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磊　邓鸿峰

摘要： 自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市场深度介入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运行，由此促进了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协同，改变了学术研究的评价机制。适当引入市场法则有利于根据社会需求调节科研重心、刺激成果产出和加强应用转化。但放任市场机制肆意蔓延却会破坏学术的底层逻辑，甚至侵蚀大学的理性根基。在量化制度与功利主义的表里应和下，知识工具人与学术名利场现象频频出现，跟随式研究与快餐式发表大行其道，学者主体身份异化，大学理性精神失色。遵循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思维，大学的学术评价应守护理性根基，澄明价值旨归，祛魅符号暴力，重绘大学精神。

关键词：学术评价；市场逻辑；量化评价；理性根基；大学精神；价值旨归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2-0041-10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坚决破除“五唯”，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1]。学术研究是现代大学的逻辑起点，学术评价事关科研事业的健康发展。自20世纪中期以来，官产学三重螺旋成为高等教育的代表性发展模式，服务社会被视为大学的核心功能，教学与科研更多围绕社会需求展开。20世纪八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因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等丑闻而逐渐失去民众信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再次崛起，政府开始放任市场行为，减少公共开支。政府让出的空间迅速由资本填补，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美国模式深刻影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其高度市场化的学术评价也带来了深层次的问题。

一、大学学术评价市场化的逻辑分析

根据高等教育哲学基本论述，大学的智慧溪流源于“闲逸的好奇”。探索未知是人类的天性，追求高深学问就是对未知之事或好奇之物进行“精确的知识验证”[2]。探究精神与学术化生存，实乃大学之根本。宗教改革与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与高等学府里应外合，前者在政治地位、经济保障上为后者提供优厚条件，后者则通过探究高深学问报以高端人才和科技发明。基于政治考虑和经济收益，学术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共业，政府与企业纷纷投入巨资，也期待获得回报。为测算投入与收益，现代学术评价体系应运而生，托马斯·库恩指出这种体系促进了“知识的专门化和系统化”[3]。马克斯·韦伯、齐格蒙特·鲍曼等现代性问题研究者曾将“现代性”谓之为标准化甚至“表格化”，当代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进一步指出现代性的本质是“计算性”，此皆深刻影响了学术评价。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愈发深入，学术评价逻辑的市场化趋势日益凸显。

（一）理论逻辑：从人力资本到学术资本的    纵横跃进

根据威廉·克拉克的论述，现代性是“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与“商品化”（commodi

-fication）或“市场化”（marketization）共同驱动的理性化进程，其结果是“现代秩序”的诞生[4]。在此过程中，大学逐步走向科层化与商业化。二战结束后，政府投资大学创造的科技成果从军事转向民用。受资本市场影响，应用型研究广受热捧，逐渐成为学术组织的核心业务。1996年，OECD（世界经合组织）宣称世界正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具有两个显明特征，一是知识和信息对社会发展起关键作用，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人力资本；二是高等教育称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引擎，知识创新决定了民族未来。“知本”与“资本”合二为一，深刻影响了学术研究的目的与功能。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学术评价市场化源自资本扩张。十八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资本”概念注入现代内涵，将其定义为“对投资者提供收入或利润的资财”[5]。1960年，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指出“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的资本，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6]。与此同时，贝克尔（Gary Becker）将正规教育、在职培训以及其他知识都视为人力资本投入，并测算了其对美国收入与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教育投资对1929年—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33%，由此得出：“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从物质资本转变为人力资本”[7]。两位经济学家的发现一经公布，便被正在推行经济扩张的美国政府作为政策依据。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扩大高校招生和资助学术创新视作刺激经济增长的良方，人力和知识都被纳入投资范畴。1969年，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Galbraith J.K.）提出“知识资本”概念，他认为这是一种动态资本，是知识不断转化为财富的经济活动过程[8]。知识演化为资本的实质在于通过人的智能运作创造价值，其形成路径主要依赖教育投资。知识资本的扩张催生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学术生产体系，也造就了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科研资助机制。通过知识生产寻求经济效益，并以此来解决大学的现实难题，这种学术与资本的转化衍生遵循市场逻辑，是大学学术评价市场化的典型特征。

从教育学视角来看，学术评价的市场化反映了现代大学的运行模式。20世纪中后期，受人力资本理论影响，政府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视作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举多得之计。为了追求社会声誉和经济收入，越来越多的大学投身到市场化运动中。21世纪全球知识经济体系的规模和实力与日俱增，高等院校参与应用科学和创业活动的驱动力不断加强，并建立了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与评价制度[9]。由此，希拉·斯劳夫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eslie）提出了“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外界支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校参与主体不得不通过提高自身的稀缺性知识和专业技能，以便在市场或类市场中进行资源竞争时更具优势。”[10]（P8）随着政府拨款进一步削减，利益相关者纷纷加入知识生产，企业对大学的影响逐渐增大。为了保证知识服务质量和提高知识生产效率，大学和教师必须接受多样性的市场评价[11]，从而深刻影响了学术评价的标准和性质。自由探究和独立思考的学术研究传统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经济收益和交易价值成为大学科研机构的必然选择。

从人力到知识再到学术，资本市场逻辑重构了高校与教师的身份定位，让研究者成为知识市场中的生产者与交易者。学术进入市场后，研究必然受驭于市场规律与法则。利用知识再生产求得效益最大化，逐渐成为大学的普遍追求。

（二）制度逻辑：非升即走与量化评价的表里应合

20世纪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勃兴引领了全球范围内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该运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根基，着重强调效率和效益，具有产出导向的工具理性特征[12]。在新制度环境下，大学的治理方式、研究模式以及评价机制发生显著变化[13]。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策源地，欧美大学的预聘制度改革充分展示了学术评价的市场逻辑。

预聘制度最初是为了激励和筛选优秀青年学者而设计，其核心机制是“非升即走”。初级学者入校被聘为助理教授，一般以三年为周期签订合同，签约6年或7年后主要根据学术贡献决定去留。预聘制最初可以视作终身教职（tenure track）的“配套措施”，其基本功能有三个： 筛选、激励和保障[14]。但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进，青年教师沦为廉价劳动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由于政府拨款削减，大学管理者发现终身职位并不符合学校利益，因此更倾向于雇佣兼职人员。1995-2017年间，美国高校教师总人数从93.17万增加到154.36万，增长率约为66%；其中全职教师人数从55.08万增加到82.12万，增长率为49%，兼职教师人数从38.09万增长到72.24万，增长率达90%[15]。21世纪欧美大学的预聘制度显著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终身教职教师的比重下降，二是实施终身聘任后再评审制度，三是部分州与高校取消或计划取消终身教职[16]。

作为现代大学溯源地，德国研究型大学曾长期奉行“科学、修养、自由与寂寞”理念[17]，其教师聘任制度主要由政府支持和管理，一旦入职即为终身受聘。2001年，为扩大国际影响力，德国启动学术聘任制度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学习美国建立助理教授制度：年轻学者必须首先接受预聘，在两个三年任期结束后接受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申请终身教职[18]。受教授退休年龄延长和财政拨款下降的影响，欧美大学聘任的非终身人员比例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年轻学者的科研压力越来越大、发展空间愈来愈小。大学教职已经不单是“以学术为志业”，更是谋生之手段和牟利之技能。不可否认，预聘制度乃至临聘制度具有高度灵活性，无论是从人员筛选、专业保障、学术氛围还是流动机制和文化环境，都自有适合其发展的土壤。但随着信息技术和交流媒介的迅猛发展，各国大学陆续加入到激烈的学术市場竞争中，“非升即走”制度异化为提升科研产量的工具[19]，重科研轻教学、重产出轻过程、重效益轻道德的市场化学术评价正在让科学研究变得功利而浅薄。

与预聘制改革联袂而来的是量化评价。量化评价是指以科学计量为核心的评价模式，其基本前提是研究成果或效果的可测量性、研究方法及其理论的可逆性、研究价值及其评判标准的恒定性。采取量化评价方式原是为了克服大学科层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但如果未能充分考查其前提条件的严格限定， 将控制和规避人为非学术因素的机制完全诉诸一套计算方法，这样的学术评价不仅错置了量化评价模式可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而且还会引发诸多新问题[20]。尤其是在市场逻辑下，以量化方式对不同研究加以计算，学术产品被打上了工具理性的烙印，质量转以数量、出版社层次、引用率与经费等直观数字来标识[21]，学术论文与科研项目异化为教师必须限时完成的“赏金”任务，学术界普遍出现“以量代质、利益中心、行政主导”等乱象[22]。量化评价追求的是市场推崇的“生产效率”，破坏的却是大学的理性精神。综观当前的大学学术，一方面，科研成果似乎正在呈现爆炸式增长，然而人类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文明程度却未见显著提升，甚至还出现了更严重的种族冲突和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大学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譬如美国高等教育出现的“核心悖论”，即少数精英大学风光无限，但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却令人失望。甚至，“在国家层面……美国显然处于教育衰退状态。来自高校学者研究和亲身经验的数据显示，大学正在走向破产”[23]。

二、市场逻辑主导大学学术评价的哲学反思

现代学术评价的基本功能包括引导、保障与激励，主要目的是促进政府、产业和大学“三重螺旋”。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学术评价遵从工具理性，学术品味和社会诉求易被经济利益所遮蔽，本应发挥激励和保障功能的评价体制，变成了统摄和操纵学术的测度标尺，致使研究从主动的内在追求异化为被动的功利行为。

（一）学术主体的身份异化：知识工具人与学术名利场

启蒙运动后，自由思想和理性精神日渐彰显，以此寻求生存意义的本性被称为人的主体性。马克斯·韦伯以理性为旨归，提出学者应“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为职业”的经典论断[24]，为大学学者的主体身份写下注脚。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像古典时代那样超然且闲逸，也不能如中世纪学者一般自由迁徙，但“为知识而求知”的主体精神仍是学者的终极寄托，也是大学的生存根基。大学是学者的“主场”，知识探究的挑战性与满足感是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大学也要为学者提供一方遮风避雨的住所，如此才能保证科学之树常青、大学精神长存。简言之，主体性是学者投身学术之因，创造性是学术研究之果。

从个体学者的角度来看，市场逻辑下的量化评价机制让学术活动倒因为果，知识创新演化成轰隆作响的科技生产线，学者的“主体身份”也就无从谈起。学术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愈发紧密，学术评价不仅取决于“知识市场”的交易需求，而且与学者的物质收益挂钩。预聘制让大学教师初出茅庐就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压力，并且诸多高校还在继续缩短聘任年限、提升通过标准，部分高校甚至施行极其严苛的绩效考核。在获得长聘职位前，大学教师的真实身份是“佣工”而非成员，其作为高校教师的基本权利都难以保障，更不用说大学事务的参与权与话语权，而这些正是学者获得归属感、发挥主体性的核心要素。为了生存与发展，教师不得不追求成果数量与刊物档次，深陷工具主义量化窠臼中[25]。当青年学者难以拥有自主探究的时间和平台，他们就会倾向投身于资深教授门下，或者加入较为成熟的大项目团队，沦为知识生产流水线上的“工具人”。

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当学术评价完全遵循市场逻辑，不仅学者及其成果会异化为可交易的资本和商品，高等院校也会变成学术名利场，让所有身在其中之人“急切地投入学术资本主义之中，将其视为获取实践创业技能、资源的途径，看作促进未来繁荣的一种策略。”[10]（P56）量化评价不仅用于学者，而且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自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公布首份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行方法便在教育领域开启了技术性布展，大学从此被卷入愈演愈烈的“熵增”性风险之中[26]。QS、US News、Times等原本只关注本国大学且分类别评价的媒体都以无比的热情投身于世界大学排名“事业”中，竭力宣传英美研究型大学，将其塑造成“一流”标杆以吸引后发国家的人力和财力。在市场化竞争中，最终胜出且赢者通吃的必然是资本最为雄厚者。正因为如此，诸多大学才会为了提升排名而不惜投入巨資，“名”与“利”在学术界携手同行且无往而不利。绝大多数高校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沦为学术名利场的看客甚至败者。追名逐利必然会降低大学学术的品味与质量，最终带来结果是科学精神的失色与创造能力的衰弱。

（二）学术成果的价值异化：“跟随式研究”与“快餐式发表”

学术成果是创新思想的承载，其形式包括学术论文、项目和著作等，但本质上是学者思想的自然流溢。学术成果的价值主要取决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受社会需求因素影响。这二者具有主次关系，前者是根本，也是学术研究严肃性和严谨性的基本保障。但在市场逻辑下，“客户”和“受众”的需求与反馈变成学术评价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市场化影响学术研究的选题。预聘制让学者从入职伊始就面临生存压力，量化评价更是使其整个生涯都处于比拼成果发表的“竞赛”氛围下。量化评价忽视了学术研究的独特性与异质性，导致周期较长与受众较小的研究选题在成果数量和发表“级别”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基础研究注重理论创新，需要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如果离开政府投入的支持和大学精神的保护，个体学者根本无法承受纯学术研究必须荷载的沉没成本。在市场环境下，一方面投资者必然关注即时效益，其资助经费也倾向于能够迅速实现投资目的的应用研究或“命题作文”，真正引领科学发展方向的基础理论虽然名义上备受重视，事实上却缺乏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学术术成果的“级别”与数量已经成为“适者生存”的晋身阶梯，有限的基本薪酬和膨胀的项目经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结果就是高校教师急切地投入学术资本主义之中，将其视为获取资源的途径。追逐热点与效率的“跟随式”研究选题如洪峰过境，学者们深陷其中，学术旨趣和研究品味无法保证。

其次，市场化改变学术发表的目的。成果发表是学术探究的自然流溢，当学者的探索达到一定深度或有所突破，便会向同行分享自己的发现，进而在理论或实践层面引发关注和讨论。但市场化强调的是效率，发表平台看重的是“影响因子”，在此情况下，“抢占先机”和“追求热度”便成为学者与期刊的共谋。学术期刊是学术团体为研究者提供公开探讨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向外界展示学术成果的媒介。但随着科技创新被赋予了越来越高的经济价值，再加上学术研究的从业人员持续膨胀，发表论文逐渐成为彰显学术能力和地位的象征。伴随着发文需求的增长，学术期刊的数量不断增多、层次不断分化，“以刊评文”成为通行方法，学术评价简化为直接对期刊划分等级，然后依据期刊等级评审论文。当下诸多高校根据期刊“档次”来定成果“级别”，此举貌似增大了学术期刊的评价权，但实则将其卷入市场竞争的泥淖，置于“影响因子”的规训之下。

“影响因子”是显示期刊关注度的一种指标，计算公式为：期刊前两年所登载论文在统计当年被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该刊前两年所登载论文的总数。影响因子本来不是评价工具，但在强调需求与效率的市场逻辑下异化为决定学位、晋升和项目的关键指标。更令人担忧的是，影响因子还可以通过非学术的市场手段进行操作。影响因子本质上是关注度，形式上是一套算法，只要增大分子、缩减分母就会得出更理想的结果。在此逻辑下，若要提高影响因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压缩发文数量、扩大受众规模。学科差异被忽视，论文质量也不重要，论文选题够新、作者影响够大、社会关注够多，才是决定影响因子的关键。横向上不同领域的期刊被等量齐观，纵向上又忽视平台发展的历史差异，纵横两个维度的偏失改变了成果发表偏离研究初衷[27]。错综复杂的利益大网一旦结成，期刊和学者都深陷其中，共同追求学术成果发表的“快”与“多”，即引用多、速度快，学术研究的快餐化现象日益凸显。

综上所述，市场逻辑下的成果评价被异化为奴役学术共同体的桎梏，学者受制于发表，期刊受制于影响因子，影响因子受制于热点，热点又取决于受众，最终可能导致学术研究沦为喧嚣空洞的文字游戏。

三、超越市场逻辑：大学学术评价的   理性复归

在将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学学术研究的主题和形式持续更新，但其理性精神一脉相承。遵循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理性思维，有助于澄清大学学术评价的价值旨归。

（一）本体性旨归：祛魅“符号暴力”，筑牢   理性根基

本体论（Ontology）关乎本原和存在，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学术源于学者，现代大学必须拥抱来自外界的监督与资助，但学术研究的规律与价值，主要还是由具备科学素养、富有批判精神的学者来把握。

首先，祛魅“符号暴力”，澄清学术评价的行动目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出自布尔迪厄对文化再生产的阐释。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的等级划分与阶级、权力联系在一起，常常通过教育机制来完成，在此过程中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某种分等系统[28]。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缺乏清晰的边界，再加上大学长期承担社会阶层分流器之功能，由此形成了等级分明的身份符号体系。市场逻辑在当代大学横行无忌，除了物质利益的诱惑，也包括学者对符号权力的迷恋。大学惯于在内部建造一个由不同文化符号构成的身份金字塔，学者的生存和工作方式决定了其不可能如企业员工一般高度组织化，也很难用自我实现之外的方式来激发其原创力。市场化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将大学和学者置于学术忠诚与市场忠诚的两难境地。期刊级别、论文梯次、职称衔级等文化符号都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符号权力与物质利益深度绑定，炮制出一套量化模式的资源分配制度，学术从业者的生涯规划和行动逻辑全被通约成单向度的功利进路，学术研究的价值理性黯然失色。因此，必须祛魅大学学术的“符号暴力”，将学术评价还原成描绘科学研究的行动轨迹，在学者层面剥离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寄生利益。

其次，坚守学术自由，筑牢学术评价的理性根基。学术自由是来自大学源头的传统，也是现代大学保护学者独立思考、批判创新的前提。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在于鼓励和引导学者打破桎梏，充分发挥主体性和批判性，享受知识探索和创新所蕴含的精神奖励。学术自由有其行动限度，更有其价值追求，必须以理性为基础。理性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分，前者制定了明确、具体的规则，后者则代表着独立、高远的追求。在理性基础上，学术研究不仅要严格遵循基本的科学规律，并且还要“抵抗那种影响大众的诱惑，必须坚持学术本身严肃的、理性的思考，哪怕大众可能怀着轻蔑远离学者”[29]。易言之，学术自由不仅是学者的权利，同时也是责任。大学学者和学术组织必须保持自主、自律的学术理念，秉持学术研究的“好奇”本心，充分运用学者的理性思维，警惕追名逐利的“大众诱惑”。为此，就学术评价而言，也必须在遵循科学研究规律的基础上注重价值引导，注重学术评价的长效性与开放性，弱化学术成果与期刊等级、行政职务、经济利益等非学术因素的直接关联。

（二）认知性旨归：摆脱量化依赖，追寻实践关怀

认识论（Epistemology）是指个体对知识本身和如何获得知识所持有的信念。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最重视的就是实践，实践决定知识，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实践不同于实用，更非“应用”，其本质是人作为主体如何对待自我和现实。在实践中人既是认知主体，也是认识对象，这体现了主观意志和客观现实的辩证统一。如果将主客二分或割裂，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规律，以量化计算为特征的实用主义学术评价模式正是犯了这一错误。

实用主义对大学的影响由来已久，由此带来的争端早在1828年的《哈佛报告》中就有记述。20世纪中期，斯诺指出现代大学存在着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并提示人们：“无论是从最抽象的认知意义还是最实际的应用意义上，都必须填平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为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为了国家的良性发展，为了虽然自身富足但却在贫穷的外部世界中危机四伏的西方社会，为了那些困顿不堪但却有望因为知识增长而摆脱贫穷的人们，我们（英国人）和美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有义务共同用一种新的视角看待教育。”[30]遗憾的是，斯诺口中“最有义务”带领人类走出困境的西方人显然没有做好“分内”事。信息时代的到来打破了知识垄断，瓦解了旧时代的文化贵族身份，也让“科学”之名注解了人文、社会和自然等各个知识领域。但这不仅没有终结人文与科学的对垒，反而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撕裂了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信息化、大数据、人工智能，诸如此类带有计算主义特征的概念响彻知识界，缺乏实践关怀的“数字化”评价体系大行其道。

实践关怀包含人文与现实两个维度，学术评价的实践关怀应当指向人和世界两个向度。“人是万物的尺度”，主体性是学术的原初起点，这决定了学术评价必须面向人在社会实践中的所思与所困。“存在决定意识”，客观性是学术的基本准则，这决定了学术评价必须遵循基本的科学规律，并受社会发展制约。因此，学术研究的资助与评价需要把握两个要素，一是现实社会的“存在性”问题，既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文明”，也涉及文化娱乐等“精神文明”；二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性”问题，涉及科技突破和思想解放。基于以上考量，学术评价必须破除单一的量化模式，从两个方面进行矫正。首先是“做加法”，即扩大评价人群和延长评价周期，破除“山头主义”和形式主义，尊重学术研究成果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和广泛适用性，打破频繁、统一的量化考核形式。其次是“做减法”，即减少行政主导的“符号暴力”，摒弃种类繁多的职称阶梯和岗位定级制度，让学术研究遵循科学规律，学术评价恢复价值理性。

（三）方法性旨归：走出“学术部落”，回归公共生活

方法论（Methodology）指的是观察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其关注的是“如何做”或“怎么办”。方法论源自于世界观，人们用什么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决定了他们从什么角度认识世界、用什么手段改造世界。学术评价的方法论思考，可与学者的世界观等量齐观。

大學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与超越性，早期学者皆须沉思关于秩序和信仰的终极问题。柏林大学开启了现代研究型大学之路，将基于理性的哲学探究视作学者的共同使命[31]。后工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让经济模式从商品主导转向劳务主导，专业素质和技术等级成为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大学被越来越细致的学科专业分割成一个个孤岛，“部落”意识和“领地”原则成为当代学术研究和评价的一大特征[32]。学科和专业壁垒森严，不同“部落”的学者既缺乏能力也没意愿相互理解与合作，然而市场化运作又需要大学管理者根据科研赋值来分配学术资源，这正是“工分式”的量化评价大行其道的原因。

量化评价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学术研究的价值旨归。学者的义务是无限探究真理而非忠于“学术部落”，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居于社会中心，不仅要为市场提供实用技术知识，更要履行文化传承和社会引领之责。“大学所面临的任务是通过学术研究，将国家诉求、市场需要和个体利益有机地联系起来，成为社会秩序重建和良性发展的中心。这既是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功用，也是大学组织合法性的根本”[33]。进一步地说，这既是学者的世界观，也是学术评价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要摆脱技术性依赖，增强实质性评价。实质性评价是指学者在自身学术涵养及积累的基础上对学术成果的知识贡献度和创新性进行的综合评鉴，以学术代表作制度为典范。学术评价的关键是切合学术发展的普遍性与合理性诉求，兼顾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指向明确且合乎规律。学术研究的复杂性与独特性特点决定了学术评价不能采用“机械化操作”，要融合突显专业与技能价值的实质性评价，从而通过实现两种评价方式的良性互补以提升学术评价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总之，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学术的表层呈现是科技发明创新，但深层价值却是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其评价机制必须走出学术部落，回归公共生活。

四、重绘大学精神：学术评价改革的   逻辑与路径

学术评价改革的意义在于充分发挥理性导向，在激励学术研究成就的同时推动学术生态繁荣发展，重绘“自由、人文、批判、超越”的现代大学精神[34]。

（一）行动逻辑：学术生长与市场繁荣的和而不同

现代大学深受市场影响，本科专业大多围绕社会职业而设。但从学术来看，“学科”才是大学的组织形式。学科是知识体系的专门化和独立化，“是一种连接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形式”[35]。

在知识社会中，科学技术、专门人才和思想观念都在大学汇集，并与资本市场、劳动职业和社会文化交叉互联。官员、商人、企业主、家长都有利益诉求，学者、培训者、行政人员、各类学习者也在这里安营扎寨，显然不能用同一套逻辑沟通和评价所有的群体。学生和家长是顾客，大学需要对自己的惠顾者负责，因此本科教育的专业性或职业性不可避免。政府机构和企业单位是赞助者，大学也必然要考虑资助人的利益，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学者和行政人员是大学主体，但必须回应“客户”需求。当代大学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资源的依赖程度持续加深，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术研究的形式。“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在社会中的开放系统……许多科学的假说、理论、隐喻和模型，其形式都由来自实验室外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决定的……”[36]。这意味着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摆脱市场，应用技术研究更是直接由市场需求所决定，而其关键问题是如何协调市场繁荣与学术发展。就学术评价而言，就是要在一元与多元、短期与长期、扁平与立体之间寻求平衡。

首先，市场逻辑具有一元性，学术逻辑具有多元性。市场逻辑的关键是因交易而获利。古典经济学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将市场活动视作纯粹的逐利行为。现代经济学者加入了人文考量，“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首先必须使别人幸福。市场的这一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37]。市场逻辑始终蕴含一个基本前提：个体在市场中缺乏意义，价值是由多数人的需求来决定的。学术逻辑“强调探索基础知识，保障研究自由和学术自治，重视学术标准，以同行认可的方式，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和奖励”[38]。不同学科和领域价值各异，研究范式各有所长，学术思想多元并立，评价标准自然也要各得其所。与应用技术和市场需求直接相关的学术成果，其价值评估可以引入市场逻辑；但基础性、前沿性的学术研究不适用简单划一的计算规则。因此，学术生长与市场繁荣并非相互矛盾，而是和而不同。

其次，市场交易即时发生，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等原则；学术活动线性发展，遵循客观普遍、传承创新等原则。市场交易重复进行，独立发生；研究成果不能重复，但需要参考前人。考察市场必然关注当下，而评价学术必须面向未来。对学者的考核应当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对学术成果的评价也要阶段性与长效性相结合。在制定大学学术评价的体制机制和指标体系时，可以根据社会需求引入市场规则，比如建立市场调节下的准入制度和资助方式。政府出面对评价机构主体资格进行确立及审核，以批准和注册的方式对机构的评价准入进行管理。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可以针对当下的市场需求进行量化评定，但是涉及学术研究的理论内涵和社会意义，必须尊重学术生长的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性。

最后，市场化评价是扁平的、单向度的，学术评价是立体的、批判性的。马尔库塞曾对现代社会的“单向度”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发达的商品市场造就了一个扁平化社会，导致政治对立面一体化、生活方式同质化、文化欣赏商业化、思维方式实证化，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压制，社会的运行机制和人的思维方式都遵循单一向度[39]。马尔库塞所描述和批判的，正是市场一元逻辑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主导。但有意思的是，《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正是在“市场化”环境下思考和写作的，而且在商品市场中大放异彩。这也充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学术评价与市场化评价可以共存，二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方式应是立体的、鼓励批判与创新的。就像《单向度的人》，可以同时作为严肃学术作品和流行社会的读物受到关注和评价。市场机制进入大学后，打破了学者“关起门来自己玩”的封闭格局，也让学术成果走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在各个领域进行传播。学术评价的方式主要依靠专业性，但交叉性和公共性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二）路径选择：构建多元立体的长效評价体系

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针对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教师、按照不同学科领域（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以及不同研究类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建立分类评价标准，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和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40]。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高等教育评价属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分，其本身也面临“如何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需要经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评价”的发展演化[41]，大学学术评价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承认多元评价主体。高校应综合考虑学术成果价值的专业性、交叉性与公共性，将作者、同行、督导机构甚至社会公众都纳入评价主体范畴。从理论上讲，同行意见最为重要，共同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的同行应拥有最大发言权，但相关方向和领域的意见也不容忽视。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益需要接受资助者的监督和受用者的建议，其公共价值则应当放在广泛的社会场景中获得反馈和验证。从操作层面来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可能会带来评价机制的复杂化，其重点在于保证各评价主体免于无关因素侵扰，自主行使评价权力。但关键是，必须打破以期刊杂志、影响因子等客体指标为标准的评价模式。多元主体能够保障大学在标准化评价的同时，考虑“价值判断、时间判断与性质判断”等非量化因素的影响[42]；同行评议、专家评议和第三方机构（社会评议）等各方面的通力配合，能够确保权力与利益的分割，在相互监督的同时凝聚学术共识。学术评价的标准宁可弹性化不可一刀切，而评价的过程宁可漫长不可草率，须以协商、共识、共享为途径，发挥质量判断和价值导向之功能。

其次，构建立体评价指标。从纵向来看，不同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以及办学定位的高校要建立不同的学术评价标准。研究型大学应当着力于基础理论和前沿创新研究，学术评价的标准也需要充分考虑研究成果的理论性、前沿性和突破性，淡化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影响因子和引用情况，成果价值的发言权应当主要交给全世界最顶级的研究同行。应用型大学应注重服务导向和社会效益，教学型大学更强调人本主义和公共价值。从橫向看，不同学科门类在评价时应区分开来，基础研究的评价和奖励应主要交给同行和政府，应用技术研究的评价和奖励应主要交给社会和市场。此问题的关键是改“通用”为“定制”，比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思辨性、情感性、意识形态性等特征，对评价的需求理应也是多层次的[43]。评价涉及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和现实性三个维度，即应当从学术发展史、研究现状、现实社会需求着手，避免评价的重复性与空洞化[44]。上述评价标准并非完全孤立、不可通约，而是彼此开放、交互进行，基于多方互动、反馈、合作等形式的组织化、常规化、正式化运行，以确保多方共享评价话语权，使评价更全面、结果更客观。

再次，建立长效评价机制。大学不仅是教学科研机构，更是民族灵魂的守护者以及社会良知的庇护所，每一个学术领域的重大突破都离不开深谋远虑的理性思维与人文关怀。以每年颁奖季都会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议的诺贝尔奖为例，自该奖项设立以来，纵观除和平奖之外的获奖学者及其主要成果，很难发现哪位科学家是急功近利的学术投机者，也极少见到哪项成果是追名逐利的跟风之作。由于重大学术成果的生长周期较为漫长，绝大部分突破性发现都需要经历长期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打磨，甚至有时候还会遭受同行的冷待和世人的误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举世闻名的博弈理论创始人约翰·纳什早年孤独地醉心于代数簇和黎曼几何研究，后来一度陷入精神失常的境地，成为“普林斯顿的幽灵”。我国唯一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1955年大学毕业后潜心生物学研究，历经22年才发表了其代表性学术成果《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成果发表的刊物也不是Nature、Science、Cell等所谓的“顶级期刊”，甚至都不是当今学术界热捧的SCI高影响因子期刊，而是一份中文杂志《科学通报》。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带来的反思就是必须充分尊重大学学者的学术自由，保护他们的原始创新能力，建立着眼未来、目光长远的学术评价机制。具体而言，一是应当在学术职位入口处严格把关，以遴选最适合的学术人选；二是提高青年学者的基本待遇，减少“帽子”和各种项目奖励的短期诱惑，同时延长聘任期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保护其创新能力；三是降低对学者在前两个聘期的评价频率，抑制急功近利的不正之风。

最后，也是整个评价机制改革的底层设计，即要建立学术研究和评价的退出机制。对于学者而言，无论是职务职位还是“帽子”、项目，都是对其贡献的阶段性评价，而非终身授予的学术特权，更不是“只进不退”的名利阶梯。以头衔定终身的做法就是误导学者“跑门路”“寻捷径”，对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毫无益处[45]。权力寻租、山头主义、内幕交易等一系列丑闻之所以在当今学术界屡见不鲜，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交易的机制来对待学术评价和奖励，与此同时还掺杂了行政权力的泛化与管理体制的僵化。治理这一乱象的关键并非强行要求管理者“有所作为”，反而更应当是“有所不为”。具体而言，就是切断学术评价与权力寻租的利益输送路线，建立学术研究以及学术权力的退出机制。“退出”机制不同于“淘汰”机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学术研究的活力，为此要明确退出情形和完善退出程序，推进平稳顺畅的换血过程，及时遴选与更新德才兼备的学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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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Reflection and Rational Return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University Academic Evaluation

DENG Lei   DENG Hong-feng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apital market has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has promoted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and changed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academic research. The appropriat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laws is conducive to adjusting the focu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cording to social needs， stimulating the output of achievements， and strengthening application transformation. However， allowing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spread freely may destroy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academia and even erode the rational foundation of universities.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quantitative system and utilitarianism， the phenomenon of knowledge tool man and academic vanity fair frequently have emerged， and follow-through research and fast publication have become popular. However， the subject identity of scholars is alienated， and the rational spirit of universities is eclipsed. Following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of universities should protect the rational foundation of universities， clarify the purpose of value， remove the charm of symbolic violence， and redraw the spirit of universities.

Key words： academic evaluation; market logic;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rational thinking; university spirit; value orientation

（責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