童年经常成长于街头而不是在学校，还有一些外籍球员跨越重洋背井离乡来到美国追逐篮球梦想，寻找出路。当商业化的NBA联盟向球员抛出橄榄枝时，过早地结束学业，进入资本的运转中，将隐藏在球员心里的危险埋藏在了未来。进入职业赛场后，来自媒体及公众的赞扬、批评甚至谩骂都可能让他们迷失自我，逐渐产生心理健康问题。从球员进入联盟之初，联盟就可能种下了受害的种子，当球员日后涉及到心理问题时，这不仅是球员自我修复的权利选择，也是联盟应尽的义务。作为公众人物，球员被要求需要给球迷带去坚韧和不屈，心理疾病被球迷及资方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是逃避，甚至被当作异类，大众通常很容易忽略精神层面的问题，尤其是不安、焦虑、恐惧等情绪，每个人选择逃避彷佛其并不存在或者容易解决。公众必须承认球员只是高知名度的普通人，他们与公众一致，利用每个人拥有的权利来保护自己都是必要的。

劳资谈判的初衷与《劳资协定》的达成与修改，都是球员与资方达成合意的结果，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即是自由意识的苏醒，每一次谈判都为了最大限度去提高球员的权益。正如交易否决权的存在赋予球员有选择是否被交易的权利，而由于需要诊断和治療的心理健康问题导致的中止比赛也是保障球员权利的关键，西蒙斯条款的产生的开了注重心理健康问题的先河，给予球员正当的理由，让他们本应拥有的权利牢牢把握在其自身手中，当球员权利的拼图愈发完整，球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提升，也是更好地促进联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3.2 西蒙斯条款对联盟资方利益存在有利之处

2011年联盟新一轮谈判形成的《劳资协定》中规定的阿朗佐·莫宁条款（Alonzo Mourning Rule），即联盟仲裁有权对被交易之后，拒绝为新东家效力的球员进行经济或者禁赛处罚、伤病特例无一不是对资方权利的保障，而在西蒙斯条款形成后，资方最大的担忧来源于球员随意使用此西蒙斯条款来选择停止比赛以此来要挟球队股东及联盟，甚至更为严重的导致联盟停摆，这让其感到无比的担忧，愁于球员权利增长的同时，削减了资方的利益。不可否认的是，球队股东的担忧不无道理，有其一定的根据。2022转会期凯文·杜兰特（Kevin Wayne Durant）的交易申请，无疑给西蒙斯条款的问世激起更大的水花，由于凯文·杜兰特的举动，引发多支球队的折本式哄抢，联盟数只球队将本已做好的球队引援交易方案一举搁置，联盟转会交易一度停滞，以至于官方不得不下场终止。球队股东在见识到如此之大威力的同时，不禁将目光盯上了西蒙斯条款，它是否也会成为危害资方利益的工具，这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NBA作为世界当中最负盛名、举办最成功的赛事，其球队之间，球员与球员之间的竞争碰撞是极其残酷的，在联盟以工资帽、奢侈税等举措来限制球队实力差距并不算太明显之时，每一个球员的正常出勤、在场上的征战都显得极其重要。2015年总决赛，克利夫兰骑士（Cleveland Cavaliers）以微弱劣势憾负金州勇士（Golden State Warriors），对球迷来说这是惨烈又灾难性的一年，仅余的7个人组成了一个上场阵容，被称为绝地七武士。如若全员都健康出勤，可能冠军的归属还是个问号。这更说明了球队满员出战的重要性。因此，当球队中多人申请此条款时，特别是首发主力缺席时，球队的实力将大打折扣，带来的后果是球队成绩急速下滑，球员情绪低落，粉丝群体的不满，周边产品售出降低，名气大幅下降，乃至于赞助商等的减少或撤销投资，这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资方难以承受的，资本就是逐利而来，却让其败兴而归，难以承受。由此看来，资方拒绝此条款具备一定合理性。

西蒙斯条款新增后，球队股东最关心的在于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但来自资方的愈发抵触可能会适得其反。理由如下：（1）申请此条款的球员必然经过了合理的且必要的正当性程序检测，球员可以利用规则，但却不能给其为所欲为的能力，只有通过严格性审查后，才能具备申请的条件。在审查方面，球员工会、资方代表、医院三方会晤，以共同意志作出不侵犯任一方的裁判；（2）球员申请条款后，或短期来看球队丧失了即战力，但长远来说未必不是给球队带来了稳定且高效的战力提升。不可否认，在这个时间段内球队遭遇一些困难，但如若不解决，短期的平静之下可能潜藏着更大的危机。本·西蒙斯向球队提出申请遭拒绝，引发出拒绝出战和仲裁的后果，这对于双方来说是双输的后果，是所不能接受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球队准允本·西蒙斯短时间内进行心理治疗，待其伤愈归来，是否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变化以及对球队的感恩。2019年总决赛勇士进行时，为人熟知的水花兄弟克莱·汤普森（Klay Alexander Thompson），左膝前十字交叉韧带撕裂缺席比赛，但其伤退之后，金州勇士宣布以5年1.9亿美元的高薪合同与其续约，克莱·汤普森在2021-22赛季常规赛强势复出砍下场均20.4分，季后赛场均19分，助力金州勇士夺得赛季总冠军，并在球队工资严重超出工资帽后决定暂时不提前续约，以预存薪资空间给其他新秀。当一名球员因伤将停赛一个多赛季时，球队反而与其签下巨额合同，也为此补上了巨额的奢侈税，对球员给予了足够的诚意，克莱·汤普森也不负所望，以自身行动报答球队，与团队形成了双赢局面。因此，西蒙斯条款的出现，可能更多给予了球队与球员之间一个缓和、修补的空间，大家给彼此的空间去重组帮助更好地达成利益交换。据研究表明，运动员在主客场比赛时，心理过度紧张状态占比达到25%，个人进攻成功率下降13.7%，配合进攻效率下降15.3%。而这只是由于心理过度紧张导致的下滑。

夸梅·布朗（Kwame Brown）经常因狂躁症而无法控制自己，先后效力9支球队；保罗·皮尔斯（Paul Anthony Pierce）在被刺伤后患上了抑郁症，让他很长时间不愿意去和教练队友交流；比尔·拉塞尔（Bill Russell）则患有神经性呕吐的症状难以在比赛中发挥实力。如果他們通过心理治疗，是否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夸梅·布朗是否会成为他同期榜眼秀保罗·加索尔（Pau Gasol Sáez）一样荣誉缠身的中锋，保罗·皮尔斯在2010年是否会拿下那最后的七分之差，指环王比尔·拉塞尔的双手是否会多出第十二枚戒指。当越来越多的荣誉到来时，资方也随之获得了更大的收益，双方同向同行。因而，西蒙斯条款的出现对资方而言并非没有好处，在保护住球员的同时，也为资方带来更多利益。

4 结语

NBA规则的改变，是为了球员运动能力和联盟本身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西蒙斯条款，是关注球员心理健康的开创条款，其诞生对联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适当增加了球员权利，加强了其权利保障，也对资方利益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必须严格限制其心理健康评估程序化标准，合理运用规则，避免权利滥用，以期此条款推动联盟可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