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简介：李达春，部队离休干部，1929年6月出生，江苏射阳人。1946年8月参加新四军，先后在华野十二纵队医院、苏北军区教导团卫生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三军、华东军区第四陆军医院、第九十七医院担任军医；1985年任第九十七医院副院长（副师职）、技术顾问等。

我于1929年6月出生在射阳县通洋乡东园村的农民家庭，1946年8月，报考新四军二师六旅卫生部创办的卫生学校而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原定学制为两年，后因战事需要，只学习半年就提前结业，分配到华野十二纵队后勤机关叶挺总队医疗队，辗转在盐阜大地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带着伤员在盐城西部水乡打埋伏，救治转运解放盐城前线的伤员，为全国的解放奉献自己的青春。

水乡打埋伏

1947年1月，我们一个百余人的医疗队在滨海县八巨组成，由队长李金福带队，从华野十二纵队卫生部出发，经过约一个月的迂回辗转，越过数处敌占区封锁线，来到了叶挺（盐城）县总队，和原总队休养室合并为叶挺休养所。

叶挺总队有近一个团兵力，活动在盐城西部水网地区。这里河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机动范围较大，利于部队转移和隐蔽。当时这里的敌伪军占领的据点比较多，像秦南、樓王等一些较大乡镇都被敌军占领，经常下乡“扫荡”，抢劫财物，围击我军。我们叶挺休养所全体战士（包括伤病员）全部换穿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实行分散隐蔽活动。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乡村干部的安排，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分住在可靠的老乡家打埋伏。全所医务人员分成若干个治疗小组，每组2～3人，分别负责若干名伤病员的治疗工作。伤病员分散安置在王庄、大崔庄、白土庄等村庄以及周围的舍上，与农家共同生活，成为这些家庭中的成员，按年龄、辈份称父母及兄弟姐妹。遇有敌情，联防哨迅速传递消息，轻伤病员与家人一起跑反，重伤员由家人用担架抬上自备的小船上，沿着交叉的河港很快潜入西部的湖荡，隐藏在芦荡深处。有时敌人追到荡边，面对那茫茫无边的芦荡，只能望荡兴叹，盲目地打一阵乱枪后，无可奈何地悻然而返。有一天，胡瑞清所在的小组掩护伤病员潜入湖荡时被敌人发现，紧追到荡边，但敌人没有船只，无法进荡，就在湖荡岸边死守不走，我们的同志被敌人困在芦荡中，喝着湖水，吃着随身带的干粮，直到傍晚，敌人担心遭到地方武装队伍的袭击，不得不撤兵退回到据点里。胡瑞清和伤病员以及老乡们才得以回家。

我们白天提着菜篮子携带敷料器械物件，到村舍老乡家去，给伤员换药治疗，早出晚归。我与孟富两人为一个小组，负责以王庄为中心近60名伤员的护理，住在50多岁的王妈妈家中，村上人叫她“二妈”，我们就直接喊她“妈妈”。当时，王妈妈一人在家，丈夫做后勤支前了。他们没有亲生儿女，过继的儿子是王庄的村长，但不同老人一起生活。妈妈对我们生活照顾入微，我们每天要出去工作，她早早就起床把早饭做好，里面还放些年糕，让我们吃得饱饱的，有力气跑路。傍晚，她总是坐在门前等我们回来。晚饭后，我们要把带回的脏敷料洗好，用火烤干，再用蒸笼消毒，以备第二天再用，这样的工作天天如此。而白天偶有敌特侦探活动，为防暴露目标，所以洗好的敷料白天不能在外面晾晒。我们有时也利用晚间，和村干部一起召开村民会，宣讲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革命形势，做好群众发动工作。

叶挺休养所在盐城西部水网地区打埋伏历时4个多月。随着战局的发展，尤其是我军在山东战场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后，苏中苏北地区敌我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军收复了一些县城，敌人逐渐撤出西部水网地区的据点。我们在敌后打埋伏也随之结束。叶挺休养所全体人员集中到大崔庄，边工作边整训，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一天傍晚，战友周长玉特地陪我回王庄看望王妈妈，恰好王爸爸也已完成支前任务胜利返回。两位老人见我们身穿军装，英姿飒爽，妈妈双手抚摸我的头和军装，热泪盈眶地说：“好啊！多好的革命军人，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朴实厚道的王爸爸站在一旁，面露开心的笑容。我和他们聊了好一会儿，我要回队了。临别时，我立正站在二老面前，恭恭敬敬地举起右手，向二老庄重而深情地敬了军礼，道一声：“爸爸、妈妈，再见！”走了几步，我又回过头看看，只见二老还在门前看着我，直至我们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他们才回到屋里。

不久，纵队来了命令，调我们回滨海五汛港纵队所在地。撤离时，大崔庄的男女老幼齐聚村头，敲锣打鼓，恋恋不舍地欢送亲人归队。我们的船队已行了好远，乡亲们还在高呼口号，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也不断挥手，向乡亲们表示感谢！短短4个月时间，与乡亲们结下了亲如一家的鱼水深情，令人至今难忘。

前线忙包扎

1947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医务班接到队部通知，抽调半个班人去前方执行任务。班长当即宣布了参加执行这次任务的人员名单，我名列其中。当晚做好准备，次日早饭后到队部集中。我们分析可能是攻打盐城，心情十分激动，高兴地议论着：“打盐城啦！新四军真了不起！”“我们盐城要解放了！”……

第二天，我们按时到过队部，与另外两个医疗所抽调的同志加两名炊事员、一名司务长共20多人，由副队长邵志华带队，步行约一个小时，到达纵队领导机关所在地五汛港，后方医院院部也驻在这里。这里筹集的一些药械医疗物资正在装载上船。3个医疗所抽调的人员同时来到这里会合，还有后方医院几位领导，共100余人，一起出发，奔向前方。

下午5时左右，我们到达射阳县政府所在地合德镇，镇上满是部队，有的是临时休息的，有的是行军经过的。我们这支后方医院的队伍，奉命停下来。院领导对医疗队人员做了调整分工，一部分人员组成1个手术组、3个一线包扎所和一个转运站，到前沿阵地，我被分配其中一个一线包扎所；还有一部分人员留在合德镇，成为这次作战的后勤保障基地，负责前线转送下来的伤员的收容救治。当晚，我们在合德镇宿营，借用镇上居民的门板、芦席和自带的被单，在镇中心小洋河北岸的路边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向指定的地点进发。到了中心桥，转运站和手术组的人员留下来，而我们去前沿阵地的三个包扎所的人员，带上运送抢救用的医药器械的支前民工，继续向前沿阵地进发。

下午4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盐城北郊，在离城约四五华里的一个舍上停下，这个舍上有十来户人家，紧靠通榆路的东侧，我们的包扎所就设在这里。放下随身物品，立即投入抢救前的准备工作，撕绷带、叠纱布、绑夹板、做棉球、消毒敷料……此时的盐城，已是大兵压境，十一纵队的部队部署在城南，我们十二纵队的部队部署在城北，先头部队已将盐城牢牢包围，城内敌人成汤锅里的鸭子，飞不掉了。

晚上8时许，攻克盐城的战斗打响了，两个纵队南北夹击，密集的枪炮声不绝于耳。约两个小时以后，即有担架运送伤员来了，有的经过战地卫生员初步包扎，有的还未来得及包扎。我们逐一的检查伤情，进行止血、包扎、固定等先期处理后，分类送到转运站。

随着战斗的推进，前线运送来的伤员逐渐增多，伤情也更加复杂，爆炸伤、贯穿伤、多处骨折伤，尤其是颅部、胸部和腹部伤，出血多，加压止血不见效果。我接到一个腹部爆炸伤者，腹壁伤口裂开较大，小肠膨出，用消毒纱布盖在膨出的小肠上用手法复位，经多次反复，小肠未能复进原位。情急之下，发现老乡家有只搪瓷面盆，我加了些纱布，将面盆倒扣在小肠上面，再用绷带将面盆加以固定，并对民工说：“这位伤员出血并不多，但需要立即做手術，请你们尽快将他送到中心桥去，那边有人做手术，快走吧！”

经过两夜一天的激战，盐城解放了。但部队仍在城内继续肃清残敌。我们包扎所奉命撤回到中心桥转运站，在这个不足百十户人家的小镇上，聚集了近200多名各类等待做手术和转运的伤员，部分躺在担架上，露天摆放在街道的路边。时值盛夏，高温酷暑，他们白天在烈日下暴晒，受着煎熬；晚间蚊虫叮咬，夜不能眠。虽有当地自发而来的父老乡亲，为重伤员喂饭、喂水，因无人组织安排，他们也发挥不了更多作用。医务人员忙于手术、检查伤情、清洗伤口、换敷料，无法顾及到基础护理工作。由于当时环境条件较差，部分创伤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伤口感染发炎，化脓长蛆；也有个别发生气性坏疽、破伤风这类传染性并发症，严重威胁伤员的生命安全，我们坚持严密隔离消毒，防止交叉感染。当日寸我们的工作很紧张，炊事员送来饭菜，也顾不上一吃，有时他们盛碗汤，端到我们嘴边上，我们喝上几口又让他们端走了，一心只想着多抢救几个伤员。两天后，伤员全部转送到设立在合德镇上后勤保障基地。

精心救伤员

到了后勤保障基地合德镇上，虽然聚集了五六百名伤员，但镇上的居民多，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伤员，加之学校正好放暑假，教室、办公室全部变成临时病房，伤员得到妥善的安置。居民、学校老师和高年级学生还主动参加护理工作，为伤员清洗衣物、端茶、喂饭、帮助重伤员倒大小便等，救治伤员的环境和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此时的医务人员工作特别繁重，由于需要做手术的伤员多，而能做外科手术的人手不多，只好分成两个手术组，昼夜不停的做手术，其他医务人员成天忙碌着为伤员换敷料（这是工作量最大的一项）、清理伤员、输液、输干血浆……暑热盛夏，一个个成天忙得汗流浃背，水顾不上喝、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体力消耗大，十分疲惫。有个护士在给伤员换敷料时突然倒在地上，以为她是低血糖休克了，她竟发出轻微的鼾声，睡着了。原来是她几个昼夜连轴转，缺少睡眠啊！镇上开诊所的社会医生，也加入救治伤员的队伍，为解放盐城贡献力量。

有天夜晚，我为一位身受炸伤的首长（听说是团政治处主任）换敷料。这位首长身上大小伤口不下20处，而且每个伤口都化脓长蛆。他躺在一户居民靠近窗口的木板床上，窗外街道上灯火通明，行人来来往往。我弓着腰聚精会神地逐个伤口捡蛆、清洗消毒。首长的警卫员站在我的身旁，打着手灯，帮我照明。突然我的背脊上“啪”的一声挨了重重的一棍，抬头一看，是窗外拄着拐杖的伤员打的，嘴里还在大声埋怨道：“你为何动作这么慢？不知道我伤口的蛆，把我折腾得多难受吗！”警卫员一把夺下拐杖，质问道：“你怎么这样！”躺在病床上的首长接着说：“你知道我的身上有多少伤口吗？你看到这些医务人员近来有多辛苦吗？你还打人，太不应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把你团团长、政委的名字告诉我。”我说：“首长，你好好休息！”那位伤员自知理亏，低着头不着声。我对他说：“这位首长身上伤口多，要一个个清理，用的时间是长些，很快就好了，你再稍等一会，我给你处理。”又让警卫员将拐杖还给他。这位伤员连忙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

当时，差不多每个伤员的伤口都生蛆，蛆子到处乱爬，连我们医务人员的身上都有蛆子。一天中午，我们吃饭时，同事王富生卷衣袖时，掉下一个肥硕的蛆虫，在地上滚爬，旁边的一个同志调皮地说：“这小东西还怪懂事呢，它怎么没掉进谁的饭碗里！”

经过几天的紧张救治处理，这一阶段工作基本结束。领导上决定，将这批伤员分配给到各医疗队，带回到后方医院进行后续治疗。分配给我队200名伤员，还配备了20多条民船，由副队长邵志华带队，按伤情分类，组织登船，各条船上都配有医务人员照料。船队出发后，很快进入射阳河，趁涨潮顺水西行，第二天上午抵达我们第三医疗队所在地四汛港。这是个只有三四十户农民的村镇，原有的各家各户都住满了伤员，这次又从前方带回200名伤员，村子里实在容纳不下。队领导决定向外村扩展，由我担任组长，和王富生等5人组成一个医疗组，带着做过手术、伤势不太重的60多名伤员，住到离医疗所四五华里的另一个村子。伤员生活由所在户村民料理，伙食费及口粮按标准发给伤员所住的农户。我们则天天挨门逐户地为伤员进行医疗处理。经过4个月的努力，60多名伤员全部痊愈归队，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全队总结大会上，我们医疗小组受到了嘉奖，并为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参加医疗队虽然已经过去了70余年，但那样的艰难战斗工作环境，对于磨练我们革命意志、斗争精神、思想品质起了极大的作用，给了我们无尽的前进动力。在当下我们防控新冠病毒，医务工作者依然要发扬这样的革命意志、斗争精神和思想品质，以不怕牺牲，攻坚克难的斗志，才能夺取决战新冠病毒的全面胜利，保证全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