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时钟”一般是指一种由主要生活事件排序而成的规定性时间表，它约束着个体要遵守固定的规范，常听到的“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就是“社会时钟”的直观体现。“社会时钟”有明显的时间标尺，当指针指向毕业这个节点时，就业就成了一些人衡量个体有没有跟上“社会时钟”节奏的标准。

一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的一项有2001名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65.5%的受访青年觉得自己一直被“社会时钟”推着走。

首都师范大学应届硕士毕业生胡玲说：“去年底，身边的同学在准备公务员考试时，我在作课题项目，所以对京考、事业单位考试几乎没有准备，现在再去刷题明显感觉时间不够了。”“像事业单位、国企央企这样的单位，招聘时间相对固定，如果错过了，就等于与这些单位无缘了。”胡玲觉得，在这种机制下就得跟上节奏，这样当机会来临时才能把握住，“所以一刻也不敢放松”。

“00后”陈小北同样有“时间”上的紧迫感。去年12月，她从英国硕士毕业回国。经历了4个多月的求职，她的目标也在不断调整，从“非大厂不进”到“只要有一定规模、机制比较完善的公司就可以”。在求职的时间点上，陈小北努力想跟上节奏，“如果错过了这次春招，就要等到下半年的秋招，那时自己就要和2024届应届生一起竞争了，压力会更大”。

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95后”应届生张子卿说，前段时间北京硕博毕业生人数首超本科生的消息，让自己感受到了就业形势的严峻。对于“社会时钟”，张子卿觉得，这一方面可以让人在某些时间节点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但也容易把人限定在框内，限制了个人想法和多样性的可能。

正在求职的吴浩每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查看邮箱。他坦言，现在很怕过周五，因为这意味着一周就要结束了，“如果这天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就表示下周一又要重新开始了”。调查显示，如果没能在社会“规定”的时间内找到工作，74.8%受访青年会感到焦虑。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蒋建荣分析，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岗位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供给小于需求，这属于结构性失业；另一种是求职者的就业期待和现实情况存在差距，甚至觉得如果找不到最理想的工作，宁可不就业。

蒋建荣认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就需要国家来解决，比如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发展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满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如果是第二种，则需要求职者依据自己的能力，及时调整就业目标和就业期待。“如果发现自身竞争力不够，可以适当调整就业期待，先实现就业的目标，在工作岗位上提升自身能力，再向上发展。”

二

對于求职“社会时钟”难以暂停的原因，受访青年首选经济实力不允许，比例为54.2%。其次是害怕竞争力会降低，为52.1%。比例均超过半数。其他还有：试错成本太高（44.0%）；担心一步落后，步步落后（42.5%）；同辈比较带来的压力（39.9%）；父母不理解不认可（37.1%）；年龄歧视普遍存在（22.7%）；不符合社会的期待（10.0%）。

张子卿的父母都是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她的求职目标也是体制内的工作，所以在选择岗位时，父母能为她提供很多建议。但张子卿也表示，自己对就业的想法会和父母有些不同。“我考虑的是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父母则会考虑离家远近、未来长期发展等。”

虽然求职的“社会时钟”具有很强的紧迫性，但让张子卿觉得比较安心的是，父母提供了很多支持，“比如关心我的日常生活、找工作进展，在经济上也尽可能支持我。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催促我，而是希望我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刚开始爸妈还会问我找工作的情况，现在反而时常劝我顺其自然。”陈小北觉得，父母的态度让自己在找工作时不会有太大负担，“我爸还跟我说，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回老家，但我想靠自己搏一把”。调查显示，如果没能按时找到工作，86.7%的受访青年期待获得父母的理解。

张子卿留意到，苏州为到当地找工作的毕业生提供了短期免费住宿，“这项政策非常好，实打实地为毕业生提供了帮助”。张子卿觉得，即使没有找到工作，也能趁这个机会在当地转转，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求职心理压力，“希望这个政策能在更多城市普及”。

如果没能按时找到工作，大家还期待哪些支持？调查显示，59.2%的受访青年期待学校加强就业指导和帮助；56.0%的受访青年希望打破求职中的年龄限制；52.4%的受访青年期待人才评价标准更加多元。其他还有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40.8%），减少对就业压力的渲染（40.1%），社会给予年轻人更多包容理解（30.0%）等。

（摘自《中国青年报》王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