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上的女人：论《封锁》中的女性书写与时空叙事

2023-05-30佟姗珊

今古文创 2023年18期

【摘要】《封锁》作为张爱玲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叙述了在封闭暂停的电车中发生的一小段梦幻般的邂逅以及电车开动后男女主人公的如梦初醒。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聚焦上海的日常生活与女性的身份困境，通过特定的静止时空将一对年轻男女对婚姻爱情中的自由的渴望含蓄委婉地表现出来。

【关键词】《封锁》；张爱玲；电车；女性身份；时空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8-001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8.004

《封锁》是张爱玲创作的短篇小说，初载于1943年11月上海《天地》第二期，后被收入《传奇》。小说讲述了在这个短暂封闭的时空条件下，男女主人公暂时得以摆脱现代都市生活对人的异化，回归真实自我的过程。作品中20世纪40年代战争中孤岛时期重重封锁下的上海中的人性和社会的探讨作为历史参照，对人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上海、电车、女人：张爱玲早期创作中的

三个元素

在现代上海的都市空间中，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并且在上海生活了25年，祖辈的庇荫使她少时的生活衣食无忧，而她在描绘上海时，往往将目光投向小人物，注重描写上海日常的街头巷尾、聚焦普通人的“传奇”故事，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不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大都市，而是老弄堂中的男男女女、老洋房里的日常起居；她所认为的“传奇”也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是从普通市民的衣食住行中发掘出的男女之间的情愫。

张爱玲曾在1943年底在《杂志》上发表的短文《到底是上海人》的末尾阐述自己这部《倾城之恋》短篇小说集的创作缘起：“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沉香屑，包括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看懂我文不达意的地方。”[1]

张爱玲的小说取材自她最熟稔的上海，而反观张爱玲的上海书写，上海的城市文化也得以丰富起来。张爱玲写上海往往不是专门来刻画上海，而是将她的爱情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物置身于上海这座独特的城市之中，这个开放的城市无时无刻不处在新旧范式的交替之下，这座沿海的城市总是最先接收到外来思潮和器物的影响，但又不失传统的根底，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反映在个体身上带来的撕裂感和矛盾感恰恰构成了小说的张力。在战乱和新旧交替之中，可以看见普通人在这座城市中对雪月风花的追寻和在柴米油鹽中平衡的智慧。

上海的城市风物和上海人的性格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20世纪初的上海，电车就是上海街头一处独特的风景。在国内，上海是最早引进有轨电车的城市，1905年，一条西起静安寺，向东一直延伸至外滩、全长6.04公里的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这是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是由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投资修建的，由此，上海正式步入“电车时代”，电车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成为20世纪老上海记忆中的回响。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商业发展的内在需要，电车、机动车的引入上海迅速淘汰了西式马车，成为新一代交通工具，它不仅速度更快，同时车身载客量更大、车资低廉，适合经常乘坐，电车在上海的发展十分迅速，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叶，上海的电车生意已经大量投入使用，据统计，当时上海所有电车每天行驶的总路程高达3.2万公里，每天的乘客达到六七十万人次以上，这个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壮观的。电车作为当时上海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主要行驶于人口集中、商业繁盛的闹市区域，营运线路长、覆盖范围广、营运的车辆班次多，电车中发生的一切所反映的正是上海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因此，在张爱玲早期文字中，随处可见电车的影子，例如，在写到上海人的“通”时，张爱玲列举生活中的两个例子，其中一个就是在电车上看见的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的“公婆有理，男女平等”，认为“这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的油汗的微笑，是标准的中国幽默的象征。”[2]

同样地，在《有女同车》中，张爱玲记述同时搭乘电车的两个女人，一个在诉说自己丈夫如何无理，自己又是如何倔强地与其冷战，另一个跟自己的内侄诉说自己的儿子是如何荒唐。最后张爱玲感慨：“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永远永远。”[3]在创作的早期，张爱玲非常关注女性，关注她们在学业、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境遇，体现了她对女性独立自主权利的重视。

二、《封锁》中的女性身份困境

张爱玲在《封锁》中塑造的吴翠远是开明家庭培养出来的新式女子的代表，她从小是好女儿、好学生，毕业后留在本校担任英文助教，用功读书、独立自主又格调高雅，但却没有真正在家庭和工作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家里总想让她嫁给一个有钱人，学校里的学生和同事因为她既不是洋人也没有留洋经历却教英文而看不起她，从而压抑了真实的内在自我“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4]她渴望获得尊重与婚姻爱情的自主而不得，只有在封闭静止的电车这种亦真亦幻的情境下才能“叛逆”一次，短暂地体验一下自己所向往的爱情的自由和甜蜜。

张爱玲在这篇小说中采用了第三人称上帝视角，将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描写并置，打破了现代小说中女性往往处于从属地位的局面。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女性不再作为“第二性”单方面承受男性审视的目光，在男性端详女性的同时，女性也在平等地审视男性。在故事的开头，吕宗桢对吴翠远的第一印象是：“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5]而吴翠远对吕宗桢的外表评判则暗含在被搭讪后的心理活动中：“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以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样！”[6]这种性别身份上的平视自然过渡到下文男人倾诉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不顺而女人虽然始终只是倾听的一方，但是心理上则却处于评判男人的至高地位。吕宗桢为了躲开三等车厢里总是觊觎自己大女儿的亲戚董培芝而匆匆收拾好公事皮包和包子，换到对面的座位，假意跟第一眼看上去并没有太多好感的吴翠远搭讪，聊自己仔细观察到的她上车时的种种细节，吴翠远明知道他是“花言巧语”，但还是将他评价为“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7]“不诚实”而又“真”，这个看似矛盾的评价恰恰也是二人这段电车上邂逅的特征。吴翠远是聪明的，她能迅速识别出男人的谎话，但又很有礼貌地不戳穿，正如后面男人继续诉苦时，吴翠远暗暗嘲讽：“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8]

在张爱玲的早期创作中，女性在婚姻爱情之中的地位是绝对高于男性的，如《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琉璃瓦》中的曲曲。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婚姻爱情生活中是绝对理性与真情投入的，她们能轻易看穿男性自作聪明的逢场作戏，但是又会在真爱来临时坚定听从自己的内心，勇敢地追求与表达，哪怕这个“真爱”的感觉仅仅是她们自以为的、虚幻的。在《封锁》之中，吴翠远虽然在没有意识到吕宗桢接近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她显然并不介意电车上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男子的示好，这也是她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女性的平等、开放的爱情观念的体现。

“其实，女子受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9]她不知道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来，伤了她自己的心。吕宗桢与吴翠远都是生活中无力疲惫的普通人，都是值得同情的。吴翠远彷徨纠结给吕宗桢电话号前的内心活动，“如果一个女人必须倚仗她的言语来打动一个男人，她就太可怜了”[10]，以及短篇开头和结尾的山东乞丐与他开电车的老乡唱的歌“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11]形成呼应，其间又夹杂着电车上的中年夫妇买熏鱼又生怕弄脏西裤要花钱干洗或者重做；吕宗桢虽然很反感但又不得不为了夫人去穿过弯弯扭扭的小胡同买菠菜包子的琐碎情节。《封锁》中电车上的人由于时空的停滞得以短暂地超脱出日常生活中被压抑的情感和被异化的自我，脱离了物质条件的重压和道德伦理的束缚，自然纯粹人性得以返归。然而封锁解除之后，一切又恢复如常，男性和女性都要返回现实，普通人的日常就是会回到被“同情”的“可怜”境地。

三、《封锁》中的时空叙事结构

张爱玲的小说叙事注重将爱情故事置于特定的时间。正如在短文《爱》中，写身着白衫的女孩十五六岁时在后门口扶着桃树见到对门的年轻人，“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原来你也在这里吗？然后各自走开” [12]，经历沧桑后仍然难忘的情节。“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13]这段话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作为爱情的宣言，但是结合《封锁》等作品来看，它又有着别样的深意。张爱玲在这里并不是简单地想歌颂爱情的可贵，而是在表达其爱情书写中独特的宇宙时空理念，正如中国自古以来的爱情传统常常将个人情感上升到天地宇宙宏大的概念中去，当提及爱情的海誓山盟时会说“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在《封锁》中，张爱玲使男女主人公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时间和相对封闭的空间中，让这样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突然相遇并互生情愫。她通过细腻揣摩男性和女性的语言行为动作和心理上的差异，来帮助笔下的人物展现出在这个短暂的爱慕过程中一套完整的心理变化。吕宗桢与吴翠远在时间上的“停车前——停车时——电车重新开动”的时间伴随着“远——近——远”的空间变化产生了“互相嫌弃——互生爱意——互相远离”的情感变化。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境遇中产生的爱情，也随着时空的开合显得亦真亦幻。

张爱玲的小说既注重爱情当中男女的内心刻画和情感纠葛，也注重日常生活的摹写。小说开篇两条电车轨道——不相交，没有完”张爱玲善用隐喻，这样两条没有尽头的铁轨正仿佛单调乏味也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生活——“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同样地，如果不碰到封锁，生活也会像电车一样“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地往前移，人们也像开电车的人一样，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下渐渐麻木，“也不發疯”。铁轨因为电车才有了联结，正如吴翠远和吕宗桢，如果没有电车，生活在两个平行轨道上的他们也不会相遇。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两次“丁零零”的电车铃声是将时间与空间定格的标志，而在《封锁》中的两次“转场”则都是以声音和文字作为符号：“每个‘玲字是冷冷的一个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14]在这里，作者不再隐匿于故事背后，而是显现出来——表明时空的切断和接续是自己刻意为之的。这种刻意是在强调故事的虚幻性——真实的日常若要脱离现实而被称为小说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这种虚幻性正是由作家之笔将时间与空间冻结才得以形成。“丁零零”的铃声与虚线的图像结合，如同将不在同一空间内的声音与二维平面的图像结合，构成了一个错杂的时空间隙，将故事中的人物迅速卷入特定的情境之中。封锁放开时，也是同样的一段内容，交错的时空被打碎、被解体，一切又恢复成平常的样子，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生活还是像电车一样向前行驶，萍水相逢的男女主人公也像平行线一样恢复到没有交叉、毫不相关的状态，而这种平行——交错——平行的两次变化，由电车的铃声来实现转换，使得文学文本产生了近似于电影艺术中常用的蒙太奇效果。

《封锁》中的电车营造了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的困境，但正是在这样一个仿佛被“定格”的时空中，男女主人公才得以暂时地从人生的困境中脱离出来，感受真实、感受内心、感受爱意。“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他显然很是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一个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15]《封锁》中的男女主人公相遇的情景决定了他们可以暂时地抛开自己的社会身份，只看眼前的作为最基本的“自我”的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男人无法摆脱自己作为儿子、丈夫、父亲、职员的责任；一个女人也不能逃避自己作为一个女儿、教师的责任。短暂的相遇既看不到对方的过去，亦无从猜测对方的未来，那么这段感情从一开始便注定了是不会有结果的。

随着电车向前开，路边的人在电车上的人的生命中只存在了一瞬：“翠远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只活了那么一刹那。车往前当当的跑，他们一个个的死去了。”[16]吕宗桢也是一样，封锁开放后“走了”，但这里的“走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离，而仅仅是关系的分离——吕宗桢又坐回了自己原来的位置。但是这场因封锁而生发出的短暂的爱情消失了，生活又恢复常态，两个人的生活轨迹又像是两条平行的电车轨道一样永远不相交地延伸开去。

四、结语

短篇小说《封锁》不同于张爱玲中长篇小说中“华美苍凉”的格调，以铺直的语言叙写作者最熟悉的上海街市日常和普通人的心理。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电影蒙太奇的声音画面转换的挪用，读者可以看到张爱玲对人性的深刻了解和短篇创作中的创造性技法，这大概就是张爱玲作品历经近百年却热度不减、始终保有魅力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J].杂志，1943，11（5）：101.

[2]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J].杂志，1943，11（5）：101.

[3]张爱玲.有女同车[J].杂志，1944，13（1）：133.

[4]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51.

[5]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53.

[6]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54.

[7]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54.

[8]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55.

[9]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