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丽娟

【摘要】 左思在魏晋文学史上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他因为出身寒门，相貌不佳而不被世人待见，又因攀附外戚权臣贾谧为后世文人不齿。如果仅从左思的某些诗文中去看他的性格作风，以为左思品性单纯高洁，易于致误。左思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淡泊名利、清高正气的性格与现实中左思追求功名利禄、攀附权势的行为相比较，确实存在矛盾，造成这种疏离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与左思的个人心态、西晋政治制度、文化士风都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 左思；人格；疏离；《咏史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3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11

两晋时期玄学兴起，正统儒学思想衰微，文士们的思想更加趋于复杂，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文士们在文本中体现出来的理想人格与自我现实形象有所差距。徐公持先生在《魏晋文学史》说道：“左思诗文塑造的自我形象，与他本人的真实状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即文学描写与现实存在关系中常见的疏离现象。这种现象，在西晋士风中普遍存在，如石崇、潘岳等行为作风道德情操守卑下无耻，然而诗文中几乎皆为正面情思，甚至将自己与圣贤靠近。”[1]左思是西晋杰出的文学家，历代文人都对左思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诗歌创作继承了汉魏风骨慷慨任气的基调，并将他的诗歌风格形象概括为“左思风力”。刘勰评价左思道：“左思其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 [2]清人沈德潜称赞左思：“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复又雄迈，陶冶汉魏，自治伟词，故是一代作手。”[3]正如读《陶渊明集》能感受到陶渊明真淳质朴的人格魅力，读左思诗《咏史》会感受到左思身上的文人风骨和高洁大义。然而，纵观左思生平经历，如果一味地从其诗文中去了解左思的人格是无法对左思人格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因此需要结合左思生平经历对左思的形象进行客观解读。

一、左思矛盾人格表现

（一）左思的现实形象

提到左思，人们会感慨他寒门无进身之阶的不得志，以及他诗歌中的体现出的反抗精神，却很少关注他一生的坎坷经历。《晋书·左思传》记：“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家世儒学。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御史。”[4]左思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建功立业、匡时济世和兼善天下的积极入世精神。父亲左雍凭借才能从小吏晋升为御史，为左思树立了榜样。左思的妹妹左棻也因文学才能卓绝被选入宫中成为晋武帝的妃子，全家也搬到京都洛阳，借此裙带关系，左思也能联系到一些文学大家，打开眼界。左思身边亲人都以才能而得以晋升，这无疑也激励了左思。左思虽然官职卑微，但也想凭借才能获得功名。

《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5]在魏晋门阀制度和魏晋风度品藻人物盛行之下，左思除了文学才能几乎没有优势，因而也一直不得志。左思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诗歌之中，来表述自己的抱负和对权贵的蔑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左思一直未曾放弃对功名的追求。左思一直坚信勤能补拙，对文采自视甚高，他甘愿花费十年时间写成一篇《三都赋》，想要以此获得名声和关注，左思在对功名追求方面是具有谋略的。文学作品写得好还需要传播得好，才能迎来名声。事实上，《三都赋》刚写成时，洛阳的文人并不认可：“及赋成，时人未之重。”并且还受到了很多讥讽，《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6]左思深谙西晋文坛名人效应对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性，于是就依靠当时的文坛大家张华和皇甫谧等帮他作序和引荐。经过西晋多位有名气的文人赞赏和推崇，这才有了“洛阳纸贵”的现象。左思还依附贾谧，加入了贾谧浮华贵游的文学集团，成了“二十四友”之一，曾为贾谧讲解过《汉书》，这些都很显然表明左思深谙为官之道，懂得依附权贵，想要追求功名的愿望。

总的来说，现实中的左思因相貌丑陋、出身寒门、不善言辞是不受欢迎的，就是在这不被看好甚至处处嘲讽的环境下，他依旧不放弃对功名的追求，完成《三都赋》的创作，可见他也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文学才能卓越的人。

（二）左思的理想人格

王钟陵先生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中认为左思的理想人格特征是：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也就是保持人格独立，了解社会时事，有智谋、品性高和不贪名利。这也是左思《咏史诗》体现出来的主要理想人格特征。左思的诗现存仅十四首，其中以《咏史八首》最为著名，这八首作于不同时期，反映了左思不同阶段的生平际遇和精神态度。《咏史》（其一），是其早年时期的代表作：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無东吴。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7]

全诗刻画了一个意气风发、自信昂扬的英雄形象，并出现了司马相如、贾谊、田穰苴三位历史人物，借以表达作者想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待到功成再身退，归隐田园，又体现作者不慕名利的想法。

中期以《咏史》（其五）和《咏史》（其六）两首诗为代表，《咏史》（其五）例举了许由这个不慕名利的隐士，一改左思早期意气昂扬的诗情，诗中表达出作者追随许由的想法。结合当时左思处境，左思来到洛阳后，满怀理想受到了现实的打击。正所谓：“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现实的环境对左思的打压，使得他萌生了追随许由隐士的想法，流露出左思的隐逸倾向。《咏史》（其六）全诗前四句举用了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这四个大器晚成的人来抒发情感，作者将他们视为四贤和“异代知音”，这体现了左思尽管仕途不顺但对官场扔抱有希望。后期以《咏史》（其二）为代表，全诗语境转为平淡，直接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说明了士族门阀制度的不可动摇，世家大族和寒门庶族的界限不可打破，诗中例举了金张世家大族，和冯唐这一寒门庶族，表达了一种绝望后对现实看淡的心境。

从咏史诗中可以体察左思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总的来看左思是属于西晋文坛正派人物，他志存高远但却被环境所困。诗中描写的形象有些是自己心中渴望的理想形象，有些是用来抒发自己胸臆的形象。王钟陵先生概括出的左思理想人格，是左思寄托在文学作品中理想中自身的人格特征。理想形象必定与现实形象是有差距的，但方向应是一致的。左思在诗中塑造的理想人格不免与实际形象有较大的差别。左思追求功名与向往隐逸，依靠权贵与“轻贵重贱”本就是矛盾的。

二、左思自我形象与文本疏离的原因

（一）左思的矛盾心态

左思处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境地。魏晋时期不仅是一个看重门第的时代，也更是审美开始备受重视的时代。魏晋风流，千古流传。冯友兰先生在《南渡集》提出魏晋风流的四要素：玄心、洞见、妙赏、深情。[8]“玄心”是魏晋玄学兴盛的产物，“玄心”需要文士擅长谈玄与清谈，参与清谈要有高超的语言技术和辩论能力，“口讷”，“不好交游”的左思是很难参与清谈的。此外，左思“家世儒学”，左思从小就浸润在儒家文化的教育之中，儒家的积极入世、建立功业的思想也深深地植入他的文学作品之中，而这些与不切实际、谈深奥哲理的清谈家也是格格不入的。左思就算是挤进“二十四友”中，也没有和那些文人坐下谈玄论理。这两点都说明了，左思是无法靠“玄心”来获取名声的。“妙赏”主要是对人物的精神气质、德行外貌等方面进行品评，这也体现了魏晋士人审美的自觉重视。《世说新语·容止》篇就将左思与潘岳进行对比，以街边老妪对二人截然相反的态度，来突出左思的相貌丑陋。因为相貌丑陋，甚至被老妪共同唾弃，最后狼狈而返。因相貌丑陋，不被人待见，无法靠“妙赏”获得名声。除此之外，左思出生寒微，从汉魏曹丕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到西晋的门阀制度进一步确立，政权被士族垄断，寒门士子很难得到重用，左思积极用世的观念也难以实现。生活在对门第、言辞、外形要求比较严格的西晋时代，左思无疑是自卑的。

左思对他自身的文学才能是极其自信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咏史》（其一）中“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少年时就能文善武，诗人对自己才能充满自信。《咏史》（其六）：“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9]左思对自己的价值充满自信。左思有着大部分文人身上都有的傲气和敏感，因为有文采，所以想以文采立足于世。又因为文人细腻的情思，他对现实和自身的不得志有着深刻的感慨，于是寄托在诗文之中，借以诗文来诉说自己心中的理想人格。

左思在诗中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与现实社会的运转本就是一种矛盾。首先，左思所有的理想都是建立在功成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功成了才有可能实现“功成耻受赏”理想，的而魏晋的门阀制度早已把左思这一寒士建功立业的路途给堵死。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左思在文中描写的理想人格是淡泊名利，而现实中的他却攀附权势。其次，功成和人格独立也是也是一对矛盾。想功成就不能不卷入官场的纷争，在官场中很难做到保持人格独立。

（二）奢靡之风和隐逸思想的矛盾

整个西晋时期豪奢之风盛行，晋武帝司马炎建国之初实行过几次节制浪费的行动，但是后来他不仅没有坚持实行下去，竟然还对王济有甚于他的豪奢举动产生不平心理。石崇和王恺都是西晋权贵，也是彼时数一数二的富豪。二人炫富、斗富的故事不仅见诸史册，而且妇孺皆知，其人其事堪称西晋世家豪族腐朽风貌的缩影。《晋书》多次记载西晋官员的奢侈生活，《世说新语·汰侈》篇中记载的许多奢侈无度的事件都发生于西晋。门阀制度又加剧了这种腐化，豪门士族掌握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官员之间相互疏通关系，堵死了寒门士族升迁道路。这种风气无疑影响着士族文人们的生活风气，文人们为了追逐富庶生活，迎合谄媚门阀权贵。竞奢成了西晋士人风气的一个重要标志。许多出生寒门又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如左思，本就与当时主流士风相背离。在那个社会背景下，他们是备受冷落的一群。左思的大部分诗中都有一种落寞和不平的体现，这在玄风盛行、门阀掌权、竞奢逐名的西晋社会现实中，本就是独特的存在。正是由于左思与当时士风的背离，最后使他走向了超脱。

左思在许多作品中都体现了歌咏隐逸生活的情思。读之觉得左思渴望隐逸生活。其实未必是左思真正企慕的。首先，汉魏以来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使得掌握选官权力的世家大族任人唯亲，寒门子弟进身仕途的机会渺茫，功名不易实现，那么在仕途道路上备受打击后向往超脱的隐逸生活便是另一种心灵的抒发和慰藉。其次，魏晋六朝，政治动荡、玄学兴起、宗教发展，使得隐逸之风盛行，西晋很多诗中都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歌颂和对隐士的赞美，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招隐诗》，张载、左思、张华、陆机等人都写有《招隐诗》，还有不少文人创作了许多歌颂隐逸的文学作品。不同于汉末隐逸体现出的文士偏安避祸心态，西晋诗歌的隐逸倾向已经成为一种审美风尚，并且成了文人营造自身美好形象的途径。左思在诗歌中大量歌颂隐逸生活和隐士，并未是自己想要真正的隐逸，他也许是想一方面借此表达自己不得志的愤懑和疲惫，另一方面也是想追随西晋隐逸文化风尚，获得更多人的接受和赞同。

西晋时期士族文人们一方面追求功名富贵，谄媚迎合权贵，过着奢靡浮华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文学思想上又不断自我标榜，歌颂高士，向往隐逸生活，这是西晋文人们难以摆脱的一种矛盾。

三、结语

复杂的自身和社会情况促成了左思的矛盾人格，在西晋动荡的社会中，左思虽然没有留下政治贡献，但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钟嵘《诗品》将其诗列为上品。左思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出来的人物形象确实和左思现实中的人物有所疏離，但不妨碍从文学作品中体察左思这个人物的精神品格。从左思不同阶段不同的心路历程来看，左思也在不断成长，他的不同人生阶段的思想情感都是有所变化的，所以不能单纯地从一方面去看待左思的人格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左思站在一个很高的精神层面上批判了门阀制度，与社会压迫抗争，诗的感情激荡有力，上承建安风骨，在西晋繁缛的诗风中别具一格，为后世诗歌做出杰出典范。

参考文献：

[1]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389.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700.

[3]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0.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4704-4705.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4705.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6.

[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731.

[8]冯友兰.南渡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94-100.

[9]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