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泳斯 张雪松

摘 要：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长老的法脉传承自江苏南京栖霞寺，他早年在江苏焦山佛学院接受新式佛教教育，1949年之后在我国台湾地区将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人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佛教与当代社会相适应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取了很大的成绩。星云长老一生爱国爱教，以弘扬佛教文化为使命，在推动海峡两岸佛教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星云长老；佛光山；当代佛教；两岸关系

作者简介：刘泳斯，中央民族大学宗教与哲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宗教、民间信仰；张雪松，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佛教哲学、中国宗教史。

2023年2月5日，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长老逝世。星云长老是我国宝岛台湾的重要宗教领袖，是享誉世界的佛教高僧。星云长老致力于推动和践行人间佛教，终身以弘传中国佛教为使命，为台湾消除殖民化影响，恢复中国佛教文化传统，以及中国佛教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弘扬，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星云长老继承中国传统佛教法脉与接受近代新式佛教教育

星云长老1927年生于江苏江都，俗名李国深。1939年2月，年方十二的星云于江苏南京栖霞山礼宜兴大觉寺志开上人出家为僧。星云长老出家法脉属于临济宗普陀后寺派，依“湛然法界，方广严宏，弥满本觉，了悟心宗”中的“悟”字辈取法名为“悟彻”，号“今觉”，即“今觉悟彻”禅师。“星云”是后来登记身份证时，星云长老自取的名字。1947年，星云长老在焦山佛学院毕业，回宜兴大觉寺担任当家师，并先后应聘为白塔国民小学校长、《怒涛》月刊主编、南京华藏寺住持等，1949年前往台湾。星云长老虽然长期在我国台湾地区发展佛教文化事业，但他的传统佛教法脉传承来自中国大陆，也是最早在中国大陆接受的新式佛教教育。

星云长老的法脉传承，来自中国禅宗临济宗金山分宗栖霞支宗。这一法脉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是被誉为天下奇僧、近代佛教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宗仰上人（1865—1921）。1920年，宗仰上人游历南京栖霞山，面对建于南朝而被毁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千年古寺，触目伤怀，遂决心予以重建。由于宗仰上人的巨大号召力，栖霞寺很快得以重建。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栖霞寺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营救了2.4万名难民，电影《栖霞寺1937》记录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宗仰上人晚年复兴南京栖霞寺，“宗仰住栖霞后，是为临济（宗）金山分宗栖霞支宗第一祖”[1]。1919年，尚在金山寺的若舜法师接宗仰上人法脉，成为临济宗第四十五代，后辅助宗仰上人复兴栖霞寺，1921年秋继任栖霞寺住持，是栖霞寺中兴第二代。若舜法师在栖霞寺多次传戒，1941年4月为栖霞寺传戒，受戒僧人1500余人，星云长老就是在这次受具足戒的。若舜法师1936年前往香港弘法，创建香港鹿野苑，栖霞寺住持之位传给方廉、卓成、明常、寂然等人，他们皆为临济宗第四十六代、栖霞中兴第三代。1939年，卓成法师去香港协助若舜法师弘法，栖霞寺住持由寂然、明常，以及大本、觉民、志开等临济宗第四十七代、栖霞中兴第四代僧人负责。志开等人之下，便到星云长老这一代了。

星云长老得临济栖霞法脉，现在佛光山依然传承着自宗仰而下的临济法派。栖霞寺是十方丛林，按照传统丛林规矩，十方丛林不收剃度弟子，故星云长老剃度的寺庙是志开上人的江苏宜兴大觉寺；由于僧人不能传法给自己的剃度弟子，志开上人是星云长老的剃度师，而传法给星云长老的则是月基法师（大本），星云长老接法時取名“镜慈”，传法偈为：“镜门多俊彦，惟师最突出。慈心悯群众，怀念大地主。星光照九界，诸蒙悉庇荫。云净天空朗，八部倾共庆。”诗中内含“镜慈星云”四字。志开上人又名月禅，与月基法师是法兄弟。大本、觉民（月世）、志开同为卓成老和尚1936年传法的法子。临济宗栖霞中兴五代即：

星云长老已故弟子心平法师的法卷中记录了这一法脉：

即今吾等为栖霞中兴第五代，星云镜慈再创佛光山寺是为佛光第一代。今谨体佛心，将此正法递付于汝，汝为临济宗第四十九代栖霞中兴第六代佛光山寺第二代。望汝善自护持，绵延勿替，合示心印，而说偈曰：摄山栖霞寺，分灯到台湾。佛光永普照，法水广流长。

这一法卷是1985年农历八月八日，由星云长老传给他的弟子心平法师的。从法卷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佛光山本是江苏南京栖霞寺的分支（分灯）。自宗仰上人在近代复兴南京栖霞寺后，星云长老是临济宗第四十八代、南京栖霞寺中兴第五代传人。星云长老在台湾创立佛光山，因此他又是佛光山第一代；星云长老的弟子，则是临济宗第四十九代、栖霞中兴第六代、佛光山第二代传人。

星云长老的“传法师”月基法师后来也前往我国台湾地区，而星云长老的“剃度师”志开上人则一直留在大陆。20世纪50年代初，星云长老还给志开上人写过信，并把自己新出版的《释迦牟尼佛传》寄给志开上人。志开上人约在1987年去世，两年后的1989年，星云长老第一次返乡探亲时，将在江苏海安白甸安葬的志开上人遗体起棺火化，骨灰分别安葬在志开上人的故乡、南京栖霞山、台湾佛光山、美国西来寺。虽然佛光山一贯主张人间佛教思想中“八宗兼弘”的理念，但从星云长老的传承来看，跟大陆是名副其实的法乳一脉。

除了中国传统佛教宗派的法脉传承，星云长老在大陆也接受过近代新式教育。星云长老就读的江苏焦山佛学院，是在太虚法师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下创立的。江苏焦山佛学院始建于1934年，智光法师为首任院长，定慧寺监院雪烦为教务主任[2]。焦山佛学院院长，同时也是定慧寺的方丈，前后共有五位院长：智光、静严、雪烦、东初、圆湛。抗日战争初期，焦山佛学院一度停办，1940年恢复，1948年底复停办。焦山佛学院学制三年，办过四届，每届两个班。自1934年至1948年，共培养学僧280名左右。其中，第一届120多人，第二届、第三届各有60余人，第四届仅40多人。星云长老在1945年18岁时入学，是最后一届的学员。

焦山佛学院的课目有：佛学、佛教史、因明学、文学、历史、代数、物理、法律、地理、统计学以及英语等。曾在焦山佛学院任教的法师有：智光、现月、雪烦、茗山、圆湛、望月、曼陀、玉泉、明性、介如、东初、觉先、仁山、守培、芝峰、块然、震华等法师。此外，该院还从社会上聘请学者、居士任教。如薛剑园，他是上海暨南大学文学硕士，在焦山佛学院讲授文学和统计学；原江苏如皋师范学校校长潘效安、做过韩国钧秘书的钱右东、后在扬州师范学院任教的章石丞，均曾在焦山佛学院讲授文学。由此可见，焦山佛学院的课程设置是非常现代化的，不仅有佛学、文史等佛学院常见的课程，还有很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课程，而且师资力量较为雄厚，后人甚至称之为佛教界的“北大”。当时焦山佛学院采取的是新式教育方法，同时注重培养僧才的爱国主义情怀。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文教师圣璞法师布置的作文题目《胜利声中佛教徒应如何自觉？》，在多年后仍让星云长老记忆犹新。星云长老后来多次表示，正是在焦山佛学院，开启了他人生智慧的大门，没有焦山就没有星云。

星云长老早年在大陆继承中国传统佛教的法脉，同时接受近代新式佛教教育，这对他的佛学造诣，对他弘扬佛教文化事业，都有重要的塑造作用。

二、佛光山是人间佛教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一种积极探索与具体实践

1949年春，星云长老到台湾，最初在台北桃园县中坜圓光寺，不久成为慈航法师创办的台湾佛学院的学僧。同年7月，慈航、律航、道源、戒德、默如、星云等13名台湾佛学院师生遭到逮捕，被指称为“匪谍”，星云长老下狱23天。出狱后，星云长老开始在我国台湾地区从事佛教文化教育事业，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主编《人生》杂志。1953年任宜兰念佛会导师；1957年于台北创办佛教文化服务处；在高雄寿山寺落成后，创办寿山佛学院；1967年于高雄开创佛光山，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之宗旨，致力推动人间佛教。此后，星云长老推动的佛教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佛光山的创立和发展可以说是台湾地区人间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缩影。

（一）佛光山教团兴起的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崛起，大量乡村青年进入城镇，很多人在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里打工。这些男女青年远离家乡，日常工作又比较劳累单调。而这些青年又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目睹繁华的现代城市，在精神上有一定程度的失落感，但同时也有更高的精神需要和追求。佛光山位于高雄市的城乡接合部，有地域优势；又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方式传教，将佛教文化融入生活中，向人们宣传佛光净土理念，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味佛教文化。这给许多现代人烦闷枯燥的生活赋予了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人的精神需要。可以说，佛光山的崛起与台湾劳动力的转型和经济的腾飞是同步的。

此外，从日据时代开始，台湾本土信仰如斋教等就被归入佛教管理；国民党统治时期对民间信仰控制也非常严格，台湾本土信仰被迫归入主流宗教管理。这一过程虽然存在强迫的现象，但体现了佛教对非主流宗教信仰的保护，同时也是佛教对民间信仰开放的表现。像佛光山等教团，也注意吸收台湾本土信仰元素，以“方便”吸引台湾本土信众。星云长老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住的雷音寺，一开始便是供奉众多神像的民间信仰庙宇，后来星云长老在此弘扬佛教文化，使其逐渐成为正统佛教信仰场所。这些因素都为佛教在20世纪中后期，在我国台湾地区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及海外移民的增加，海外华人的经济地位也明显提高。生活在海外的许多华人有佛教信仰或有佛教信仰的因素，在精神和礼仪活动上有佛教的需求，有时甚至出资邀请建庙，这成为佛光山积极向海外扩展的契机。而伴随着全球化的步伐，文化多元及相互碰撞交融，也成为大的历史趋势，这就使得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接触佛教的机会。

（二）佛光山自身理论与制度上的发展创新

1.大陆人间佛教思想的启发

1949年前后，大批佛教僧侣去台湾，为台湾佛教的发展带来契机。星云长老到台湾之前，在大陆受过较为系统的佛学院教育，而当时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在新式佛教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星云长老年轻时就受到太虚法师思想的直接影响，又同赵朴初等人有亲身交往。这些都对星云长老接受和不断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有着重要的启发和促进意义。太虚法师、赵朴初居士都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星云长老也积极推动人间佛教，用入世、慈悲、和谐、宽容的价值，来做有利于国家、社会、人心的事业。

2.对日本佛教经营管理经验的借鉴

清末民初以来，日本佛教在现代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做法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星云长老本人学习过日语，甚至一度打算去日本留学，虽然最后并未成行，但他早年曾经到日本考察现代佛教寺院的管理方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佛光山开山之初，星云长老就开始派遣慈惠、慈嘉、慈怡等许多弟子去日本留学，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佛光山教团的骨干成员。佛光山本山和别院制度便是吸取了日本寺院架构模式的经验；星云长老为佛光山教团制定的檀家和檀讲师等制度，也都是受日本佛教的启发。

3.佛光山在制度上的创新

星云长老的佛光山模式之所以能取得现今世人有目共睹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在坚持人间佛教基本理念的同时，敢于大胆创新。佛光山制度的创新，最值得注意的几点：科层管理制度，“换防”制度，轻微负债的财政运营模式，出家众、功德主与居士等分别组织管理，本山、友寺等分别对待，网络管理，等等。此外，还有宣教方式的现代化，充分利用女众、居士的作用，以及在各种形势下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等。

（三）佛光山向台湾地区佛教信徒所提供的宗教产品

1.产品的形式

现代化——因时制宜。星云长老到台之初就注重利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传教。如组织佛教歌咏队、撰写脍炙人口的小说《玉琳国师》和《释迦牟尼佛传》等，之后逐渐利用电视及网络等现代媒体、夏令营、花车游行、音乐、舞蹈等多种形式吸引台湾信众，扩大影响。

本土化与国际化——因地制宜。注意结合台湾地区本土信仰的实际情况，甚至适当将其纳入佛教仪式之中，使得人们对佛教有亲近感。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地建立寺院、佛教学院，接引当地信众。星云长老出家近80年，在全球各地陆续创建200多所道场，创办了人间福报、人间卫视、人间通讯社、佛光山出版社等媒体、出版机构，以及为数众多的佛教学院、美术馆、图书馆、教育出版和公益慈善机构。此外，先后创办了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南华理工等高校。

内外有别——宗教产品更加细化。因人制宜、善巧方便地接引社会各阶层、各个年龄段、各种文化程度、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士学习佛教文化。对于不同情况的在家人的宗教产品更加对口与实际，不像以往佛教那么“苛刻”“划一”地要求，给予在家人相当的宗教地位和方便，甚至允许居士住庙、夫妻同房居住。

2.产品的内容

日常佛教礼仪。星云长老注重世间法，对金钱、婚姻等提出一整套的看法，并且提倡“佛化生活，佛法生活化”，设立一整套人生礼仪，如“成人礼”“命名礼”“百日礼”“弱冠礼”“结婚礼”，力图将人生每一重大事件都纳入佛教仪式中，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佛法。

各级寺庙、道场。建立各种大小的寺庙、精舍，从寺庙规模大小、僧人住庙人数多寡到乡村巡回演法的频率，都有明确规定，让信众可以比较容易地接觸到佛法。

各种佛教文化教育机构。建立各级学校、图书馆，以及各种协会、中心、研究机构，召开学术会议，出版佛学研究的学术杂志，举办各种规模的讲座、读书会。利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向民众进行教育传法、文化传法。

慈善事业。建立慈善基金会、慈善机构、育幼院、养老院、医院等，让佛教徒重视现世生活，把希望寄托在现世，相信有生之年能共建这片人间净土。

星云长老在其著作《释迦牟尼佛传》中，主张不要从教主崇拜，而是从现实人生的视角看待佛陀，从人间的角度理解佛陀，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佛陀观、佛教观。这种佛陀观和佛教观其实是很具有革命性的，直接体现在佛光山教团的日常佛教实践活动上。在佛光山出家的僧侣，经过一段时间的佛法学习和清修之后，其僧侣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在社会上弘扬佛教信仰，推广佛教文化。这相较于传统的禅林僧人、茅棚头陀的佛教修行，有了重要的变化——从山林走向社会，从单纯谈玄说妙变为更多地实践服务。

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仅仅为一种非常成功的传教、宣教方式方法；而是从佛教观念到僧尼日常宗教活动内容，都进行了相当程度的革新，是近代自太虚以来人间佛教思想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一种积极探索与具体实践，对汉传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正面价值。

“人间佛教”这一概念，在佛教界、学术界含义颇为丰富，不同人往往有不同用法，李明友教授曾经总结过五种不同使用方法[3]。这五种常见的使用方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类：从杨文会、欧阳竟无到赵朴初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算是人间佛教，其中，太虚法师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或者是首倡人间佛教这个口号的人；另一类观点强调人间佛教是印顺法师提出的，此前太虚法师提倡的是人生佛教。除了上述这两类主要看法外，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也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星云长老认为人间佛教是贯穿于从释迦牟尼佛到中国六祖的，比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更具有广泛性：“人间佛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佛教，甚至不是因为六祖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解的理论，就把‘人间佛教归于六祖大师；也不是太虚大师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的思想，就把‘人间佛教推给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是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道、每一个人的理；人间佛教是佛陀的本怀，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净化、升华，凡能圆满涅槃之道的教示，都是人间佛教。”[4]

何建明教授认为：“或许可以这么说：太虚大师是现代人间佛教运动的开创者和思想家，印顺法师是现代人间佛教运动的推动者和佛学家，而星云长老是现代人间佛教运动的发展者和实践家。他们共同构成了近百年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三大坐标，为人间佛教史在现代写下了最辉煌的篇章。”[5]在人间佛教的理解上，正如星云长老在《人间佛教的蓝图》一文结尾所强调的，人间佛教关键是要强调实践，而非理论争论。所谓提倡人间佛教，真正需要的是落实人间佛教的行者，人间佛教不能只是喊喊口号而已[6]。

综上所述，无论从佛光山本身，还是从其提供的宗教产品，我们都可以将其分成软、硬两个方面：软的方面如佛光精神、人间佛教理念、教理与佛光山教团的各种组织；硬的方面如佛化生活、庙宇、宗教活动乃至慈善公益事业。而将这软、硬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便是佛光净土（人间净土）。通过对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人间佛教在台湾发展的特色。人间佛教、人间净土，在太虚法师那里，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近似乌托邦式的神话。星云长老领导的佛光山教团力图将人间佛教理想付诸实施，使人间佛教思想越来越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

三、星云长老对两岸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的贡献

两岸和平是星云长老一贯的心愿，他说：“两岸关系就像人的手，攥紧了才有力量。”他提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是兄弟情谊，要做到“自心和悦”“家庭和顺”“人我和敬”，这样就能“社会和谐”“世界和平”，星云长老希望以这“五和”来促进两岸之间有序地和平发展。

1989年3月27日，星云长老应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之邀，率团由香港飞往北京，进行为期1个月的弘法探亲活动。星云长老率领的探亲团有正团72人、副团500人，他们一行在大陆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这在当时两岸尚未实现“三通”的情况下，在佛教界两岸交流上是具有重要开创意义的，是两岸佛教交流的破冰之旅，打开了海峡两岸佛教交流的大门。赵朴初常常用“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来形容首次见到星云长老时的情景。此后，星云长老又于1993年、1994年两次赴大陆探亲，继续巩固两岸佛教界人士交流的成果。

2002年初，星云长老牵头成立了“台湾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委员会”，积极呼吁：“三通不通，宗教先通。宗教不通，佛教先通。佛教不通，佛指先通。”最终以“星云签头，联合迎请，共同供奉，绝对安全”为原则，从陕西西安法门寺迎请舍利莅台供奉37日，数百万人瞻礼。佛指舍利赴台供奉，在台湾地区产生了空前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两岸民间交流的空间。2003年7月，星云长老应邀至厦门南普陀寺参加“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同年11月，星云长老应邀参加“鉴真大师东渡成功1250年纪念大会”，并出席鉴真学院奠基仪式，决定在鉴真学院捐资建设鉴真图书馆，以延续和推进鉴真弘扬佛法，兴盛科技文化事业；佛光山梵呗赞颂团首度应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之邀，至北京、上海演出。次年2月，两岸佛教界共同组成“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在世界各地巡回弘法。

2006年4月13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浙江省隆重开幕，海峡两岸8位论坛倡议者——一诚、本焕、星云、祜巴龙庄勐、惟觉、圣辉、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觉光，共同主持了赞颂仪式，祈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星云长老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发表了“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的主题演说。2009年，国际佛光会与中国佛教协会、中华文化交流协会、香港佛教联合会主办“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此次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在台北闭幕，写下海峡两岸宗教交流新篇章。

面对两岸交流出现的许多不和谐杂音，星云长老从苏州寒山寺迎请“和平钟”。当时寒山寺制作了两口仿唐梵钟，即“兄弟和合钟”，一名“和合钟”，一名“和平钟”。2007年9月9日，苏州寒山寺举行向佛光山赠“兄弟和合钟”仪式暨“祈求两岸和平人民安乐大法会”；在宝岛台湾的台北林口、彰化体育馆及高雄佛光山，也同时举行赠钟仪式暨祈求两岸和平回向法会，以期两岸“兄弟和合钟相连”。星云长老作诗云：“两岸尘缘如梦幻，骨肉至亲不往还；苏州古刹寒山寺，和平钟声到台湾。”

2016年3月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了星云长老捐赠北齐佛首造像回归仪式，佛首与佛身合璧展出20多天后，永久入藏河北博物院。星云长老捐赠的北齐佛首，来自河北灵寿县幽居寺，20世纪90年代被盗，后被犯罪分子贩卖到海外。2014年，佛首被佛教信徒买下捐赠给佛光山，星云长老随即表达了希望佛首與佛身合并、物归原处的愿望。佛光山很快与国家文物局取得联系，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确认佛首属河北省幽居寺的释迦牟尼佛。2015年5月21日，河北省幽居寺释迦牟尼佛佛身从河北启程，抵达台湾高雄市的佛光山寺。同年5月23日，佛光山举行“金身合璧 佛光普照——河北幽居寺佛首捐赠仪式”，时隔20年北齐佛首与佛身终成合璧。身首合一的北齐佛像在台湾展出后，运抵北京，在北京展出20多天后，回到河北老家，并于2016年4月30日正式在河北博物院对外展出。北齐佛首从宝岛台湾回归大陆，实现身首合一，是“两岸一家亲”具体生动的体现，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以及两岸民众的血脉亲情，同时也反映出星云长老的爱国情怀。星云长老以90岁高龄亲自护送流失海外多年的北齐佛首，从宝岛台湾安全回归大陆，开拓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佛教有人生“八苦”的学说，星云长老常常用“八苦”中的“爱别离”苦来比喻血浓于水的两岸骨肉同胞长期不能团聚的境况。中华民族本是一家，大陆人、台湾人，都是中国人！两岸同胞长期被人为分割，是“爱别离”苦，乃国之大殇、乡之深愁。而对于“苦”，星云长老主张积极面对，不要怕苦，而要“吃苦耐劳”，要超越“苦”，这样才有力量。因此，星云长老多年来一直在海峡两岸积极奔走，促进两岸佛教文化交流，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上作出了重要的积极贡献。星云长老推动海峡两岸佛教文化交流，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抓住时机，大胆开拓。在台湾地区“解严”之后，星云长老便积极组织台湾佛教界的探亲团前往大陆，实现两岸佛教文化交流的突破；在两岸尚未实现“三通”时，推动恭请佛指舍利在台供奉。这些都实现了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突破。二是做本分事，社会效益好。星云长老在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过程中，都突出了佛教文化元素，既符合自身的教职人员身份定位，又促进了两岸交流。像朝拜祖庭、供奉佛指舍利、归还北齐佛首，都具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是作为僧人的“本分事”，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很好效果。三是突出文化，提升品位。最近二三十年来，星云长老推动和参与的两岸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两岸大型的佛教交流活动，如佛教音乐、艺术品、历史文物的交流，两岸佛教学术研讨等，同较为单一的消灾祈福法会相比，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在加强两岸友好交流，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正如已故著名宗教学家方立天先生指出的，在当代，一个没有文化素质和品位的宗教，是没有前途的。文化素质、文化品位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佛教前途之所系[7]。两岸佛教界也在这些活动中，逐渐提升了自身的品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佛教文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朱洁轩.栖霞山志[M].台北：明文书局，1980：64.

[2] 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89卷[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85-87.

[3] 李明友.太虚及其人间佛教[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45-49.

[4] 星云.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J].普门学报，2000（1）：47.

[5] 何建明.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上册）[M].香港：新新出版公司，2006：16.

[6] 星云.人间与实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21.

[7] 方立天，学愚.佛教传统与当代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6：3-5.

责任编辑：尔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