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孙频的中篇小说《以鸟兽之名》讲述了一群山民在搬进现代都市后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通过对游小龙与山民群体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山民们在现代都市中生存的艰难与精神上的困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山民文化的发掘，孙频展开了她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反思。

【关键词】 《以鸟兽之名》；孙频；山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1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05

现代的归乡小说总以城市人回到乡下追寻诗意的田园风光为主题，意图远离现代都市生活带给人们的焦虑感与疲惫感。殊不知，这种站在城市去看乡下的角度忽视了那些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家乡，抑或被迫远离家乡的那些村民的运命。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以钢筋林立的水泥森林替换了那些诗意化的田园风景，同时带走的还有村民们赖以维生的归属感。孙频以其敏锐的直觉关注到这一境况，进而在小说中对如下问题展开了深刻地思考——这些远离故土、漂泊在外的人们，如何在拥挤、忙碌、竞争残酷的现代都市中安身立命？

一、在山民与市民之间——游小龙的身份认同之难

孙频的中篇小说《以鸟兽之名》（《收获》2021年第2期）主要讲述了一群山民在搬进城市后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小说的叙述者李建新是一位潦倒的小说家，在回乡取材的过程中被一件奇异的杀人案所吸引，并在取材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以游小龙为代表的山民群体。透过叙述者的视角，我们得以看到一群处于前现代状态下的山民在现代都市中生存的艰难与精神上的困苦。这群最初居住在阳关山上的山民，因为村子被淹而搬进城里。但乍看新鲜的城市生活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给他们以真正的归属感。这群孤独的山民最终只能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抱团取暖，企图通过在现代都市中恢复原始的生活方式，去填补那远离故乡的灵魂的空虚。

孙频着意塑造了游小龙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一个处在山民与市民之间的角色。不同于那些阳关山上搬下来的山民，游小龙虽然生在阳关山中，但是他在县城读过高中，又去外地上过大学，最后才回到县城工作。可以说，游小龙是一个已经走出阳关山的山民。他在县文化馆有着稳定的工作，吃喝不愁，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在游小龙身上看到城市人的快乐，相反，游小龙身上背负着极度的矛盾与痛苦。

首先，对于游小龙而言，他始终是一种充满矛盾的身份认同。虽然在城市中生活了很久，但游小龙内心仍以山民自居。因为居住在平原上的人历来有点儿瞧不起山民，所以在城里人面前他总是显得十分自卑，自觉地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他的自卑与自尊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他不仅在别人面前说普通话，而且文白夹杂，显得十分文雅。在李建新去县文化馆找游小龙的时候，游小龙对他说：“劝君莫做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这是玫瑰汾，很雅致，你闻，有玫瑰花的清香。”但是在一个小县城说普通话却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总会与周围人显得格格不入。第二，游小龙生活朴素，却异常注重外表，不管什么时候，永远西装革履。“只见他在家门口居然也像在办公室里一样，穿得一丝不苟，白衬衣扎在黑裤子里，戴着眼镜，皮鞋锃亮，站在一群黑压压的山民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第三，游小龙一直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因此在某些事上有着异样的坚持。李建新曾和游小龙一起去乡镇做捐书活动，会后游小龙拿走了桌子上的一根圆珠笔。这本不是一件大事，游小龙却为此自责了一天，最终决定把这支笔送回去。还有一次，因为预约的出租车司机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游小龙为此大发雷霆，司机为了表示歉意而少收了十块钱。但在他们下车后，游小龙却觉得过意不去，执意要回去找出租車司机还上这十块钱。

游小龙是一个主动走出阳关山的人，他已经是一个城市人，但城市也不能给他以归属感，像其他山民一样，他的生命已经紧紧地和阳关山关联在一起，只有把自己看作山民的一分子，游小龙才能给自己安全感。游小龙还有一个弟弟游小虎。游小虎是一个纯粹的山民，因为游小龙家里并不富裕，所以只供了游小龙出门上学。游小虎没有上过学，搬下山后抵御不了城市生活的种种诱惑，最后痴迷于赌博，不仅欠下了一堆赌债，还为了赌博借了不少高利贷。但对于游小龙来说，游小虎不仅是他的亲兄弟，同时还是把他和阳关山连接起来的纽带，他不能置游小虎不管不顾。于是游小龙只能靠着微薄的工资去还游小虎欠下的赌债和高利贷，为此自己也欠下了几笔债。

孙频善于用对话去塑造人物，游小龙的那些自白都凸显了他在市民与山民之间的身份的纠缠。他的心理十分复杂，既羡慕城里人的身份，又舍不掉自己山民归属感。但游小龙也仅是山民群体的一员，而在游小龙外，其余的山民在城市的生活中或是迷失了自我，或是孤独的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角落。

二、被城市拒绝的山民群体生活之难

孙频在描写山民群体的时候，有意的将目光聚焦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能更好地体现山民们进城后所面对的种种转变。山民们在下山后，搬进了城里的“大足底小区”。令人好奇的是，他们不仅在小区周围开垦了几块菜地，同时还在小区后面围起了几个猪圈和羊圈，甚至在小区门口刨了一个只有破布围着的旱厕。而山民们的行为也十分古怪，有的年轻小的山民因为在城里成绩跟不上，便辍学在外浪迹街头，年纪稍大些的山民因为没有事做，每天就聚集在社区的门口聊天，聊以往在阳关山的事情。这些山民们就这样孤独地聚居在县城的一角，显得与整座城格格不入。究其原因，其实是山民们在搬下山后不适应在城里的生活。

首先是居住环境的改变。山民们以前住在阳关山上，整座大山都是山民们的活动场所，而搬进城里后，只能住在几十平米的楼房里，原本广阔的活动场所变成了小小的“鸽子笼”，山民们自然会觉得很不自在。

其次，以往在阳关山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山民们很少会用到钱。然而搬到了城里，他們就必须要接受商业社会的消费秩序。对于刚搬到城里的山民而言，这种消费秩序以及金钱的价值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不明白诸如水、蘑菇这些原本在阳关山上随处可见、随手可得的东西为什么一下山就需要用钱去买，“祖祖辈辈喝着山里的泉水，世上居然还有水费之说？”“在山里蘑菇多得连猪都不吃，现在一朵蘑菇都要花钱买，老汉就说他想不通，蘑菇不就是山上野生出来的吗？还要掏钱买？”

不理解钱的价值自然也不懂得花钱。山民中的一些人下山后面对城里的诱惑很难控制住自己，见到什么就买什么，很快就把手里的钱花得精光。这就导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歧途，“对钱的概念来得太猛烈太迅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寄希望于那些能够一夜暴富的方式，比如买彩票，再比如，赌博。”游小龙的弟弟游小虎就是其中一员。此外，山民们住在阳关山上的时候都是以农牧业为生的。搬到城里后，山民们不仅无地可种，同时还失去了谋生的手段。

年轻的山民还可以找一些没有技术性的粗活笨活来做，而一些年老的山民就只能靠捡破烂为生。在城市中生活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这些既无经济来源又无谋生手段的山民适应不了城市的消费秩序，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抱团取暖。

除了这些物质上的改变之外，最重要的是山民们进城后心理的变化。首先，山民们在进城后害怕被城里人看不起，所以一味地追求“门台要立得住”。在小区门口绣花的女人们会把闪闪发光的大戒指和大手镯带出来；去看戏的女人们哪怕里面穿得破破烂烂也会在外面套上最好的衣服；在城里人晚上跳广场舞的时候，山民们都会在一边奋力地扭伞头秧歌。孙频特意对这一场景进行了描述，奋力扭动伞头秧歌的山民如堂吉诃德一般，似乎是要争一口气，只为证明自己的存在：

大概是跳累了，不断有人从蛇尾巴上掉下来，最后渐渐地只剩下了那个打着花伞的老汉。他全然不顾身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扭着秧歌，表情庄重，用力吹着哨子，花伞上缀着的亮片在阳关下闪闪发光，看起来就像一只刚刚被砍下来的诡异蛇头，还能独自扭动，竟然有了几分悲壮恐怖的意味。

其次，进城后的山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如何度过、消磨每一天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以往在阳关山上，山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无聊的时候，山民们可以去“站山”或者“赶山”。但是搬下了阳关山后，“山”已经不在了，失去了“山”的山民们面对的只有漫长的每一天。这些不被城市接纳的山民每天游荡在大足底小区周围，过着吃完早饭等午饭，吃完午饭等晚饭的日子。以种地为生的山民下山后无地可种，无聊到在小区的周围开垦几块菜地；还有的山民步行十里地，为了看一趟路过的火车；此外一些山民，甘愿待在超市里一下午，只为在一堆葡萄干里拣出个头最大的葡萄干。这些古怪的行为实际上是山民们为对抗孤独与寂寞所作的努力。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山民们都不能很好适应城市生活，他们虽然已经搬进了城里，却在心中怀念着从前在阳关山上的日子。通过孙频对这些山民群体的塑造，我们在这些他们的身上看到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那种无家可归的孤独感、漂泊感与悬浮感。

然而，这一现象不过是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这些山民在以往的文学史上往往是被有意或无意忽视、被遮蔽的形象。如果认真地将他们放置在讨论的中心，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代表着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孙频则站在了这些山民的角度，发掘出了山民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文化价值。

三、对现代性的反思：山民的独特文化

孙频站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角度，努力去挖掘山民们的文化价值。城市有自己的文化不假，但山民更有其独特的文化，“大山有大山的文化，平原有平原的文化，文化这个东西，处处都有，可别以为只有城市才有。”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阳关山的山民们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殊的文化体系。

在小说中，孙频从多种角度对这种文化进行了描写。

从文化源头上看，阳关山上的山民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魏孝文帝的避暑行宫和牧马场就在阳关山上，一些鲜卑贵族后来就隐居在阳关山中。

此外还有一些在战乱年代和饥荒灾年的流民，他们共同创立了阳关上的文化。从语言上看，山民的语言是独特的，带有十足的古风古韵。比如说，山民把“天”称为“乾”、把“月亮”称为“月明”、把“星星”称为“星宿”；还有在语源上可以溯源到蒙古语去的叹词“兀得”。“狮子搏肚”是“狮子搏兔”的误传、体现出了山民们对土地的原始崇拜的“地醒”和“地懂”。此外还有“刮达流西”“红花木古”“五脊六兽”“死妖害命”等等词语，这些带有文化底蕴的语言并非古董一般的遗产，而是不断地在一代又一代的山民中传承着。

在饮食文化上，山民们非常崇拜土豆。正如游小龙所言：“土豆是山地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已经远远脱离了事物的范围，只要家里还有土豆，山民们心里就无所畏惧。”山民把一种用土豆做成的食物叫做“恶”，而“恶”在阳关山中一向是称赞有能耐的人用的形容词。当把阳关山的多样的文化与现代都市的文化相比，会发现现代性的都市文化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同质化等倾向，“但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却使人丧失了整体性，把机械的原理应用于社会而导致的越来越单一化的分工，使人像机械一样地被分割了。”

在阳关山上，不仅有人类在这里生活，还有麝香、獾、狼、花豹、野猪、蛇、花鼠等野生动物，它们与人类一起在阳关山上生活。在游小龙的笔记中，麝香有着避世隐士般的性格、甚至像人类一样卧薪尝胆；花豹既骄傲又孤独，一般不会吃山民的家畜；山上的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懂得看星宿。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阳关山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地方，而现代都市以其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代表着人类征服自然、驱使自然的姿态。从对自然的态度上来看，阳关山与现代都市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立关系，即以与自然共存的山民文化与征服自然的城市文化之间的对立。李今在分析刘呐鸥的作品时就认为人与都市之间的关系是“作为城市艺术的现代主义文学所关注的中心主题。”在海派作家的笔下，作为人的创造物且代表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标志的都市却被看作是吃人的妖怪。在刘呐鸥的小说中，人被比作为蝼蚁；在穆时英的小说中，人不断地被物化，这实际上都在暗示着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作为人造物的都市反过来奴役着人类的生命。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频对于山民文化的发掘实际上是对现代都市文化的一种现代性的反思。小说开头叙述者所面对的焦虑实际上就是对城市中的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隐喻。在孙频看来，“焦虑”成了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的生命常态。在北京闯荡十年的李建新没有闯出什么名堂，最终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最终只是成为都市发展的养分。相比之下，山民反而更加具有生命力，他们体力充沛，尊重土地，珍惜食物，与阳关山和谐共生。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阳关山”都会消失，正如游小龙所担心的那样：“就算没有水库，山民们也会慢慢都迁移到山下去的，为了孩子们的教育，也为了生活得更方便些，再过几年，这些山村可能慢慢就都空了，慢慢地就被森林化掉了。”站在这一角度来看，孙频的这篇小说宛如一篇对即将逝去的山民文化的挽歌。

四、结语

孙频的这篇小说从对城市边缘群体的关注最终导向了对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反思。在她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那些远离故土，漂泊在城市中的“山民”们是如何的被拒斥在都市文化之外。孙频以其细腻的笔触与苍凉的风格勾勒出了这些都市边缘处的孤独灵魂，读来令人些许感伤。但在山民的过往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自足与自信，或许在他们身上还有着解决现代都市中人的异化的方法所在，那就是——与自然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孙频.以鸟兽之名[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9，（6）.

[2]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0.

[3]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

王博，男，河南新乡人，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鲁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