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其淋 王玥清

摘要：出口模式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维持稳定的外贸环境和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机制检验表明，生产率提升和融资约束缓解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和内陆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显著提高企业利润、扩大企业出口规模以及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而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模式；企业绩效；企业生产率；融资约束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23（02）-0131-10

一、问题提出

出口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推动进出口协同发展。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多措并举稳定外贸。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鼓励下，2021年中国进出口规模达6.05万亿美元，达到历史高点。虽然中国进出口形势较好，但是外部环境依旧复杂严峻，外贸发展依旧存在困难和挑战。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复杂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企业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企业应当如何选择最有利的出口模式？出口模式包括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直接出口是指企业直接将产品销往海外市场，不通过贸易中介，企业需要在海外市场建立和维护销售渠道，搜寻和联络客户，因此面临高额的出口固定成本，但是优势在于可以独享出口利润。间接出口是指企业需要通过贸易中介出口，虽然可以节约出口固定成本，但需要向贸易中介让渡部分利润。可见，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各有利弊。一个值得注意的客观现象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选择直接出口的企业数量和比重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什么因素影响企业出口模式的选择，企业应当如何选择最有利的出口模式？目前鲜有研究关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外部贸易政策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模式选择。

中国在加入WTO之前面对很大程度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TPU）。在1980年之前，中美两国未建立正常贸易关系，虽然1980年后中美两国建立了临时性的正常贸易关系，但是美国国会每年都要进行投票审议。如果审议未通过，中国的出口企业将会面临被征收高额的二类关税的威胁，每年都会面对很大程度的TPU。直到中国加入WTO后，美国于2002年1月1日正式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即中国企业从此享受永久性的最惠国关税，不必担心美国的年度审查，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TPU。近年来，学术界广泛研究TPU的经济效应，然而目前尚未有文献关注TPU对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影响。

从理论上看，TPU下降可能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企业的出口模式。TPU下降会增加企业出口贸易［1］。一方面，由于“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出口扩张会导致企业生产率的提高［2］，进而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3-4］。另一方面，出口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5］，进而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6］。

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第一，在研究视角层面，已有文献大多考察TPU对企业进出口等方面的影响［1，7］，但是尚未有研究关注TPU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模式选择。本文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探究影响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TPU经济效应的研究。第二，在研究方法层面，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DID） 考察TPU对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因果效应。第三，在机制检验层面，本文系统地研究了TPU影响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作用机制，发现生产率提升和融资约束缓解是TPU下降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重要渠道，有助于更加深入理解TPU与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关系。第四，本文进一步研究了TPU、出口模式选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生产率提升渠道

TPU下降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企业生产率。一方面，TPU下降会促进企业出口的增加［1］，而出口会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根据“出口学习效应”，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会学习国外前沿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改进工艺流程，因此有助于提高生產率［2］。另一方面，TPU下降还可能通过促进企业创新的方式提高企业生产率。中国加入WTO后TPU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8］，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增加［9］，在通常情况下，创新会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率。因此，TPU下降会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

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选择最有利自身发展的出口模式，那么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会如何进行选择？根据Melitz［10］提出的企业异质性模型，企业出口贸易行为主要由企业生产率决定。在这一理论基础下，多数学者通过模型拓展和理论分析发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直接出口，居中的企业间接出口，较低的企业内销［3］。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倾向于减少间接出口，而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4］。这主要是因为，与间接出口相比直接出口的企业需要承担在海外市场搜寻和联络客户、建立和维护销售渠道以及仓储物流等高额的出口固定成本。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由于无法负担高额成本，会选择间接出口模式；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由于具备承担较高出口固定成本的能力，为了获取出口阶段的全部利润，倾向于选择直接出口模式［3-4］。不难看出，TPU下降导致的生产率提升将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二）融资约束缓解渠道

TPU的下降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一方面，TPU下降通过促进企业出口缓解融资约束。如前所述，TPU下降会促进企业扩大出口贸易［1］，而出口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5］。首先，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企业的出口行为能够向外界传递高生产率、高资质和高竞争力的信号，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更容易获得融资［5，11］；其次，出口使得企业面向更加多元化的销售市场，有助于减轻需求冲击，获取更稳定的现金流［11］。另一方面，TPU上升会恶化企业的经营状况，提高市场风险，导致银行增加企业的融资抵押要求以及提前收回贷款［12］，这无疑会增加融资约束。反之，TPU下降则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毛其淋［7］的研究验证了TPU下降确实明显降低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较为突出。而融资约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出口模式选择。根据前文分析，与间接出口相比，直接出口的企业需要承担高额的出口固定成本，但与此同时，由于直接出口企业不需要向中间商让渡利润，拥有较低的出口可变成本，进而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出口利润。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而言，它们在面对高额的出口固定成本时可能会倾向于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减轻出口固定成本较高带来的资金压力；相反地，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则会倾向于选择直接出口模式［6］。因此，如果TPU下降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那么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用于承担出口固定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在其他条件不变时，TPU下降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假说2：生产率提升与融资约束缓解是TPU下降影响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重要渠道。

三、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的PNTR地位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DID进行估计。基准模型

本文采用选择线性概率模型（LPM）进行估计，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采用线性模型可以控制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这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遗漏变量偏差问题；另一方面，线性模型所得的估计系数就是边际效应，可以直接用于经济显著性分析。感谢审稿人的建议。为

Modfit=αf+βTPUi01×Tt+δX′fit+λt+εfit（1）

其中，下标f为企业，i为行业，t为年份；Modfit为企业出口模式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表示企业直接出口，取值为0表示企业间接出口；TPUi01为每个4位码行业在2001年的TPU指数，表示中国加入WTO之前各行业面临的TPU程度；Tt为时间虚拟变量，当t≥2002时取1，否则取0。TPUi01×Tt的系数代表TPU下降对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因果效应；Xfit为控制变量；αf为企业固定效应

这里没有再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因为在回归中已经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这种情形下，行业固定效应会被企业固定效应吸收掉，因此不需要在回归中控制行业固定效应。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一问题。；λt为年份固定效应；εfit为随机误差项，在企业层面聚类。

（二）变量测算

1.TPU

首先，构造产品层面TPU指数，即TPUh=log（t2h/t1h），其中t2h和t1h分别代表2001年产品h的二类关税（非正常贸易关系关税）和一类关税（最惠国关税）；其次，构造行业层面的TPU指数，由于第一步得到的是HS6位码层面的TPU指数，将它们加总到工业行业分类4位码层面，得到行业层面的TPU指数即TPUi01。

2.出口模式

本文参照Bai等［13］的方法，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处理。直接出口指同时满足企业在中国海关数据库中有出口记录且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出口交货值不为0；间接出口指同时满足企业在中国海关数据库中没有出口记录且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出口交货值不为0。

3.控制变量

Xfit为可能影响企业出口模式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1）企业规模（siz）；（2）企业年龄（age）；（3）资本密集度（klr）；（4）政府补贴虚拟变量（sub）；（5）国有企业虚拟变量（soe）；（6）外资企业虚拟变量（for）。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进口产品关税数据以及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关税数据，数据来自Feenstra等［14］的研究。本文仅选取制造业进行研究，借鉴Ahn等［3］的做法识别贸易中间商，将其从样本中剔除。此外，本文借鉴Feenstra等［15］的方法处理异常样本。

四、基本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1。其中，第（1）列只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TPUi01×T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处理组企业（高关税差额行业中的企业）相对于对照组企业（低关税差额行业中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第（2）列加入控制变量后，TPUi01×Tt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TPU下降显著促进企业更多地選择直接出口模式。考虑到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同期还发生了其他的政策冲击，主要包括中国加入WTO引致的进口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外资放松管制。为了控制进口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在第（3）列的回归中加入了行业层面最终品关税（out）和中间品关税（inp），行业中间品关税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有利于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更为重要的是，TPUi01×Tt的估计系数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了TPU下降显著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为了进一步控制国有企业改革和外资放松管制的影响，在第（4）列的回归中控制了国有企业改革（Srm）和外资放松管制（Fse），TPUi01×Tt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论不受其他政策冲击的影响。进一步地，第（5）列中同时控制了行业层面最终品关税、中间品关税、国有企业改革和外资放松管制，TPUi01×Tt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再次证实了TPU下降显著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更进一步，根据第（5）列结果，TPUi01×Tt的估计系数值为0.021，表明中国加入WTO之后TPU下降导致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概率提升了2.1%，这相当于每年导致1314家 由年均企业数（62 583家）与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概率（2.1%）相乘得到。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二）DID设定的有效性检验

1.预期效应

为了保证DID设定的有效性，首先检验企业是否存在预期效应。构造中国加入WTO前一年的时间虚拟变量（Bef），在基准DID模型中引入TPUi01×Bef，如果这一交叉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企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没有形成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预期。表2第（1）列报告了加入TPUi01×Bef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这一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该检验表明，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企业并没有形成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预期。

2.安慰剂检验

本文选择中国加入WTO前的样本（2000—2001年）进行安慰剂检验。TPU对中国加入WTO前企业的出口模式选择应该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表2第（2）列报告了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变量TPU的估计系数为负而且不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本文DID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3.控制产业时间趋势

本文借鉴Liu等［16］的方法，将产业特定线性时间趋势项加入模型中估计。如表2第（3）列的回归结果所示， TPUi01×Tt的估计系数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行业非观测因素不会影响本文结论，再次证明了本文DID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4.两期DID

本文采用的多期DID可能存在序列相关问题。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此处以中国加入WTO这一年为时间节点，将样本划分为加入WTO之前的阶段（2000—2001年）和加入WTO之后的阶段（2002—2013年），在每一阶段对每一家企业的变量求算术平均值，构建两期DID模型进行估计。表2第（4）列报告了两期DID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TPUi01×Tt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表明TPU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TPU的度量方法；第二，更换企业出口模式的识别方法；第三，采用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进行估计；第四，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五，将标准误聚类在行业四位码层面。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并未改变

限于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五、影响渠道与异质性分析

（一）影响渠道

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中，本文提出了TPU下降影响企业出口模式的两条机制：生产率提升渠道和融资约束缓解渠道。下面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两条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其中，企业生产率（TFPfit）采用OP法［17］衡量；對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Finfit），借鉴孙灵燕等［18］的方法，将企业利息支出额与固定资产作比，Finfit越大表明融资约束越小。

表3第（1）列中TPUi01×Tt的系数显著为正，再次表明TPU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第（2）列报告了以TFPfit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TPUi01×T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TPU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TPU下降会增加企业出口贸易［1］，由于“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出口扩张会导致企业生产率的提高［2］；另一方面，TPU下降还可能会促进企业创新［8-9］，而创新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第（3）列报告了以Finfit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 TPUi01×T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TPU下降显著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原因在于，TPU下降会促进企业扩大出口贸易，而出口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5］。第（4）～（6）列进一步报告了因变量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第（4）列的结果说明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企业选择直接出口。这主要是因为直接出口需要承担高额的出口固定成本，生产率的提高使企业具备承担较高出口固定成本的能力，会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以得到出口阶段的全部利润［3-4］。第（5）列的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促进企业选择直接出口，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符。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融资约束的缓解会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用于承担出口固定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6］。进一步地，与第（1）列相比，在分别加入中介变量TFPfit和Finfit之后，第（4）（5）列中TPUi01×Tt的系数和t值均有所降低，这初步表明“生产率提升”和“融资约束缓解”中介效应的存在。第（6）列同时加入两个中介变量，TPUi01×Tt的系数和t值进一步降低，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说2。

为了更为严谨，本文采用Sobel［19］的方法，检验H0：φb1=0和H0：κc1=0。检验过程如下：首先，计算φb1和κc1的值分别为0.009和0.002；其次，计算φb1和κc1的标准差：Sφb1=φ︿2s2b1+b︿21s2φ，Sκc1=κ︿2s2c1+c︿21s2κ，结合表3的估计结果计算得到乘积项φb1和κc1的标准差分别为0.001和0，在此基础上得到Z统计量的值为Zφb1=6.27和Zκc1=5.78，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再次验证了假说2。

（二）异质性分析

1.企业所有制

根据企业所有制将样本分为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三类，表4第（1）～（3）列报告了对这三类子样本分别进行DID估计的结果。在第（1）列国有企业子样本和第（2）列民营企业子样本中，交叉项TPUi01×Tt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民营企业样本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相对更大。这说明TPU下降显著提升了国有和民营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概率，且对于民营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概率提升作用更大。原因可能在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更严重，而TPU下降更能缓解其融资约束，进而对其选择直接出口的影响更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在第（3）列的外资企业子样本回归中，交叉项TPUi01×Tt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TPU对于外资企业出口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加工贸易，然后出口到其所在的发达国家［20］，因此受到TPU的影响较小。

2.企业贸易方式

TPU与企业出口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是否与贸易方式有关？本文借鉴田巍等［21］的做法，将纯出口企业视为加工贸易企业，其余视为一般贸易企业，对这两类子样本分别进行DID估计，回归结果见表4第（4）（5）列所示。从中可以看到，在加工贸易企业子样本和一般贸易企业子样本中，交叉项TPUi01×Tt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一般贸易企业样本的估计系数相对较大。这表明TPU下降显著促进了这两类企业直接出口，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在于，加工贸易企业原材料和产品市场都在国外，其运营模式是加工组装海外企业供给的原材料再出口至海外国家，本国仅提供生产能力，因此这种类型的企业受到TPU的影响较小。因此，从事加工贸易程度越低的企业，其出口模式选择会在越大程度上受到TPU的影响。

3.企业规模

根据企业规模大小的不同，将样本划分为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企业三类，表4第（6）～（8）列报告了对这三类子样本分别进行DID估计的结果，TPUi01×T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相比大规模企业，中小规模企业样本中TPUi01×Tt的估计系数更大。这说明TPU下降显著提升了不同规模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概率，但是对于中小规模企业的提升作用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大规模企业具有生产率水平较高、融资能力较强的特点，因此这类企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可能就已经选择了直接出口贸易模式；而与此不同的是，中小规模企业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本身面临更大程度的融资约束，因此TPU下降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提高这类企业的生产率以及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对中小规模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产生了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4.企业所在地区

TPU与企业出口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是否与企业所在地区有关？本文将样本划分为沿海和内陆地区企业两类，对这两类子样本分别进行DID估计，回归结果见表4第（9）（10）列。在内陆企业子样本和沿海企业子样本中，交叉项TPUi01×Tt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第（9）列内陆企业的估计系数相对更大。这表明TPU下降显著促进了这两类企业直接出口，对于内陆企业的提升作用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区位优势，沿海企业相对于内陆企业向国外企业学习先进技术、获取新资源的可能性更大并且沿海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即沿海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较低程度的融资约束，因此这类企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可能就已经选择直接出口贸易模式。而内陆企业生产率水平整体相对较低，且这类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企业也就相应地面临更高程度的融资约束。因此，TPU通過生产率提升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内陆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

六、进一步研究：TPU下降、出口模式选择与企业绩效

前文研究表明，TPU下降显著提升了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概率，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出口模式选择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影响？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22］，并且企业直接出口更有利于扩大出口规模，增加企业利润［23］。对此，本文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TPU下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企业出口模式选择是否会是TPU下降影响企业绩效的途径？具体地，采用企业利润（Profit）、出口规模（Sclfit）和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Dvafit）对企业绩效进行刻画。其中，企业利润用企业营业利润的对数值衡量，出口规模用企业出口额的对数值衡量。对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借鉴毛其淋等［24］的方法进行测度。

表5第（1）列交叉项TPUi01×T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TPU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第（2）列以企业利润为因变量，TPUi01×Tt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TPU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第（4）列以出口规模为因变量，TPUi01×Tt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TPU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第（6）列则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为因变量，TPUi01×Tt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TPU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第（3）（5）（7）列分别报告了因变量企业利润、出口规模和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对交叉项（TPUi01×Tt）和中介变量（Modfit）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中，Modfit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表明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包括提高企业利润率、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大和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一步地，与各自的基准回归结果即第（2）（4）（6）列相比，在分别加入中介变量之后，第（3）（5）（7）列中TPUi01×Tt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有所降低，这表明直接出口模式选择是TPU下降提高企业利润、扩大企业出口规模以及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渠道。这里进一步采用Sobel［19］的方法检验中介变量路径上的回归系数的乘积项是否显著，即检验H0：e1γ1=0、H0：e1γ2=0和H0：e1γ3=0。如果原假设被拒绝，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不显著。经计算得到Z统计量的值为Ze1γ1=3.56，Ze1γ2=4.02，在1%的水平上显著。Ze1γ3=1.86，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就进一步验证了直接出口模式选择是TPU下降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渠道。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出口模式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维持稳定的外贸环境和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研究了TPU下降对企业出口模式选择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1）TPU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2）影响渠道检验表明，生产率提升和融资约束缓解是TPU下降促进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重要渠道；（3）异质性检验表明，TPU下降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和内陆企业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的促进作用更大；（4）本文还进一步深入研究了TPU、出口模式选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TPU下降将通过促进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进而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包括提高了企业利润，扩大了企业出口规模以及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的研究表明，TPU的下降通过促进企业对直接出口模式的选择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相反，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只会加重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绩效，有损企业效率，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持续下行的巨大挑战下，中国政府应当积极与贸易伙伴国对话协商，深化双边和多边协作，积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努力化解贸易争端来营造稳定健康的外貿环境，最大可能地降低甚至消除企业面临的TPU。此外，中国政府应当努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强国家间的贸易合作。一方面，中国要继续坚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提高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实现企业的跨国联动发展，这有助于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学习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提升企业的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以直接出口的方式面向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当持续推进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这有助于实现贸易和投资更高水平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国际经济合作和提升本国企业竞争力，进而有效增强企业应对外部TPU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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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再扬，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