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爽

一

“有樊星的消息吗？”我问。

不出所料，没有人回答。

我想着屏幕后面那些沉默的脸，我对它们的记忆还停留在许多年前。即使是毕业后首次也是唯一的一场同学会，也已经远在五年以前。那天上午，在与会者们一路向东，奔赴那个作为聚会地点的洗浴中心的同一时间，我一直睡到自然醒，然后慢腾腾地洗漱、化妆，再由东向西穿越市区，到万达购物城与前同事臧姐会合，一起吃了顿三鲜馅饺子，又在常去的那家时装城给自己买了件连衣裙。晚间我歪在床上，刷同学群里铺天盖地的照片和视频，看他们穿着同一款式的半袖浴衣浴裤，绕着巨大的餐桌跳舞。每个人的左手都搭在前面那人的肩膀上，右手挥舞着手机或酒瓶。背景音乐开得山响，他们的笑闹声足以掀翻整个夜空。有一会儿，我发现我在哈哈大笑。时隔多年，我很高兴我还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加入他们，而无须真正地厕身其间。因为酒宴前刚刚蒸完桑拿，女生们妆容卸尽，她们素颜的脸逐一在镜头前闪现，像一朵朵被时光涂改过的花盘。

到毕业时，我们这个班还有八名女生。缺席同学会的，只有我和樊星。

不应该向虚空询问一个消失的人。一定是梦境击穿了我的隐忍。这天我醒来时，天光已穿透淡紫色的窗帘，梦中的欢筵瞬间如鸟群惊散，而樊星的脸，就隐约浮现在那些色织的暗花之间。此后的两个小时里，她曾经的点点滴滴慢慢汇聚起来，让我越来越迫切地渴望知道，这条安静的溪流如今流到了哪里。

我知道我一直在想念她。一種散淡的、不抱任何希望的想念，就像追忆一个死去的人。但她一定还好好地活着，在这世界的某个地方，一个正在老去的女子，也许已经放弃了对自我容貌的疯狂执念——不，并非是对岁月投诚，而是，在经历了多年的鏖战之后，终于抵达了某种平衡与圆满。也有可能，她的样貌我已无从辨认，在那个远隔重洋的国度，再也无人知晓她原来的姓名，就像被她留在身后的东北老家，那个暗藏着预言的地名：她终于在异域获得了新生。

二

对我来说，认识樊星之前，新生农场更像一片飘浮的云彩，一座虚构的天空之城。神秘，遥远，还有一点点惊惧掺杂其中——那是关押劳改犯的地方，一个普通市民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知晓它到底位于这个城市的哪个方向。

直到樊星远嫁之后的若干年，我的双脚才第一次踏到这座农场的土地上。因为全市轰轰烈烈展开的反腐倡廉活动，我们七八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前往参观。那座监狱，按讲解员的说法，关押的不是普通犯人，这些人曾经手握重权，其戏剧化的人生充满警示意义。经过排队、等待和查验身份，我们这个长长的队列终于踏进了监狱大门。我最初的观感是，除了被子过分整齐划一，整个监舍与随便哪个学校的学生宿舍也相差无几。但是我很快感到了强烈不适：在公共厕所与走廊之间，镶的居然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也就是说，每个如厕者都会在狱警和外人面前一览无余。似乎为了与这个场景交相呼应，走廊里让人难堪的尿臊味如蛆附骨挥之不去。

在监狱会议室接受纪录片和犯人现身教育的一个多小时里，我断断续续地想着樊星。这个特殊的出生地，以及它所制造的凶险和荒凉，在她的一生中究竟投射了多少影响？或许从童年开始，她就知道自己必须离开这里，那细碎的低语，掺杂着祈祷和诅咒，从一出生就交织在她的生命里。

这样的信念可能来自她的父亲——毕竟，考上我们这所中专，等同于踏进了城市的大门。有一天上课，樊星被人叫了出去。课间我经过楼口，见一个男人坐在楼前的水泥台上吸烟，樊星站在他的旁边。说不清是他们的表情还是别的什么，让我当即明白，他是樊星的父亲。那是至亲的人之间所特有的某种关联，即使他们的外表如此殊异。他表情木讷，近乎谦卑，背已经有些佝偻，看上去比我父亲至少要年长十岁。而樊星的侧影则告诉我，她不希望任何人打扰到他们。

回到教室，樊星情绪低落。她发了一会儿呆，终于忍不住扭过头来对我说：“别人的家长来了都到宿舍坐，只有我爸就坐在楼口。”我看着她，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我还没有想到这其中有什么区别。

这位父亲，我就只见过他那一次。到了三年级上学期，他因车祸身亡。两个女生代表全班同学赶去新生农场吊唁。据她们说，她们赶到的时候，樊星已经喝掉了整整一瓶白酒，醉得不省人事。

过了半个月，她才返回学校，整个人变得更加阴郁沉默。班里的同学们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把她当成一件不能轻易触碰的瓷器。那种小心里还埋藏着另外的东西，某种优越者的怜悯，某种并非出自恶意的孤立……而这一切，在我的前同桌李娜因为焦虑症被迫退学之前，我都明确地感知到了。

那个寒假里的一天，我独自在家，樊星不期而至，她说她想喝酒。于是我下厨炒了两个菜，又从我父亲的酒柜里拿出一瓶白酒。这场女生酒会只进行了一个小时，我父亲突然提前下班回来了。一脚踏进门厅，满室的酒香让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他的眉头皱了皱，一言不发地进了卧室。樊星满面通红，匆匆起身离去。

就是在那一天，樊星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因她而死——为了每月多给她一点生活费，他工余到集贸市场贩卖蔬菜，在一大早赶往市场的途中，他与一辆大卡车迎面相撞。

他不在了。他的死亡赔偿金，保证了她得以继续修完剩下的学业。

三

这天整理书橱，意外发现了一本《机织学》。天蓝色的封面上，是紫蓝色的经线和纬线交织而成的斜纹织物，图案下方用蓝黑钢笔水标注着我的姓名缩写：S.S.。前一个“S”体态丰腴，后一个“S”略为纤瘦——这样的书写显露了某种不确定，某种挣扎、动荡、犹疑，每时每刻都在试图对前一刻的自我进行否定。或者说，出于对完美的苛求，有一些灵魂注定得不到安宁。

这本偶然存留下来的教材，就是我在这所中专学校四年间攻读的主要科目。多年以来，我这样向那些一头雾水的人们解释我的专业：这世上的织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身上穿的毛衫和袜子，它们是由同一根纱线一针一针环环相扣，也就是针织物；另一种，比如这条牛仔裤，它是由一经一纬两种纱线相互交织而成。而纱线的前身是棉花或羊毛，从棉花到牛仔裤布料，或者从羊毛到双面呢，这中间所经历的若干道工序，以及这些工序所需要的机械、力学、电气、化学漂染、美学原理，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机织学。经过我这番深入浅出的讲解，多数人都会露出恍然大悟的笑容，用以遮掩他们的迷惑不解。

就实际情况来说，机织学远比我的解释更为复杂。两根纱线的交织是一上一下，但是许多根经纱和纬纱交织在一起，不同的交织点设计形成了不同的纹理，直接改变了织物的外观、强度、手感和质地。平纹结实坚挺，斜纹饱满润泽，缎纹柔软华丽。对我来说，梦中的理想国就是这种最简单的平纹生活：光洁，挺括，表里如一。这种生活避开了作为一件针织物众所周知的致命弱点：“脱丝”。机织物从来不会“脱丝”。当纤维在某一点上断裂，绝不会造成大面积的蔓延式坍塌——正因为有了机织物，这世界变得更加简洁、安全和可靠了。

现在，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怀着一颗平和的心来审视我当年的专业，甚至还带着一点清浅的喜悦和小自得。这世上万千种职业中的一种，我在远离它的时候看清了它永存于世的强大理由，连同它湮埋在古老时代的诗意根须，连同它葳蕤的枝叶间隐约筛下的哲学光线。

而在当年，面对一张表格，我下意识地在“机织”二字的后面勾出一个对号，只是因为它们看上去比旁边的“染整”字样更为简洁端庄。这样直到四年之后，我已经认识了织布机上的每一个零件，并在毕业设计图纸上为一家虚拟中的大型纺织厂规划了一座现代化厂房，却始终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职业”，它将像齿轮一般，楔入我此后的生命和生活。在长达半年的现场实习中，我甚至没有耐心熟练地打出一个漂亮的织布结。这个据说是世界上体积最小却最不易滑脱的结，从一开始，它就不曾打算加入我的真实生活；它似乎更适宜停留在理论上，终结于形而上的乌托邦。

时至今日，我仍然说不清，我到底喜不喜欢那一排排锯齿形的厂房。从设计图纸上看，它们多么像无数道齐整的波浪，织布机宏大的交响曲在这些波浪之下日夜吟唱。那是怎样的海洋？表面上静水流深，而只要你进入，就会身不由己，被裹挟进它不动声色的惊涛骇浪。如果去紧邻的棉纺车间走上一圈，四下里飞扬的碎棉絮很快就把你的青丝染成了白发。时光的齿轮飞速旋转，白昼和夜晚在机杼间交织成一片白光。北方甜美的初夏被永远保留在这里，但是空气——你很难说清这是什么样的空气，它与城市寒凉的烟火隔绝，与乡村朴素却耀眼的棉花地也扯不上任何关系。在这里，某些词语倒是可以被清楚地看见——你看见自己越来越接近一只不断被外力击打的梭子，循环往复于命运预先设定的轨道之间。而生命像怀抱中唯一的一卷纬纱，它越来越短，终于在某一刻消耗殆尽，让整部沉重的机器就此戛然而止。

翻開《机织学》天蓝色的封面，一个物件从纸页间滑了出来，它在空气中画出一条弧线，飘落到地板上。那是两枚叶柄相连的丁香叶片，采摘自丁香枝条的最顶端。一枚叶片上画了两只叠印在一起的心，心与心相重合的位置写着一个繁体的“爱”字；另一枚叶片上题了一句老掉牙的诗：天若有情天亦老。这钢笔字写得端方清丽，碳素墨水漆黑如昔。这画和这字，都出自樊星当年的手笔。刚入学的第一年，班主任周老师要求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写一页小楷，樊星把一本钢笔字帖拆开，垫在小楷本下边临摹。半年下来，樊星的字与她临摹的字帖几乎一般无二，一举夺得全校硬笔书法大赛一等奖。

多少年过去，心形的丁香叶变成了轻浅的薄荷绿，枯干薄脆，像两颗一触即碎的心。

四

那是属于我们的最后一个暑假，我去樊星的姐姐家里看她。

小院的大门朝西，进去是一溜瓦房。靠大门这一侧的两间，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住着她的姐夫和姐姐。樊星住在依院墙而建的厢房里，大概原本是房东用来存放杂物的地方，也就三四个平方米，只放得下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窗子外面有一棵柳树，树冠罩住了整个厢房的屋顶，但树叶几乎被虫子啃啮光了。树冠下方悬着一张半透明的塑料布，上面星星点点，满是蠕动的毛虫。

我和樊星坐在床沿上说话。床很高，为了防潮，床脚垫了砖块。我的脚悬在离地面二十厘米的地方，很不自在。窗纱外面有两只毛虫在爬，我努力不向它们那边看。这是七月的午后，天气又闷又热，樊星去厨房的冰箱里拿来两根绿豆冰果。我举着冰果吃，手臂上凉津津的，可能是汗水。

毛虫这么多，这树还能活吗？

谁知道呢。

为什么不干脆锯了呢？

房东不让呗。

沉默。

我姐想离婚，但是因为有孩子，一直拖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什么？你姐不是才结婚没到一年吗？

当初她就没看上现在这个对象嘛。

那她为什么要嫁给这个人呢？

樊星欲言又止。最后她叹了口气，说，你不懂。

后来我懂了。人是不该向权宜妥协的。可惜多数时候，我们的人生写满了妥协，一个，又一个。

有一个姐姐是重要的。姐姐纹了眉毛和眼线。姐姐割了双眼皮。姐姐提供了生命的预演，而经验可以通过旁观，得出结论，避免自身重蹈覆辙。

不知樊星从姐姐的婚姻中总结出了什么。我结婚了，班里的另外六个女生也一个接着一个结婚了，樊星还在迟疑不决。

我试探着问她：与郑还有联系吗？

那个在毛虫笼罩的厢房里谈心的下午，樊星第一次向我提起了郑。她是这样说的：咱们班里的男生中，郑一定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你怎么知道？

能看得出来嘛。

郑毕业后去了南方。南方的哪里？我搞不清。我记得郑，只是因为樊星。

但是樊星的脸那么波澜不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夭折的恋情？无从表白的单恋？还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五

毕业第四年，六月里的一天，我与樊星巧遇在一家药房。那家药房离我家很远，我顶着大太阳，特意跑了那么远的路，没想到，就这样不早不晚，药剂师刚刚把药瓶递到我的手中，樊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身后，伸手拍一下我的肩膀。她号称一点五的优秀视力显然未受到任何损坏，因为接下来她的提问仿佛上帝的发言：

“买这么多安眠药干什么？不是要自杀吧？”

我赶紧笑一笑，表示对她的玩笑心领神会。

她说，她是来买消炎药的。她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她双唇饱满得异乎寻常，红得像一地碎落的花瓣。此前她已经做过一次漂全唇，但下唇左侧有个地方没有纹上颜色，只好又全部补纹一遍。

纹这个疼吧？

别提了，比纹眉和眼线疼太多了。

许多年后我忽然明白，一个女人只有对自己的外表怀揣着尖锐的仇恨，才会在修正它的时候横下凶狠的决心。樊星的信念如此坚忍决绝，从某一年的寒假开始，她一点一点实施着对自我容颜的大力改写。那是一项项需要坚强和勇气的工程，每一项都需要经历底稿、初建、修补和删改，经历疼痛、肿胀、结痂、脱落，直至在忐忑不安中宣告完成。开学那天，我们全班女生都吃了一惊，樊星的双眼变得出奇地大而明亮，上眼睑清晰的内褶深处，再也没有双眼皮胶尴尬的印痕。我看见，樊星的美貌中逐渐散发出寒凉的幽邃，像一只圆脸尖下颏的猫，遭遇过无法说与人知的凄清和美妙。她还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发型，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梨花头，其精髓在于，整个刘海沿着前额的弧度划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的发丝弯曲出些微弧度，打上摩丝；上面的一层则向后翻卷成硕大的菊花瓣，用厚厚的发胶固定。脚踩一双纤细的高跟鞋，远远看去，身高一米五八的樊星，视觉效果堪堪逼近一米七。

至于我，那一次当然是自杀未遂。只是，一整瓶安眠药片恰到好处地结束了我的青春期。整个洗胃的过程我毫无知觉，三天过后，我从昏迷中悠然醒转，在医院冰冷坚硬的水泥走廊里，踏出的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云端。一个月后，我的魂魄逐渐返回人世，曾经无比清晰的童年记忆已然无限遥远，而原本懵懂的人情世故却突然向我显现出真容。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生命于我，是最难堪的一场负担。但是，既然死亡已在脚下碎成残骸，我为什么还要害怕活下去呢？

在那个年代，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叫“抑郁症”——在纠缠折磨了我数年之后，它弃我而去，去寻找下一个祭牲。

六

大约十年前，在一家书店里，我意外邂逅当年教我们《机织学》的黄老师。犹豫了几秒钟，我决定上前相认。

中专四年，如果说有哪位老师让我终生感念，那就是黄老师。不是因为每次考试他都会判给我一个让人惊喜的高分数，而是，在他宽厚的、了无心机的笑容背后，我直觉到一个温暖善意的灵魂，它与我如此相近。开始教我们的时候，他刚从中国纺织大学毕业没多久，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有一次讲着课，在讲台边缘他险些一脚踏空，尽管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在低头看书或是走神，并未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小小插曲，黄老师脸上醒目的红晕还是顽固地保留了十几分钟。

四年级上学期，我们开始下厂实习。全班兵分两路，第一组由班主任周老师带队，第二组领队由黄老师担任。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会降落在哪里，但是眼前的难题已经迫在眼睫——就是那顶所有女性进入纺织车间都需要佩戴的白帽子。我看着樊星对着小镜子仔细地整理好她雪白的工作帽，那朵刘海翻卷出的硕大花朵被小心地安放在帽沿外边。至于同组另外两名女生的头型和脸型，更是与她们的白帽子结合得天衣无缝。可是无论我私下里对着镜子演练了多少次，只要一戴上那顶白帽子，镜中人就变得说不出的丑陋怪异。可以确认，这顶帽子天生就与我背道而驰，我是我，帽子是帽子，无论我还是帽子，谁也不肯与对方合而为一。

我们分头实习的两家工厂其实相距甚远，一个在城北，一个在城南。但周老师常常会从另一支实习队伍中悄然消失，奔赴我们这一队进行突击巡视。每次发现我没戴帽子，周老师都会疾言厉色，喝令我立即戴上。而黄老师，他似乎从未发觉我的头上少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物件。在步入雷区遍布的成人地界之前，他无声的纵容是上天倾泻在我身上的最后一抹阳光。

尽管当年对世事懵懂无知，我还是隐约地感觉到，在黄老师身上出现了某种类似于悲剧的东西。或许职业并非任由个人选择，被命运拨弄的当事人多半身不由己。透过篝火上方的灼热空气，对面的人影和世界出现了微度扭曲，在讲台上的黄老师与我们之间，就隔着这样的一团篝火和空气。他太不擅长表达了。罗列在他大脑中的专业知识，要穿越一层层语言的筛子，才能支离破碎地筛落在我们面前。然而，当他在各种型号的织布机间穿梭往返，像游走于猛兽群中优雅轻健的驯兽师，又像翩翩佳公子终于回到了他读书的后花园。偶尔保全工不在，他三两下就帮挡车工解决了难题。他白皙修长的手指抚过流线型的梭子，远比抓住粉笔和黑板擦更满怀情意。或许他本人就是那只从织机的心脏里被摘出来的梭子，一条偶然被晾到岸上的鱼……成年之后，当我有幸见识到更广大的世界，也结识了无数条被迫学会用肺呼吸的鱼，每当这时，我都会想到黄老师。

他居然还记得我。他居然随口就说出了我很久以前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标题。除了脸上的笑纹比若干年前加深了一点点，他周身上下的变化微小得让人难以置信。

我没有问及他的工作单位。那所纺织学校早已与其他几所大中专院校合并，改称职业学院。而这座原本以轻工业著称的海滨城市，曾经坐拥上万员工的纺织大厂，在上个世纪末期的改革大潮中，纷纷或转型或倒闭；至于我和我的同学们，有的做了银行职员，有的成了保险公司的高级讲师，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开起了的士。只有一男一女两位同窗，留在已转为私企的原工厂里，分别做了技术员和工程师。至于远嫁扶桑的樊星，至今了无音讯。

一年前，有人在中专同学群里转了一个帖子和一张照片。

“这是哪个班的？你们有印象吗？”

照片上的女孩那么年轻。而背景太熟悉了，是学校对面的镜湖公园。

“她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上了纺校，你们说咱学校有那么糟吗？”转帖的男生很是氣愤。

我心里猛地冒出来一个声音：不，你不懂。

那和学校的好或坏没什么关系，和你在那四年间的个人感受也没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她说的其实是：一招走错，满盘皆输。

按帖子中所说的时间推算，她比我们早一两年毕业。她一定是分配进了纺织大厂中的某一家，甚至，嫁了个同厂的职员。而后，她要面对下岗、失业，和怀抱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失去的不是四年，是整个的青春，是生命中可能的亮色。而这些，你怎么会懂得呢？

谁能未卜先知，在烈火烹油中提前预知即将来临的衰败？而樊星，在最后的溃败到来之前，她选择了逃离。她赌上了全部，只为了向命运索取一点点奇迹。

在时代这台轰隆作响的织机上，总是会有一些幸运的人，他们一气呵成，织就了人生的华丽布匹。而那些时乖运蹇的人，他怀抱的梭芯里，只有断裂成一截一截的纬丝。你知道那样织成的布是什么样子？你所谓的瑕疵，就是他此生的风格，他此生的纹理。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