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琴

[摘  要]

上海是秦邦宪（博古）学习和工作的重要地方。他在上海总计3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一名普通青年学生、党的普通工作者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巨大变化，他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理论修养和领导才干，在上海期间都得以充分的锻炼、培养和展示。在上海，他的革命信仰和工作能力不断得以提升，虽然他主持的中共临时中央因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但从一分为二的观点看仍有一定贡献，带领全党度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探索阶段。

[关键词]秦邦宪（博古）；上海；临时中央；革命经历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2-0059-07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的驻扎地，党的早期领导人大都在上海从事过革命活动。秦邦宪（博古）在上海总计3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一名普通青年学生、党的普通工作者到中央领导人的巨大变化。如此巨大的变化，除了个人具备综合才智外，革命急剧变幻的年代也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秦邦宪在上海革命的具体史实在相关著作和研究中已有详尽记载，本文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他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心路历程，以加深对他个人及其所处时代的复杂性的认知和研究。

一、加入共产党：坚定革命道路和政治信仰

1925年秦邦宪到上海大学读书前，就已与革命有一定联系。在国共合作大潮下，他深受从上海到苏州宣传革命活动的恽代英等人的影响，开始参加一些政治运动，先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爆发后，他通过参加苏州学生联合会、无锡后援会等团体活动，积极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9月，秦邦宪成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一年级学生。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办，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尤以社会学系阵容最为强大，师生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入学不久，秦邦宪就被时任中共上海大学支部书记的高尔柏和同乡好友顾谷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高尔柏回忆，秦邦宪入党后被划在上海大学政治觉悟较高的党小组，得到较多的帮助，进步也更快了。

秦邦宪在上海大学很快脱颖而出，被选派为党内理论名家瞿秋白、恽代英等到校演讲的记录者，这使他能充分接触到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1925年12月8日，瞿秋白在上海大學作讲演，后以《国民革命与阶级争斗》为标题刊登在上海中山主义研究会的刊物《中山主义》周刊第1期（1925年12月20日出版），记录者为秦邦宪、崔小力。同月，恽代英在上海大学作演讲，秦邦宪做记录，以《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为题发表在《中山主义》周刊第2期。上海中山主义研究会于1925年11月19日成立，是中共上海区委针对上海国民党右派（后发展为西山会议派骨干）的“孙文主义学会”而成立的组织，《中山主义》周刊为其会刊。

上大团体众多，团体活动丰富多样。秦邦宪在上海大学参加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等相关社团活动，他还结合自己的所思所悟撰写了不少时评文章。这也是他入党后不久被就派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事宣传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任宣传干事：提升思想认知和革命实践能力

秦邦宪1927年的莫斯科履历表中记录：1926.2—9月在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工作，薪金每月30元；住处为：辣斐德路慈安里五号。1943年，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反省稿中写道，“曾在共产党占多数的上海市党部工作过”，“到市党部当宣传干事，工作为起草一些宣传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撤销之后，1926年1月1日在上海成立的又一个体现国共合作的机构，实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1926年初，秦邦宪被派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事宣传工作。在他任这一职务期间，正是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宣传工作、注重培养宣传人才的时期，也是中共上海区委加强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导的时期。为贯彻执行上一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宣传问题议决案》，1926年1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制定工作计划，指出，“每遇一政治问题发生，宣传部应立即将本问题之宣传的要点编成宣传纲要分发于各部委及各负责同志。遇有特别重大问题时，除发传单及宣言外，还必须出专册”；“每次重大问题发生，宣传部在事前和事后均须注意派宣传员到各部同志中去讲解，以便各个同志对此问题有清楚的认识”；“每周应有一政治宣传大纲分发于各部”。据此规定，其后上海区委宣传部针对重大时局变化和政治事件，不断发布宣传大纲，以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和革命行动。从这些宣传大纲所涵盖的主题来看，涉及到国内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重要革命纪念日、国外工运等各方面内容。同时，1926年上半年在中共上海区委部署的几次重大革命活动中，宣传工作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重要参与者之一。第一次是在1926年3月纪念孙中山活动中，中共上海区委部署的发传单、贴标语工作，标语共7万2千张，其中1/3交各区党部贴；1/3交上总贴；1/3由国民党上海党部雇人贴。第二次是在1926年3月举办的三一八惨案抗议活动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开各区党部联席会、青年活动分子会、各分部联席会，派代表与总商会接洽、登报、发表宣言、发告全国人民书，发传单8万张。第三次是在1926年5月援助英国同盟罢工及五卅周年纪念运动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有分派宣传任务。秦邦宪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事的宣传工作，应是上述几次活动的组成部分。这些工作对他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理解党对重大政治事件的阐释宣传，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有很大帮助。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上海区委密切关注北伐局势，不断强化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领导工作，并对其进行整顿。6月14日，中共上海区委通告指出，每个同志都应绝对服从党团，受党团的指挥，努力工作，不得再有过去各不相属、涣散消沉的恶习。6月22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情况，罗亦农指出其存在的领导工作不力、内部不和、经费紧张等问题，提出要加强党团建设。7月11日，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再次指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能领导革命，存在不懂国民党工作、太依恃团体、敷衍等三大缺点，提出机关人员要振作精神以及整顿市党部的初步办法，决定国民党市党部直隶区委，区委书记兼党团书记。在上述加强领导和内部整顿情形下，秦邦宪作为在市党部工作的宣传干事，被指派参加指导下属区分部的工作。根据《民国日报》《申报》记载，1926年6月至9月，秦邦宪有8次代表国民党市党部，出席第四区及第四区第十一、十四分部召开的会议，报告最新政治局势和北伐军情况。秦邦宪到上述国民党区分部宣讲的内容，均应符合这一时期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的内容。这几个月，上海区委宣传部根据国内外大事和政治形势发展继续发布宣传大纲，主题有上海总工会被封事件、反对苛捐杂税、米价腾贵、会审公廨、北方政局、关税会议、北伐军进取长沙、反对全亚细亚民族大会、学生运动、“九七”纪念、北伐军攻下武汉后的政局等内容。同时，秦邦宪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参加过隶属于中共上海区委的法租界部委举办的3次活动分子会。他回忆听了有关工人罢工、国民革命中的阶级及策略、北伐等报告，这些内容也都在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布的宣传大纲内。

1926年秋，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系列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同时领导上海总工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学联等团体组织，加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使驻守上海的军阀惊恐万状，10月6日，淞沪警察厅纠集法租界当局查抄并封闭国民党市党部，逮捕包括梅电龙、秦邦宪等在内30余人。经努力，翌日被捕人员全部无罪释放。中共上海区委并未受此次波折影响，继续推进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但因准备不足，起义失败。秦邦先参加了这次起义的筹备工作。

需指出的是，秦邦宪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的自我反省中谈到这一段经历时多次提到的“张然和”，经考证当为“张永和”。根据中共上海组织史，这一时期并没有“张然和”这个名字，而“张永和”与高尔柏、梅电龙等一样，都是当时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中比较活跃的负责人。根据党组织的辖地原则，处于法租界的共产党组织，起初归徐家汇独立支部管辖，1926年6月徐家汇独立支部与新成立的法租界独立支部合并成立法租界部委后，就归法租界部委管辖，首任法租界部委书记是张永和。秦邦宪作为在法租界内工作的中共党员，参加本区域内活动分子大会时见到的应是张永和，其后通知他到苏留学的也应是时任中共法租界部委书记的张永和。

总之，秦邦宪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事宣传工作期间，不仅增强了对国共既合作又冲突的复杂性的认知和实际干事能力，也使他很快进入由罗亦农领导的中共上海区委视野，继而被选拔留苏学习，在更广阔的舞台中获得锻炼和培养。

三、选派赴苏留学：培养马列理论修养和国际视野

为加大对中国革命人才的培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区委继1925年选派第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后，1926年筹划选送第二批学生，秦邦宪有幸被选入。这在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中有明确记载，此前研究中较少有人提及。

1926年8月10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在选送留苏学生问题上，提到要严格慎选，秘密物色。9月21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初步确定名额比例和选送名單，并决定“给三个市党部”。9月29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决定：“赴莫事，在法界大学决定只谷宜，邦宪，现在要不承认，因为期尚远，且提出如果表现不好，可以取消。”此次会议正式明确秦邦宪赴莫留学，并要求对个人严格保密。10月7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提到赴中山大学名额要减少，只限30人，秦邦宪仍在名单之内。

留苏事宜由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和保密纪律要求。1926年9月29日，上海区委为派送中大学生问题致各部委、独支信中指出，“此次赴中大读书同志，完全由枢蔚考察情形，决定派送，任何同志不应向团体提出请求，且已经决定派送之同志，在未解除职务以前，更不应随便荒弃工作”；“且须禁止同学相互传论，以免影响各方面工作，实为至要”。上海区委还制作一封“为填报赴中大读书表格事致各同志信”，要求“惟在未通知召集以前，须绝对遵守下列条件：1.不得荒弃原任工作；2.不得对其他同志宣传”，否则取消入学资格。

各项选拔事宜筹定后，10月9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人员谈话会，罗亦农在讲话中谈到赴莫斯科学习的意义，鼓励大家要珍惜机会努力学习，“此次赴莫是你们好机会，可学许多革命的理论与经验，与赴欧、赴美留学不同”，“现在东方、欧洲都采用列宁理论。我们赴莫就是学列宁理论。诸同志有很多缺乏列宁理论，是好机会不要错过”，还勉励他们要好好用功，回国做“革命的主力工作”。他还谈到留苏学生内有不少国民党员捣乱，情形很糟，“在此纠纷之下，我们去不但学理论，且要解决内部右派捣乱情形，要明白右派情形”。秦邦宪应参加了此次行前动员会，并根据要求填2份详细表格，交4寸半身照片4份。当月，他启程离沪赴苏，学习先进的革命经验。

从1925年9月至1926年10月，秦邦宪在上海的这一年，除了参加上述革命活动外，还在《无锡评论》《无锡新闻》等期刊不断发表文章，共有30余篇4万余字的文艺、时评文章，表达他日益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1925年8月19日，他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开辟这个艺术之园》，以思辨的方式对于自己所钟爱的文学艺术和要投身于革命现实这两个不可分离的世界进行深入思考，希望能在这两者之间平衡。“一面于现实中努力改造，以求理想天国之出现；而另一方面呢，则浮沉于艺术园中，以求性灵的安慰。”然而，从他进入上海大学后所发表的文章看，大都是关于社会改造和革命的时评类文章，文艺类的文章越来越少。这说明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他无法找到二者之间最佳平衡，最终应时代召唤走向职业革命家道路。

他在上海这一年间所发表的文章中充满思辨能力和才华锐气，展现出一位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年轻革命者形象。1925年10月7日，他发表《实业界青年的五大弱点及其补救方法》，认为青年“就是朝气勃勃、奋发有为的人物”，指出实业界青年存在怠惰、怯弱、虚伪的弱点，为此要勇猛精进、知行合一、强固意志、不畏死难、诚恳朴实。在《杨千里先生来锡后之感想——官僚果能铲除绅阀么》指出，官僚、绅阀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本质，号召“到我们的旗帜下来”。在《破坏与创造》中阐明革命与创造真善美的关系，写道：“我们咒诅一切无主义、无目的、无新理想的漫破坏，但我们必须崇敬一切真善美的创造者，而我们更须膜拜一切为美善真的创造的先驱而破坏一切丑恶伪的破坏者。”经过将近1年的学习锻炼，1926年7月，他发表了《世界中国与无锡》，以更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析社会问题，视野开阔，格局宏大。

四、任职共青团中央：展现高水平的政治理论功底

1930年5月，秦邦宪留苏归来，先是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和《劳动报》编辑。此时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推行之际，秦邦宪与几名留苏归来学生对此坚决反对，在经历一番沉浮后，最终在共产国际米夫等支持下，秦邦宪走上共青团中央领导岗位。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秦邦宪为团中央委员，并在中央局工作，请团中央以通信方式补选。

1931年初，秦邦宪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月任团中央书记。档案资料证明，他是被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共青团中央推荐选拔为中央局书记。这说明他在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之前，确实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作为共青团中央书记，秦邦宪可列席中共中央会议，可谈自己看法。3月2日，他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张闻天关于工人运动形势的看法发表不同意见。任团中央书记这一职务，使他能了解党中央的重大决策，熟悉中央高层工作运作机制，为其后领导党中央机关打下一定的基础。

1931年1月到9月秦邦宪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团中央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其中有3月中旬由秦邦宪起草的《中国共产青年团四中全会决议》，虽然这一决议与他当时起草撰写的其他文章一样含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但也包含有益的内容。比如在群众组织方面，决定首先在上海、香港、天津、广州、青岛、哈尔滨组织反帝大同盟，与党一起共同筹备反帝同盟全国代表大会；动员全体团员加入济难会、革命互济会，并选派得力同志到救济会中工作等。而反帝大同盟、济难会正是当时重要的进步群众团体，引领很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留苏归国初期，博古著述并不多，到团中央任职后开始在党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其中有署名“伯虎”发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今年的世界经济恐慌情形》《停付债款与赔款问题》《苏联的五一节》《西班牙革命》《可怕的水灾》等，体现了他留苏学习后提高的政治经济理论水平和开阔的国际视野。

五、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领导党中央有序运转和阐释党的政策主张

1931年4月、6月，党内先后发生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致使中央委员王明、周恩来公开活动困难，党中央工作陷入困难状态。9月，国民党发出通缉瞿秋白、周恩来、王明、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7人的悬赏密令，党的工作环境日益凶险复杂。同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在此多重危难情形下，9月下旬，秦邦宪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

新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继续照搬苏联经验，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这已是定论。但也有一些学者从辩证观点，对临时中央给以客观述评，指出其正面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尽力适应形势，勇于担当，保证党中央有序运转，保持党的统一领导。二是高举抗日救亡大旗，保持党在全国人民心中抗日救亡的形象，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三是引领国统区斗争，推动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培养出一支坚强的文化队伍。四是推动苏维埃运动，全力动员支持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军斗争。苏维埃运动是中共仿效苏俄而又兼具中国特色的革命运动，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阶段，数年间就形成一支不容小视的武装力量，走上武力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秦邦宪1936年向斯诺谈到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工作，言及自己“参加了党中央研讨政策的一些会议。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讨论满洲事变问题的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口号：‘武装群众，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至今一直都在坚定地奉行这一路线”。他还说道，“1932年秋，红军发表了第一个宣言，向全国提出共同抗日、结社自由、停止内战和武装民众的纲领。我们现在的纲领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发表这一宣言，是我离开上海去江西时上海党中央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

虽然秦邦宪主持的临时中央未能摆脱“左”倾教条主义，但是他勇挑重担，使中央各项工作摆脱此前一度混乱的局面，步入运行轨道。临时中央机关精简，秦邦宪、张闻天等主要领导均由自己执笔起草决议、指示，撰写文章，工作效率很高。决议主要由秦邦宪写，张闻天则根据决议写文章。从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的重要会议、通过的各类文件中，可看出其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党的各项重要工作都有呼应和处置，起到了政治引领、凝聚动员作用。

一是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时任中央委员的张闻天年谱、陈云年谱、刘少奇年谱可知，从1931年9月下旬，特别是1932年1月至1932年10月，临时中央召开了39次中央会议，其中政治局会议9次，政治局常委会30次。这些会议对国内外大事、中央苏区和国统区的工作都有讨论决策。特别是多次讨论一·二八淞沪抗战策略、沪西工人大罢工问题，使该罢工得以持续4个多月之久，沉重打击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央苏区方面，临时中央商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苏区报告，制定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纲领政策，明确中华苏维埃和红军活动的基本方针。从中央会议召开情况看，临时中央的各常委之间分工明确，不同意见会上可以充分商讨。秦邦宪与张闻天之间的意见有合有分。如1932年2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工人反日会工作，两人的意见不同。8月2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反帝工作、失业工人工作和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张闻天不赞成秦邦宪有关锄奸团的说法。10月6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同意秦邦宪关于中央苏区的两点意见。

二是参与草拟或审定通过中央文件，部署指导全国各地工作。根据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临时中央成立后至1933年1月迁往苏区之间，在所收录各类文件70余件中，其中一些决议由秦邦宪起草。如揭露国际调查团实质的《关于李顿调查團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在短时间内起草完成，充分展示了秦邦宪外语能力、国际视野和写作水平。临时中央文件所涉及的重大事件，有广州起义纪念日，反对日本侵略东北三省、占领锦州、进攻热河华北，关于一·二八事变，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北方各省代表会议等重大事项。对比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这些重要文件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反帝抗日的中流砥柱。临时中央文件所涉及的国内、党内重要工作，如加强对苏区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山东、河南、河北等各地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等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指导，其中涉及到反帝大同盟、陕甘边游击队、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等，都是当时的重要问题。

三是撰写文章阐释党的政策理论。秦邦宪在上海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期间，行政事务繁重，个人发表文章不多，目前其文集中收录有7篇。这些文章主要是紧扣党的政治主张和国内外形势，进行阐释宣传，其中有一些有益的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左”倾关门主义的模范》中，他批评上海一些党组织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动员群众工作中存在“左”倾关门主义，指出一切旧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法和方式，是目前党的工作开展的主要阻碍，应加以无情斗争。在《要不要分裂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而另组革命学生会》中，指出上海各大学的反日救国会是在反帝运动中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之一，應尽可能利用这个组织广泛吸引学生参加反帝运动和革命斗争，而不是“关门主义的简单的分裂”另外成立革命组织。在《论学生运动目前的形势》《在转变中》《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3篇文章中，分析九一八事变后革命形势的转折和特点，强调不能将民众政权与苏维埃政权割裂对立，认为只有民众革命及民众自己的政权，才能达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评我们对于拥护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文前附有《中央为反帝运动致各级党部的信》（实为1932年2月15日《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里的一段话，指出报纸与宣传品应该最大限度宣传“工人们到红军中去”的口号，并提出宣传报道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除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外，秦邦宪也与普通党员干部有接触。据姜维新回忆：大约在1932年5月，他参加了秦邦宪主办的中央组织部训练班。过了20天左右，秦邦宪对他说，传说外边要抓他，风声很紧，让他先避一避，暂时不要到训练班。又过了1个月，中央通知他到上海法南区委任书记。

1932年底，在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大量被破坏情形下，临时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经共产国际同意，12月底张闻天先行一步转赴中央苏区。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出发至中央苏区，由此长期驻守上海的中共中央搬离上海。此后，除了七七事变后为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秦邦宪曾随周恩来回上海进行短期活动外，他再也没有回到上海。1946年，秦邦宪因“四八”空难牺牲，没能看到上海解放和新中国诞生。

六、结语

秦邦宪聪敏乐观，爽朗刚强，一生功绩卓著。他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兼具国际视野，对中国革命胜利充满坚定的信心。他救国为民的心胸情怀、不畏艰险的担当精神，及其理论修养和实干才能，在上海学习和工作期间都已得到充分展现，而这也都离不开党组织不断的培养和锻炼。

从他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来讲，他朝气蓬勃，勇于进取。在大学时代，他就是“一个好学深思热情勇敢的人”，团结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他能在中国革命阵营中成为重要领导人之一，不是偶然的。他在上海的快速成长，离不开中国大革命蓬勃发展以及中国苏维埃运动兴起的时代大背景。虽受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时代所限，秦邦宪领导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很大损失，但从辩证的观点看，仍有其贡献。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他面临后人难以想象的凶险艰难，但他凭着英勇无畏的精神，尽力不辱使命，带领全党度过一段充满艰难困苦、曲折复杂的历史阶段。

“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秦邦宪是“钢铁一样的人”。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是其不懈的奋斗精神仍值得传扬。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副处长

（责任编辑：沈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