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性论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议题，历来备受关注，董仲舒作为汉代及中国古代儒学史上的关键人物，其人性论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他积极顺应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社会需要，整合、发展了先秦儒家孟子性善说、荀子性恶说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比前人更全面、更符合实际的人性善恶并存观点；性三品说详细分析了人性品级并以中民之性为性；倡导教化指明了向善的途径，形成了独特的人性论学说体系，深刻影响了汉以后唐、宋明的人性论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同时加强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完成了儒学体系构建，为儒学在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董仲舒；人性论；影响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5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17

纵观我国人性论思想，在先秦时期已取得重要成果，以儒家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为代表，至汉代人性论的发展成为又一重要节点，董仲舒是最早对孟、荀思想进行整合的儒学家，完成了儒家思想的质变与飞跃，因此董仲舒人性论研究对于把握人性论发展演变、汉代思想和对后世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董仲舒人性论研究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了其人性论内核，尽管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多数学者如金春锋、刘国民等认为他批判、继承了孟子、荀子的学说，为深入理解其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一、董仲舒人性论背景

（一）先秦人性论思想基础

天命观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阐释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长盛不衰，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同样以此为基础提出各自学说，《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有“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之句，表明性出自命，而命由天降，即将人的性命与上天紧密相连，在此思想背景下的人性论思想固然带有天命色彩。儒家人性论具有代表性的首先为孟子性善说，孟子认为天人相关，人天生带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 ①四端即仁、义、礼、智，是人天生带来的性，人性并无差别。孟子主张善的根本原因即基于人有实现四端之心，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②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孟子承认人的欲望，但不把欲望当作人性，而将其称为小体，相对的仁义礼智则为大体；更具体的小体指“耳目之官”，大体指“心”，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与作用。从其大体则为大人，从其小体则为小人，将心中的仁义确立起来，耳目之欲才不會扰乱、夺取它，如此便能成为有德行的大人君子。

孟子通过人禽之别和伦理道德分析提出性善论，其实是即心言性，认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可以体现为实际具体的善的行为，并进一步由心善确信人皆有善性；并且提出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人的意义、价值在于充分扩充、实现自己的善性，其核心观点即性本善、性向善。

与孟子相反，先秦时期另一重要人性论思想即荀子性恶说。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主张人的性与情统一，人性中天生带有好利、好声色等恶的一面；人性中存在欲望是合理的，但欲望是无休止的，过度欲求必然会带来争端、破坏社会道德秩序，甚至导致争战祸乱，正如《荀子集解》所说“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③，人性天生带有负面因素，由此提出人性恶。

另外荀子肯定人性中存在善的部分，但拥有善质不等同于人性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之性无法改变的称为“性”，善是后天学习教化的结果，是可获得的，称为“伪”，经过教化的民众获得良好品质，而教化途径有赖于统治者。教化则必有礼仪准则，因此达到善的核心要素归结于礼义，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离不开礼义教化作用，并且个人经教化达到善才能进一步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秩序统一。

荀子虽主张性恶论，但其终极目的同样是引人向善，主张通过后天人自身的努力与修养来达到善的境界。因此孟子、荀子人性论虽对于人性善恶判断不同，但最终都指向“善”，区别在于二者侧重点不同，孟子旨在扬善，而荀子旨在抑恶，并且都肯定人具有向善的资质，通过教化与修为皆可成善，且二者都主张性与情统一、性情相关，这些观点为董仲舒研究人性论提供了基础和动力。董仲舒批判、继承了孟子、荀子的学说，顺应时代要求，形成了自身颇具特色的人性论体系。

（二）汉代社会现实需要

汉代实现了大一统，但经过长期战争与改朝换代，汉初社会凋敝、经济衰弱，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经数年调整，经济逐渐恢复，人民生活日益富足。但国家社会中问题重重，政治方面诸侯王势力日益扩张，官员随着实力壮大而腐败加深；经济上因商业发展商人实力雄厚导致僭越礼仪行为；日常生活中偷盗等不良风气蔓延，一系列问题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等级秩序、道德礼仪遭到破坏，阶级矛盾等问题亟须解决。董仲舒深刻认识到在此复杂情况之下确立统一的思想、实行伦理教化势在必行，他主张用儒家学说来统一百姓思想，用儒家礼仪制度规范社会秩序，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加之汉初以来众多儒生倡导儒学的努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顺势而出。这一主张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措施，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且使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董仲舒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创了适合汉武帝时代的思想体系，包括阴阳思想、天人感应、人性论思想等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人性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社会乃至后世都有重要作用。

二、人性论观点

（一）人性善恶并存

董仲舒在结合先秦人性论的基础上辩证地提出了人性善恶并存的观点，他继承孟子性善说，肯定仁义礼智的先天性，“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同样认为人性来源于天，把性看作天生的自然之资，又从阴阳论角度引入情的概念，“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 ④性情之关系犹如天有阴阳：性中有情，情是性的一部分，情是人的欲望，是不善的，需要加以节制。“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 ⑤人身上同时存在仁和贪两种气质，性仁情贪，含天生善的本性与含恶的情都属于人的性，所以人性善恶两种潜质并存。董仲舒综合了孟子性本善与荀子人性中欲望的存在的观点，正如强中华所言：“董仲舒在综合孟荀二人人性论基础上，把趋善、趋恶两种潜质均纳入人性的范畴，从生命科学层面讲，更符合人的实际。因此比孟荀仅就人天生属性中的某一部分论‘性更为合理。” ⑥

董仲舒肯定孟子所说人性中善的部分，但并不完全认同孟子所说的人性善，“善”应为人与人的对比，而非人禽之别。“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吾质之命性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故谓性未善。” ⑦若与禽兽之性相比，人性可称之为善，若以人道的标准或者圣人的准则来衡量，普通人之性是无法达到善的。这也点名了董仲舒与孟子观点不同的来源，即二人对比的范围与标准不同，孟子向下与禽兽作比，而董仲舒向上与圣人相比，两种对比各有可取之处，董仲舒更严格的规定了人性之善，对于当时汉武帝时期统一民众思想，实行教化、规范社会秩序而言更加具有约束力，并且为后世人性善理论奠定了一定的高度。

（二）以“中民之性”为性

董仲舒人性论中极其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部分即性三品说 ，他将人性划分为三个等级，“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 ⑧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为善恶两个极端，圣人具备高尚道德与人格，不仅善且超越了善，是难以达到的境界；斗筲本指容量极小的容器，斗筲之人“弗系人数而已”，违背伦理道德与禽兽无异，外界教化对其并不起作用，因此不在人性范围之内；只有中民之性似茧似卵，需经过孵化与缫丝，中民天生有善质而有待后天教化成善，代表一般群体，包括官员、百姓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本性。结合董仲舒人性善恶并存学说可知中民之性，性中有情，有善有恶，即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恶的部分可通过受教育而被改造为向善。反观圣人之性指有性无情，其“善”与孟子性善论契合，而斗筲之性则有情无性，与荀子性恶说相同，都在强调性情中的一方，中民之性将二者结合起来，最具代表性。

董仲舒性三品说阐明了人性教化范围，完善了自身人性论，以中民之性为性的主张适应教化民众、改造百姓价值观的需要，同时与其为君主服务的政治目的相符。中民之性作为人性代表顾及廣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层次与境界，中民之性善而未善则使对民众实行教化顺理成章，为民众接受教育创立了理论基础。

此外，董仲舒的学说体系中，君主即天子受命于天，国受命于君，而圣人之善来自天，天子即圣人，是中民的教化者，担任着使民向善的职责，以此使君主统治具备完全的合理性，董仲舒的人性论极大地适应了统治者和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是其学说能被采纳和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三）倡导教化向善

无论是人性善恶并存还是以中民之性为性，董仲舒都主张人性有善质而未善，他运用禾与米、茧与丝、卵与雏、璞与玉等七组典型之物阐明性与善的关系。“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也，岂敢异辞，其实然也。” ⑨而趋善潜质唯有依托外部教化才能进而转化为实际之善，在他看来善与教紧密关联，教是抑制恶的有效途径。

董仲舒以儒家伦理作为教化参考与准则，继承孟子仁义之说，主张以仁义修身而获取善性，具体来说即对他人仁，对自己内省，尤其是统治阶级更应以仁对待百姓。他重视教育的教化作用，坚持教为政之本，邢为教之末，选取儒家六经作为教材，以此培养人民心志、获取知识来修身养性。董仲舒人性论体系中不可忽略的即三纲五常，他以天阴阳运行阐释人之间的关系：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臣、父子、夫妇构成三纲，三者关系即古代社会中基本的尊卑等级与伦理秩序，而更加能够维护这种秩序的即在孟子仁义礼智四端基础上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以仁为核心规定了个人日常行为准则要求，三纲五常互相支撑构成了教化的重要内容，董仲舒将其视为人道之善与孟子人皆有四端相之说一致，是其人性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教化比之于严厉的刑罚既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使民众归顺又体现统治阶级之仁政与爱民，这样的思想在封建社会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由此亦可窥见董仲舒作为汉代儒者的贡献与影响力。

三、董仲舒人性论的影响

董仲舒在整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天人感应宇宙观及阴阳运行观创新性地提出人性论体系，为汉代君主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理论。他以上天权威来阐释君主权力和教化民众向善，实现了理念的统一，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有效依据和途径。而教化论以使人性向善为目的，以儒学为基本依据，不仅提高了民众思想道德素质，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为巩固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关键的是有力地推进了儒学发展。在董仲舒建议下，儒学成为官方推行的正统思想，改变了先秦以来儒学并未受重视的现实状况，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弘扬了儒家的仁、义、孝等精神，使儒学蔚然成风，人民教化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儒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董仲舒最先提出情性问题，对情性做了区分，影响了汉及以后的人性观念。东汉王充直接承继了董仲舒人性来自天的理论及性三品说，认为性与命密不可分，并同样肯定外在教化与环境对于人性的作用，对人性善恶继续加以探究。唐代韩愈在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基础上提出性五品说，细化了性情具体内涵；宋明时期理学家受董仲舒启发，综合前人思想，以气言性，对人性善恶进行了新的阐述，形成了更完善的人性学说，董仲舒作为人性论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结语

董仲舒的人性论承接孟子、荀子的人性思想，融入天人感应与阴阳二气思想，提出更全面、更系统的人性善恶并存观，形成了初步的性三品说，为后世唐、宋明时期人性论研究提供了启发，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他以中民之性为性、教化成善的学说更适应了汉武帝时期统一思想的需要，服务于政治，使儒家学说得到弘扬，并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为儒学奠定了官方正统思想地位，为此后两千年的思想奠定了基本框架，董仲舒人性論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①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页。

②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9页。

③王先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④董仲舒著，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0页。

⑤董仲舒著，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6页。

⑥强中华：《正名·时间·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及理论困境》，《孔子研究》2012年第02期，第4-11页。

⑦董仲舒著，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3页。

⑧董仲舒著，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8页。

⑨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3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王先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董仲舒著，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强中华.正名·时间·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及理论困境[J].孔子研究，2012，（02）：4-11.

[5]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作者简介：

刘彩云，女，汉族，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