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日，我用视频会议的方式，在北大文学讲习所的“现代诗讲堂”讲了一节题为《新节奏 新体验 新感性：当代青年女诗人的写作观察》的诗歌课。我在讲座中提到，“女性”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概念；新诗书写也是建构“女性”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因女性自身的参与而更显独特。与前代诗人相比，当代青年女诗人在诗学观念和语言表达上，都展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是“断代”与“传承”交汇的结果，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缘由。而新的女性形象和性别书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诗的发展历程、生态格局，提供了观察新诗文体的别样视角。

由女性来讲女性，似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实不然，至少对我而言是不轻松的。一方面，“女性”并不是我文学创作的重心，亦非我诗歌研究的方向。尽管我有一部分诗歌和批评也在谈女性，我写过《英雄美人》《漂亮男孩》《盆血》《从侧面看她的鼻梁挺而拒绝》等诗，写过关于西娃、袁永苹、玉珍、贺予飞等女诗人的评论，但对“女性”这一观念，我始终保持警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三剑客”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么，在我和我的同龄人开始创作的时候，社会生活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体差异不断加大，表达反抗意识已不是大多数女性写作者最为迫切的写作任务。另一方面，女性书写中过于小我、封闭的一面也展现出明显的弊病，失去了介入现实与历史的能力。凡此种种，让我对过于性别化的书写存疑，反而更倾向于“雌雄同体”的文学观，自己也在朝着综合式的写作努力。

几年前，我还在北大做博士后时，在臧棣老师建议下，我为学生讲过一堂青年女诗人的课。那次课上，我讲了郑小琼、包慧怡、玉珍和余幼幼。其中，郑小琼和包慧怡是“80后”，玉珍和余幼幼是“90后”。之所以选择这几位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基于文本完成度的考虑。在这个传媒发达的时代，诗歌的传播变得便捷；纸媒不再是独霸天下的传播渠道，诗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自己的作品。但这也导致了诗歌现象的泥沙俱下，“有名无作”“名盖过作”成为诗坛常态。只有在严肃的诗歌批评那里，文本的质量和完成度永远是第一位的。从文本出发，才能拨开迷雾，更清晰地看到新诗发展状况，筛选出那些扎实的写作者。其次，是基于典型性和差异性的考虑。这四位女诗人的生活经历不同，知识型构、诗学趣味也都各有千秋；比如郑小琼，她早年的打工经历与改革开放有着血肉联系，独特的经历、身份与性情，决定了她在诗歌上的视角、立场和方法。这种新诗典型性，找不到第二个人可替代。在反复衡量后，我将各不相同的几位女诗人摆在一起，是希望通过她们，能向学生展示更为丰富立体的新诗生态。

而这一次，我意识到有必要将此前的研究继续深化。诗学自然是但也仅仅是最基本的出发点，还有更迫切的原因：“女性”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近年来，一些新闻事件的冲击更是促使我反思、调整自己的想法。我真切地感受到，只要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还在，对女性的压迫、奴役和歧视还在，女性主义就是一种必要，文学里的“女性”就还有着极大的书写空间。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我写下了一首小长诗《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更希望看到同龄人对“女性”这一问题的回应，看到“女性”何以为诗、以何为诗。我决定出发了。在正式开讲的一个半月前，我开始做准备，阅读了大量文本，同时不忘向朋友们取经。有意思的是，朋友们推荐的名单竟都差不多，而且都提到了袁永苹和吕布布，这恰好与我的观察和判断相符。这种共识，又为我增添了一抹信心。

最后，我选择了五位女诗人作为这次课程的研读对象，分别是：冯娜、吕布布、袁永苹、张慧君和周鱼。确定名单后，我才注意到她们都是“80后”。这或许是一种巧合，但又包含着必然，其中，文本完成度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更为年轻的“90后”“00后”女诗人中亦有不少崭露头角的，然而就目前的创作情形来看，整体的完成度还是稍逊一筹，诗学形象尚不够清晰丰满——当然，我相信这只是现阶段的情形，再过五年、十年，新诗的生态格局必然会是另一番景象。名单确定后，准备工作就顺畅多了。我选择了冯娜的《橙子》《恐惧》《出生地》《诗歌献给谁人》和《魔术》；吕布布的诗，我则挑选了《诗歌移动论》《砥砺时刻》《雾中之路》《寂静时》；在袁永苹海量的作品中，我选的是《得知其名》《缺席的椅子》《红火焰》和《无名》；张慧君的诗，我选了《坚韧》《新母亲》《失败的创作》；周鱼的诗，我挑选了《镂空花瓶》《短暂春日》《感官世界》和《写诗》。和上次的四位女诗人一样，这次的五位也迥然有别，写作的来源很杂，明显是受到了不尽相同的文学滋养。这充分印证了一点：诗首先是个体的呈现。同时，在肉眼可见的差异中，她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元诗意识，创作了关于“诗”本身和“写”本身的诗，关涉到写作的自指性。

准备这门课时，我不只一次感受到，在中国百年新文学的谱系里，女性身份的解放与思想的解放是客观存在的，以此为前提，才会带动文本的解放和创造力的解放。“个人”如何显现、何以成诗，受到政治制度、社会条件、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影响。女诗人们光华灿烂的书写背后，正是妇女解放运动、启蒙思潮、社會发展持之以恒的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性别学最终指向的必是诗歌政治学。

在北大讲这节课，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性诗歌是北大百年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年三月，《诗刊》推出“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并与北大文学讲习所共同举办了这一专辑的座谈会。《诗刊》主编李少君在他的《诗歌维新：新时代，新媒体，新诗歌》中提到，“女性写作是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女性视角天然蕴含体恤悲悯之情，观照个体性的同时也包含了公共性……女性写作正在深刻改变当代诗歌的格局”，充分肯定了女性写作的意义。女性写作，就是一种“诗歌维新”，既是个体的，也是公共的。而正如我在谈冯娜诗歌时指出的，公共性的成立，需要“自我”的发现与传承。诗首先要忠于自我，诚实地面对人与自我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公共性才是牢靠的。北大有源远流长的女性诗歌传统，从郑敏、周瓒、马雁再到今天的秦立彦，以及更年轻的一代诗人，这个传统正是以个体为纬、以公共性为经的。诚然，这一传统的影响力不只局限于北大——我这次所选的女诗人，只有张慧君有北大背景，其余几位虽不是北大出身，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并参与了北大的文学传统。在这种知识共享下，女性诗歌才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力量，为这个时代添上独特的注脚。讲这节课，也是我自己的一段学习经历。曾经，我认为诗歌是崇高的上层建筑，而在这门课上，我意识到：在瞬息万变的今天，诗歌恰恰是我们所需要坚持的最低限度的伦理。

杨碧薇，云南昭通人。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现任教于鲁迅文学院。著有《下南洋》等诗集、散文集、学术批评集共五部，网课《汉语新诗入门：由浅入深读懂汉语新诗》入驻腾讯视频和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