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冰 王艺蓉

【摘要】 莱辛的小说主题多样，《第五个孩子》和续集《浮世畸零人》是她转向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体现了莱辛对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关注。本文从残疾研究的角度出发，探究畸形儿“班”的悲剧成因，旨在揭露英国资本社会对非正常人的盘剥，重新审视残缺腐败的法理制度和畸形的伦理规范催生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而领悟作品传达的人文主义关怀。

【关键词】 莱辛；《第五个孩子》；《浮世畸零人》；残疾研究；悲剧成因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4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13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人文主义视阈下威廉·福克纳小说的伤残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1WWB119）；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威廉·福克纳小说的残疾书写研究” （项目编号：21WWD269）；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专项）（项目编号：WY2021029—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被誉为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2007年她因“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1]，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莱辛是一位高产且多变的作家，《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 1988）是她转向现实主义以来的第一部小说，莱辛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是痛苦的，并将其定义为恐怖小说，而读者反应促使了莱辛对续集的创作，2000年出版了续集《浮世畸零人》（Ben，in the world，2000）。前传《第五个孩子》讲述了畸形儿班·骆维特的到来使整个家庭支离破碎，而后被父母逐出家门，流浪在外的故事。它的结局是开放的，但在续集中莱辛给出了答案。班被家人彻底抛弃后，他尝试寻找自我，畸形的他以童心面对世界，却遭遇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成为被排斥在社会边缘地位的非正常人。因此，当他看到未来无望时，他选择了跳崖自杀。

主人公班的悲剧故事吸引了众多学者和评论家的关注，近年来国内外对这两部小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女性主义、叙事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层面。并且从象征主义、哥特传统、酷儿理论等多维度对文本的主题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进行剖析。然而，至今鲜有学者从残疾研究视角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检视。“有明显身体缺陷的人或有感官或精神缺陷的人被视为残疾人。”[2]1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班就是这样一个被社会排斥在外的畸形儿。只因他生来带有的返祖（throwback）现象，就要接受无端的欺凌和排挤，甚至遭受非人的待遇，最终酿成悲剧。莱辛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思考题：班是否是一个正常人。若不是，我们怎样对待这一差异？是排斥，还是容忍、理解、接受，并与之和平共处？[3]81本文拟从残疾研究理论的角度入手，剖析这两部小说中主人公的悲剧成因，揭露英国资本主义对“非正常人”的压迫与剥削，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多丽丝·莱辛的现实主义批判。

一、残疾的自我选择

自20世纪70年代残疾人权利运动的兴起，用以解释和表征残疾及相关社会文化问题的残疾理论也成为新世纪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残疾研究学家米歇尔认为“残疾是一种煽动敌对和善意偏见的社会地位——以及一个引发无能和依赖刻板印象的群体，从盯着看和不必要的帮助到遗弃、非人化和仇恨犯罪的行为。”[4]3而偏见来源于以常态化为标准的社会，正如戴维斯所言：“人类生活的世界是充满着不同的常态与‘平均值的，人们也习惯于用这些常态与平均值作为世界大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与他人。”[2]3但是问题在于，正常状态（normalcy）的构建方式会给残疾人带来“问题”。在这样一个规范起作用的社会里，残疾人通常被认为是越轨者，被认为是次等人，要面对他人和社会的多重阻碍，甚至被剥夺人权。显然“普通的生活规则并不适用于残疾人……因此他们为自己的残疾寻求报复或要求赔偿，他们拒绝信任他们的治疗师”[5]42。在莱辛的作品中，畸形儿班的残疾偏见和报复性行为有迹可循。

畸形会滋生畸形个体对世界的怨恨，从而产生报复性行为。班的报复性行为一方面是由于先天的“返祖现象”（throwback）带来的攻击性，班还在海蕊子宫里时就“精力旺盛”，海蕊时常觉得“胎儿在谋杀她”[6]49。班长相奇特，出生时就挣扎想站起来，海蕊觉得他是个“异形怪物”[6]66。长大后的班更是暴躁且力大无穷，四个月大就想站立走路，一岁时就勒死了一只狗。另一方面是后天的残疾环境造成的。在班出生前，海蕊就发现，对于第五个孩子的出生她“大为沮丧，大卫亦是”[6]40。海蕊的脾气变得乖戾、暴躁，班还未出生，海蕊就开始吃镇定剂。出生后的班更没有得到像前四个孩子那样的关爱，才第五周时，她和大卫一致认为班“‘非常人”[6]67，海蕊便给他断了奶。父母关爱的缺失正是班心理畸形的源头。在班的成长过程中，班的亲人们都对这个畸形儿避之不及甚至充满恐惧，然而对患有唐氏综合征的艾咪却宠爱有加，而班的母亲因为保罗长相漂亮偏爱他，对班的态度大相径庭，“班将一切都看在眼里，沉默不语” [6]88。在这样的残疾环境中长大，被歧视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会直接损害班的心理健康，他嫉妒艾咪和保罗，不解自己和别人究竟有何差异，因而拒绝接受自己的畸形。被送进“疗养院”[6]94后，他开始报复身边的一切，欺负保罗、伤害同学甚至报复社会，堕落为少年犯罪者，成为一切悲剧的开端。

在《浮世畸零人》中，叙述视角从海蕊转换到了班，象征着班“内心已经成熟，他是一个已经长大的男人”[7]18，他远离了那些不良少年，开始了一段追寻自我、渴望家的温暖的流浪生活。家庭和社会的抛弃让班被迫接受了畸形，停止了报复性行为，不再无端暴躁、肆意伤人，学会了压抑自己，因为“他突然感悟到自己是孤独的，没有同伴”[7]18。当面对社会排斥、敌意、优越感和羞辱时，人们可能会在短期内表现出悲伤、恐惧、愤怒或羞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班习惯了别人对他畸形的凝视，“仿佛班的怪异新奇让无理的凝视变得理直气壮的”[7]109，“他晓得一件事，而且非常清楚，因为有太多坏事了——他有某种感觉是世人所不容的”[7]30。班从疾恶如仇到自我孤立的转变意味着他已经逐渐接受畸形这一现实。他明白如果他想作为一个人生活，他們必须学会与残疾畸形共处。

二、他人偏见的肆意伤害

在英国和美国的残疾人权利运动中，诞生了“能力主义”一词，它是一种错误地将缺陷视为天生可怕的学说，并将患有缺陷的人所经历的问题归咎于缺陷本身。简单来说，其意识形态就是偏爱健全的身体。能力主义可以在多个层面影响个人自我认知、人际互动和群体间关系。它有时也被称为残疾主义，它是指对个人的偏见和歧视，仅仅因为他们被归类为残疾人，而偏见的来源便是对于疾病的回避，“比如患有癌症的人，四肢缺失的人、腭裂、烧伤和胎记都经常被视为具有传染性。他们被回避，保持一定距离，并以各种厌恶的手势回应”[4]39。也就是说在能力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与那些表现出扭曲的身体特征的人接触时，往往会产生本能的厌恶和反感，另一方面，人们认为残疾人可以提醒大家生命以及对身体损伤和心理创伤的脆弱性。

在这两部小说中，畸形儿班逐渐被来自他人和社会的偏见所湮没，走向悲剧。班从出生开始，亲戚们对他的态度便充斥着淡漠与恐惧。“他的出现影响了所有人，令他们逐一告退。”[6]74对班来说有趣的龇牙咧嘴的笑容却被理解为充满恶意。他们甚至逼迫海蕊将班送到“疗养院”接受“非人化”教育，这是一种家长式的能力主义，“它的后果包括强制用药、机构化和‘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对残疾人生活的保护性管制的正当性”[4]337。虽然心生愧疚的海蕊将班接回家中，但班拒绝这种仁慈的能力主义，带来的后果就是被贴上忘恩负义、粗鲁或愤怒的标签，从而导致亲人的态度从仁慈的能力主义转变为敌对的能力主义，海蕊认为只有“每天早上喂班吃一粒镇静剂”[6]143，班才会安静，却忽略了班缺乏创造者的伦理教育，才沦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海蕊将班身上出现的问题全部归咎到班的畸形，没有认识到它对残疾主体的完整性、自主性和权威性的危害。她只看到班兽性、野蛮的外表让人害怕，却忽略了班的内心深处是一个善良且脆弱的人，他甚至更文明。能力主义的接触假说研究认为，直接与残疾人接触会影响对特定障碍群体的偏见，人们与残疾人互动越多，他们的态度就越积极，残疾偏见就越少。班的母亲和亲戚们都害怕班的外貌，对他避之不及，显然缺少了与班的直接接触。然而在《浮世畸零人》中，班被毕格斯太太收养，朝夕相处，吃饭时班会“留心每个动作，规规矩矩的吃，可以保持整洁，虽然他十分饥饿”[7]8，“他晓得洗澡是他每隔一阵子就必须要做的事，这是他的本分”[7]11。由此可见，班身上的缺憾和陋习与他的畸形无关，是老妇人的耐心教导感化了他。

单纯的班一心寻找自我，也想融入他人，却陷入无端的欺凌与利用。因为畸形，被工头欺凌，他不能打架，他深知“事情只会越来越糟”[7]37；被詹世顿利用，被他的朋友德蕾莎背叛，带他去研究中心做实验；班是这些健全人利用的工具，因为缺失社会地位和公民身份，班无力反抗。他无法改变任何事情，也无法理解世界，最后在悬崖边一跃而下。莱辛就是这样一位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生存困境的作家，通过对班悲惨命运的描写，作者对人的邪恶本质进行鞭笞，促使读者领会她对社会主流文化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不公现象的谴责，以及对社会伦理的担忧。

三、社会制度的残缺腐败

现代社会对残疾的理解并不局限于生理因素，而是个人与背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是社会与身体导致了人的病残。所以，“残疾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是个人不幸或缺陷，而是残疾社会和建筑环境的产物” [5]3。《第五个孩子》中的“疗养院”这个优生学世界的建构正是残疾社会催发的产物。“优生学”（Eugenics）这一概念是英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于19世纪末提出的，他延续了表哥达尔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目的是“利用基因技术来改善人类物种，以消除残疾，如果不是在出生前，那么在出生后通过安乐死、协助自杀和其他‘仁慈的实践来消除那些被认为有缺陷或造成负担的人——一些不必要的痛苦”[4]338。到20世纪初，优生学家们痴迷于消除“缺陷”许多方法被用来增加具有卓越才能和优势的人的数量，同时减少被认为身体或道德上低劣的人的数量。但无论是优生学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剥夺生命权的行为，残疾人通常会失去正常人的权利，尤其是一些医疗机构中。

在《第五个孩子中》，班的亲人们一致认为班的畸形是一种累赘，“如果不赶快采取行动，会发生大灾难”[6]96，因此将班送到“疗养院”。机构四周装满了铁栅栏，整个建筑看上去令人窒息。里面“每张床都躺了一个小婴儿或小孩，人形扭曲，有的十分恐怖，有的则是轻微变形” [6]108。“成排成排的怪胎，全部陷入昏睡，寂静无声。他们都被下药，早就失去心智。”[6]108人们试图建立这样一个优生世界去消除残疾，减少次等人的数量。对于班来说，消除他的残疾就是给他注射镇定剂，导致班身心益发病残。在这个优生世界里，人们认为有残疾的婴儿和孩子不配拥有人权，甚至会影响世界的常态化，他们是被排斥在社会规范外的非正常人。

另外，残缺腐败的社会制度会孕育出畸形的社会形态。莱辛的这两部小说以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伦敦为背景，在那里发生了几场经济危机，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社会混乱的现象。海蕊称英国的20世纪60年代是“贪婪自私的”“世界正面临风暴，轻松富裕的年代已经过去”“残忍的意外与罪行震撼人心”“不良少年成群结党在某些咖啡厅与街角鬼混”[6]26。班在这种秩序紊乱的社会下成长，也成了不良少年的一员。但英国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重视阶级和社会地位。《浮世畸零人》中，缺乏公民身份和地位的班又被抓到“研究中心”做实验，科学家们认为班身上的“返祖现象”很有研究价值，班被下药，关进牢笼，接受非人化的待遇。因为“只要残疾人被认为无情、低人一等、一无是处，就很容易证明以保护或有利于那些生命被认为更有价值的人的方式对待他们是正当的”[4]84，这显然是一种公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某些优势的人有义务支配那些具有劣势或不利特征的人，仿佛他们的问题是生物缺陷带来的结果。通过约束、囚禁或驯服那些“拒绝”正常化的残疾人，非残疾人能够保持他们比那些被认为不如人的人优越的信念。班失去人权，被当作动物对待，研究中心的小动物更是惨遭迫害，没有生命权可言，这样恣肆无忌的残害行为下影射的是社会残缺的法理制度和畸形的倫理意识，诉诸人权是毫无效力的。

残疾是无法消除的，为了世界的完美而建立优生世界是不可行的，偏见和排斥只会滋生个体对世界的怨恨。当人们被认为受到诅咒或被恶魔附身时，像驱魔这样的神圣干预似乎是合理的，对于那些被视为动物的人来说，圈养和行为训练使他们变得“文明”是有意义的。可是残疾是一个流动性群体，是一个没有等级或门槛的绝对类别，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间致残，人们只是暂时地摆脱了残疾带来的偏见和病态的好奇。残疾人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不应被隔离、孤立或遭受歧视。关心、接纳、善待残疾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才是化解社会主流与边缘文化矛盾的根本方法。

四、结语

《第五个孩子》和《浮世畸零人》这两部小说描绘了一个无助而悲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与自我、他人和社会都表现出消极且畸形的状态。班从出生到死亡从未被他人和社会接纳，最后走向悲剧，而班只是被社会主流文化所摒弃的千万残疾人群的缩影。运用残疾方法来解析人物“有利于我们能够透过其表面的残疾看到更深层次的心理意义、伦理意义、社会意义以及文化意义等等”[8]56。残疾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批判性的视角，揭示了社会和建筑环境中意识形态和压迫的运作。莱辛通过班这个人物的塑造向读者展示了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各种现实问题，揭示了他人偏见对于残疾人的无形迫害，英国社会制度的残缺腐败和伦理规范的缺失，进而引发读者对社会和伦理的多重思考。

参考文献：

[1]李玉萍.对一个世纪的审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其人其作[J].名作欣赏，2008，（2）：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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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中载．多丽丝·莱辛与《第五个孩子》[J].外国文学，1993，（6）：82.

[4]Michelle Nario-Redmond.Ableism[M].John Wiley&Sons，Incorporated，2019.

[5]Tobin Siebers.Disability Theory[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8.

[6]多丽丝·莱辛.第五个孩子[M].何颖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7]多麗丝·莱辛.浮世畸零人[M].朱恩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8]陈彦旭.隐喻、性别与种族：残疾文学研究的最新动向[J].外国文学动态，2010，（6）：56-57.

作者简介：

任冰，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王艺蓉，女，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