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聚焦百年芬兰老学研究的历史浮沉，可以看到两种源流促成了北欧老学的勃兴：一是欧洲语种的转译途径，二是芬兰入华传教士汉学家对道家智慧的世纪追寻。这两种源流的交汇使得20世纪中叶以来的芬兰老学译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经过聂米宁、阿波宁与米娜等汉学家的开拓，芬兰当代老学研究聚合了欧洲多语种译本与马王堆汉墓帛书考古新发现，发展出比较经学视野下的新型译介范式。百年芬兰老学译介的源流线索折射出中国道家经典走向欧洲的多维度发展路径，为深度理解“中国-北欧”道学与神学本体论终极视阈汇通与核心价值观的对话模式开启了崭新的视角。

［关键词］ 芬兰；老学；道家；源流谱系；比较经学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Ａ［文章编号］ 1008-1763（2023）02-0109-08

The Centennial Retro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Finnish Studies of Laoism

GAO 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200240，China）

Abstract：As a valuable engi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rdic studies of Laoism， the Finnish context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history. Regarding  the original texts of Centurial Finnish translations of Laoism， we could find two underlying sources. One was the source of the European paraphrasing editions; the other was the practical approach by Finnish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two sources produced a far-reaching impact for modern Finnish translations of Taoist writings， in which Pertti Nieminen， Arponen Annikki and Minna Maijala should be singled out. As a new research approach， Han tombs of Ma-wang-dui occupied much weight in modern Finnish studies of Laoism. By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centurial Finnish translations， I argue that the Finnish context reflects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es of pushing “Tao” waves toward European societies， which opens a new horiz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Sino-Nordic philosophical dialogue on ultimate being of ontology as well as their related core values.

Key words： Centurial ; studies of Laoism; Taoist ; genealogy of editions; comparative scriptures

一别具一格的研究传统：芬兰文老学

译介及勃兴的历史背景

作为“道”文化走向北欧的引擎，芬兰乃是研究与传播道家思想的重要先锋，其对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早在18世纪初便已开启，并与自身民族精神的构建密切相关。在以往的国际老学研究中，学界对英语世界以及欧陆德法文献涉猎较多，芬兰文语境罕有扎实而系统的研究成果呈现就笔者目之所及，李颖曾从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角度对芬兰的中国文学作品作了重要探索，为比较文学维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镜鉴。然而，芬兰老学的哲学与宗教学研究却长期处于缺席的状态，特别是目前关于老学译介史方面仍缺乏系统的专项研究成果。以本文为契机，笔者力将在芬兰暨北欧道学研究源流史以及连带的跨宗教与跨文化对话领域作以综合性的持续开拓。关于比较文学与翻译学向度的研究，可参阅李颖《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譯研究》，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李颖《传教士与中芬文化交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21-126页。。芬兰文老学译介史的系统梳理对深度了解中国道家思想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整体传译状况，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战略意义。为此，本文拟对百年芬兰老学的译介源流史作以开拓性探察。笔者试图回避以往国际老学界以欧陆为重心的方法论范式，而代之以北欧跨语际冷门语种的研究视野来重新思考中国之“道”在欧洲传播的历史问题，这对于反思“东学西渐”思想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书写欧洲特色历史地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模式，具有革新性的价值与独特文化现实意义。

在向中国寻“道”的过程中，图尔库皇家学院（bo Kungliga Akademi， 1640—1828）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图尔库皇家学院（赫尔辛基大学前身）折射出芬兰国家民族精神的觉醒与芬兰汉学的发展历程，对深度理解波罗的海周边国家的文明变迁与东西方宗教哲学对话具有特别的意义。关于图尔库皇家学院作为芬兰哲学家与汉学家培养摇篮的研究，见J. Vlimaa， The Founding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Turku， in A History of Finnish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21st Century （Springer， 2019）， pp. 75-86; Maija Kallinen， Change and Stability： Natural Philosophy at the Academy of Turku （1640-1713） （Suomen Historiallinen Seura： Studia Historica， 1995）.，展现出如下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乃是通过瑞典东印度公司航行来华探险的历史时期[1]36-65。此时芬兰及其首都图尔库仍处于瑞典的行政管辖下，瑞典语作为贵族语言成为芬兰高等教育的官方语言。这一时期，图尔库皇家学院派出了最早的一批瑞典裔芬兰神学家来华收集汉学文献。随着1809年芬兰被纳入沙皇俄国版图成为大公国后，情况发生了转折。特别是1828年图尔库大火以皇家学院迁至新都赫尔辛基为标志（此时更名为芬兰亚历山大帝国大学/Imperial Alexander University in Finland， 1828—1919），芬兰对中国哲学的探知进入了第二阶段。此时，芬兰民族主义高涨，不仅关注自身语言系统与民族史诗的建构，也积极探寻东方智慧的源头。至19世纪末，以隆德（Hugo Lund，1872—1915）与曼纳海姆（Mannerheim，1867—1951）为代表，芬兰进入了入华科考的实质性阶段，推进了北欧汉学的勃兴及相关学科的现代性建构

关于以图尔库皇家学院为中心对中国儒佛道哲学经典的整体引介，笔者曾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工作，参见笔者前期研究成果，《中国哲学经典在芬兰的早期译介与传播》，《文史哲》2021年第6期，第126-135页。。

从图尔库皇家学院的早期记录来看，最早来华的是以色列·瑞纽斯（Israel Reinius， 1727—1797）与赫曼·瑞纽斯（Herman Reinius， 1725—1796）兄弟[2]48。两人通过瑞典远东印度公司

瑞典东印度公司是当时芬兰传教士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参见Colin Campbell， A Passage to China： Colin Campbells Diary of the First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Expedition to Canton， 1732-33 （Goteborg： Royal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Goteborg， 1996）.航行至广州，停留半年后便折回哥特堡[3]1

关于瑞纽斯兄弟早期入华及其主要成就，亦可参阅赫尔辛基大学网https：//ylioppilasmatrikkeli.helsinki.fi/henkilo.php？id=6755．。随后，以色列·瑞纽斯将其在华见闻纳入学位论文《旅华辑录》中[4]121

经笔者查阅，瑞纽斯论文现存于阿波（bo/图尔库）科学院图书馆，其学位答辩主席为Karl Fredrik Mennander教授。见阿波图书馆所载的皇家科学院学位论文电子版http：//bibbild.abo.fi/hereditas/diss.html．。该学位论文主体部分用瑞典文哥特体撰写，后以《中国广州旅行》（Journal hallen pa resan till Canton i China）为名，由伦博特（Birgit Lunelund）集结于赫尔辛基[5]。可以看出，早期芬兰汉学家关于中国印象的研究主要是用瑞典文完成的，且以旅行纪实为主，此时尚未涉及道家典籍的译介问题。1828年后，芬兰语的地位逐渐提升，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民族文学作品，典型的有基维（Aleksis Kivi， 1834—1872）的小说《七兄弟》等。这些作品标志着芬兰民族精神的觉醒，尝试以新兴的“芬兰-乌拉尔语系”来取代瑞典语的统治局面。在挺立自身语言系统与民族精神过程中，一部分芬兰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也关注欧洲汉学的发展动向，同时也直接来华考察中国民族现状与宗教思维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是汉学家隆德与“现代芬兰之父”曼纳海姆（第六任芬兰总统）。隆德受“芬兰乌戈尔协会”委托，在义和团运动之际来华（主要是在北京、上海与苏杭），通过收集中国古典哲学书籍与民俗戏曲小说，增益了芬兰东方宗教学文献库[6]127-140。与隆德不同，曼纳海姆（时为俄国皇家近卫）则肩负俄国总参谋部军事间谍使命，途经新疆与河西走廊等北方地区，实地勘察了清末民族情况并带回了诸多佛经手稿与木牍瓷器等文物[7]245。这些瓷器和经文手稿为北欧汉学家了解中国民族与宗教形态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由此，芬兰民族精神的觉醒、语言系统的形成、探险家的勘察等要素成为芬兰汉学家探索中国道家哲学智慧的重要历史背景。

以隆德与曼纳海姆等为代表的早期芬兰汉学家对中国哲学经典的整理历史背景，参见笔者前期阶段性探索成果，《中国哲学经典在芬兰的早期译介与传播》，《文史哲》2021年第6期，第126-135页。以此为契机，老学的译介开启了芬兰老学的勃兴之路。

我们可以看到，芬兰对中国“道”文化的探知经历了从早期图尔库皇家学院旅行日志到20世纪初汉学家科考的曲折历程，虽受瑞典影响但却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然而，与欧陆自罗明坚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开拓的先儒家后道家的译介顺序相比，芬兰或者说北欧对中国哲学的译介较为晚起且呈现出相反的态势。最先引起芬兰哲学家注意的并非是儒家经典，而是反映东方智慧根基的道家文献。这体现出中国哲学在欧洲不同区域传播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以此为背景，我们接下来深入百年芬兰老学译介源流的核心问题，以时间发展为经，以传译路径为纬，探察译本演进形态与脉络，进而透射出版本发展谱系及其内在的传译规律。

二芬蘭老学的开创：佩嘉与王为义的

开拓性译介实践

芬兰老学译介开启了“道”在北欧多米诺骨牌式的研究浪潮。其聚焦的首要文本是《老子》。在目前出现的20多种老学芬兰文译本中，大部分是1985年后的本子，而在20世纪中叶前，则主要有两种译本：一种为1907年芬兰神智主义运动领袖佩嘉（Pekka E. Ervast， 1875—1934）发表的《道德经：德道书》（Tao-Te-King： Hyveen tien kirja），另一种为1950年王为义神父（Toivo Koskikallio， 1889—1967）翻译的《老子：神秘之道》（Lao-Tse： Salaisuuksien tie）。这两种译本有不同的版本源流，前者主要是对欧洲主流语种译本的转译，而后者则是基于王为义神父在华期间对中文原文的芬兰文翻译。虽然这两种译本乃是老学进入芬兰初期的草创作品，但却成为重要版本源头而不断被重印或再版，对后半个世纪的芬兰译本形态及流变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们首先简要考察佩嘉与王为义这两种典型译本。

在1907年1月15日刊出的《圣心：神智期刊》（Omatunto： teosofinen alkakauslehti）第一期上，佩嘉发表了一个介绍老学思想的《导言》以及《老子》前十二章的译文，成为首次进入芬兰读者视野的道家文献

佩嘉译本对于理解芬兰老学发展的源头及时代背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佩嘉译本作为最早芬兰文译介形态的重要性，笔者另撰专题文稿予以进一步深入探察，参见《走向北欧的老子：最早的芬兰文〈道德经〉译本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2期。笔者在此不拟对佩嘉译本过多展开，而是考虑将其作为背景材料予以初步勾勒，目的是凸显芬兰百年老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图景及多元化研究路径，以增益中文学界对芬兰文老学研究及其发展脉络的整体性把握。。《圣心》是芬兰通神学会的早期刊物，其宗旨主要是将东方宗教哲学汇入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基督教修道主义传统中，以寻求普世宗教信仰结构中的永恒原理。佩嘉深受俄国神智学家布拉瓦茨基（Елена Петровна Блаватская， 1831—1891）与文学家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的影响，致力于推动当时新兴的神智主义思潮与“玫瑰十字”运动的发展[8] 54-64。为更清楚地了解译本形态，笔者将佩嘉的译文章回布局整理如下（见表1）。

从分布表中，我们可看出佩嘉译文有如下几个特点：（1）每期收录章回呈动态分布。总体上前3期译介较多（每期约有12章），而自第4期往后则收录章节较少。这种现象透露出佩嘉并非事先译完所有稿本，而是按照个人进度逐步译出，预设十期以内完成。（2）每章前均添加标题。为更清楚地看清这些题目及其关联，笔者将部分章回译为中文：第一章为“道论”（Taon mritys），第二章为“成善”（Tydelliseksi tuleminen），第三章为“安民”（Ihmisten tyynnyttminen），第四章为“道冲”（Syytn），第五章为“空义”（Tyhjyyden arvo），第八章为“谦性”（Huokea luonto）[9]11-12。这些芬兰文章节标题，在各路流传的中文老学底本中并不存在，因此可推知，佩嘉的译介并非直接基于中文版本。

那么，佩嘉的芬兰文译本究竟所依何种底本？笔者从《导言》中发现了如下的证据：“《老子》被欧德（Walter R. Old）先生译为英文，也是芬兰文本所参照的；同时，儒莲也将‘道（tao）与‘德（te）分开来译，并将其译为《智与德之书》。”[9]10

芬兰文中译为笔者译。 同时，在《导言》第10页脚下注中，佩嘉直接列出了欧德英译本的全称“The Book of the Path of Virtue or a Version of the Tao-The-King of Lao-tze， the Chinese Mystic and Philosopher”（《德道书，或老子道德经版，中国玄秘哲学家》）[10]

该英译本背面書扉页印有“Library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字样，编号为56。值得注意的是，欧德1894年英文版的出版社是通神协会，这恰恰是佩嘉神智运动的重要活跃平台，这揭示了两者文本的内在紧密关联。。此外，佩嘉在行文中也多次提及儒莲的法译本，在《导言》中介绍《老子》时，他如此评价道：“其[《老子》]首段如此难解以至于儒莲在翻译时，不得不引用60多位中国注疏家的评论或解释性著作。”[9]10

芬兰文中译为笔者译。由此可见，欧德的英文版是佩嘉翻译的直接底本，同时，儒莲的法译本也是重要的参考底本。作为辅证，从每个章节标题的翻译也可看出欧德英译本及儒莲法译本对佩嘉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欧德是神智主义运动在英国的重要代表，其英译本也借鉴了儒莲乃至更早的雷慕莎（J. Abel-Rémusat， 1788—1832）的法文译本。

关于欧德英译本对雷慕莎、儒莲师徒两人法译本的参译情节，见Walter R. Old， The Book of the Path of Virtue or a Version of the Tao-The-King of Lao-tze， The Chinese Mystic and Philosopher（Madras： The Indian Section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1894）， pp. iii-iv. 佩嘉译本与欧陆译本的关联较为复杂，在此仅作整体线条的勾勒。更深层次的佩嘉文本考据与版本源流路径的探察，笔者将在最早芬兰文老子译本的专题研究计划中，予以系统性呈现。不再赘述。

1925年，佩嘉又将连载的《老子》汇集成书，出版于世界圣书书库。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芬兰再无新的版本出现，直至1950年传教士王为义（Juho Toivo Koskikallio， 1889—1967）

“王爲義”的繁体中文名字保留于芬兰万塔（Vantaa）新区的赫尔辛基教会公墓中。墓碑上同时写着“王墓家”与“上帝是愛”等字样。译出了《老子：神秘之道》（Lao-Tse）[11]，提供了另一种新的译本形态。以佩嘉转译模式为参照，我们来看王为义的译介情境。

王为义出身于瑞典裔的芬兰农民家庭，幼时便对东方宗教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3年他来到赫尔辛基的芬兰信义会差会工作，并于1920年以优异成绩完成赫尔辛基大学教育学学业[12]18。随后，王为义便到中国传教。王为义在华履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湖南的芬兰信义会差会时期（1920—1947）。期间，王为义主要是在湖南活动，于白区教案、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动荡背景下从事信义会慈善工作，间歇性进行道学经典翻译[13]87-88。第二阶段是在香港信义宗神学院（1952—1956）工作时期；第三阶段是在台湾信义宗进行福音差传时期（1956—1964）[14]97-98。自1920年入华以来，王为义便开始了老学研究与部分芬兰文翻译工作，其中一些材料及相关背景收录到了其《匪徒与和平使者》（Rosvoja ja Rauhantekijit）、《镀佛》（Kullattu Budha）、《时代风暴：内战下我们的传教事工》（Aikojen myrskyn keskell， Kiinan lhetyksemme sisllissodan jaloissa）等文献中[12]21。1935年，王为义在湖南完成了牧师论文《约翰之道与老子之道》（Johanneksen Logos ja Lao Tzen Tao）

Toivo Koskikallio， Johanneksen Logos ja Lao Tze′n Tao （Pastoraalivitirja 1935）.。在王为义看来，约翰所宣扬的道（Logos）与老子所传之道（Tao）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均指向永恒之生命与非被造之本原。然而，前者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使人领受恩典进入三位一体的神圣关系之中，而老子所传之道则是一个深奥的“死”概念，人缺乏正确的道路通向这一终极本原[15]266-278。因此，王为义论证道，异教也有“道”的观念，但需要借着“道成肉身”才可以实现最终幸福的目标与生命的不朽，这既是其宣扬的目标，也是其写作牧师论文的原因[12]32-38。《约翰之道与老子之道》虽未出版，但构成了王为义翻译并研究老学的重要契机。

1947年王为义离开湖南回到芬兰。基于长期在华学习以及中文老师的释义，王为义将《老子》翻译为芬兰文，于1950年在波尔沃（Porvoo）的WSOY（Werner Sderstrm  Osakeyhti）公司出版，题名曰Lao -Tse： Salaisuuksien tie[11]。不同于佩嘉从英法译本转译，王为义的翻译主要是从中文原文译介而来，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注释与研究。王为义在前言中说道：“在长期的中国生活中，我研究了《老子》并与我的中文老师和朋友们讨论。他们以巨大的耐心引导我这个外国人理解中国思想世界与古圣先贤的教导……最终基于中文原文译成了芬兰文老子著作《神秘之道》。”[11]5

笔者翻译过程中亦参考了李颖的译文，参见李颖：《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研究》，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第54页；同见李颖：《传教士与中芬文化交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24页。关于王为义与佩嘉两种译本的差异，奥斯蒙·梯利莱教授（Osmo Tiilil）在同年12月份的《新芬兰》（Uusi Suomi）上发表了《东方智慧的总纲》的重要评论。梯利莱认为王为义的译本远比佩嘉的要可靠。理由有如下几点：首先，王为义对中文稔熟且对中国古典哲学有长期的研究，其译本乃是基于中文原文的翻译。其次，佩嘉对中文原文并不了解且受到了神智主义有色棱镜（teosofinen vritys）的过滤，佩嘉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西方诠释”的转译[16]。同时，梯利莱认为，王为义译本相较于瑞典语与德语的翻译也颇具优势，因为王为义长期浸润于东方道教语境中，且對基督教神学以及连带的西方多种古代语言（拉丁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世界语等）相当熟悉，他对约翰之“道”与老子所传之“道”所做的比较，深层次地揭示出包罗万象之“灵”（henki）在东方映射中所传达出的“道”的内在沉默力量。由此，梯利莱鼓励王为义将《老子》进一步译为其他语种，以参与老学译介的国际竞争[12]226。

在译文结构上，我们看到，王为义以第三十八章为界将内容分为“道”与“德”两部分。这种划分基本遵循了中文原文的习惯。除了翻译之外，王为义在每章之后均作了注释与评论，同时也增列了《老子生平》（Lao-tsen elm）、《老子学理》（Lao-tsen oppia）、《老子形而上学》（Lao-tsen metafysiikkaa）、《老子伦理学》（Lao-tsen etiikkaa）、《老子政治学》（Lao-tsen politiikkaa）等篇章[12]22。这些评论与研究显示出王为义视野相当开阔，力图深入道家学说来揭示“道”的普遍性原理及与基督教神学的汇通，特别是形上之“道”与基督教“罪”“人”“恩典”“救赎”“教会”“圣事”等范畴的多维度教义对话。整体上，王为义将道家“无为”与“道法自然”的精神纳入基督教神学视阈予以诠释和推介。例如，在“道”与“罪”的关系讨论中，王为义就推崇《老子》第六十二章：“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王为义在此作了如下评述：“此章敏锐指出那遥不可及的‘道早已化入被造物之中并与之同在。道与‘善与‘恶同时接近。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为恶者都需要它[道]。道可以被祈祷也可有回应。即便是罪人也可通过靠近它来寻求宽恕，也可因此而被善待。”[11]73

芬兰文中译为笔者译。 王为义在其《老子形而上学》中又进一步强调，老子之“道”不嫌弃为恶之人，一心向道的人，即便有罪，也可被豁免。因此，道是“善人”与“罪人”共同的财富[11]100。王为义认为，虽然《老子》产生于希伯来《旧约》之后，但却与圣经观点相互映射：首先，道不是完全隔阂于万物，而是同时与万物融为一体并体现出奥妙。其次，道不避“罪人”与“恶人”，是善恶共同的财富。再者，即便是恶人与罪人，若一心向道，则可被赦免。此三点直契基督教神学“道成肉身”（Incarnare）、“上帝形象”（imago Dei）、“罪得赦免”（indulgentia）等核心教义。除耶老比较之外，王为义也留意到老子之“道”与印度的“梵”之间的通约性[11]95，共同作为三位一体之“道”在不同民族情境中的互现。“中西印”间的比较乃是王为义译本的重要亮点，为揭示“道”在世界不同区域宗教中的文化关联提供了重要线索。

通过如上佩嘉与王为义译本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译本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佩嘉本人并不懂汉语，但却精通欧洲至少九种语言（尤精于法语、英语与世界语）[8]21-33，他很好地汲取欧洲道学百年发展成果而做出符合芬兰社会心理的初步译介。然而，脱离中文语境的转译也显然构成了佩嘉译本的缺陷。不同于佩嘉的背景，王为义不仅有在中国道学实践的经验，而且也有身经中国不同战乱时期的丰富阅历。长期浸润于儒佛道文本与翻译语境，使王为义对道教以及基督教神学的内在关联有着深刻理解。然而，王为义扬道家而抑道教的立场以及神学棱镜下的老学概念诠释，虽有助于传播福音，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神学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在20世纪中叶前的芬兰汉学家中，佩嘉是难得的语言天才，王为义则是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最多的传教士汉学家，两者对老学的译介奠定了芬兰老学研究的基本态势。

三老学的兴盛：20世纪中叶至今的

译介脉络与版本演变

在王为义译本之后，芬兰老学进入较快发展的阶段。芬兰人对这部道家经典及其形而上学智慧的兴趣与日俱增，有不少文学翻译家也投入到了老学译介事业。其中，两种译本最具代表性：一者为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汉语言学教授佩蒂·聂米宁（Pertti Nieminen， 1929—2015）1957年译本，另者为编纂《汉芬辞典》（Kiina-suomi sanakirja）的阿波宁·阿尼基（Arponen Annikki）1985年译本。聂米宁曾与帕塔宁（Jorma Ensio Partanen， 1906—1972）一道翻译了《金瓶梅》《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

参见Jorma Partanen， Chin Ping Mei： Hsi Menin ja hnen kuuden vaimonsa elmntarina （Jyvskyl： K.J. Gummerus Oskeyhti， 1955）; Jorma Partanen， Punaisen Huoneen Uni： Vanha kiinalainen romaani （Jyvskyl： K.J. Gummerus Oskeyhti， 1957）. ，也单独译出了一些有关陶渊明、李煜、苏轼的诗词曲赋。聂米宁还译介了毛泽东的诗集（Mao Tse-tung：Runot）[17]，对中国古典名著在北欧的传播贡献甚巨。在文学译介的同时，聂米宁也主编了中国哲学的选译本Keskitie： Valikoima Kiinalaista viisautta（《中道：中国智慧选集》）并于1957年在赫尔辛基塔米出版社出版[18]。该选集所收录的八十一章《老子》随后在1963年刊出了单行本Salaisuuksien tie（《神秘之道》），显示出王为义本的影响。聂米宁的译本主要基于1929年时任商务印书馆主理的王云五于上海出版的中文注释本，而在随后1986年与1987年再版时，聂米宁又参考了张其昀《老子释义》、杨柳桥《老子译话》、魏源《老子本义》等其他版本[19]76。与聂米宁的翻译不同，阿波宁主要是在冯家福（Feng Gia-fu）与简·英格里希（Jane English）1972年中英对照本基础上进行了芬兰文注释与翻译，题名为Salaisuuksien tie： Laotsen elmnviisautta（《神秘之道：老子人生智慧》）

英文版见Gia-fu Feng and Jane English （transl.）， Tao te ching/Lao-tsu （New York： Knopf， 1972）. 该英译本后续亦有1985、1989、1997、2011等不同版本。芬兰译文见Arponen Annikki （transl.）， Salaisuuksien tie： Laotsen elmnviisautta （Porvoo： WSOY， 1985）. 该本现藏于赫尔辛基大学亚非研究档案馆（Kaisa-talo， 28 vrk Hc 6. krs Aasian ja Afrikan tutkimus Om 528 Laozi）。。由于冯家福与英格里希已提供了中英对照，且在后续的版本中增加了雅各布（Jacob Needleman）的導言，因此该译本以多语种对照方式呈现，成为流传较广的译本。

在世纪之交，芬兰文老学译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三种主要的译本与研究成果。第一种是杜拉·萨利考斯基（Tuula Saarikoski）在马丁·帕尔莫（Martin Palmer）英译本基础上翻译的《道：道教元素》（Taolaisuus： The elements of Taoism），文本并没有严格区分“道”与“道教”。第二种是帕麦拉·麦兹（Pamela K. Metz）、哈利·帕西欧（Harri Paasio）、图娅·图尔裴宁（Tuija Turpeinen）等译介的《生生不息之道》（Luovuuden Tao），主要从创造性的本体角度阐述“道”的智慧对当代人的启示。第三种是图尔库大学米娜·麦娅拉（Minna Maijala）基于美国学者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英译本Lao-Tzu Te-Tao Ching（《简帛老子研究》/《老子德道经》）

见Henricks R.G. Lao-Tzu Te-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tui texts（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9）.进行的芬兰文翻译，题名为Laozi De Dao Jing（《老子德道经》）。将“德”放置于“道”前面，显然是遵循了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甲乙本帛书的顺序，对于芬兰读者了解《老子》最新的出土文献与前沿研究进展具有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坦佩雷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歌·卡马莱宁（Kauko Kmrinen）于2004年在坦佩雷出版了一种芬兰译本，名曰Laotsen Laatua（《道之特质》）

Kauko Kmrinen， Laotsen Laatua （Tampere： Kntpuoli 2004）.。这几类译本大体上结合了英译本的传统译法并展现了最新的汉语老学研究动态，特别是米娜对马王堆帛书以及其他版本《老子》的译介与注释，为芬兰老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崭新视角。

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除了聂米宁与王为义等传统译本不断翻新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译本形态。重要的有西蒙拉（Anita Simola）的《老子：通道之途》（Laotse： Tao Tauvaallinen tie）

Anita Simola， Laotse： Tao Tauvaallinen tie （Helsinki： Aurinko-Maa， 2013）.，考拉（Padilla Corral）及路易斯（Jose Luis）、莫来宁（Janne Moilanen）等联合翻译的《总在道上：道德经老子》（Aina mahdollisen tiell： Dao De Jing Lao Zi）

Padilla Corral， Jose Luis， Janne Moilanen， Aina mahdollisen tiell： Dao De Jing Lao Zi （Tampere： Neijing-koulu， 2015）.，以及桃林的《道德经》（Tao te ching）

Tao Lin， Tao te ching （Helsinki： Arkinen Banaani， 2018）.等。其中，桃林译本在2022年又于艾斯波（Espoo）出版了修订本

Tao Lin， Laotse Tao Te Ching （Espoo： Arkinen Banaani， 2022）.。桃林为芬兰籍华裔诗人，在推进老学走向芬兰的译介事业中具有重要贡献。基于以上各個阶段的版本分析，笔者将芬兰文老学译本百年来的主要形态及发展脉络整理如下（见表2）。

此表展示出，老学在芬兰的实质性传译发轫于20世纪初，发展于80年代，兴盛于世纪之交，并在最近几年出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出现多种形态译本。根据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的几个特征：（1）芬兰的老学译介与研究相对欧洲主流语种如法、德、英而言，虽然较为晚起，但却可以较充分地汲取欧陆老学的发展经验，形成自身的译介特色。（2）20世纪前半叶，除了佩嘉的转译本外，几乎再无其他译本出现，直至1950年王为义根据中文原文译出了新的译本Lao-Tse： Salaisuuksien tie，但这两种译本的渊源不同；（3）20世纪中叶以后，主要出现了聂米宁与阿波宁的译本，前者的译本基于王云五、张其昀、杨柳桥、魏源等中译本，而后者的译本则是对冯家福与英格里希英译本的转译；（4）自世纪之交以来，老学译介纳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考古发现的文献，但主要是基于英译本的转译；（5）最近几年里，芬兰诗人桃林的译本展现了新的生活化翻译维度。同时，佩嘉与王为义两者的译本依然不断再版，成为贯穿芬兰文老学译介与研究历程中最为经典的两种形态。

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百年芬兰文老学译本的基本发展脉络与源流谱系，其中贯穿着从欧洲转译与基于中文原文底本进行直译的两种线索：作为转译的典范，佩嘉1907年刊发于神智学期刊《圣心》的十期连载Tao-Te-King： Hyveen tien kirja是最早进入芬兰社会视野的老学译本，其主要的底本源流为英国神智主义神学家欧德的英文译本《德道书，或老子道德经版，中国玄秘哲学家》[10]与儒莲的法译本《老子道德经：基督降生前五世纪哲学家老子所著之道德书》[20]。欧德与儒莲译介底本又得益于法兰西学院雷慕莎教授的法文节译本乃至更早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马约瑟等索隐派的“以道附耶”的神学实践

关于佩嘉芬兰译本与法国耶稣会士索隐派的译介关系，笔者拟另文作专题研究。。然而，佩嘉对欧陆本的转译缺乏中文原典的支撑，这种缺陷为长期在华游历的王为义神父所弥补。基于对新旧约的长期任信与对道家道教的实地考察，王为义立足中文原文翻译了《老子：神秘之道》。佩嘉与王为义为芬兰文老学翻译提供了重要基础与比较经学的典范。20世纪中叶之后，聂米宁继承了王为义直译方法，结合王云五等的中文译本进行了中国哲学选编，提供了另一种老学流行译本；与之相应，阿波宁则在冯家福等英译基础上进行了转译，呼应了佩嘉的转译线索。世纪之交以后，随着马王堆出土帛书及最新考古发现的引入，米娜·麦娅拉综合了转译与直译这两种线索，进一步拓展了芬兰文老学的比较经学的新型译介范式。由此，从最初的转译到20世纪中期的直译，再到世纪之交结合马王堆考古新发现的综合型译介，构成了百年芬兰文老学译本流变路径与整体演进线索。

四结语

芬兰文老学译介是道家经典进入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关键环节，不仅呈现出与欧陆主流语种译本相辉映的镜鉴图景，也折射出芬兰汉学近代勃兴与演进的曲折历史。芬兰文老学译介的兴起与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以图尔库皇家学院为摇篮的汉学家与神学家的多次入华探察浪潮。相较16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利玛窦等开启的儒学西传的序幕，中国哲学在冰上丝绸之路上的北欧传译则更加重视道家的思辨传统，以期引介东方道学智慧来与自身新教三一神学以及道成肉身的基督论相参照。从老学译本发展脉络与源流谱系来看，瑞典裔芬兰神智学家佩嘉1907年首译本主要底本源流乃是欧德的英译本与儒莲的法译本，体现出源自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索隐派的版本辐射。不同于这种欧陆转译模式，芬兰信义宗差会王为义神父基于长期在湖南的老学辨读完成了牧师论文《约翰之道与老子之道》，并在中文老师的帮助下译出了《老子》注释本，开辟了基于中文语境的直译研究范式。佩嘉与王为义所奠基的转译与直译研究模式成为贯穿20世纪老学在芬兰译介的两种路线。后半叶的聂米宁与阿波宁的译本即是这两种路线的继续深化。随着1973年马王堆帛书甲乙本的出土，老学研究呈现新的活力并体现出综合如上两种路线的兼容模式，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道-器”思维与“道成肉身”神学本体论的内核精神性交互与核心价值观的共鸣。然而，笔者认为，虽然芬兰文译介是老学从欧陆进入北欧语境的关键性枢纽，且以往神学家与汉学家进行了筚路蓝缕的宝贵探索，但依然缺乏精细化的道家道教典籍汇编与系统性道学研究的集成型呈现，这为当前比较经学视野下全面开拓老学思想精华在“一带一路”暨“北极走廊”沿线上的跨语际传译事业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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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3．02．015

［收稿日期］ 2022-08-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冰上丝绸之路视域下儒佛道哲学典籍的芬兰文译本研究（21CZX044）；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创新团队平台：北欧哲学与文化传播（WKCX029）

［作者简介］ 高源（1987— ），男，河南洛阳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体系副教授，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欧洲古典与中世纪哲学、中欧哲学交流史探源、北欧国家冷门珍稀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