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君丽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发展 新冠疫情

〔中图分类号〕Ｂ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９８－１１

新冠疫情作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俨然成为２１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变量。在与百年变局的交织中引发了各种连带效应，使未来既充满了难以预测的风险挑战，同时也蕴藏着革故鼎新的极大可能，世界将步入动荡与变革并存的后疫情时代。如何战胜疫情，如何重建疫后世界，不仅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要回答的时代之问。因而，在危与机共存的后疫情时代，发展何去何从，需要作出新的探讨。

一、发展的新定位

发展之舵需以时代为航标。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侵扰使疫情成为当下最为明显的时代标识。疫情影响下的发展将要掀开怎样的一页，会如何塑造“后疫情时代”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至于何为“后疫情时代”，国内外也是众说纷纭，并未达成共识。

目前，既有将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等同于“后疫情时代”，也有认为“后疫情时代”所表征的应该是人类彻底战胜疫情后所步入的新的历史阶段。显然，对于“后”的判断争议主要在于是“之后”还是“过后”，前者是一种进行时的延续，后者则意味着完成性的时态。但就现实而言，两方面争议都存在一定的悖论。若为前者之意，那人类发展史应该从不缺少“后疫情时代”的出场，甚至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人类身处的任一时代都是诸多“后疫情时代”的交织重叠；若为后者之意，那在逻辑上必然是不自洽的。不言而喻，“后疫情时代”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划分，我们也无意对其做过多的名词之争。疫情的反复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对“后疫情时代”的发展研判存在诸多分歧。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国内有学者认为，新冠疫情是重大阶段性的分水岭，将会使全球化进入停摆状态；①有的学者则以一战后的世界来比拟疫情下及疫情后的世界。② 相较于国内，国外学者的观点则较为激进：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疫情是划分历史阶段的分界线，即“冠状病毒前的世界”和“冠状病毒后的世界”；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则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④尤瓦尔·赫拉利同样认为新冠疫情之后，人类将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⑤ 这些观点都意在表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世界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⑥

后疫情时代是对当下社会发展状态的抽象概括，是历史发展变迁在世纪疫情下的具体表现，它客观反映了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长久影响。作为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传染病，新冠疫情以其高传染性、强变异性、较低的致命性等特征使抗疫成为一场兼具复杂性与持续性的马拉松长跑。较之疫前，人们常态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不少方面几度被按下了“暂停键”，疫情防控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后疫情时代”首先表达的便是我们已置身其中的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疫前的发展常态已一去不复返。但“后疫情时代”作为新的历史起点也并非与之前常态社会彻底地割裂，而是对疫前发展状态、发展方式、发展内容等的反思与承续。新冠疫情作为重要的事件节点，既是突发的危机，更是反省的良机。只有立足当下，从已发的“后果”来逆向追溯“前因”，才能对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有更加完整而清晰的认识。这是把握后疫情时代发展的重中之重。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虽然引起了诸多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是颠覆性的。换言之，虽然“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所表征的具体社会现实有重大差异，但二者是交织在共同的历史问题域中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⑦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发展大势，这是认识和把握“后疫情时代”的根本基点。因而，从历史角度来看，“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都是历史性的概念与存在，都只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环，是发展之阶段性特征的表现。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可能还会有“去疫情时代”“共疫时代”的来临。在时代变幻的洪流中，唯有发展才是永恒的历史主题。在疫病与发展的斗争中，发展的逻辑最终会指向疫病的克服与消解，指向“新常态”的建构，从而还人们以美好安宁的生活。

二、发展特性的再认识

“后疫情时代”或许有不同于以往的表现与形式，但是其仍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阶段，只不过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下，当今世界已存的某些发展特性更加清楚地显现。只有准确认识和把握后疫情时代的发展特性，才能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抓住新的发展机遇，解决人类面临的疑难问题，推动发展稳步前进。

１．互联性

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一切运动发展都建立在普遍联系的基础上。联系不仅是发展的终极原因，而且对于发展具有普遍的规约性。全球化便是世界各国普遍联系的必然结果，体现着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发展态势。但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却一直充斥着“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背景杂音，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将暗流涌动的“逆全球化”推至高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最需要全球团结合作的时刻却背道而行，以抗疫之名封锁边境、回迁产业、制裁经济，行去全球化之实。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中，人类发展是退回封闭对抗的旧寒冬，还是迎来开放合作的新春天？这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发展虽遭遇逆流，“但世界决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开放合作仍然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① 具体而言：首先，全球化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② 在日益精细化的分工和科技革新的联合推动下，人类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密切，时空界限的破除使世界市场得以实现。自此，“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③ 各民族之间互相往来、互相联结、互相依赖的整体性发展关系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化从本质上讲就是全球性的分工与合作。因而，只要生产力仍有发展进步的要求，只要科技仍有不断革新的动能，全球化进程便不会随意终止。其次，全球化具有普惠性。全球化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资源能得到有效配置，“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④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提供的历史机遇中都能获得发展，中国正是抓住了全球化的发展机遇才得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它们之所以倒行逆施高举“去全球化”的大旗，并不是反对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而是为了抑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崛起式发展。眾所周知，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⑤ 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个人都被深深地卷入世界历史中。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开启了全球化发展的新时代。全球化也因此成为资本增殖的源泉，相应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凭借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便利获得先发优势，迅速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但必须明确的是，资本主义只是全球化发展的助推力量，生产力发展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在生产力基础上的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世界各地共享发展资源和机会，不断提升生产的社会化水平，这与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无疑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所谓的“去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为缓解这一矛盾所提出的改良措施，其实质是为了重新建立适合资本主义的规则体系，占据更多的全球化发展利益，继续实现和满足资本的无限增殖。这必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终将会以违背历史大势而惨淡收场。

全球化进程虽然不会随意终止或逆转，但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也呈现出数字化、地方化、安全化等新发展趋向。于人类而言，这既是发展的危机也是进步的良机，只有准确识变，在主动应变中把握发展机遇，才能迎来转危为机、逆风翻盘的可能。类似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危机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①这是在复杂多变的后疫情时代破解一切发展难题的不变宗旨。因而，我们必须要认清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必须共担安危之责。面对全球性问题，“不仅要‘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而且也要‘地方性地行动，全球性地思考，然后最终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②在团结协作中共建更高水平的命运共同体。

２．高风险性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现代社会界定为“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是“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③即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诚然，风险在本质上表征着人类社会发展代价的不确定性。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与支配，“我们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④ 较之传统的外部风险，人为制造的社会风险充满了不确定性。

首先，风险来源具有不确定性。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有增无减，世界各国联系性越发紧密，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诚如習近平总书记所引述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⑤ 高度全球化带来的互联互通，大大融畅了发展速度，发展机遇也愈发增多。但全球化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与风险接触的机会。就全球化时代的疫情大流行而言，任何人都可能是疫情扩散传播的节点，甚至一份外卖、一封信、一个航班都可能成为疫情区域传播、国际传播的途径。因而，后疫情时代的风险是多样、易发的，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将与风险并存、并行。其次，风险程度具有不可预测性。人为社会风险本质上是不确定因素的失控，其大多以意外形式呈现，对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威胁是无法完全掌控的。风险是否发生、何时发生、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我们无法确认全球变暖将在未来引发何种生态灾难，无法完全预知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所导致的潜在风险，我们同样无法预测新冠疫情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危险。这种难以预测性使现代风险成为高悬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后，风险后果具有联动性。全球化时代的互联互通不仅使风险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而且极易出现风险叠加，导致祸不单行。新冠疫情虽然是披着“黑天鹅”外衣的“灰犀牛”事件，但其所引发的某些后果可能会招致黑天鹅事件。当下，“人类还未走出世纪疫情阴霾，又面临新的传统安全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乏力，又叠加发展鸿沟加剧的矛盾；气候变化等治理赤字尚未填补，数字治理等新课题又摆在我们面前”，⑥任何一个事件处理不当都可能会引致联

４．反思性

历史发展进程是连续性的，不同发展阶段以辩证否定的方式彼此关联，新的发展阶段往往从旧发展阶段的批判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找寻发展规律作用于实践，最终实现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级到高级的进阶式跃升。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思是社会历史得以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反思，顾名思义，即反过来思索。这决定了其必须立足于既定的经验事实，遵循从“后”向“前”的逆向逻辑，即“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 之所以从“事后”“发展的结果”开始思索，是因为过去已然过去，意识作为被意识到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人们无法先验性地从原因推导出结果，只能通过由结果到原因的逆向回溯来达到对过去的透视，从而把握发展的规律和内在逻辑。对此，马克思曾暗喻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② 显然，社会发展是一个常思常省的实践过程。

反思的目的不仅是对过去发展存在的稽察、批判和扬弃，更是对当下发展实践的纠偏和对未来发展走向的展望。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后疫情时代，要想破解各种发展难题，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就必须注重反思，增强发展的反思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效的实践反思必须要遵循客观性原则，避免以今释古的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因为，“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③ 换言之，從“人体”的角度反思剖析过去的“猴体”，难免会受到先验的预设支配，即猴子必然要进化成人。如此，便极易使既定的结果成为先验事实，仿佛过去一切实践目的是为了达致现在的发展状态。所以，由果溯因的反思并不是一味地求同，而是注重探索事物的差异性发展，在同一性和对立性的辩证思考中把握发展规律。

此外，还要注意到反思成效因事而异。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④虽然“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⑤——吃一堑长一智就是如此的道理——但比起对王朝和政权更迭的反思，人们对瘟疫、飓风、海啸等突发性和偶发性事件的思索就显得逊色不少。因为这些事件往往极具迷惑性，其暴发和消退似乎毫无规律可言，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秩序的逐步恢复，隐藏在其中的教训却经常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于是，社会发展始终循环呈现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就瘟疫而言，每次瘟疫所引发的社会负面效应往往要超过疫病本身。２０世纪疾病污名化的偏见和歧视在今天依然甚嚣尘上；因此，反思不能仅停留在思维的天国，不能仅做缅怀过去的“密涅瓦猫头鹰”，更要扎根落地于现实的人间，做唤醒未来黎明之路的“高卢雄鸡”。

三、发展关系的再把握

社会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相统一的三维立体式发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把握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发展前提；人与人关系的妥善处理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重要保障；人与自身的和解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解的关键，是社会发展的价值旨归。新冠疫情再次放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矛盾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必须要正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绿色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的统一。

１．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当人类以“统治者”自居，在开发利用自然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时，来自大自然的惩罚与报复也悄然而至。恩格斯的警世恒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①——萦绕在每个时代。但谈及对自然的反思，人类的记忆点大多停留在空气、水源、土壤、矿物质以及动植物等方面，小小的致命病毒却往往被忽视。当下，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次严重的生态危机事件。因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必然也是必须。

病毒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病毒是招致疾病或瘟疫的罪魁祸首，是人类生命健康的潜在威胁。千百年来，人所罹患的伤寒、疟疾、天花、鼠疫等都是由微小的病毒所引起。病毒无疑是令人闻之色变的存在。但不为人所知的是，“我们呼吸的氧气很大一部分是在病毒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连我们所在的这颗星球的温度，都和病毒的活动息息相关……人类基因组的一部分就来自感染了我们远古祖先的上千种病毒，甚至今天地球上的生命，都可能是在四十亿年前从病毒起源的”。② 可见，病毒不仅有致命的破坏力，也有生命的创造力。这种两面性要求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和把握人与病毒的关系。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曾提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③ 在自然这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中，人与病毒都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力量，两者长期处于动态适应的过程之中。病毒以寄生的方式与人类、动植物、细菌等生物达成共生共存。于人类而言，病毒是“魔鬼”，也是“天使”。有些病毒与人类结成了偏利性共生关系，对人体有利无害，甚至能够帮助人类战胜其他病毒。例如：驻扎在人类肠胃中的噬菌体就是病毒，它助益消化，维持着肠道的细菌平衡。人们常说的“水土不服”就是因为外在环境因素的变动打破了原有的肠道微生物平衡，迫使病毒与人体重新调适。历史上困扰人类几千年的天花病毒也是被牛痘病毒所击溃。可见，病毒是可以与人类和平共处的。但由于致病病毒对人体的伤害远远超出有益病毒对人体的帮助，所以这种偏利性的共生关系往往为偏害性的共生关系所遮蔽。偏害性共生亦是自然界长期选择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人与病毒之间的疾病纠葛。人类发展史处处布满了与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已知的庞大病毒库中，能够在人群中传播的仅占０．１％，其中动物性病毒是导致大流行病的主要原因。④ 即是说，病毒对人的偏害性共生大多以动物为媒介。人和动物的过度接触不仅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极大缩短了食物链，致使病毒对人的寄生更为迅速和便捷。众所周知，艾滋病、埃博拉、鼠疫、霍乱、非典等都源自人与动物的密切交往。除此之外，人类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使全球气候变暖愈发严重，这也间接导致了动物活动空间的变化，使得病毒的寄生、传播和进化更为频繁。因此，瘟疫不只是病毒寄生人体所引发的自然现象，更是自然对人类越轨行为的惩罚和警告。新冠病毒近几年的反复纠缠或许是在不断提醒人类要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不能再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自居。无论是动物还是病毒都有各自适存的环境，都是维系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力量，人类越界行为的干预只会遭到自然平衡规律的强行拨正。在病毒这个忠诚的自然武士面前，人类要做的并不是彻底消灭，而是要学会与之共处。这是理解和实现绿色、踏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前提。

２．重新思考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两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產”。① 新冠疫情于人类而言，不仅是一场严重的生态危机，更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危机。三年抗疫实践过程中所显现的百态众生相真实地反映了人与人关系的实然与应然状态。这是我们在后疫情时代把握发展关系、探索发展模式的重要依据。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利益关系。“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③ 个人与外界所结成的各种关系都具有“为我性”，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就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追求、实现和维护利益的过程。因此，在诸如新冠疫情等灾害危机面前，人和动物一样都会受到趋利避害本能的原始支配。一般来讲，避害是趋利的前提和保障，趋利是避害的目的和要求，两者相依相存、不可偏废。人的实践行为往往在趋利与避害的张力平衡中，呈现出利己性和利他性。利己和利他行为的背后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取舍。具体而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辩证统一的，个人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分化、再聚合，不存在超越公共利益之上的个人利益，也不存在脱离个人利益的抽象公共利益。但是这种理论上的辩证统一并不能完全消解现实中的矛盾冲突。“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④所以，人们总是本能地希望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抗击疫情的实践过程中，不难发现会有人为了一己私利争抢防疫物资、哄抬物价、制作兜售劣质口罩，更有甚者以自由之名干扰防疫。这便是重趋利而轻避害、重利己而轻利他的极端行为。

但“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和所谓普遍利益，总是互相伴随着的”，⑤“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⑥ 因此，个人对私利的追逐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公共利益对于个人利益具有普遍制约性。个人利益的实现需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前提，甚至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个人要让渡部分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人是相互成就、相互制约的利益共同体，而团结合作是平衡趋利与避害，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双赢的最佳选择。合作是人类最高级的认知能力，它帮助人类摆脱原始状态，克服各种生存困境，达成进化发展。“人类完全主宰地球，并不是因为单个人比单个黑猩猩或狼更聪明，或是手指更灵巧，而是地球上只有智人这个物种能够大规模而灵活地合作。智力和制造工具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人类还没学会如何大规模灵活合作，大脑再聪明、手脚再灵活，到现在也仍然是在敲燧石，而不是撞击铀原子。”⑦从国内抗疫情况来看，在与疫情的严峻斗争中，虽然有自私自利的个人行为，但更多的是不畏生死、向险而行的无私壮举：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和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坚守岗位、真诚奉献。① 举国上下齐心协力的抗疫行动向世界生动诠释了：“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② 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不仅是抗疫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更是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谋求共同、可持续发展的人间正道。

３．重新反省人与自身的关系

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并非所有的发展成果都于人有利、如人所愿，人在前进过程中也不得不承受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和代价。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加速发展的裹挟下，一切都变得空前快速。在时间与速度的竞耗中人们陷入了新的异化，即“人们自愿做某些不是人们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③ 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意外地按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暂停键，打破了高速运转的生活常态，人们被迫放缓前行的脚步，在疫情所“赠予”的闲暇时间里得以静心思考：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又该实现什么样的人生价值？人正是在对自身的追问中，不断修正、端正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

真善美的统一体现着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表征着人的自由存在状态，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④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真是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求真表征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人之所以违背客观规律做出诸多不合理行为就是因为没有形成“真”的认识。新冠疫情作为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到之处都引起了人们不同程度的恐慌。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源于已知。人类发展史从不缺少与瘟疫的斗争，从最初的被动“受罚”到以科学手段主动应对，人似乎在应对瘟疫时越来越得心应手。这便导致人类对自己过去既有认知成果过于自信，以为凭借现有的科技手段和卫生条件不会再暴发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即便暴发也都在可控范围之列。而当新冠病毒作为全新物种出场时，既有的科技医疗手段却无法有效遏制其扩散传播，盲目自信失真所引发的恐慌自然占据了人心。二是源于未知。根治问题向来都要盘根问底，但如今新冠病毒的确切起源、变异规律、传染模式等仍是未解之谜，病毒的突变和传播速度远远超过疫苗、药物的研发速度以及防控速度。在反复发作的疫情的干扰下，人们逐渐出现了应对疲劳，最初的热情和斗志也逐渐被疲惫和焦虑所取代。而且，与认知不全相比，虚假认知所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网络化时代人们每天都会收到纷繁杂多却无法辨别真伪的信息，在信息轰炸中，人们无法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理性的辨识。这使得原本就已崩塌的社会信任更加岌岌可危。因此，求真是实现一切发展的必要前提，人们只有在对客观规律的清醒认识中才能辨别真伪，摆脱无知和迷信的状态，以更加理性的方式认识世界。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善是人的需要和目的向现实的转化，求善表征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人为了实现目的，不仅需要认识和改造自然，更要认识和改造自身，即超越生物性的本能需要，创造属于人的价值和尊严。马克思曾强调，“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⑤ 这就要求人自身必须正确处理欲求与需要之间的关系。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但人不应只有动物性的本能欲求，更要有属人的欲求意识，即自我创造、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需要的实现必须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以欲求意识为规约。过度的纵欲和禁欲会致使人的需要呈绝对化倾向，相应的实践活动也必然会结出恶的果实。因而，求善必须以求真为前提，求真必须以求善为目的，两者的辩证统一即是美的最高境界的达成。美表征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人只有在真善美的统一状态下才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人我合一的超然自由境界，即真正成为自由的、全面的、完善的人。这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无疑是相契合的。因而，从社会发展趋势看，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必然是拒绝假、恶、丑，求真、求善、求美的渐进过程。

四、结语

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战胜各种灾难和挑战中实现发展和进步的。当前，世纪疫情阴霾未散，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局部冲突硝烟又起，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步入了艰难且复杂的新发展阶段。面对疫情对全球发展的冲击，“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两份截然不同的答卷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劣形成了鲜明对照，“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凸显。秉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构建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够有效应对前进过程中的各种危机，是世界各国必须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主导下，始终奉行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他们无视世卫组织的警告和中国抗疫经验的发布，忙于打病毒政治牌，企图利用舆论宣传造势将中国与新冠病毒捆绑，从而借此误导国际社会以影响中国的声誉和发展。如将新冠病毒污名化为“中国病毒”，声称中国应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负责；宣扬新冠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抹黑中国的国际抗疫援助，将其标签化为“口罩外交”“疫苗外交”；污蔑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在图谋霸权、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等等。这些承载政治目的的污名实质上是西方对抗中国崛起的新冷战战略，是“中国威胁论”在后疫情时代的具体表现。但随着疫情不断升级，许多西方国家错失了抗疫的最佳时机，反而面临更加严重的医疗、人力和经济灾难。一方面，面对中国抗疫的阶段性胜利成果，他們没有承认事实、讲真话的政治勇气，反而为了转移国内民众愤怒的焦点，变本加厉地甩锅推卸责任，以“民主自由”之名给中国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扣上了“专制国家”“权威主义”的帽子，妄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方法来破坏和削弱中国；另一方面，面对新冠疫情引发的各种次生危机，为强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他们将资本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之上，罔顾民众的生命安全直接“躺平抗疫”，企图以“群体免疫”让公众接受大量人即将死去的事实，从而将政府抗疫不力的失责行为科学化、合理化。这些举措不仅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面对公共挑战时的利己性、脆弱性和反社会性，而且严重削弱了追求私利的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在全球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在疫情危机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①以实际行动有力地驳斥了各种污蔑性言论，证明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科学性、正确性、先进性。同时，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面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②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认可。

中西抗疫斗争呈现出的差异化结果引发了普遍性的全球秩序焦虑，后疫情时代的发展走向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曾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依然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辩护，他将美国抗疫不力的责任归咎于特朗普个人的领导无能，认为新冠疫情虽然可能会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但也会促进自由民主制度的重生。① 福山一方面认为国家的抗疫表现与政体类型无关，另一方面却又指出，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是唯一的例外，无法被其他国家复制借鉴。②这种似扬实抑的评价实质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暗指中国发展模式不值得被借鉴效仿，从而间接为自由民主制度辩护。与之相反，国外左翼学者纷纷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他们普遍认为，世界各国的抗疫情况清楚地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效性，社会主义中国模式为全球性危机的化解提供了积极出路，即将人民生命健康置于首位，加强国际团结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意大利学者安德烈·卡托内认为，“社会主义力量、进步的力量和社会解放的力量，都应以社会主义中国为参照，加强国际团结与合作，运用富于智慧的政治战略和灵活的战术来对抗帝国主义反动力量，沿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前进”。③ 原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得罗更是明确指出，“疫情之后资本主义的危机与衰退不可避免”，“无论大洋彼岸与欧洲的反华宣传如何喧嚣，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明地成为全世界的希望所在”。④ 面对国际社会的不同声音，中国始终坚定地认为“一个国家走的道路行不行，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能否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社会稳定，能否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⑤ 在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进程中，中国将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发展共识，以团结合作共创繁荣发展的后疫情时代。

当前，中国的防疫政策做了重大调整，我们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开始实施“乙类乙管”的做法，由前期的“重防”向如今的“重治”转变。这种新的防控模式，反映了人与疫情关系模式的新变化。新的“人—疫”关系模式，从人的角度看，是人的认知的转变和适应力的增强；从疫的角度看，是其致病力、致死率、重症率的大幅减弱或降低。这种新变化体现了我们在对待疫情做法上的与时俱进、因势而变的灵活性，是适应后疫情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