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瑜 王美桃 何帆

关键词：知识型服务战略；“两业”融合；要素结构；创新投入；内外部约束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突出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导向，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随着新科技革命兴起以及产业融合共生步伐加快，单纯依靠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促进制造业发展的路径难以为继，而近年来世界工业强国转型升级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持续发挥知识引擎在知识型服务业融合发展中的贡献，如通用电气、西门子、英特尔、阿尔斯通等世界百强制造企业，纷纷通过知识型服务战略谋求企业形成新增长点，推动企业迈向价值链高端。因此，如何借助产业融合契机，通过知识型服务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新突破，成为新时期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议题。

步入工业化后期，国内制造业面临综合成本日益攀升以及利润来源单一等现实挑战。据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有所增长，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从2008年的83.33元上升至2020年的83.89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从6.49%降至6.08%。现实中，知识型服务战略虽被寄予制造业实现提质增效和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厚望，但现有成果多围绕制造企业服务化本身展开理论分析与经验考察，加之部分学者得出“服务化悖论”结论，给知识性服务战略能否引领效益变革研究带来不确定性。相应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随着国内制造业知识性服务战略如火如荼地开展，涌现出海尔集团、陕鼓动力等一批高质量发展企业，其不仅未落入“服务化陷阱”，财务绩效与创新成果反而表现出大幅增长态势。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理论上更具“三高”特征的知识性服务战略会对制造企业业绩带来怎样的影响？其关键作用机制如何？鉴于此，本文以2008年至2020年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和考察知识型服务战略的微观经济后果以及影响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针对“服务化悖论”争议，从知识型服务战略实施角度，通过手工收集的大样本数据，首次从微观层面考察知识型服务战略对财务与市场业绩的影响，丰富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在微观层面经济效果的研究。二是尝试从知识要素结构角度探索知识型服务战略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路径，有助于洞悉其“黑箱”，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作用机制成果。三是进一步考虑内部产权与外部市场因素，分别考察其在知识型服务战略助力增效中的作用，深化了内外部因素影响知识型服务战略经济后果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既往知识型服务战略相关文献可梳理为三支。第一支文献是关于知识型服务战略的内涵与特征研究。已有研究将知识型服务化视为制造企业通过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并依靠拓展高新技术服务来改造旧工业“微利”困境的一种新战略，体现出融合创新发展的异质性战略目的，本质表现为制造企业从单一生产工业品向提供专业化知识、经验的服务价值链延伸（Miles，2005）。相较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形式，知识型服务战略以专业知识、经验、思维为依托，强调以价值链为基础向客户拓展性提供专门智力咨询与专业开发服务业务，因而理论上更富“三高”特征，即高科技含量、高价值创造、高利润空间（魏江等，2008）。进一步地，作为向现代制造服务业迈进的重要方向，知识型服务战略是改善产业结构、从旧工业向新制造跃升的有益探索（Arnoldetal.，2016），期望向客户提供智力支持获得知识经济收益和高价值回报（蒋楠等，2016）。

第二支文献是关于制造企业服务化动机的研究。现有研究探討了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行为的动因，但对具体的知识型服务战略研究更多停留于概念界定与内涵表征层面，鲜有直接针对其动机与后果的研究成果。仅从服务化动机看，学界普遍认为制造企业服务化初衷是好的，其由单纯供给工业品向以产品为依托出售增值服务延伸，意在寻找创新替代方案、提升顾客满意度、促进价值链升级、摆脱同质化竞争。首先，寻找创新替代方案。Oliva等（2003）认为，制造企业服务化动机在于以服务这一新利润来源的开发作为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替代方案。其次，加强顾客黏性。Correa等（2007）提出，在传统工业品基础上为客户提供延伸服务，可扩大业务组合触点及客户“一站式”依赖。再次，促进价值链升级。刘斌等（2016）指出，制造企业加快“产品+服务”布局意在满足价值链升级和延伸需求，抢占产业链条和企业“生产步长”先机。最后，摆脱同质化竞争。Iriarte等（2019）的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力图通过增加服务业务摆脱过于激烈的传统工业品竞争，利用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特色服务业务制造进入壁垒，缓解单一细分市场竞争压力。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第三支文献是关于制造企业服务化经济后果研究，较多文献分析和考察服务化对绩效的影响，亦存在一定争议，主要反映为服务促进观与“服务化悖论”观。一方面，多数学者的经验证据支持服务化有业绩促进效应。Antioco等（2008）的研究发现，制造企业“产品+服务”模式改善了收入来源，推动了企业盈利水平提升。陈漫和张新国（2016）发现在现有产品基础上供给与其价值链相关的服务，将显著提升制造企业经营效果。陈丽娴和沈鸿（2017）得出了制造企业向服务业务转型显著提升财务绩效的结论。魏作磊和王锋波（2021）则从产品竞争视角对产出服务化经济后果进行考察，表明，制造企业产出服务化对财务绩效改善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服务化转型收益不足以充分补偿风险成本。如，Gebauer和Fleish（2005）对“服务化悖论”（ServiceParadox）现象的分析指出，尝试新服务业态将增加制造企业经营成本，从而对利润水平带来挤占效应。Visnjic等（2012）认为制造企业试水服务化易引发服务投入成本高企问题，可能给其业绩带来不利影响。肖挺（2021）以汽车、钢铁等制造业细分类别为研究对象，研究证实了制造企业服务化对销售额发挥替代作用，且并未发现促进效应。

已有文献着重围绕制造企业服务化展开，研究发现其经济后果存在较大争议的同时，对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型服务化战略经济后果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在既往文献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探索，旨在从战略异质性角度对“服务化悖论”进行另一种解读，通过系统考察知识型服务战略推行与实施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机理，为“服务化之谜”提供经验证据与实践参考。

三、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说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形式多样，向价值链前端拓展知识型服务是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中打破工业与服务业边界、谋求高利润来源的积极尝试，其对制造企业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根据企业知识理论（EnterpriseKnowledgeTheory），知识是经济组织获取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制造企业实施知识型服务战略彰显了以稀缺性、高价值知识经验开发服务业务的努力（Lietal.，2015），尤其是在知识型服务转型过程中知识资本（IntellectualCapital）作用日益凸显，使其逐步摆脱过分依靠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思维，弱化对低成本发展路径依赖，进而为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奠定基础。从知识型服务战略的基本逻辑和经验出发，制造企业利用长期生产工业品积累的知识经验，发力与其价值链相匹配的高价值服务，促进财务业绩的增长。具体而言，一是以知识新要素驱动业态创新，激活蕴含在服务中的额外收益。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制造企业工业化进程中积累了具有一定价值的知识、技术、经验等，这些要素有助于创新与生产匹配的服务业务，并基于能切实增加价值的配套服务来获得增量经济收益。二是以高价值服务业务增强竞争优势，发挥隐性知识溢出效应。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不仅是知识嵌入服务领域，也是知识更新、迭代及再造的过程（MullerandZenker，2001），有助于制造企业积累较竞争对手更丰富的知识资源与服务经验，从知识创新与服务转化中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进而使财务绩效得到提升。三是以“资源位障碍”强化产品与服务互补效应，塑造“一体化”供应增加销售收入。咨询、系统开发、解决方案、设计与开发等知识型服务是工业品制造中智慧经验的升华，知识资源在两部门共用性较强，加之较少涉及资源挤占（Breinlichetal.，2018），易形成合力创造竞争者进入障碍，以协作向“微笑曲线”高端迈进的方式获取增量销售收入。据此，本文提出关于知识型服务战略影响财务绩效的研究假设1。

假设1：制造企业实施知识型服务化战略对财务业绩有显著积极影响。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CoreCapability-basedTheoryofCorporation）表明，经济组织是能力的集合体，其核心能力富有价值特征，并由“人”创造和认可，只有不断向消费者提供独特价值，才能持续获得未来现金流及市场成长性（Parketal.，2004）。进言之，能否拥有核心竞争力驱动着组织间市场业绩差异，制造企业锚定高附加值产品或服务，有助于获得市场认可与价值回报。首先，相较于传统商品或劳务，知识型服务更能彰显向消费者提供高价值、稀缺性业务的能力。这些差异化服务在满足市场高阶需求的同时，服务竞争力亦被消费者不断认可，并愿意付出更高价格购买优秀服务。企业获客效率不断提升，驱动制造企业市场业绩增长。其次，与传统有形商品交易不同，知识型服务更加强调消费者深度参与双向互动，其服务过程需经历整合外部需求、迭代显性知识、传递所需知识循环（周文辉，2015），各环节与特定消费者紧密相连，不仅增加了消费者黏性及转移成本，而且易带来客户锁定效应（Lock-inEffect），进而促进制造企业市场综合业绩提升。最后，实施知识型服务战略，有助于制造企业对难以突显智力元素和吸引消费者的业务进行竞争力重塑，通过供给针对性更强、智力水平更高的知识型服务来强化与消费者的“价值联盟”关系，使价值共创贯穿知识型服务全过程（肖静华，2017），促进市场对其知识型核心竞争力产生高定价。据此，本文提出关于知识型服务战略影响市场绩效的研究假设2。

假设2：制造企业实施知识型服务化战略对市场业绩有显著积极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A股主板市场中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做出如下筛选：（1）删除被特别处理的样本；（2）删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3）借鉴陈漫和张新国（2016）做法，删除涉足房地产开发等脱离自身价值链服务系统的多元化样本。为克服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作上下各1%分位数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9793个观测值。

特别地，按照惯例，知识型服务样本识别策略如下：（1）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与经营范围变更公告等信息①，分析其主营业务、经营范围、主要产品中是否披露实施服务化转型的信息，初步识别制造企业是否开展服务化业务；（2）依据国家标准，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7）研判上述业务是否属于公认服务界定范畴；（3）结合夏杰长等（2007）对知识型服务业务类别的归纳，手工匯总制造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知识型服务收入，最终识别出开展知识型服务战略的制造企业。经识别，共计有1998个年度观测值实施了知识型服务战略，具体如表1所示。除知识型服务相关数据来自手工收集外，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Wind及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与研究模型

1.因变量。鉴于公司战略转型经济后果主要体现在公司业绩的变化，本文选择公司业绩为关键因变量，具体包括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参考谢德仁等（2018）的做法，分别选择资产收益率（ROA）与托宾Q（TobinsQ）作为替代因变量。

2.自变量。上市公司开展知识型服务战略可直接借鉴的指标偏少，仅有的成果多以虚拟变量衡量。借鉴Neely（2008）等多数学者的做法，设置虚拟变量实施知识型服务战略（KS）。采用综合判定法，逐一分析制造业上市公司当年经营范围与主营业务收入构成等，对同时满足经营范围涵盖知识型服务业务并获得相关服务收入的制造业上市公司，KS赋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影响上市公司业绩的因素较多，为弱化遗漏变量的影响，设置控制以下变量：财务杠杆（Lev）、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董事会人数（Boardsize）、独立董事占比（Indirecter）、两职合一（Duality）、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财务质量（Opinion）。同时，进一步控制了行业（Industry）及年份（Year）固定效应。各变量的定义及说明见表2。

4.研究模型

为检验和分析知识型服务战略对我国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构建式（1）线性回归模型。同时，考虑到知识型服务战略与制造业绩效间亦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我们在稳健性测试中替换非线性模型做进一步检验。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因变量财务业绩ROA均值为0.038，最小值为-0.271，最大值为0.234，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业绩表现存在一定差异。另一因变量市场业绩TobinsQ均值为2.076，标准差为1.530，说明不同制造业上市公司市場业绩存在较大差异。核心自变量知识型服务战略KS均值为0.204，标准差为0.291，说明有相当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实施了知识型服务战略，其占比约为总样本的20%。从控制变量看，制造企业财务杠杆Lev均值为0.474，标准差为0.214，表明其有一定的长期偿债能力，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公司规模Size与年龄Age均值分别为22.260、2.917，标准差分别是1.313、0.286，表明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具有规模较大、成立时间较长的特征。公司治理变量中，董事会人数Boardsize、独立董事占比Indirecter、两职合一Duality、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变量均值各为2.161、0.371、0.215、0.351，这与我国资本市场中制造业上市公司现状相符，反映了其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能力。财务质量Opinion变量中，近97%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符合适用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要求。总体而言，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有研究成果及我国制造业现实特征基本一致。

表4列示了变量相关系数分析情况。知识型服务战略KS与财务业绩ROA显著正相关，初步揭示制造业上市公司开展知识型服务战略对财务业绩有显著积极影响，市场业绩亦然。再者，多数变量相关系数小于0.5，方差膨胀系数低于10，未发生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二）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模型（1），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列（1）、列（3）分别考察了制造业上市公司实施知识型服务战略对财务业绩及市场业绩的影响。考虑到知识型服务战略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经济效应可能随战略的深入推进而产生更剧烈的“反应”，即发生“时滞效应”。在此基础上，列（2）、列（4）进一步考察了T+1期的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从回归结果看，如列（1）、列（3）所示，知识型服务战略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实施知识型服务战略能够显著提升T期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列（2）、列（4）将考察窗口拓展至T+1期，上述影响依然明显，说明知识型服务战略经济后果存在较明显的“时滞效应”。由此，主假设得以证实。

控制变量方面，第（1）、（3）列显示，财务杠杆Lev对当期财务绩效具有抑制作用，制造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偿债风险越大，越不利于财务绩效提升，但对市场绩效无显著影响；制造企业公司规模Size显著促进了财务绩效提升，同时因“船大难调头”有碍市场竞争，一定程度抑制了市场绩效；公司年龄Age越久，越难以显著、快速提升财务业绩，但较长的成立年限，易在市场中发挥“老字号”优势，显著提升企业市场价值及绩效；制造企业公司治理变量董事会人数Boardsize、独立董事占比Indirecter、两职合一Duality、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总体有利于制造企业财务及市场绩效显著改善，这是源于较好的公司治理行为有助于优化经营管理活动，充分获取财务及市场收益；财务质量Opinion提高了资产收益率ROA及托宾Q值（TobinsQ），说明良好的财务质量及审计意见有助于促进制造企业获得更高财务及市场绩效。第（2）、（4）列T+1期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与T期总体近似，并与已有研究中控制变量结论基本吻合。

事实上，以知识为基础的智力要素价值创造能力较强，有利于制造企业摆脱单一生产工业品的“微利”困境，并通过向高新技术服务拓展，实现价值链升级与业绩突破。例如，国内某制造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传统家电与通讯器材产销。囿于上述主业近年来聚集了大量同质化竞争对手，相应工业品业绩增长乏力。2016年起，该公司及时调整主营业务，在既往工业品产销基础上，借助已积累的研发与设计智慧，推出主板产品设计与开发等知识型服务主营业务。知识型服务战略推行当年，知识型服务主业毛利率约为35%，贡献1424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占同年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约为12%。次年知识型服务主营业务收入增至70475万元，较2016年增长395%。通过践行知识型服务战略，探索由单一商品产销者向高价值工业与服务提供者转变，该制造业上市公司实现了关键业绩指标的显著提升。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变量与模型测试

公司业绩与知识型服务战略有多种测算方法，采用单一指标考察可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

因而首先借鉴邵帅和吕长江（2015）的做法，分别基于净资产收益率（ROE）及个股年度收益率（Return）重新计算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其次，参考陈漫和张新国（2016）等的做法，利用知识型服务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Proportion）测度知识型服务战略实施变量，且该指标均值较高，约为0.175，说明其对制造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有较大贡献。从表6的回归结果看，替换主要变量后知识型服务占比对财务业绩及市场业绩的系数都显著为正，结果较稳健。

知识型服务战略对制造企业业绩可能产生非线性影响。加入知识型服务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的二次项（Proportion2）构造新模型（2），以此考察两者是否存在U型关系，弱化线性回归偏误。表6非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列（3）与列（4）中知识型服务占比二次项（Proportion2）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即使考虑模型偏误因素，知识型服务战略对制造企业绩效仍存在显著的线性促进作用，这与赵宸宇（2021）的研究结论有一定契合。

2.考虑产值与剔除特殊年份测试

工业产值反映制造企业工业生产的规模及水平，较高的工业产值有助于推动制造企业向知识型服务转型。为避免遗漏价值链变量，将模型中加入产值（Opvalue）变量进行回归。其中，工业产值通过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与库存商品之和取对数测度，该变量均值为21.750，符合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产值现实特质。表7列（1）、列（2）回归结果表明，产值（Opvalue）变量显著影响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效果，但即便考虑产值影响，回归结果依然支持绩效促进效应。

特殊年份社会消费及服务销量低迷，可能对制造企业战略实施业绩产生影响。金融危机期间，作为世界工厂的我國制造业纷纷布局转型升级，其知识型服务战略效益可能受到金融贸易环境影响，使得估计结果缺乏稳健性。在此借鉴陈丽娴和魏作磊（2020）的做法，剔除发生世界性金融危机且外生政策干扰较强的2008年样本。表7列（3）、列（4）回归结果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说明该回归结果较可靠。

3.Heckman两阶段与GMM测试

囿于开展知识型服务战略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本身可能业绩更优，为控制样本自选择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选择Heckman两阶段法进行缓解。同时，参考陈丽娴和沈鸿（2017）的做法，通过行业财务杠杆（Ilev）、行业资产收益率（IROA）、公司营业收入（Revenue）构建制造业上市公司是否倾向开展知识型服务战略的模型，以此估计逆米尔斯比率IMR。从表8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看，在控制逆米尔斯比率IMR后，知识型服务战略KS对财务业绩及市场业绩的系数显著为正，再次支持了上文的结论。

鉴于业绩较好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往往更具资源与能力优势，其更有动力持续开展知识型服务战略，可能存在跨期内生性问题。为缓解动态内生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我们采用系统GMM模型①，并按照惯例对财务及市场业绩滞后两期再次回归。表8列（3）及列（4）回归结果中，Wald值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以滞后两期方式回归GMM模型较恰当。滞后一期的财务业绩L1.ROA与市场业绩L1.TobinsQ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可能存在的跨期内生性问题后，知识型服务战略仍显著促进了财务与市场业绩提升。

4.PSM-DID与安慰剂测试

为控制公司层面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以及整体时间趋势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使用PSM-DID与安慰剂测试（Placebo-test）进一步回归。首先，知识型服务战略并非外部施加的普适性政策，而是不同制造企业基于自身状况与行业趋势做出的新发展布局，有一定内生性。参考魏作磊和王锋波（2021）的思路，以实施知识型服务制造企业作为实验组，并以财务杠杆（Lev）、公司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托宾Q（TobinsQ）为匹配变量，按照1：2临近匹配控制组样本。从表9匹配结果看，匹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间匹配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衡性要求。根据匹配结果设置知识型服务战略的二元变量（Treat）以及时间变量（Post）①，列（1）、（2）中倍差法回归交乘项Treat*Post显著为正，再次支持本文的结论。

再者，为排除整体时间趋势影响，采用Topalova（2010）的做法，在制造企业开展知识型服务实际年份前1年、2年，分别设置虚假服务化时间，并构造交乘项实施安慰剂测试。若知识型服务战略与财务及市场业绩关系不存在明显时间趋势影响，理论上交乘项Treat*Post将不显著。表9列（3）～（4）以及列（5）～（6）分别为提前1年、2年的安慰剂测试，结果显示，列（3）至列（6）中构造虚假知识型服务时间的交乘项Treat*Post不再显著，表明时间趋势并不能改变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战略经济后果，即通过安慰剂测试。

（四）拓展性分析

1.影响机制分析

（1）改变要素结构

已有学者研究认为，要素结构变化反映了企业价值链优化方向。知识型服务本质上扮演知识资本运营的角色。制造企业实施知识型服务战略，意味着知识要素上升为构建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资源。推动知识要素优化配置成为制造企业实现知识型服务创造与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事实上，制造企业无论提供智力咨询、系统策划，抑或解决方案、设计与开发等服务，均以迈向价值链高端为导向，需要投入大量知识型要素资源，其必然改变原有要素结构，强化知识要素配置水平，进而促进业绩倍增。因而，在知识型服务战略中，知识要素结构可能影响制造企业最终业绩表现。我们采用葛顺奇和罗伟（2015）对知识要素结构变化（Intellstructure）的度量方式，通过本科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占员工总数比重指标，考察知识要素结构这一影响机制是否存在。

参考周楷唐等（2017）的机制检验方法，知识要素结构机制检验结果汇总于表10第（1）至（5）列。第（1）列为知识型服务战略对知识要素结构（Intellstructure）影响的回归结果，第（2）～（5）列按照高层次人才占比中位数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列（1）知识型服务战略整体上显著促进了高层次人员占比提升，制造企业知识要素结构得到调整与优化。进一步看，列（2）～（3）知识型服务战略KS在知识要素高组对财务业绩ROA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其估计系数0.021高于低组0.007，且系数差异性检验支持了上述结论。对于列（4）～（5）市场业绩，知识型服务战略KS在知识要素高组显著促进了市场业绩TobinsQ改善，相应估计系数为0.075，而在知识要素低组却未发生显著作用。这表明，知识型服务战略通过提高和优化知识要素水平来优化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

（2）强化创新投入

知识型服务体现着制造企业的转型思路，蕴含商业模式及创新变革思维（陈菊红等，2020），而供给智力咨询、系统策划，抑或解决方案、设计与开发等新服务内容，需要凭借突出的创新能力深化知识型服务转型，即必须借助创新投入来推动。在中国，发挥创新驱动在转型升级中的贡献被视为制造业摆脱传统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发展困境的重要突破方式之一。知识型服务战略以长期生产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围绕服务创新不断自我改造，并通过强化创新投入确保服务转型完成（邢会等，2022），进而提升制造企业绩效。因而，创新投入是知识型服务战略绩效提升的潜在影响机制。本文通过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测度创新投入（R&Dinput）变量，据此考察创新投入路径。

表10第（6）至（10）列为研发创新投入机制检验结果。第（6）列呈现了知识型服务战略对创新投入（R&Dinput）影响的回归结果，第（7）～（10）列基于研发投入占比中位数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列（6）知识型服务战略KS估计系数为0.012，其显著增强了制造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列（7）～（8）知识型服务战略KS仅在研发创新投入高组显著为正，估计系数为0.007，说明其对高研发投入的财务绩效改善作用更明显。而列（9）～（10）知识型服务战略KS在研发创新投入高低两组均对市场绩效TobinsQ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25、0.274，但经系数差异性检验，研发创新投入高组估计系数显著更大，说明知识型服务战略KS在研发创新投入高组对市场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以上表明，知识型服务战略亦通过强化创新投入来促进财务与市场绩效提升。

2.产权异质性分析

从内部约束看，产权异质性是影响企业战略表现和业绩后果的重要内部因素。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经营目标、激励机制、竞争意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制造企业实施知识型服务战略的业绩后果可能存在一定差别。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及政治基础，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在扩大就业、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起表率作用，知识型服务战略创新驱动业绩提升的思维可能存在一定固化。再者，相较于民营企业，中长期激励方式单一、市场化运作局限等制约了国有制造企业的创新产出，开展知识型服务战略过程中可能出现低效现象，即难以及时捕捉与广泛满足市场所需智力咨询与开发服务业务需求，导致知识型服务业绩后果不及民营制造企业。

表11根据产权异质性将样本分为国有组和民营组①，分组检验不同产权性质制造企业在实施知识型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业绩后果差异。第（1）、（3）列的结果表明，知识型服务战略尚未在国企组显著影响财务及市场业绩，而在第（2）、（4）列的民营制造企业样本中却显著为正，估计系数分别为0.010、0.231，说明制造企业知识型战略与业绩表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产权异质性，且民营制造企业开展知识型服务取得了更积极的经济效果。

3.市场异质性分析

从外部约束看，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制造企业战略绩效和经营行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不同区域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现实情景下，市场异质性更加不可忽视。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是我国的现实国情，东部地区在法治进程、商业环境、资源禀赋、组织发育等方面显著占优，其市场化程度更高，以知识要素为核心的服务业务创新易被市场接受和认可，这使得作为竞争性部门的制造业更有动机发力富有“三高”特征的知识型服务转型来获得经济回报与市场收益。另一方面，在非市场因素还占有一定比例的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偏低，高端服务产品不仅面临着来自行政干预、市场垄断等挑战，还可能受到智力服务市场需求不足与“劣币驱逐良币”制约，由此导致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战略业绩偏差。

表12依据市场异质性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组和其他地区组①，分别考察地区市场化差异对知识型服务战略转型业绩的影响。区分地区市场环境来看，第（1）、（3）列东部地区样本中，实施知识型服务战略的KS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第（2）、（4）列其他地区样本中相应回归系数却不显著，说明相对于市场发育程度有限的其他地区，东部地区更会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业绩提升，该结论支持了市场异质性预期。

六、结论与建议

文基于沪深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20年面板数据，研究了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战略与财务业绩、市场业绩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制造企业开展知识型服务战略，彰显了以长期生产工业品积累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开发与其价值链相匹配服务的努力，显著促进了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2）优化知识要素与强化创新投入是知识型服务战略影响制造企业业绩的关键机制，其利用摆脱单一产品生产局限，增强知识要素和研发创新投入，开发与供给高利润、低替代性的知识型服务，即以高附加值的知识要素及创新资源投入驱动企业获得丰厚业绩。（3）知识型服务战略对业绩的影响存在产权差异。囿于民营制造企业政策负担更小、激励机制及市场化导向更明确等，开展知识型服务对民营制造企业业绩促进作用更强。（4）知识型服务战略对业绩的影响存在市场差异。鉴于东部地区在法治进程、商业环境、资源禀赋、组织发育等市场化进程中的优势，位于东部地区的制造企业在推动知识型服务过程中更少受到智力服务市场需求不足与“劣币驱逐良币”等干扰，其对增强业绩的效果更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鼓励制造业向价值链高度相关的知识型服务方向转型，完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创新的基础在于价值链高度相关，当前我国“两业融合”过程中仍存在科技引领不充分的问题，迫切需要依托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知识型服务实现转型升级（黄群慧等，2021）。首先，政府应营造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环境，优化高端服务发展生态，突破知识型服务发展的外部瓶颈，激发传统制造业知识型服务转型活力。其次，加快对服务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规制，鼓励制造业创新智力服务业态，加大产业引导、政策配套、财税支持力度，推动传统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的知识型服务升级。

（2）以知识型服务创新业为契机，强化知识要素投入和研发创新水平，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制造企业实施知识型服务战略的经验证据表明，其有助于显著提升公司财务业绩与市场业绩。因而，国内制造业要以“两业融合”创新为契机，通过科学选择和实施诸如知识型服务等有助于价值链升级的创新发展战略，破解传统制造“微利”困境。同时，抓住制造业知识型服务促进效益倍增的“牛鼻子”，强化知识要素在生产经营中的开发与应用，通过不断优化知识要素结构、加大研发创新力度来挖掘新利润来源和促进高价值服务产出，逐步形成知识要素创新驱动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促进传统制造业由“夕阳”变“朝阳”、从“红海”到“蓝海”。

（3）重视企业与市场异质性，稳步改善助力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取得成效的产权、市场约束。本文发现知识型服务战略对业绩的影响存在产权、市场差异。一方面，应进一步发挥民营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转型优势，深化充分竞争型国有企业改革，完善能充分激發其转型活力的激励机制，增强市场竞争意识，促进国有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经济效应最大化。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应加快市场化进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动“三高”要素市场自主有序流动，培育智力服务市场需求，改善上述地区市场化程度对知识型服务业绩提升的外部约束，进而变现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发展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