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欣叶

陶渊明一生可以用“亦仕亦隐”来概括，在其完全归耕田園之前，陶渊明共有过五次为官经历，从陶渊明多次“出仕”来看，陶渊明是含有“立功”情结的，甚至在陶渊明完全退隐之后，这种“立功”情结仍然作用于陶渊明的内心，并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有一定关系。

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中的“立德”“立功”“立言”即“三不朽”思想。本文参考唐初十八学士之一孔颖达于《春秋左传正义》中对“三不朽”思想的解释，即“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认为其中的“立功”思想于个人价值观、行为上体现为对政治理想、功名有所追求。陶渊明作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多以超然淡泊的归田隐士形象出现于后人的视野中，但这与陶渊明的“立功”情结并不矛盾，甚至这种对功名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与陶渊明言“志”以及追求隐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探究陶渊明的“立功”情结对于构建陶渊明的整体形象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围绕陶渊明的生平经历及其相关作品探究陶渊明的“立功”情结。

陶渊明“立功”情结来源

“立功”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三不朽”思想，其本质是儒家事功思想，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士大夫的毕生追求之一，是封建统治下道统与政治结合的产物。据考，陶渊明的一生大部分时间（55年）生活在东晋（317—420），晚年入宋（420—479）。《晋书·范宣传》载，陶渊明家乡江州当时“讽诵之风，有若齐鲁”，可见当地儒学风气之盛，为陶渊明儒家传统“立功”思想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且陶潜“总角闻道”，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陶渊明集笺注》一书有言，陶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可见少年陶渊明“猛志逸四海”中表现出的“立功”之心。

从身世来看，陶渊明出生于仕宦之家，从其诗作《命子》“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中可见陶渊明祖上便有出仕的传统，且荣光卓著。虽然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家道中落，但这种家世背景仍使得陶渊明自小便开始接触儒家的事功思想，这种思想甚至成为陶氏家学的一部分，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更对陶渊明“立功”情结的产生有较大影响。

陶渊明“曾祖侃，晋大司马”，是东晋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有着显赫的地位。《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可见他有着浓厚的重农思想，这一思想在陶渊明归耕田园后的“躬耕”上有所体现；陶侃曾于镇守武昌期间植柳，这与陶渊取别号“五柳”有所照应。以上种种，可见曾祖在陶渊明心中地位之高，影响之大。陶渊明《命子》一诗中“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更是赞扬曾祖英姿威武、功勋卓著与品行高尚，流露出对曾祖赫赫功勋的敬仰以及自己作为其子孙的自豪。这种自豪与敬仰之情体现了陶渊明对追求功名其实是不排斥的，他本身期望如曾祖陶侃一样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而这种对于卓著功绩的向往与追求正是陶渊明“立功”思想的雏形。

因此，作为仕宦子弟，环境与家庭是陶渊明“立功”思想的来源，陶渊明的思想中根植着当时时代文化背景下的士子追求与家族文化基因中的济世豪情。

“立功”情结对陶渊明的影响

对“出仕”的影响

陶渊明一生可以用“亦仕亦隐”来概括，在其完全归耕田园之前，陶渊明共有过五次为官经历，中间穿插着他短暂的“退隐”生活。从陶渊明多次“出仕”来看，他必然是有“立功”情结的，“种豆南山下”的躬耕生活无法实现他的志向。甚至从多次为官的“尝试”来看，在“立功”思想的影响下，陶渊明对为官从政，乃至建功立业，是有一定“执念”的。本文将探究陶渊明前三次为官经历，分析“立功”思想对陶渊明仕隐抉择的影响。

1.第一次为官经历

陶渊明在诸多作品中提及自己为官多是迫于生计，但袁行霈教授指出，仅仅因为生计为官，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而这一点从陶渊明第一次出仕中就可以看出。

陶渊明第一次为官的官职是江州祭酒从事，这是他仕途的开端，应当最显露初心。从官职来看，祭酒从事，简称“祭酒”，据《宋书·百官志》记载，“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可见祭酒分管事物繁杂，与《晋书·陶潜传》中“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恰好对应，因此陶渊明此次为官未满三月便不堪官务繁忙与劳累而辞职似乎十分合理。此外，除去身心疲惫之外，当时征辟陶渊明的主官王凝之，即王羲之第二子，是一个昏庸之人，迷信鬼神，使得官场乌烟瘴气，这或许也是陶渊明辞官的缘由之一。但不论是不堪重负还是鄙弃官场黑暗，如果陶渊明出仕单纯是为了“养家糊口”，他根本不必在意这些，或同流合污，或玩忽职守，这些都可以成为规避以上这些“形役”的选择，但陶渊明偏偏选择了归田，这一完全自断后路的选择恰恰反映出了其“立功”之心，即当陶潜直面官场后，其内心的追求与现实的黑暗形成反差，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冲突致使其一蹶不振，理想“暂时性”幻灭，其继而“退守”田园，而这也就可以解释其后面再次“出仕”的原因。而陶洲明的生活也许是艰苦的，但并不像他作品中谈及的那样苦，他虽家道中落，但先祖积累的家业仍在，《晋书·陶潜传》中写道：“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祖上荫蔽之下，陶渊明的生活或不富足，但也确实无须为“五斗米折腰”，甚至还有家仆侍奉左右，因此，他的出仕或许包含了“亲老家贫”的因素，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更多的还是他个人希望建功立业的自主选择与追求。

由上可见，第一次出仕的失败并没有让陶渊明对官场完全绝望，反倒让初出茅庐的陶渊明在有了初次为官经验的同时更加认清现实，其所表达出的对现实的不满，更多展现了一个有着鸿鹄之志的少年形象，而这一点从陶渊明的第二、三次为官经历中也可以得到进一步验证。

2.第二、三次为官经历

晋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三十六岁，辞去江州祭酒六年后，他离家远赴江陵，出任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僚。这是陶渊明第二次为官，也是陶渊明一生中最长的为官经历，约三年之久，而这段为官经历也是陶渊明“立功”情结的集中体现。

首先是出任幕僚的主官选取。如前文所述，陶渊明出生于仕宦之家，其外祖父孟嘉曾任桓玄父亲桓温的长史，桓氏与孟氏交好已久，这为陶渊明在桓玄府中担任参军攒下了人脉基础。但从陶渊明前一次的“任性”辞官来看，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外祖父的家族关系，其中也有陶渊明个人的考量。

桓玄出身于东晋一流士族谯国桓氏，其父桓温曾三次北伐，废海西公立会稽王为帝，任荆州刺史，都督荆、司、雍、梁、宁、益六州军事，其幕中更有袁宏、伏滔等人，都是东晋政局中的风云人物。《世说新语·贤媛篇》记载，“晋之士大夫感温之恩，多党附桓氏”，桓玄也因父亲权倾一时而在东晋士族中得到广泛支持。同时，桓玄本人也颇富才学，《晋书·桓玄传》描述其“形貌瑰奇，风神舒朗，博综艺术，善属文”，桓玄的个人魅力也是其能够广纳人才的原因之一。

此外，从当时的政局来看，朝廷昏庸无能，诸王割据严重，晋王朝岌岌可危，而桓玄作为混乱政局中少有的青年将才，时年三十二岁的他以荆州为基地，在经过与当时的“乱臣贼子”司马道子的两次对抗之后，已经占据了晋王朝约三分之二的江山，沿江东下“举兵勤王”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398年，桓玄于众望所归下在江州被推为对抗司马道子的盟主，而江州正是陶渊明的家乡，且位于长江中游，是战略要地之一。

受地理位置影响，陶渊明为动荡时局所波及，陶渊明仕桓有家族关系的原因，更是因为其希望在政治中有所作为，有跟随明主济世的理想。这也体现出了陶渊明积极入世和关心政局，对时局有所掌握的一面，这些都是“立功”情结作用下的行为表现。

第三次为官也是如此，陶渊明担任刘裕的参军，主官作为当时“平叛”的主力，陶渊“出仕”的目的更加明显——匡扶晋王朝，于乱世之中建立功业。

对“归园”及之后的影响

陶渊明有着“立功”的情结，从其最终“归园田居”来看，他走上了与之完全相反的道路，但是这一思想情结在他归隐的道路上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在陶渊明完全退隐之后，这种“立功”情结仍然作用于陶渊明的内心。

从第一次“出仕”到完全退隐，中间几次为官的曲折便是陶渊明在“立功”情结影响下的左右为难，这种“仕隐”纠结甚至一度折磨着陶渊明，化为“本性相违”“白首无成”以及“营己屡空”三种愧疚心理。

在《感士不遇赋》中，陶渊明感慨“闾阁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安。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这份对政治的失望流露出的是自己无处安放的“立功”之心。陶渊明的退隐或包含对黑暗时政的厌恶，但陶渊明对于政治无法做到完全抽身，甚至在退隐之后，面对先辈功业，他直言“嗟余寡陋，瞻望弗及”，仰慕之下藏着他作为后辈没有继承先祖风光的愧疚和面对“八表同昏”东晋王朝的无力，这些都是“立功”情结所致。

结合其退隐后所作的《责子》，诗中提及自己的五个儿子“总不好纸笔”，只得无奈慨叹“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根据《饮酒》等诗，后人都认为陶渊明早已心归田园，“立功”情结所致的矛盾也已和解，但在面对儿子时，陶渊明仍然流露出了希望儿子读书为官的期待，“立功”思想早已根植于陶渊明的内心。

“立功”与陶渊明隐逸的关系

陶渊明诗文多言志，陶集中有不少带“志”字的句子。例如：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酣觞赋诗，以乐其志。”（《五柳先生传》）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八首》）

“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

因陶渊明多以隐逸诗人的形象出现在当代大众的视野之中，后世多推测陶渊明之“志”即“返自然”。但从陶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谈及其志，多含有未遂的遗憾，结合其最终选择“采菊东篱下”的退隐生活，亦可推测陶渊明之志是与田园生活完全相反的仕宦生活。但若如此一概而论，或失之偏颇。陶诗中传达出的对于自然以及躬耕生活的热爱，不应仅仅是个人追求失败后的安慰之词，如吴云教授提出“陶渊明的一生的主导思想是建立功业”，过于以偏概全。但一个人的志向往往反映其思想，陶渊明思想的“立功”情结与陶渊明的志向应当是有一定关系的。夏元明教授指出，陶渊明一生之“志”是几经变化的，这种变化与陶渊明的“亦仕亦隐”几乎同步，从“猛志逸四海”到“固穷节”，从“立功”到“弃功”，陶渊明的所作所为其实可以看作在两个完全相反的道路上不断“尝试”，陶渊明追求的其实不是“志”，而是“性”，是一种人的自觉的表现，是一种对个体精神自由解放的追求。“立功”是陶渊明受原生环境影响所以为的“性本爱”，但几度仕隐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从小接受的思想、教育是与自己不合的，几度为官最终只能得到“心为形役”的结果；相反，在一次次退隐中，陶渊明得出了“性本爱山丘”的结论。叶嘉莹先生在《汉魏六朝诗讲录》中指出，陶渊明的人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人生，他是真正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诗人。由此，可以说陶渊明的“志”其实是“找到自己的‘性”，而对“性”的追求过程是一种自我精神价值实现的过程，求仕为官则是一种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尝试。陶潜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生活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以及最终形成的思想，“立功”思想是时代文化的产物之一，但陶渊明沒有被时代局限性所裹挟，他仿佛一根破石之竹，向世人展现出他人格的自觉与独立。回顾陶渊明的一生，“立功”仅是他的尝试，甚至为了排除尝试的偶然性，他几度出仕，这大抵也是后人崇敬陶渊明的原因之一——他寻到了他的“性”，摆脱了时代的束缚，实现了自我，而实现的途径即隐逸。

综上，“立功”是原生家庭、时代背景给予陶渊明实现自己之“志”的一条道路，也是验证后被舍弃的一条道路，而隐逸则是陶渊明一生探寻“本性”后得出的答案，二者是陶渊明一生的两种选择，虽截然不同，但又彼此验证，最终成就了遗世独立的靖节先生。

鲁迅曾言，陶潜并非浑身是“静穆”，本文综述了陶渊明隐逸与立功思想的张力关系，对陶渊明“立功”思想的来源、影响以及其与陶渊明隐逸思想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发现陶渊明在传统“隐士”的形象之外新增了其作为“士人”的挣扎和作为“哲人”的自我探索与追寻，对陶渊明本体人物形象的构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的历史，亦可看作一部士大夫史，“立功”思想情结是儒家事功思想的凝练，陶渊明体现出的其实是后世无数士子在“仕隐”矛盾之下的政治情结、理想追求，最终展现为人在社会大环境下的自我独立，完美地体现出了中国的文化特色。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