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音乐人类学是以运用人类学为主，音乐学在内的学科方法和理论，研究一切音乐行为和文化内涵的学科；自其诞生以来，愈加受到音乐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对此学科进行过尝试性研究，研究成果颇为显著。熊晓辉教授的《音乐人类学论纲》即是研究成果之一。本文结合对于此书的一些感悟，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身份的历史嬗变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关键词】 音乐人类学；学科；身份；成果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9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29

基金项目：2020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宋代朱辅《溪蛮丛笑》译注与礼俗用乐研究”（项目编号：20ZDAJ006）阶段性成果。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音乐人类学的传入，国内音乐学者们对此领域研究颇感新奇，他们借鉴了外国的经验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由此诞生了一系列音乐人类学研究成果。2008年，熊晓辉的音乐人类学专著《音乐人类学论纲》出版，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做了系统性介绍，包括起源、概念、含义、研究视角、方法论等相关理论知识。它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以跨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化交流。

1964年10月，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其著作《音乐人类学》中首次提出“音乐人类学”的概念，标志着音乐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而问世。梅里亚姆提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切音乐活动以及音乐行为，包括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地区的一切音乐艺术[1]。

中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伍国栋认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是“文化中的音乐”。它不仅有对于音乐本体的探索和分析，还具有人类学视阈下审视音乐文化方面的文学属性。因此，基于音乐人类学广博的研究范畴，国内外有关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丰富且研究范围涉猎广。熊晓辉教授的音乐人类学专著《音乐人类学论纲》的出版，是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产物，笔者将结合此书带来的启示，论述音乐人类学学科身份的历史嬗变以及其研究成果。

一、音乐人类学与《音乐人类学论纲》

音乐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一切音乐活动和行为的学科，它的发展经历了启蒙时期、比较音乐学时期、民族音乐学时期以及音乐人类学时期几个重要阶段，最后在音乐人类学阶段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音乐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而问世后，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备受各国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中国音乐学者们也不例外，他们借鉴了外国的经验和已有研究成果，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由此诞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扩大了音乐人类学在世界上的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国一些专家学者也加深了对于此学科的重视，有关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就日益增多。

《音乐人类学论纲》在此背景下诞生了，它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做了系统性介绍，包括起源、概念、含义、研究视角、方法论等相关理论知识。笔者将按照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论述其学科身份以及此学科相关专著《音乐人类学论纲》的诞生。

（一）音乐人类学学科身份

自18世纪开始，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欧洲以及美国产生并发展，音乐人类学则是于19世纪末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出现过专业、系统的研究队伍，他们擅长音乐学和人类学研究，便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的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此研究过程中，各个民族、地区的音乐艺术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因此，他们产生了运用人类学研究音乐的想法并且付诸实践。他们把这种研究称之为“音乐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一切音乐（全世界上的每一种音乐），是以人类学方法研究每一种音乐的一门学科。

音乐人类学的萌芽始于19世纪前，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欧洲逐渐加深对于非欧洲音乐的关注，并且欧洲音乐家们对于非欧洲民族、音乐、文化做了详细记载，这为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特别是为19世纪末音乐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民族志資料。

在殖民主义时期，他们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关注大多在于乐器本身，有时用五线谱形式将异国音乐记录下来。例如，早期的西方人卡特（JaequesCartier，1491-1557）以五线谱形式记载了在北美洲观察到的北美印第安的音乐和舞蹈。

在西方音乐学史料中，一般认为法国耶稣会员、地理学家杜·阿尔德（J·B·DuHalde，1674-1743）是最早接触中国音乐的第一人[5]，因其于1735年出版的《清帝国和中国鞋鞋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史和自然志》中收录了中国的民歌。然而，对于中国音乐的介绍和认识则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heRicci，1552-1610）是将中国音乐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他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并将之介绍到西方，同时，也在中国传教西方音乐文化，为后期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时期，西方音乐学家们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开始呼吁专家学者们对非欧洲音乐文化进行更为严谨的研究，并进行客观的评价。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哲学家们以众多旅行家的民族志材料而建立了社会文化进化论，随着其发展，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兴趣和关注大为加强，将它们看作人类历史的一般部分，进行更为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研究。著名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提出，人类的一般差异是由于文化所致而不是自然原因[4]，他于1768年出版的《音乐辞典》中就强调了这一点，不同的民族地域根据不同的音乐行为方式表现出不同的文化传承，书中的内容包括中国、欧洲、伊朗、印第安人的音乐，同时还引述了杜·阿尔德《清帝国和中国鞋鞋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史和自然志》中的中国民歌《万年欢》。这也印证了非欧洲音乐文化并非欧洲音乐发展时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肯定了非欧洲音乐的文化和价值。

19世纪早期，随着民族学的兴起，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学者不但反对奴隶主义，而且掀起了保护土著的运动。在这种保护土著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主张用比较探究的方法来研究探索人类发展历程和源起[6]。

例如，英国音乐学家埃利斯最早发表的《论诸民族的音阶》，首次提出了运用音分标记法对亚洲各国音乐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不同民族由不同音阶体系构成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欧洲文化中心论”思想产生极大冲突，但是对于跨文化的音乐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885年，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发表了《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明确提出“比较音乐学概念”，确立了比较研究在音乐研究中的地位。比较音乐研究确实为非欧洲音乐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由于民族音乐的研究体系不完善（不排除以猎奇心理索取音乐资料为目的的研究），所以之后渐渐被柏林学派所取代。

柏林学派兴起于19世纪80和90年代，以埃利斯、阿尔德、孔斯特、霍斯波斯特尔等人为代表，致力于研究音乐形态、音乐史、乐器，同时运用田野调查和案头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音乐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在反对进化论的进程中产生了文化传播论，此理论提出人类的文化可由文化的传播来解释。以佛罗贝纽斯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派认为，文化一旦产生，会以产生文化的地域为中心加以传播，距发源地较近的地域文化的变迁相对较快，而距中心较远的边缘地域的文化会保持古老状态。此时期的音乐人类学主要以美国学派和博厄斯学派为代表，他们的共同观念是反对进化思想，认为文化是多样性的，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注重以比较的方式搜集材料，以及从自身环境去审视文化的特征和价值。

虽然音乐人类学从19世纪就早已开始，但当时“音乐人类学”的概念是还没有产生的，此概念产生于梅里亚姆1964年出版的《音乐人类学》中。梅里亚姆认为音乐人类学是一门科学，即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音乐。他始终坚持此学科的研究主题是文化的人文方面，但是研究的方法和目的是偏于社会科学的，因此他也无法精准地定位其族属，那么结论就是音乐本身既具有人文属性，又具有社科属性，在他看来，其学科性质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合。

此学科经历了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经历了研究者反思与批判前一研究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的建构，但是尽管它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是一个整体。无论此学科最初以及发展过程中被怎样定义和阐释，它最终在音乐人类学这个发展阶段中独立成为学科。

（二）《音乐人类学论纲》的出版

音乐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而问世后，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备受各国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中国音乐学者们也不例外，自20世纪80年代音乐人类学传入中国后，他们借鉴了外国的经验和已有研究成果，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由此诞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扩大了音乐人类学在世界上的发展格局。

在研究者们一系列的研究中可发现，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中：音乐人类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音乐人类学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等。此类相关研究无论领域兴趣何在，都为中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为音乐人类学事业添砖加瓦。

而《音乐人类学论纲》这本专著更是在中国音乐人类学的萌芽阶段为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宛如一盏明灯，它对近年来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做了非常全面的总结，也对于如何科学、全面地建构音乐人类学学科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刻探讨。此书出版于2008年5月，作者熊晓辉教授，从事民族音乐相关研究多年，有着丰富的田野调查、民族志工作经验。

《音乐人类学论纲》这本专著的特征有三点：一是人类学的全球性视野；二是其在中国的先进性；三是其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推动性。从学术意义言之，《音乐人类学论纲》的出版有利于更多专家学者投入到音乐人类学这个研究中来，同时，有利于增加人们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兴趣和关注，为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推動作用，促进了音乐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理论体系的构建。

二、音乐人类学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音乐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备受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一时之间在中国大陆风靡了起来。2008年，熊晓辉的音乐人类学专著《音乐人类学论纲》出版发行，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做了系统性介绍，包括起源、概念、含义、研究视角、方法论等相关理论知识。书中指出：“在人类学、音乐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长期侧重于学科的本体研究及其对音乐结构、形态与特征等的研究，在西方传统的音乐学范畴中，形成了带有共性的研究课题……如果要建立全人类艺术观，用全球性的视角去研究音乐艺术，那就不得不去考虑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音乐。”[2]

此外，音乐人类学学者们借鉴了外国已有的研究成果，吸取了以往的经验，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由此诞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音乐人类学在世界上的发展前景和格局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在此基础上，中国一些专家学者也加深了对于此学科的重视，有关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中国音乐人类学学者孟凡玉对于我国的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是这样描述的：“从总体来看，我国音乐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音乐人类学经典译介、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方面。其中，理论研究可以分为方法论研究、学科概论两个方面；应用研究可分为中国音乐文化研究、外国音乐文化研究以及跨国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三种类型。”[3]本文将围绕相关重要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总结。

其一，有关音乐人类学的译介专著。

1964年姆利亚姆发表的《音乐人类学》，提出了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并创立了三维模式，书中写道：“如果我们以这一模式所包含的广阔视角来看待音乐研究，我们的态度就不仅是社会科学式的或人文科学式的，文化、社会式的或结构式的，民间式的或分析式的，而是对这一切的综合。”

美国著名音乐学家胡德是个注重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主要专著有《爪哇音乐中决定帕泰特的骨干音》（1954）、《音乐民族学家》（1971）。

布鲁诺内特尔是城市音乐学先驱，著有《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論题与概念》一书，注重广阔的视角和文化的语境，反映了音乐人类学家们对于研究文化中的音乐的兴趣日益增强。

此外，内特尔和李方元编译的《音乐人类学家A·P·梅里亚姆——学者和领导者》（《中国音乐》，1997），对于梅里亚姆的生平做了详细的介绍，文章中娓娓道来梅里亚姆和音乐人类学的渊源，使我们对于这位学科重要领导者有了一个宏观的了解。

内特尔和管建华的《音乐民族学与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国音乐》，1995），以及内特尔、赵志扬、管建华的《西方音乐的价值与音乐民族学的特征》（《中国音乐》，1991）等。

以上，此类文章大多是中国学者对于国外音乐人类学重要文献进行翻译和介绍，对于中国音乐学者来说，能够深刻了解音乐人类学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有深刻影响。

其二，有关音乐人类学的理论研究。

伍国栋的《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2012），此书在吸收借鉴了前人的经验以及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力求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结合。

管建华的《音乐人类学导引》（2006）是中国当代音乐人类学领域重要的一部分，作者运用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对于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分析，同时将音乐人类学放在全人类文化的层次上来探讨，拓宽了其研究视阈，引导人们从更宽广的视角去理解音乐人类学的含义。

洛秦的《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即是将音乐学和人类学结合在一起，去研究分析音乐艺术，使读者即刻便理解其核心所在。

汤亚汀的《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2008）一书也对该学科的主流进行了定义并做了总结。

此外，还有杨民康的《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2008）、薛艺兵的《在音乐表象的背后》（2004）、管建华《中西音乐与音乐人类学和文化理论研究》（1993）、《音乐的跨文化交流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国音乐》，2003）、《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 （《中国音乐》，2012）、洛秦《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2006）、《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2010）、汤亚汀《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2003）、《后现代语境与中国声音景观断想——兼及“新格罗夫”条目“音乐人类学：当代问题”》（2009）、杜亚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2009）、杨民康《艺术切入→随缘选择→文化思考——论音乐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视域及研究过程》（2009）等。

从以上专著可看出，他们是从整体、全面的维度去研究音乐、文化、行为，去研究某一民族的音乐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从单一、局部的音乐的角度去研究，这种全面的整体的全球性视野才能推动音乐人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其三，有关音乐人类学的应用研究。

熊晓辉的《土家族打溜子的隐喻叙事——一种音乐人类学解读》、杨沐的《音乐人类学对音乐教育的启示及其应用》、张君仁的《花儿王朱仲禄——对一个民间歌手的音乐人类学实验研究》等。熊晓辉教授的《音乐人类学论纲》作为中国音乐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切实地吸引了更多专家学者投入到音乐人类学这个研究中来，推动了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音乐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理论体系的构建。

以上，可见我国音乐研究学者们对于音乐人类学的重视。虽然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在理论构建和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仍有不足，但基本研究体系已建立，并逐渐走向成熟。

三、结语

结合熊晓辉教授的专著《音乐人类学论纲》所带来的启示，对音乐人类学学科身份的历史嬗变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音乐人类学学科在不断发展壮大，国内外一大批学者纷纷加入研究音乐人类学的队伍中来，相当充盈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成果被跨学科运用和借鉴。但是笔者通过检索查阅中外音乐人类学的相关文献资料（包含论文、专著等），并结合国内外音乐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成果，发现此学科有些方面还不够成熟，尤其是在本土化发展、理论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研究还需努力。因此，学者们还需不断努力，持之以恒，只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框架并将其与本土文化结合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做到知行合一，从而使音乐人类学走向更广阔的学术天地。

参考文献：

[1]（美）艾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

[2]熊晓辉.音乐人类学论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3]孟凡玉.音乐人类学的范畴、理论和方法[J].民族艺术，2007，（3）.

[4]洛秦.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5]The Dictionary of New Grove Music and Musicians，Term“Ethnomusicology”，2001.

[6]熊晓辉.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研究[J].人民音乐， 2012，（6）.

作者简介：

王为强，男，山东枣庄人，湖南科技大学齐白石艺术学院2021级音乐与舞蹈学民族音乐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