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良德

关键词：《文心雕龙·隐秀》；完整性；补文；佚文

摘 要：《文心雕龙·隐秀》篇的补文真伪问题历来受到关注，但很少有人提出该篇的完整性問题；换言之，研究者一般认为现存《隐秀》篇肯定是残缺的、很不完整的，只是补文真伪存在问题。实际上，《隐秀》篇补文的研究有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是《隐秀》篇的完整性问题，其次才是四百字补文的真伪问题，第三则是该篇其他佚文的真伪问题。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之《隐秀》篇在完整性上或有欠缺，但很可能没有以往想象得那么严重；对明代所补的四百余字，基本可以确定其并非刘勰原作；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佚文，亦应仔细甄别，不可贸然相信。要之，居今而言，《隐秀》篇的文本，当以元至正本为根本遵从。

中图分类号：I20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3）02-0025-08

On the Integrity and Supplement of Yinxiu Chapter in Wenxin Diaolong—Also Concerning the Lost Text Quoted in Suihantang Shihua

QI Liang-de（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Key words：Yinxiu chapter in Wenxin Diaolong；integrity；supplementary text；lost text

Abstract：In the study of Yinxiu chapter in Wenxin Diaolong，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upplementary text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yet the integrity of the surviving text has rarely been discussed. In other words，the extant Yinxiu chapter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 fragmentary，thus the only doubt is whether the supplementary text is authentic or not. However，there are three closely-related issues in the study concerning supplementary text of the Yinxiu chapter.The integrity of the Yinxiu chapter comes first，the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400-character supplement，finally the authenticity of other lost text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Yinxiu chapter may be impaired，but not as seriously as previously thought.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400-character text supplemented in the Ming dynasty is not Liu Xie's original work. Other so-called lost texts should not be adopted without careful consideration either. For now，the text of the Yinxiu chapter should depend primarily on the Yuan Zhizheng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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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心雕龙》现存最早刻本元至正本中，《隐秀》一篇仅有279字（包括篇名，下同），为全书五十篇中篇幅最短者。大约正因如此，明人认为该篇有阙文，并抄补四百余字，从而成为“龙学”史上的一段公案。看起来仅仅是四百余字的问题，但这是“龙学”的大事：一则关乎《文心雕龙》这部文论名著的完整性；二则关乎《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个重要理论的完整性。正如黄侃所说：“夫隐秀之义，诠明极艰，彦和既立专篇，可知于文苑为最要。”1詹锳先生甚至认为：“《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是关系到如何全面认识、理解刘勰的全部文艺理论的关键问题。”2因此，这四百余字的补文是否刘勰的原作，也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另一方面，《隐秀》篇的完整性问题则很少有人提出；换言之，研究者一般认为现存《隐秀》篇肯定是残缺的、很不完整的，只是补文真伪存在问题。实际上，在笔者看来，《隐秀》篇补文的研究有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是《隐秀》篇的完整性问题，其次才是四百字补文的真伪问题，第三则是该篇其他佚文的真伪问题。迄今为止，研究者主要关注的只是补文真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并未得到解决；至于其他两个问题，则或以不成问题而少有认真讨论。

一

最早指出《隐秀》篇有阙文而内容不完整的是明代人。如朱谋说，“《隐秀》一篇脱数百字，不可复考”3，又说：“《隐秀》中脱数百字，旁求不得，梅子庚既以注而梓之。”与此同时，更完整的《隐秀》篇也在明代出现了。朱谋有云：“万历乙卯夏，海虞许子洽于钱功甫万卷楼检得宋刻，适存此篇，喜而录之。来过南州，出以示余，遂成完璧。因写寄子庚补梓焉。子洽名重熙，博奥士也。原本尚缺十三字，世必再有别本可续补者。”4钱功甫的宋刻来自何处呢？钱氏有云：“按此书至正乙未刻于嘉禾，弘治甲子刻于吴门，嘉靖庚子刻于新安……至《隐秀》一篇，均之阙如也。余从阮华山得宋本钞补，始为完书。”5如此言之凿凿，似乎确有宋本。徐也说：“第四十《隐秀》一篇，原脱一板，予以万历戊午之冬，客游南昌，王孙孝穆云：‘曾见宋本，业已钞补。予亟从孝穆录之。予家有元本，亦系脱漏，则此篇文字既绝而复蒐得之，孝穆之功大矣。因而告诸同志，传钞以成完书。古人云：书贵旧本。诚然哉！”6他们所谓“宋刻”或“宋本”是单本的《文心雕龙》吗？这失而复得的《隐秀》篇阙文，是真还是假？从钱、朱、徐等人叙述的口吻来看，他们似乎并无怀疑。

首先表示怀疑的是清代的纪昀，其云：

此一页词殊不类，究属可疑。“呕心吐胆”，似摭玉溪《李贺小传》“呕出心肝”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周朴“月锻季炼”语。称渊明为彭泽，乃唐人语，六朝但有征士之称，不称其官也。称班姬为匹妇，亦摭钟嵘《诗品》语。此书成于齐代，不应述梁代之说也。且“隐秀”之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似乎明人伪托，不如从原本缺之。7

纪昀怀疑的理由，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词殊不类”，即其中一些用语不像出于刘勰，这又有三种情况：一是某些词语可以在唐宋人的著作中找到出处，如“呕心吐胆”“锻岁炼年”等；二是某些特定的称谓不属于六朝，这是指“称渊明为彭泽”，纪昀认为此“乃唐人语”；三是某些称谓虽出于六朝，但亦在《文心雕龙》成书之后，这是指称班婕妤为“匹妇”，纪昀认为来自钟嵘的《诗品》。另一方面是“非此书之体”，即与《文心雕龙》的论述方式不同，这主要是指《隐秀》补文的最后一段，其列举“隐”“秀”之例，只有诗歌而没有其他文体，纪昀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在《四库总目提要》中，亦可见到类似纪昀之说，除了认为“其词亦颇不类”之外，又指出：“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焯等误信之也。”1

黄侃继之，在其《文心雕龙札记》中对纪昀之说表示赞同，并进一步指出：

详此补亡之文，出辞肤浅，无所甄明。且原文明云：思合自逢，非由研虑，即补亡者，亦知不劳妆点，无待裁镕，乃中篇忽羼入驰心、溺思、呕心、煅岁诸语，此之矛盾，令人笑诧，岂以彦和而至于斯！至如用字之庸杂，举证之阔疏，又不足诮也。案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惟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云出于宋椠，何以遗此二言？然则赝迹至斯愈显，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2

黄先生除了认为补文“出辞肤浅”“用字之庸杂”，因而“不足诮”之外，又指出两个问题：一是文意之矛盾，在现存《隐秀》篇中，刘勰说：“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3同时，补文第一段亦有“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镕”之句，而后面却又有“驰心于玄默之表”“溺思于佳丽之乡”以及“呕心吐胆”“锻岁炼年”4等说法，黄侃认为这是令人可笑的矛盾。二是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曾引用《隐秀》篇的两句佚文，而这两句话却不见于四百字的补文，这充分证明补文乃伪作。

其后，范文澜、刘永济、杨明照、周振甫等皆赞同《隐秀》补文为伪作之见，并不断增补新证据以证其伪。正如詹锳先生所说：“到了今天，研究《文心雕龙》的人，几乎都同意这四百多字补文是明人偽造，从来还没有人提出异议，似乎已成定论了。”5然而，詹先生却认为，《隐秀》篇补文盖以“明人好作伪书”而“蒙了不白之冤”6，实则其并非伪作。他说：

明朝人的确有伪造古书和乱改古书的事，但这多半是私家刻书坊所干的。象《隐秀》篇的补文，在万历年间经过许多学者、藏书家和毕生校勘《文心雕龙》的专家鉴定校订过，而且补文当中还有避宋讳缺笔的字，显然是根据宋本传抄翻刻的。由于纪昀和黄侃武断的考证，使大家信以为伪，以致于不敢阐述《隐秀》篇的理论，实在是大可惋惜的。7

正如刘文忠先生所说：“清代以来的学者，都认为这四百多字的补文是假的，出自明代学者的伪造。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的‘隐秀论》一文中，首先翻了数百年的旧案，力主《隐秀》篇的补文是真的……在真伪问题上，詹先生是力排众议而独树一帜，其考证，不可谓无见。”8

实际上，就纪昀和黄侃所提到的证据而言，确乎还难以说明《隐秀》补文为伪作。詹锳先生便指出，《文心雕龙》之《神思》篇有“扬雄辍翰而惊梦”之说，《才略》篇有“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而竭才以钻思”之论，“这些都和《隐秀》篇补文中所说的‘呕心吐胆，不足语穷的状态是一致的，不见得刘勰的‘呕心吐胆这句话就出于李商隐《李贺小传》中所说的‘呕出心肝”。《神思》篇又有“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之说，“这和《隐秀》篇补文‘锻岁炼年，奚能喻苦正可以互相印证……不见得《隐秀》篇补文的‘锻岁炼年一句话是从欧阳修来的”。詹先生认为：“见到《隐秀》篇和钟嵘《诗品》卷上都曾称班婕妤为‘匹妇，就说《隐秀》篇补文是抄的《诗品》，尤其不成理由。至于纪批说：‘称渊明为彭泽，乃唐人语，六朝但有征士之称；不称其官也。这尤其荒唐。”1应该说，詹先生这些辩驳都是很有力量的。至于《四库提要》所谓宋本何以“乃为明人所得”之质疑，以及“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云云，只能说是霸道的官话，也就不值一驳了。

在黄侃提到的证据中，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那就是张戒《岁寒堂诗话》那两句有可能出自《隐秀》篇的引文，何以未见于补文？詹锳先生指出：“黄侃的质问是毫无力量的，其实《隐秀》篇的脱简不止一处，除去‘澜表方圆以下的四百字以外，还有几个地方……可见《隐秀》篇在另外的地方还可能有脱简。因此，我们认为‘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两句，也一定是《隐秀》篇的原文，这两句究竟应该补在什么地方，则是无法确定的。”2毫无疑问，詹先生的回答是非常有力的，就算四百字补文是真的，也未必一定要包括这两句佚文，因为那并非《隐秀》的全文，谁能确定这两句话应该在什么地方呢？正因如此，周汝昌先生认为：“黄氏此说，虽然大家靡然从风，众口一词，其实却是无有多大价值的。”3应该说，从论证补文真伪的角度而言，确是如此的。

二

由上可见，纪昀、黄侃指出的问题看起来不少，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如黄侃所指“呕心吐胆”等的矛盾之处（详下），但如詹锳、周汝昌先生所说，多数是缺乏力量、价值不大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隐秀》的四百字补文确实来自宋本，进而可以相信其为刘勰之原文呢？笔者认为，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首先，作为目前存世的《文心雕龙》最早刻本，元至正本的重要性是举世公认的，则《隐秀》篇在其中的面貌是最值得尊重的。不可忽视的是，在元至正本中，《隐秀》篇是较为完整的，虽仅有279字，确为《文心雕龙》五十篇中之最短者，但这不能说明它就一定是残缺的。与第四十篇《隐秀》相隔一篇的第四十二篇《养气》是519字，而第二篇《征圣》则是521字，这两篇是除了《隐秀》篇之外，《文心雕龙》中篇幅较短的篇章，其固然均比《隐秀》多出近一倍，但我们看《文心雕龙》中最长的两篇：第四十五篇《时序》是1543字，第四十七篇《才略》是1463字，均超过《养气》《征圣》近两倍。这说明《文心雕龙》各篇的篇幅本就是很不均匀的，刘勰完全着眼于内容而申论，并未追求篇幅上的大致相等。我们既然不能说《养气》《征圣》是不完整的，那么也就没有理由说《隐秀》是不完整的。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隐秀》有残缺，然后再去分析四百字补文是真假，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其次，就元至正本《隐秀》篇的结构来看，除了最后的“赞”辞之外，全文明显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延续刘勰在“剖情析采”（创作论）部分的一贯思路，从一般的写作原理谈起，所谓“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而后引出本篇的论题：“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秀》）紧接着便对“隐”“秀”进行了定义。第二段论“隐”，“澜表方圆”句之后似乎略感不足，尤其是所引西晋诗人王赞《杂诗》“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4二句，其中缺少“朔”字，似乎成为阙文的证据。但从下文看，这里即使有残缺，也不会很多。第三段论“秀”，虽然篇幅不长，但相当完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第二段和第三段开始的几句话进行对比，一则曰：“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隐秀》）二则云：“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隐秀》）其句式、笔法遥相呼应，正是刘勰写作骈文的一贯作风，哪里容得下大段阙文？所以笔者认为，就算本篇文字略有残缺，也不至于多至四百字。总体而言，《隐秀》一篇字数虽少，但从其内容来看，应该说基本是完整的。历来所谓“原脱一板”“缺此一叶”云云，很可能只是以讹传讹而已。

第三，《文心雕龙》每篇最后的“赞曰”均为一篇之总结，这是通例。我们看《隐秀》篇的这个总结：“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显然，刘勰的思路很明确，即先论“隐”再论“秀”。如上所述，从现存《隐秀》篇看，除了第一段总括而论、分别给“隐”“秀”下定义之外，接下来便是一段论“隐”，一段谈“秀”，完全符合赞词的思路。但插入其中的四百字补文则显然不同，补者乃是以隐、秀对举成文，将二者综合为论，这是不符合刘勰本篇之思路的。尤其是“赞曰”八句，其所总结的内容，前文已然全部具备；即是说，赞辞的内容正是对前面三段的概括和总结。而另一方面，颇为有趣的是，“赞曰”八句内容竟然完全不涉及所补四百字，岂非耐人寻味？仅此一点亦足以说明，四百字补文是游离于本篇之外的。

第四，补文第一句“始正而末奇”，意欲描绘“隐”的特点或效果，其意为“始读之觉其正常，最后才感到奇特”1，如此运用“奇正”这对概念，尤其是如此理解“奇”字，这在《文心雕龙》中是比较陌生的。如《辨骚》有“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书记》有“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定势》有“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辞反正为奇”“执正以驭奇”“逐奇而失正”，《知音》有“四观奇正”等，一方面刘勰对“奇”的风格颇为谨慎，另一方面经常批评这样的文风，尤其是与“正”相对而言的时候，他不太可能用“始正而末奇”这样的句子肯定“隐”的文章效果。同时，接下来的补文中，又有“深浅而各奇”“务欲造奇”等说法，这些对“奇”的运用也都是不太符合刘勰对“奇”的态度的，而且在不长的篇幅之内，如此重复运用这个字，也不符合刘勰为文的习惯。

第五，补文对“秀”的定义：“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这显然是针对上文“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隐秀》）而来，但这样的骈文行文方式，对刘勰来说也是比较陌生的。试看刘勰的定义：“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隐秀》）这才是属于刘勰的对仗工整的骈文行文方式。假如“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之后真的会有对“秀”的对等叙述，刘勰应该会用“秀之为用……”之类的句式。更重要的是，刘勰已经在上文给“隐”“秀”下了定义，这里不可能再有“是谓之秀”这样的定义了；实际上，“夫隐之为体”已经不再是定义，而是在上述定义基础上的进一步阐述。所以，“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一句，根本是接不上刘勰前面的文章的。

第六，补文中“容华格定”“格刚才劲”两句，其中“格”字的运用及其内涵，对刘勰而言是陌生的，倒是近于明人的格调论。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中，“格”字凡五见：《征圣》之“夫子文章，溢乎格言”；《祝盟》之“神之来格，所贵无惭”；《议对》之“亦有其美，风格存焉”；《章句》之“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夸饰》之“风格训世，事必宜广”。其中只有两处“风格”中的“格”字，与《隐秀》补文中的“格”字可能有所关联，但这两个“风格”均指“风”之品格，亦即教化之功用，与格调说意义上的“格刚才劲”之类，是很不一样的。这样的用语可能正反映出补文的时代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七，纪昀和黄侃都提到补文中的这段话：“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于佳丽之乡。呕心吐胆，不足语穷；锻岁炼年，奚能喻苦？”确乎有很大问题。这一段论述是否符合刘勰的全部文论思想姑且不论，但其与原有的《隐秀》之文相矛盾，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黄侃之说是非常准确的。刘勰说：“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或有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隐秀》）如此明确地反对“研虑”“雕削”，强调“自然会妙”，怎么可能要求“呕心吐胆”“锻岁炼年”？以此而言，黄侃谓之“令人笑诧”，虽未免苛刻，但其明显的矛盾是不容置疑的。当然，若着眼《文心雕龙》全书，如补文这样的要求也是未必符合刘勰思想的。《神思》有曰：“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养气》更云：“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又说：“至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所谓“不足语穷”“奚能喻苦”云云，与刘勰的思路实在是相去甚远的。

第八，补文所谓“将欲征隐，聊可指篇”“如欲辨秀，亦惟摘句”，这种论述方式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各篇的论述方式之中亦极为少见。刘勰在《隐秀》开篇有云：“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可见对文章来说，“隐秀”问题何等重要，怎么会有“聊可指篇”的无奈、“亦惟摘句”的勉强？这样的叙说方式，对踌躇满志、“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的刘勰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对结构谨严、“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论说》）的《文心雕龙》而言，也是颇为少见的。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些细微之别正是文风的不经意流露，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第九，补文有“彭泽之……”一语，如詹锳先生所说，“彭泽”之称谓并无问题，但提到陶渊明却暴露了问题。如所周知，除了这个补文之外，《文心雕龙》在其他地方均未提到陶渊明，这甚至成为“龙学”的一个问题，有不少文章曾经进行探讨，刘勰何以不提陶渊明？但笔者认为，除了一个角度之外，其他的探讨可以说均无济于事，这个角度便是：刘勰之所以不提陶渊明，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刘勰自己所说的：“宋代逸才，辞翰鳞萃；近世易明，无劳甄序。”（《才略》）一如刘勰不提谢灵运一样，这是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基本体例。因此，《隐秀》补文把陶渊明写上，这无疑属于画蛇添足之举，无意中暴露出其作者并非刘勰。

第十，应该说，无论从内容的衔接、上下文的关联，还是用语的推敲来看，四百字补文水平不低，虽然其作者对《文心雕龙》说不上十分熟悉，但也决非等闲之辈，并非如黄侃先生所谓“不足诮也”。然而，一方面，其所补的对象是《文心雕龙》，而不是一般的诗词文话；另一方面，假如真为明人所补，无论其水平有多高，均不可能做到天衣無缝，而一定会留下诸多破绽，这是相距千年必有的后果，不以补者的努力和水平为转移。换言之，如果这些文字是刘勰本人的，那么其理所当然应该与《隐秀》篇的其他文字乃至《文心雕龙》的整体风格水乳交融，不至于出现很明显的问题。我们看所补文字，不惟其句式与刘勰颇有不同，其工拙亦不可同日而语。如“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镕”“每驰心于玄默之表”“恒溺思于佳丽之乡”，等等，看起来颇为工整，但“不劳于”“无待于”“驰心于”“溺思于”这样的累赘而重复之说，以及多至八个字的对句，刘勰是不会有的。又如“若挥之则有余，而揽之则不足矣”“斯并不足于才思，而亦有愧于文辞矣”，这样散漫的句子亦决非《文心雕龙》之精炼而雅正的骈文所应有。客观而言，其与刘勰文风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

由上可见，要肯定《隐秀》篇的四百字补文为刘勰原作，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基本”认识：现存《隐秀》篇基本是完整的，纵有阙文，大概也只是个别字句的脱漏，不会多至四百余字；从而《隐秀》的四百字补文也就基本可以确定不是《文心雕龙》原文，而应为后人所补。

三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如詹锳先生所说，除了这四百字补文之外，涉及《隐秀》篇的还有一些佚文，它们的真假又如何呢？

首先是张戒《岁寒堂诗话》所引的那两句话，黄侃先生认为“此真《隐秀篇》之文”，詹先生认为“一定是《隐秀》篇的原文”，杨明照先生也说“无疑是原本《隐秀篇》里的话”1，可见近乎众口一词，只是不确定应该在什么地方。这基本代表了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笔者此前也是这样相信的，但真的有这么肯定吗？惟周汝昌先生对此明确提出怀疑，认为“张戒所谓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十二个字，不是彦和原文”1，但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应该说，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曾两次引用刘勰之论，而且其中竟然有两句《隐秀》篇佚文，这确乎是令人惊喜的。其卷上有云：

《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论，其实一也。2

张戒在这里两度引用刘勰之说，抓住了《文心雕龙》的两个重要理论观点，一是《情采》的“为情而造文”之说，认为其与《毛诗序》之论一脉相承；二是《隐秀》的“情在词外”之论，认为其与沈约、梅尧臣等人的观点相一致。但现存《隐秀》篇并没有这两句话，这对恰好不完整的《隐秀》篇而言，实在是弥足珍贵的；尤其是这两句话的内容，对补充刘勰关于“隐”“秀”的定义，或许有着重要的意义。《隐秀》有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显然，“情在词外”可以与“文外之重旨”以及“复意”相印证，“状溢目前”则可与“篇中之独拔”以及“卓绝”相印证，但“情在词外”和“状溢目前”之说显然更为清晰而明确。

张戒的这两句引文是否确为《隐秀》之佚文呢？我们仔细体会这两句话，其为刘勰原文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看张戒所引刘勰的上一句话：“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虽其明确说“刘勰云”，但这显然并非刘勰的原话。刘勰的相关原文为：“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此为情而造文也……此为文而造情也。”（《情采》）不难看出，张戒所引，其实不能算是引文，而只能说是张戒对《情采》相关论述的概括。然则，同样标为“刘勰云”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二句，是否情况相同呢？可以说完全有可能。《隐秀》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所谓“情在词外”，可以视为对“文外之重旨”的概括；所谓“状溢目前”，则可视为对“篇中之独拔”的概括。这不仅不牵强，而且符合张戒这里引文的规律。更重要的是，所谓“情在词外”“状溢目前”二句，其内容虽然可以说与刘勰的观点并不违背，但这样的说法却未必会出于刘勰之口。试看张戒紧接着所引梅尧臣的几句话，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与所谓“情在词外”“状溢目前”之说何其相似！难怪他会说：“三人之论，其实一也。”即是说，张戒这里的引文，重在贯通“三人之论”，他对《隐秀》的引述，属于他的理解和发挥，并非直接引用。

其实，如果进一步考究，“情在词外”这样的说法虽然可以作为“文外之重旨”的引申，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刘勰所谓“文外之重旨”，其作为“隐”的定义是准确的，而“情在词外”却不一定是“隐”，而只是一种艺术效果，其与“言有尽而意无穷”更为接近，因而将“情在词外”视为身处宋代的张戒个人对“文外之重旨”的理解和简单概括，可能更为合适。实际上，作为“文辞尽情”论者，刘勰不太可能具有明确的“情在词外”这样的说法。类似艺术效果的提倡，刘勰是有的，但他的表达方式是《物色》所谓“物色尽而情有余”，这与意在言外之论是有所不同的。同样的道理，“状溢目前”这样的说法也只能是对“篇中之独拔”的引申，二者不仅并不等同，而且可以说相去甚远。刘勰所谓“篇中之独拔”，其作为“秀”的定义是准确的，而“状溢目前”却显然并不合适，或者说它们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篇中之独拔”者，乃秀句也，类似陆机所谓“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3之说；而“状溢目前”者，则为文章描绘的艺术效果，与秀句相去远矣。因而，这句更应该视为张戒对“篇中之独拔”一语的个人理解和概括了。周汝昌先生认为“张戒诗话中的那两句之不会是彦和原文，其根本问题还是在于这十二个字意思与《文心》原旨不相契合”1，这是颇有道理的。而且，刘勰既然已经在第一段为“隐”和“秀”做了明确定义，怎么可能又出来“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样的二次定义？因此，《岁寒堂诗话》的两句引文历来被作为《隐秀》之佚文的看法，或当修正了。事实很可能是，《文心雕龙》之《隐秀》篇并无“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样两句原文，那不过是张戒对刘勰“隐秀”之意的个人理解和概括而已，一如其对“情采”之论的概括。若准此论，张戒的一句“刘勰云”可谓惑人不浅！

其次是“凡文集胜篇”一段，也有两处补文：一是“或有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句，有明刊本补为“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2，即多出“晦塞为深，虽奥非隐”两句。一是“秀句所以照文苑，盖以此也”句，詹锳先生说：“曹批梅六次本的校补是‘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盖以此也。”3显然，两处所补，对句精巧，初看之下，似觉天衣无缝，因而更让人信以为真。就连主张前面四百字补文为伪作的王达津先生也认为：“这二句补得符合原意，就认为是刘勰所说也未为不可。但这二句补得好，并不能为前面伪《隐秀》文辩护……”4其实，假如着眼《隐秀》全篇的思路，这两处补文的真实性仍是大可怀疑的。两处补文的思路均以“隐”“秀”对举为论，可以说与上述四百字补文的思路完全一致，因此这些补文当同出一源，而与刘勰构建《隐秀》篇的思路并不相同。如上所述，“凡文集胜篇”一段乃专论“秀”句，无论文意还是行文，可以说均无所缺，一补便为蛇足，不补才是合适的。试看刘勰原文：

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或有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秀句所以照文苑，盖以此也。

此段全论“秀句”而一气呵成，如果在“雕削取巧”前面加上“晦塞为深，虽奥非隐”二句，不仅前无所承而显得突兀，亦且后援无继而令人困惑；尤其是将“秀句所以照文苑”改为“秀句所以侈翰林”，并在前面增加“隐篇所以照文苑”一句，可以说完全破坏了原来的思路：正以“英华曜树，浅而炜烨”，方有“秀句所以照文苑”，这显然是不可分割的相互为用，此与“隐篇”何干？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之《隐秀》篇在完整性上或有欠缺，但很可能没有以往想象得那么严重；对明代所补的四百余字，虽然尚难百分百确定其为“伪作”，但需慎重对待，不能轻易信以为真；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佚文，亦应仔细甄别，不可贸然断定其为刘勰原文。要之，居今而言，《隐秀》篇的文本，当以元至正本为根本遵从。至于这些补文，笔者认为，虽然并非刘勰原作，但仍有助于我们理解《隐秀》篇的命意，尤其是在《隐秀》篇为《文心雕龙》最短篇章的情况下，这些补文的研究价值更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它展现了明代人對《文心雕龙》的喜好，这也是一种“用心”，因而对“龙学”史的研究而言，亦有其值得肯定的意义。平心而论，笔者颇不愿意称其为“伪作”。换一个角度看，早在明代，《隐秀》篇便有了超出其原作篇幅的阐释之作，应该说何其幸运！作者之良苦“用心”，实在是值得后人珍视的。

责任编辑：荣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