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朱高峰  采访：黄金平  张鼎  董婧

时间：2022年11月15日  整理：段春义

[口述前记]

朱高峰，1935年生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翌年被选派留苏，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学习。1953年赴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电话电报通信系学习，1958年毕业回国。历任邮电部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员、工程师，邮电部第六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1982年4月至1994年8月任邮电部副部长。1994年6月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担任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从进入通信行业开始，不断攀登科技高峰：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4年，其所负责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因其本人已到领导岗位遂未列入）；2016年，获光华工程科技工程奖；2022年，获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

一、从清华物理到苏联电信

1951年，我高中毕业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大一快暑假时，国家要选派一批学生去苏联。清华大学选了100名左右学生，经过考试，选拔了30多人，到北外的俄语专科学校学习。在学习的8个月中，我们听了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报告。刘少奇专门到学校里来给我们作报告，周恩来的报告是我们到怀仁堂听的。被派往苏联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工作分配，我被分配到邮电部。临行前，邮电部的领导还接见了我们，专门为我们介绍情况。虽然报告和谈话的具体内容记不太清了，但是足见国家对留苏工作的重视。

1953年秋，在结束俄语专科学校学习后，我们被派去了苏联。清华大学物理系报名留苏7人被选中6人，当时在清华是最多的。我被分配到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电话电报通信系电信专业。当时没有太多想法，国家需要什么就学什么，身负回国参与祖国建设的重任，就是要听从祖国号召，学习当时国内最需要的通信专业。当时苏联有2个电信学院，一个是莫斯科电信学院，但是当年还没有中国学生，另一个就是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革命年代，从事情报工作的李强，也在这里学习过，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无线电台创始人之一，是中央特科成立无线电通讯科时的首任科长。我们到莫斯科时，李强在我驻苏使馆任商务参赞，还专门接见了我们几个人。列宁格勒电信学院不允许插班，需从一年级开始读，所以我就读了5年，1958年毕业。我本来学的外语是英语，经过俄语训练班的学习再加上到苏联几个月的学习，俄语很快就熟练了。我们大学多学了2年，基础数理化都比较扎实，语言也没问题，所以学习并不感觉吃力。

在苏联的学习有两方面可以重点说说。第一是专业。苏联的学制基本是学习德国的，属于欧洲大陆派，大学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比较紧密。十月革命后，苏联根据短期内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设立了大量部门，高校专业分得很细，这种体制成为我国“文化大革命”前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并一直延续影响到今天。这种教学体制，客观分析有利有弊，培养出来的学生与工作专业较对口，上手较快，不需要用人单位投入较长时间再培训；但学生专业知识面较窄，转向有难度，创造性不足，创新能力不强。虽然当时苏联邮电通信并不处于世界前列，但是比我们国内还是先进的。当时中国邮电通信极其落后，全国只有几十万门电话，几千条长途线路，只有明线3路载波机，解放前夕从美国买了2套12路载波机。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同志们的努力下，建成了一个全国明线通信网，同时从匈牙利进口了一批12路载波机，从苏联引进了步进制交换机并建了工厂。但总体来说，电话很少，国内高校也没有通信专业，到1955年才有了北京邮电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邮电大学。但是那时西方国家地下同轴电缆都有了，容量也比较大，1800路左右。美国大部分都是这种，苏联也开始有这个了，所以我们到苏联去学习。从学习来说，我们基础还是打得比较好的，与企业结合得也比较好，毕业设计题目中的相当部分源自企业或科研单位，都是要真刀真枪干的。从教学来说，教师与企业、研究所联系也较多，一批老讲师擅长上课，逻辑性好，表达能力强，很能吸引学生。

第二是教育。苏联的教育和我们也不太一样。到苏联后，他们的学校不像我们那样追求考试分数，学校上课也没有什么点名，你来就来，你学怎样就怎样，比较宽松自由。那时苏联建国也几十年了，二战以后也六七年了，我们这一代的苏联同学没有经历过战争，生活和学习都较轻松。另外，他们的考试制度比较完善，所有正式考试包括平时测验全部是口试。只要教师能把握好，应该说还是能反映学生水平的，同时对锻炼学生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有很好的帮助。考试测验全部5分制，没有百分制，所以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好的5分，差不多的4分，2分不及格就念不下去了，但是我们中国同学还没有念不下去的情况。我们毕业设计答辩时，都要组织考试委员会，场面很严肃，我那个专业的答辩是由管教学的副校长亲自主持的。

二、难忘留苏岁月和中苏人民友谊

在苏联学习的5年，正是我们的青年时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打下了良好基础。当时苏联比我们富裕得多，社会基础设施如城建、道路、住房、水、电、气、热的供应都比我们强，食品供应方面尽管蔬菜、水果品种少，但是面包、牛乳、肉类丰富，人民营养状况比中国好得多。当时我们1个月发500卢布补贴，15个卢布付住宿费，一般生活费300多卢布就可以，可以省下来100多卢布，交通费也比较便宜。在苏联，我们主要生活在苏联人中间，假期我会去旅游，到处走走。我去过的地方比较多，印象最深的还是列宁格勒，那一条大街，房子很协调。去莫斯科时坐车经过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时，路上全是森林，进入莫斯科后，房子都是木头小别墅，莫斯科大学周围城区特別好。从这些方面我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坚定了学成后把祖国建设好的信念。

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从我们这一届起开始招收中国学生，前后四五届共有30多人，分别在各个年级、系和班。中国学生都是非常努力的，目标明确，时间抓得较紧，与苏联老师同学关系都比较好，互相间还能展开帮助，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中都留下很好的印象，不少人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时我们留学都是抱着报效祖国的理想而来，所以倍加珍惜留苏的机会，学习更加刻苦。一次，电工课上，老师提了一个较深的问题，前几个同学都没回答出来，老师又问我，我也没回答出来，老师批评了我，那时我觉得自己的责任是很大的。还记得有一次，课堂上老师提问，不少苏联学生都回答不出来，结果中国学生全都能回答上来，有的同学就问老师，为什么中国同学学习这样好，老师回答说，中国有6亿人（当时的数字），可坐在这里的只有6个人。

祖国的电信事业发展和当年留苏有着重要关系，留苏为我国电信事业培养了人才，为我国电信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就拿在邮电系统的十几位我的同学来说，多数在研究院所和高校工作，不少同学在有线和无线传输系统、电缆光缆、交换系统和设备、电报数据、电磁兼容和防护等领城的科研开发中，做了大量工作。还有不少同学成为学科带头人，也有在教学岗位上为培养人才终身耕耘，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在企业工厂和管理机构工作的同学，同样作出了很多贡献。此外，还有一些同学在航天、广播电视、电子、公安等领域工作，都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兄弟院校如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的中国学生，也大都在这些领域工作，共同为祖国的通信等事业而奋斗。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是真诚友好的，我们也以自己的学习和品行获得了这种友情。苏联人性格开朗，虚伪死要面子的事很少，到考试时苏联同学借我们的笔记、问我们问题的不少，大家认为都很正常。当时学校也很重视中国留学生，专门派了一个系的副主任负责我们的生活和学习，还给我们上俄语课。我们经常到这个老师家里，他夫人也很热情。后来他去世了，我们还专门去看望他夫人。另外他们也不和我们谈政治。苏共二十大召开时，赫鲁晓夫作的报告我们都听说了，但没有人和我们说，学校也没有派人跟我们说。老百姓都很友好，有一次我们去斯大林格勒旅游，在一个公园碰到一位老太太，60岁左右，看到我们很热情，她的家人都在卫国战争中去世了，后来还和我们通信。苏联人民对我们都很友好，令人难忘。

三、投入祖国电信事业

我是1958年毕业回国的，那时我国电信装备事业正在起步，有线模拟通信的发展我有幸全程经历过。当时，我国通信设备正从全部进口转向自主研制，全国邮电部门掀起大造载波机的热潮。从3路、12路到60路载波机，我全程参与了有关工作，特别是电缆60路载波系统的线路传输系统设计研制工作。最早北京到武汉要搞一条对称电缆，要安装60路载波，原来说好由苏联援建，邮电部设计院参加。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这项工作就由研究所和工厂承担起来，自行研制。起初，因为没有经验，国产设备系统性能与指标要求差距较大，所以先做北京到石家庄试验段测试。我带领技术人员，在北京至石家庄的300公里线路上前后试验了近5年时间，夜以继日地围在机器旁边测边改。在石家庄时，因为通信站在郊外，生活还是很艰苦的，经常吃不饱饭，我们带的全国粮票到石家庄买不到吃的，经常吃窝头，还不是玉米面的窝头，是那种烂在地里的白薯面做的，手一碰就散掉。除了生活上的困难外，工作上的困难也是一个接一个。当然，只要有科学的态度和坚定的毅力，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最终，经过努力，我们科研人员终于弄清楚了长距离通信系统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总结归纳出系统噪声的叠加规律，线路均衡偏差及其叠加规律等。随后，通信设备得到改进，各项指标都达到要求并成功投入使用。

1969年起，我负责我国第一套中同轴1800路载波机的研制总体设计工作，并担任组长。经过艰苦攻关，在四川眉山做出了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系统试验设备。试验样机于1975年鉴定定型，各种指标都达到要求。在此基础上建设了北京到上海、杭州的线路，这是在60路对称电缆系统基础上向前跨越的巨大的一步，与当时发达国家大量实用装备的水平大体相当。该设备此后又建设了北京—武汉—广州的干线，成为我国光缆大规模使用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途通信网中的主干线路。在完成中同轴1800路载波机的研制后，我又投身到中同轴电缆4380路载波机的研制工作中。这一系统要求每隔3公里要设一个无人增音站，频带宽，技术难度大。为此，我们科研人员采用预均衡预调节等先进技术，部分技术达到国外万路载波系统水平，打破了国际上对我国的通信技术封锁，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1984年该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我国电话普及率还很低。我倡议并组织建设全国长途自动电话网，提出网络运行可靠性总体设想，大力推动通信网络理论发展，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90年代时，我组织制定了我国长途网络规划，这个规划对“八五”计划期间我国22条光缆主干线建设发挥了主导作用。

担任原邮电部副部长期间，我曾分管过电信、邮政、外事、财务和计划等工作，我着力推动我国电信经济和网络学科发展、電信全国自动电话网建设、邮政中心局体制网络建设、电信维护体制改革、经济核算制度建立等方面工作。我一直说，人的一生能做的事情不算多，能做好几件事情就好了。

四、当选院士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我有幸当选为首批院士，并担任常务副院长。在工程院工作期间，面对更宽更广的研究领域，我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组织院士对航空工业、冶金工业、船舶工业、机械工业等行业进行考察。要弄清情况，必须实事求是分析研究后再形成自己的意见。围绕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问题，我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重大决策咨询项目——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当时，国内外部分专家提出中国可以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社会，反对中国发展制造业，这在当时引发了广泛讨论。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持开展一系列咨询项目，紧密联系实际，指出对信息的作用要有全面清醒的认识，要充分重视，但也不能过于夸大。物质生产是社会的基础，衣食住行必需品的生产并非“夕阳产业”，尤其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中国更是如此，中国还远未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阶段只能加速但不能跨越。在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并得到肯定的同时，我还通过各种方式到各地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我国制定正确的工业发展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面对新阶段的客观形势和人才需求，要培养人才，首先应当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即“大人才观”，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要审慎关注新技术条件下的人才能力变化和人才需求分层分类框架，认真调查不同类别和层次的人才真实需求，把人才结构、人才供给等系统性问题搞清楚，充分发挥我国人才资源优势，有力助推经济社会转型。近年来，工程教育的实践性问题、教育公平与教育卓越的平衡问题等受到社会关注，我认为工程教育发展必须首先关注工程人才的定位问题。1998年至2002年，在担任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期间，我牵头主持有关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课题，经过调查研究，对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引起广泛重视。除此之外，我还参与主持了多个工程院的教育咨询项目。近年来，我多次发表工程教育相关文章，进行深入探讨。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要不断取得成功，培养出大批满足社会需要的栋梁之才，除了观念清晰、理念端正、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之外，还要有各利益相关方在特定法律规范制约下实现责权利的合理制衡和积极有效的协同参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管理问题，而是一个整合教育系统内外因素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问题。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有赖于长期不懈的坚持，有赖于正确的宏观决策。2022年5月19日，我在《光明日报》撰文再次就新发展阶段的工程师队伍建设与发展进行深入分析，我认为在向现代化强国奋进的征程上，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对工程师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必须树立、宣扬、推广工程师精神，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工程师队伍，与其他各类人才共同向既定目标奋进。

难忘留苏岁月，过去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从技术空白到走向世界前列，中国信息通信业欣欣向荣，有效支撑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更值得欣喜的是，我们的祖国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走上了大踏步前进的道路，我们现在正处在接力棒交接之时。今天，我们要对现在的年轻一代说一句当年毛主席说过的话：“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责任编辑：周紫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