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其理论来源与德国古典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两大历史代表人物，康德与黑格尔都试图为历史的发展设定一个终极目标，以此把握整个人类历史。但是二者对于历史目的论的定性各执己见，决定了他们对人与历史关系的阐释也会存有分歧，主要包括历史的主体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两个方面。通过剖析康德与黑格尔历史目的论中关于人与历史关系的阐释，可以清晰把握康德与黑格尔历史目的论存在的主要差异，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人与历史关系的思想来源和基本内容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人与历史；历史目的论；康德；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2-006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2.020

历史目的论的意义在于帮助人类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历史进展提供一个衡量标准。康德强调，历史的发展就是自然意图的实现过程，即人的自然禀赋“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1]3。人的理性的充分发挥程度是衡量历史发展的标尺。黑格尔也把历史终极目的的实现视为世界历史的完成，认为“整个世界的最后目的，我们都当做精神方面对于它自己的自由意识”[2]19。自由是绝对精神的最高目的，绝对精神实现自由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康德与黑格尔为把握历史的发展都设定了一个终极目标，但二者对这一目标的定性却大相径庭，因而对历史的主体以及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两个层面的认识也有所差异。

一、康德与黑格尔对历史目的论定性的不同理解

在学术界，黑格尔与康德对历史目的论的定性分别被阐释为范导性与建构性。范导性是说“理念本身与经验对象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更没有实在之物之对应”[3]187，强调作为理念的终极目的与经验对象的统一是主观思维的统一；建构性则强调“理念必须在存在中将自身客观化、实体化进而实现自身”[3]189，就是说历史终极目的与经验对象的统一是客观现实的统一。

（一）康德范导性的历史目的论

康德历史目的论的线索是自然意图，即人类理性的充分发挥。康德认为世界历史是大自然意图实现的过程，但“自然意图”只是主观的设定，其作用在于引导历史不断向其接近，调节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轨迹。

康德指出，人不可能以人自己的任何理性意图为前提，也不可能提出任何有计划的历史。因为人类处于动物与世界公民之间，前者没有理性意识，后者理性则得到了充分展开。因此具有理性萌芽的人类必须依赖自然为人类历史提供的某种计划行进，并把大自然的意图看作是可实现的，历史才不会如同一盘没有任何规律与秩序的散沙。历史目的的存在，一方面为现实的一切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说明，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呈现了一个美好欣慰的未来图景，即世界公民状态。康德认为，世界公民状态是衡量历史发展进程的标准，可以为人类提供一种未来的方向，以形成对人类历史的一种整体把握。否则，人类的后代要想掌握以往的历史是难以着手的。

可见，在康德看来，自然意图仅是从哲学角度去把握历史的一种构思，可以解释为一种乌托邦或者希望哲学。通过范导性的历史目的论，我们获得的是一条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整合性线索。历史的终极目标不是一种客观必然性的存在，我们可以努力去接近和实现这个目标，但不能说自然意图使得世界历史的发展定会如此。

（二）黑格尔建构性的历史目的论

与康德不同，黑格尔把历史视为理性在现实中展开的一个过程，是绝对精神客观化、认识、发展和回归自身的过程。这是一种建构性的历史体系，是“将目的概念理解为某种自我决定的、可供建构性使用的客观之物”[4]。

黑格尔采用了哲学的方法去考察历史的形成，批判了以往的历史都是叙述者对其所见所闻的具体历史事件进行记述。原始的历史仅仅是为了记载而记载，缺乏对历史的反省和深思；反省的历史力图达到对一种范畴内在必然性的关联，但却是超越现时代的；而哲学的历史是先天的、秩序的历史，秩序就是理性的体现。“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2]8理性是永恒化和客观化的“绝对精神”，其主宰和决定了历史的合理化。历史按部就班的发展就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自由的过程。这种把握历史的哲学方法，既不是实证地叙述历史进程，也不是扭曲和重组历史事实，而是为全面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个构架[5]。把绝对精神强调为一种客观化的存在，是黑格尔建构性历史目的论的显露。绝对精神与历史的关系就如同一颗种子在萌芽状态就已经包含了树木和果实的所有性质，绝对精神的萌芽也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历史的全体。换言之，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身中的潜能转变为现实的活动，近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隐德莱希”。历史总是依据理性预先规定好的、不可变更的原则展开，其发展绝不会增添任何新的东西。

综上所述，康德與黑格尔对历史目的的定性大相径庭，康德强调历史目的的范导性以及其调节历史进展的作用；而黑格尔强调历史目标的建构性和客观性，注重理性的绝对地位，不符合理性要求的都不能列入历史的范畴。由此可知，历史的终极目的作为一种参照标准时，方能使得人类准确把握历史的发展进程，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若将历史的终极目的视为一种最终完成，便会走向历史终结论和宿命论。

二、人与历史视域下康德与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差异

正是康德与黑格尔对历史目的论定性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对人与历史关系的诠释存有分歧，表现为历史的主体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两个层面，历史的主体是人还是历史本身又定夺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主观创造者，还是听命于理性的客观工具人，即人是目的，还是手段。

（一）历史的主体

历史的主体是指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进程影响者。康德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全人类、全物种；黑格尔则认为历史的主体是绝对精神、是历史本身。

自然的意图就是使其赋予人类的理性得以充分展开。康德表示，作为被创造物的人类虽然是为了实现自然的意图，但自然的意图就是人自身，是为了使人类成为有道德的人，使人类社会成为世界公民社会。在实现自然意图的过程中，人类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理性进行一切活动，包括建立公民社会和国家宪法等。一切历史是人类自身意志自由的发挥和创造。虽然自然的意图是引导人类朝它靠近，但是对于单个个体而言，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作为历史的主体而存在的。但“人”指的是全人类，而不是单个个体。在康德看来，人类理性的充分发挥只能体现在全物种的身上而不是个体身上。因为人的理性作为一种原始能力要充分发挥出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教化和训练，但人寿命的短暂以至于理性需要被代代相传，才能确保理性能够得以发展并达到完全充分发挥的理想目标。对康德而言，全人类努力实现自然意图的过程，就是历史，是全人类创造了历史。

相反，黑格尔认为历史的主体不是人类，而是理性，是历史本身。“理性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力。”[2]9表达了理性的双重意蕴：一是理性是永恒化的存在，是绝对精神，一切皆依赖于理性而存在；二是理性是客观现实的存在，理性的在现实中的展开构成了历史的全体。它无需万物赋予它以动力，因为它自身就是一个不断展开自身的能动的主体。世界历史就是理性在万物中实现自身的合理化过程，即绝对精神外化的逻辑、自然和精神三个阶段的完成。这样历史本身成了历史的主体，而人则被排斥在历史之外，历史发展的结果最终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相互分离。

由此可知，在康德那里，历史的主体是全人类，历史是人类在自身的活动中将大自然赋予的“理性”充分发挥出来的过程；而黑格尔则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历史本身，历史是理性的永恒的现实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不是精神的历史，也不是抽象的人的历史。它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即历史的主体不是抽象的人类或绝对精神，而是具有生命的活生生的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6]

（二）人在历史中的地位

在历史的主体层面所探讨的人是抽象的人类概念，但关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这一层面，人是具体的个人。历史的主体决定着人在历史的地位。康德认为历史的主体是人，因而每个人都是意志自由的创造者；而黑格尔认为历史的主体是绝对精神，因此每个人都是听命和服从于理性的工具。

按照康德的逻辑，明智的大自然绝不会浪费过多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它将理性赋予给人类以后，就不再干预其他，因为人类只需要自由意志便可创造出一切。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不是安宁的生活，而仅仅是一双手，他们没有公牛的角、狮子的爪以及恶狗的牙，一切都需要人根据自身理性去创造，这就是自然意图最清楚的宣示。人类运用理性主动创造出生活中所需要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食物、建造房屋等基本的衣食住行，以及人自身的享乐、见识和睿智，乃至人的善良意志。其原因在于人自身的“对抗性”，即非社会的社会性。这种对抗性促使人类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又强烈要求自身单独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正是这种对抗性促使人类克服懒惰并发挥其全部能力以追求自己的目标，最终创造出人类历史。因此在历史中，人的对抗性驱使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创造一切，即使是完美的世界公民状态，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结果，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对黑格尔而言，理性制约和支配着一切，不会任由偶然事件的摆布，它“是万物的绝对决定者”[2]55。因此各个人都是绝对精神的附属品，是绝对精神实现自我的手段与形式。通过“理性的狡计”可以剖析出人在黑格尔历史目的论中的地位。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包含了“观念”和“热情”两个方面。“观念”是普遍的理性，是绝对精神；“热情”是特殊的活动，是人类理性。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经纬线。但“观念”与“热情”并不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热情”只是“观念”为了实现自身目的的一个手段和形式，而“观念”则决定着世界历史的方向与内容。“理性的狡计”就是绝对精神始终处在后方并通过人类理性去施展自身，以致自身不会受到侵犯和损害。比如为了各自利益的个体、民族和国家相互斗争和相互否定的过程会损害特殊的理性，但普遍理性绝不会陷入这种现实的斗争与对峙中。“普遍的理念在特殊的东西的冲突中得到保存并实现自己的目的”，[7]即理性在不会受到侵害的地方不断驱使热情去实现自身的终极目的，这就是“理性的狡计”。除此之外，黑格尔还表示，伟大人物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精神需求的体现，“当他们完成了精神所需要的东西之后，精神对他们没有任何奖励或报酬，就把他们抛弃了。”[8]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过是理性实现自身的一个工具和手段，他们终将会消逝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有绝对精神可以长存。可见，在黑格尔话语中，个人的发展始终会受到理性的支配和制约，人类的理性必须要与绝对精神的发展完善完全同一，其创造的活动才可称之为历史，世界历史个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现实的个人只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出发进行实践，就会离历史越来越远，越受到绝对精神的排斥。由此可知，“人仅仅是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它的自觉的创造者。”[9]

至此，基本清楚了在康德范导性的历史目的论中，他旨在强调历史的调节性和主观性，人类作为历史的主体，可以通过自身意志自由创造出一切需求。而在黑格尔建构性的历史目的论中，人是绝对精神实现自由的中介和工具，人的理性必须要符合绝对精神的原则才能发挥出来。但是康德与黑格尔对人在历史中地位的看法有所局限，一方面，人作為历史的目的，可以发挥根据自身意志自由进行实践活动和追求自身价值；但人作为历史的手段，在发挥意志自由的同时也会受到历史客观规律的制约，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三、结语

由于康德与黑格尔对历史是范导性的还是建构性的差异所在，决定了他们对于人与历史关系的两个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见解。前者立足于范导性历史目的论，强调历史的主体是全人类，人在历史中是具有意志自由和主观能动的创造者；后者则立足于建构性历史目的论，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历史本身，人只是历史发展自身的手段，人在历史中是被绝对精神支配和控制的工具。从历史目的论的角度看，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二者的历史目的论都为人类理解世界历史提供了某种必然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康德强调历史目的调节性，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重要引导作用，黑格尔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变更性，认识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康德与黑格尔对人与历史关系的理解皆有片面之地，一方面，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或某种神秘力量；另一方面在历史中人既是能动的创造者，同时也要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自身的目的。在此基础之上，可以清楚地知道康德与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差异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人与历史关系思想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加深了我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对推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甄龙，罗淼.论马克思“非决定论”的“历史目的论”——从建构性历史目的论到范导性历史目的论[J].东岳论丛，2017，（02）.

[4]（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421.

[5]张汝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N].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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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0.

[7]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J].哲学研究，2010，（8）：76.

[8]郜庭台.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几个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1981，（04）：10.

[9]杨耕，陈小平.黑格尔历史哲学研究[J].哲学动态，

1989，（06）：41.

作者简介：

李敏，女，汉族，贵州遵义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