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心是形成适应流动性需求的便利共享机制，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数字化正深刻影响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为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动力支撑。文章聚焦数字化与公共服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机理，深入分析数字化驱动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从内在逻辑看，数字孪生、跨空间流动性、乘数效应与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要素联结、便捷流动与聚合效应相切合，也与人民福祉增进及获得感提升、流动适应性变革与共享共生等一体化发展相呼应；从运行机制看，数字化驱动内核包括聚合触发机制、联结机制、联动机制与协作机制。构建府际公共服务连接纽带、自主性合作架构、智能化耦合共生与一体化数字生态共同体是实现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公共服务一体化；数字化驱动；便利共享

［中图分类号］  F294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3）03-0068-08

一、问题提出

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是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加快数字化发展、构建区域新发展格局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一体化与高质量已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旨在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调整区域布局与区际关系以畅通资源流动渠道，使之更高效地服务于新格局建设［1］。根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已形成［2］。2021年底，以实现“政务服务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共享”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实名用户人数超8亿①。一直以来，市场、政府与制度构成了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3-4］。伴随智慧城市建设向纵深方向推进，数字化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力，重塑着城市治理模式与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成为面向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看不见之手”［5-6］。

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作为一体化战略的重要部分，其重心是“加快公共服务便利共享”［7］。但行政边界形成的府際分割现象是阻碍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最大障碍，而打破行政壁垒、府际利益冲突和行政分割，其关键在于“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打破行政固化边界，矫正资源要素失衡错配”。当前以数字化驱动区域数据连接、打造区际全新聚合效应，并进一步推动一体化深度改革，为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和便利共享提供重要契机。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运用信息化手段建设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方便全国范围内人员流动”这一发展方向［8］。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打造泛在可及的服务体系和拓展公平普惠的民生服务。在这一背景下深入研究数字化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内在机理成为重要命题。本文深入分析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阐述数字化的驱动逻辑、价值逻辑与实践逻辑，提出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触发机制、联结机制、联动机制和协作机制，分析实现路径，这既有利于探索理论创新方向，更有利于推动实践层面的前瞻性谋划。

二、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内在逻辑

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核心是突破空间区隔与行政壁垒，形成按需流动、互联互通与便利共享的一体化机制。数字化嵌入，有助于形成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全新驱动力、共享共生价值体与流动性适应的新实践形态，这有其内在的驱动逻辑、价值逻辑与实践逻辑。

（一）驱动逻辑

1数字孪生

随着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发展，数据重构着人类生活方式，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被打上数据烙印。“数据旨在实现对社会存在的理性化改造，并且能够实现对观念与意义系统的理性生产”［9］。数字化既意味着碎片化数据联通为一个整体，也意味着数据关联的范围不断扩展，“所有这一切都将被链接到网络中”［10］。对于政府、企业和个体而然，数字化提供了突破性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积极融入这个数据流，“连接到这个系统”成了所有意义的来源。“链接比拥有更重要”成为数据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基石。

数据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创新资源与组织方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创新要素。现实世界的各种事物都可在网络空间、虚拟世界、数字世界通过数据建构相应的数字孪生体系。“数字孪生”正是以数字化手段在虚拟信息空间构造与物理实体空间相对应的虚拟世界，数据在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按需有序流动已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数字信息技术与交通体系相结合，大幅度缩小了空间阻隔和时间成本，提高各城市实体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物质与非物质流动效率，从而扩展了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带动大都市区、城市群、大都市带以及世界城市等区域新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同时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不同主体公共数据与数据之间的组合、整合、聚合等等新型区域社会关系。

2跨空间流动性

数据资源具有不受地域空间局限的可流通性属性。数据跨区域流通不仅由分散到积聚实现区域分工合作网络的有效协调与集聚，而且由交换到共享形成新的社会公共资源组织与匹配，以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动态均衡，促进区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网络信息技术、数据信息技术所建构的“网络空间”，驱动各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信息、组织等要素流动，形成“通过流动而运作的空间”［11］。数字化所构建的“流动空间”重塑着区域社会结构的变革。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模式可解释为决定社会实践模式转换的规则和资源［12］，网络化“流动空间”的规则是以数据作为载体或“中介”形成因数据流动而运作的社会实践。数据在流动中创造资源价值［13］，将区域大量零散的、割裂的公共服务数据有机地关联起来，各主体与组织完全对接形成合力，有效释放由数据流动带来一体化的潜在价值。

以人为原点的数字化驱动更强调用数据技术分析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动向与规律，借助数字化网络协同，打造高度关聯的横纵向可流通的数据，一旦公共服务领域内基本信息数据可依据人的流动相互流通，不再局限于行政区域的物理空间限制，实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部门数据跨界积聚，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各种分散的点数据与割裂的条数据汇聚起来，使之产生聚合效应。与公共服务相关的各类数据组合、整合、聚合，推动形成一个共享、开放的区域一体化“数据池”，进而改变传统的公共服务资源生产、提供、分配方式，渐趋打破传统的公共服务信息不对称和数据流动障碍，为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注入新的驱动力，推动一体化制度的革新和发展。

3数字化的乘数效应

区域各地方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区域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革的关键性力量［14］。数据要素集聚与流动具有拉动区域物流、人流、资金流充分流动的作用，扩大各要素的释放深度，促进区域空间功能集聚，进而逐步形成以数据为纽带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数字化的乘数效应表现在：一是数字化的倍增效应，相比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传统要素，数据能放大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社会各行业价值链流转中产生的价值，把不同的生产要素进行连接而产生倍增效果，助推各类型要素深度融合［15］。二是数字化转型的全方位革命性重塑效应。数字化不仅驱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智能化，更是以此为基础形成区域行政方式重塑与体制机制的新变革。数字化将带来社会运行、流程、社会治理规则，城市运营生态，区域城市功能等方面的革命性重塑［16］。

（二）价值逻辑

1人民福祉增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数字化发展的价值导向，数字化转型的根本是在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数据对于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数据将重塑区域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数字化不仅驱动各个经济行业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提供更多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也驱动政府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提升公共服务获得感［17］；另一方面数字化驱动实施更广泛的变革实践，数字孪生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助力各自领域的创新变革，同时开放更多的数据、改善数据使用方式进一步推动更健康、更繁荣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社会生成。欧盟公布的《人工智能白皮书2020》中指出，“欧洲目前和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社会福利的维持，将越来越依赖于数据所创造的价值”［18］。欧洲数字化战略是通过提升整个市场对于数据、数据赋能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和需求，进而为整个欧洲社会和经济带来好处：一是具有更强的生产能力和竞争性的市场；另一个是健康、福利、环境、透明治理和便捷公共服务的有效改善。

数字化作为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创新网络形成的驱动力量，正通过信息、资本与公共服务交互实现功能整合［19］，从这一意义而言，数字化驱动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核心价值是增进福祉与提升人民获得感［20］，充分激活数字化所具有的高治理效能、高品质服务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推动区域公共服务更充足、普惠、便利与均衡，与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相适应，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

2流动的适应性变革

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服务保障权利便携流动，成为数字化驱动一体化的基本价值关怀。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已达6389%，流动人口达到376亿人，而乡城流动人口占比为663%［21］。这意味着尽快形成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便携流动机制对提升区域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现有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地方统筹层次为标准，一般以户籍为依据，执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待遇标准和统一统筹，但由于区域发展差异性，各个区域的统筹能力和水平，以及筹资标准、实际待遇、调控模式与业务管理手段等等核心环节的差异性，导致民生服务保障“随人走”机制存在重重阻隔和壁垒。

设计更为系统和精细的合理顺畅流动机制，需要以人口要素自由流动为导向，借助数字化推行流动的适应性变革，疏通劳动力流动渠道。一方面，以数字化重塑一体化的流动机制，打破传统的、单一的行政服务边界，发挥泛在网络技术增强跨组织边界的供需协同的优势，利用数据资源的流动与交易推进区域规模化的社会协同；另一方面，以数字化重构传统的供给体系，将数据或信息作为一种公共价值资源参与分工合作，推动形成以共享为基本诉求的区域社会形态，改变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区域阻隔、不平等交易与公共资源浪费，促使跨域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保和养老等等方面享有便捷与一体化的公共福利。

3共享与共生

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核心是塑造协同与共享机制，一体化中“体”指向的是“体制”，除了物的共享之外最重要的是信息与数据的共享，调节区域社会利益关系，寻求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实现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高度统一与动态均衡。从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优先顺序来看：第一是保障基本自由和权利不受侵害；第二是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平等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第三是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的资源与竞争岗位机会均等地向所有人开放；第四是提升弱势群体参与竞争和享受服务能力，为之提供扶持；第五是为公民提供“额外”的个性化产品［22］，无论是上述哪个层次，数字化嵌入都有助于激活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高效能、精准化、流通性与共享性。

利他与共生是驱动数字化资源的流动与共享的前提。数字化时代的区域公共服务越来越难以依赖传统的供给模式，而应建构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数据要素本身所具有的易复制、易传播与边际成本为零的新特点，成为数据驱动区域公共服务共享的变革性力量。2021年8月欧洲议会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数据治理法》（DGA）报告，引入了“数据利他主义”这一重要概念，明确提出：那些纯粹基于公共利益而收集数据的个人和组织可以捐赠数据，例如用于医学研究的捐赠数据，这些捐赠组织可在欧盟注册为“数据利他组织”，以此促进数据共享。数字化、政府与治理三者互动重塑区域发展的新空间、新动能，三者关联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相互嵌入程度推动形成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三）实践逻辑

1全景式全过程刻画现实需求

数字化是为区域公民提供高效率、低成本和高透明一體化服务的催化剂［23］。数字化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神经系统”，能为治理主体提供重要抓手，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之可控、可预测，进而解决跨区域供给难题，并能够依据信息系统来反馈、修正和动态调整供给全过程。

数字化通过全范围覆盖、全要素连接、全过程记录和全景式评估等链接机制渗透和嵌入到公共治理中，极大地改进了治理效率［24］。凭借数字化技术对社会现实强大的穿透力，区域治理主体更易获取多维度与颗粒度高的社会现实信息，扩展治理边界与范围。以公民为中心的大数据分析更易刻画区域公共服务的各种需求，驱动治理主体提供主动、精准、个性化的公共服务，更好、更准地预测公众行为和意见，提高公共服务政策制定的有效性［25］。与此同时，数字化也极大地提高区域治理主体的预测预判能力，包括对个人偏好和公众满意度的把握，通过手机信令数据对社会个人日常现实活动轨迹的描述，全景式、全过程刻画现实需求，极大地提升府际政府跨界共享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

2系统建构区域空间新形态

数字化驱动形成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空间新形态。区域空间形态正由一元的线下实体空间向线上虚拟与线下实体结合的二元空间转变。一元的线下实体空间呈现核心—边缘形态，而线下实体与线上虚拟结合的空间形态呈现出“地理空间与互联网信息空间愈发趋向均质化，形成网络化形态，线上虚拟空间对线下实体空间存在替代效应”，使得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面临着复杂化、多层级、网络化的空间结构［26］。

大数据、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拓展了对区域公共需求识别的广度和深度，公共服务复杂性需求更易被社会所看见、发现和理解。数字化区域城市通过信息系统的大综合、大集成与大协同整体性建构社会现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大综合是将城市治理与服务的各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等全领域的综合，同时也是城市结构内容，包括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应用服务、安全体系、标准规范和体制机制等结构的综合。以大综合为基础，采用科学的系统集成方法，将各个领域、同构与异构的信息系统进行有机衔接、互联互通，构建大集成数字化体系。进一步在城市数字化大集成体系中推动形成各个系统之间可协作、可扩展、开放性的高效处理各类公共事务的大协同机制。进一步形成通过数据流、数据资源，以及构建数据可依法交换流动、可依法开发利用、可动态分配利益、可精准追溯责任等一整套体制。

3由竞合到共生

在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区域间关系逐渐从竞争向协调发展转变，传统的区域竞争型政府向区域服务共生型政府转变。区域竞争与合作的重心更侧重完善府际政府治理能力，优化区域合作生态，提升交通流、物流、人流、信息流的联通性，不断适应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性提高的发展趋势，进而向区域共生逻辑演进。数字化驱动催生物理维度上的实体世界与信息维度上的数字化世界同生共存、虚实交融的格局。这一格局将区域原有的静态化、物质性、边界化的城市提升为动态、人本、全周期的数字化运营模式，实现由区隔化、壁垒式、专断型物理空间的治理转向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务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深度协同的数字化驱动型治理体系，打造区域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共同体模式，形成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共生模式。

数字化是以数据、算力、算法模型为核心，通过构建数据采集存储、算法模型、数据治理保障和数据安全、数据监管预测等创新机制，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务间数据互联互通，打通数据血液，形成了统一的区域治理与公共服务数据资源体系，联动响应流动性需求，塑造一体化核心动力，提升区域城市资源配置优化能力，用算法跑赢物理时间区隔，打造形成数字化驱动治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决策驾驶舱。基于智能合约的安全可信数据交换平台，建构区域公共服务的“数据驾驶舱”，打破区域竞争壁垒，形成协同共生模式。

三、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运行机制

数字化驱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是打造纵向融通与横向协同的治理协调机制，从而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协同均衡与精准有效的一体化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机制包括：以数据聚合为中心的触发机制、以链接与互通为中心的联结机制、以开放与互动为中心的联动机制、以流动与共享为中心的适应性协作机制，驱动形成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区域协同网络体系。

（一）触发机制

触发机制是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信息资源的汇聚与整合。正如梅特卡夫定律所指出的，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节点数的平方，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27］。基于数字化驱动的公共服务一体化，聚合触发机制是这一定律的直接表现，网络整合的区域资源越多，其公共价值越大。与区域传统的壁垒式价值体系不同，数字化驱动的核心是实现数据最大程度汇集，并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区域社会环境中的人、机、物等要素数字化，驱使政府数据资源与社会数据资源的融合与共享，助推形成全方位、全流程和全系统的数据库，以统一的数据底座来获取公共服务系统主体和要素的全面信息，进而凭借数字化分析技术，准确锁定特定公共服务的使用者，使之由复杂的“不确定的多数”转向具象化的个体。

（二）联结机制

联结机制是指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信息链接与互通。数字化驱动带来了社会的高度联通性，这增强了区域公共服务信息的规模化与可用性。数字化所呈现的全数据、相关性、全向互动的特点，“有潜力支持前所未有的相互理解，进而支持公共政策和服务的巨大改进”［28］。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作为区域发展的战略性工具，推动公共服务信息与资源的链接与互通，呈现主体多元化、携带便携性与关系网络化趋势；更在于数字化驱动组织链接、制度与理念互联互通、政策措施同频共振，进一步改变现有跨区域公共服务管理认知，探索制定新规范与新程序［29］。因此，改善区域公共服务互通机制的关键在于：以人为中心打造区域全域数据链接，制定共同的数据标准，以避免内部市场的分裂，并促进建立区域数据空间，以标准化和互通性上达成共识、建立框架，包括制定一个标准的技术与法律框架。

（三）联动机制

联动机制主要体现为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信息与平台开放与互动，形成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联结纽带。一体化本质是资源要素的无障碍流动和地区间的全方位开放合作。而数字化驱动的三个核心要素是：全数据、相关性分析与全向互动，其中全数据能全面刻画社会公众的需求与供给资源状况；相关性分析是通过数据挖掘展现诸多要素的内在关联性；全向互动是基于数据开放与共享打造信息对称化与透明化的一体化供给。数据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体系从分散走向一体化。一体化核心在于各条信息的集中管控和共享，各区域的块数据与信息起到“粘合剂”“钩联网”条块协作的积极作用，块数据运行机理在于通过对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条数据解构、交叉与融合形成一个共享、开放“块数据”池，从根本上解决数据独立运行分散管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确保公共数据安全，推进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汇聚融合和深度利用”，以“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安全有序开放，探索将公共数据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區域公共服务一体化联动。

（四）协作机制

数字化作为一体化技术治理工具具有破解跨界与跨部门协作难题的潜在价值，以数字化驱动区域府际间达成协作，以数据共享破解跨界协作难题。数字化驱动的本质是信息驱动，推动区域间、层级间、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与数据共享，以数据标准化改善行政碎片化提升区域公共资源整合；进一步地通过公共服务的数据共享、信息整合与资源协调实现供给的便捷化与精准化；最终通过数字政府构建区域协作网络与供给数字链来改善供给效率与效益。数字化驱动作为第四范式，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互动形成的数据网络纳入实际领域，依据全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将孤立的数据流进行整合和连通，逐步催生关联更紧密、响应更敏捷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共同体，如图1所示。

四、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积极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格局，除了制度安排与市场机制外，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要从连接纽带、组织架构、智能化耦合与共生、一体化数字生态共同体等四个方面，形成公共服务组织机制、制度创新、发展模式与政策创新。

（一）以全域数字化打通区域府际数据链接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首要突破口是区域政府自身推进数字化转型。正如上海“两张网”建设的数字化创新做法，将传统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碎片化信息集统一整合到一体化大平台中，通过归集数据、跨部门共享，推动整个办事流程实现“互联网+”的一体化改造，相应的，在应用领域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全面数字化转型。以政府数字化治理为支撑，进而深度实现与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经济、生活、治理的三大核心领域“整体性”数字化转型，使之变成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的数字化发展底座与基础性一体化能力。数据作为新的重要生产要素，区域间政府有责任驱动数据“跑起来”，在安全性数据生态框架下，与各府际公共服务相关数据共享共融，推进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此，一是要构建一体化区域的人口动态数据平台，强化以人口为核心的公共数据的共享机制，推进以人口流动为主体的业务流程再造，实现跨部门、跨区域协同办事流程，把区域跨省人口迁移“一地办理、网上迁移”在更大领域推广复制；二是要加强人口数据分析利用，加大对人口数据的采集、加工、分析和 应 用，根据人口迁移流动、人口社会需求，提前做好相关政策准备，提高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使用效率，区域公共服务实现更深度一体化融合发展［30］。

（二）探索数字化驱动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自主协作架构

信息技术、行动者与机制被认为是数字化驱动的铁三角。信息技术是组织变化的“赋能者”（Enabler），也是引发社会结构变动的诱因，而社会变动反过来会修正或维持组织的形态［31］。因此行动者和结构应更加迅速有效地为技术进步作出调整，避免“制度性滞后”“根深蒂固的制度像一张质地优良、密密麻麻相互交织的网，包容创造了大型组织中结构的惰性”［32］。府际政府推进自身流程再造和跨部门功能调整过程，正是发展组织间网络以改善跨界限管理能力的契机，借以推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结构与流程变革。

在组织结构关系上，以权责划界为前提，整合和重构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资源要素，促使结构变革适应区域组织间关系与整体性过程治理。传统公共服务政策面临着“多元流动的群体日益反对用简单统一的方式处理复杂性问题，一方治百病的模式就必须让位给那些个性化的特制模式”［33］。建立区域数据共享交换的虚拟平台，关联业务跨界协同平台，以数字化思维打破传统部门职责分工与层级界限，形成依据流动性需求和场景驱动的公共服务一体化运行逻辑，进而有效地提高各府际集体行动能力。以区域信息流、资源流和业务流为链条，结合区域府际整体性和个性化公共服务需求，打造各层级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动态协作联盟机制。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例，该示范区自主构建“理事会+执委会+发展公司”组织架构，以“盟约”与“联盟”为主要模式，探索合作共建、资源共享、互利共赢一体化发展路径。2020年8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盟约签订，12家联盟创始成员共同启动开发者联盟，30多家单位签约6个重大项目。通过成立开发者联盟，凝聚智慧赋能区域建设，以市场化逻辑和互联网思维驱动多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发展，自主性探索合作共建、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三）建构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智能耦合与共生机制

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核心是府际间的合作协同，指向的是区域共生系统的构建。所谓共生系统是相互联系的共生单元形成的有机融合体系，是多元主体由内在有机联系结成、具有自组织特性、高度互惠共生、协同演化的逻辑集合。区域一体化的实质是区域内共生单元通过协调与合作、共同激活、共同适应、共同发展，结成良性互动的共同体治理形态［34］。共生单元塑造的共生界面、共生单元的伙伴关系、互惠共生的环境模式这三个部分构成了共生系统的核心。

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共生机制包含：一是区域共生界面，体现为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流通和交换的媒介、通道和载体，包括交通设施、通讯信息网络、金融数字化，成为区域物流、人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共生界面；二是共生单元的伙伴关系，即共生单元之间的联系程度，形成一定频率和规律的连接度；三是互惠共生的一体化共生环境，即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一体化共生发展模式。进而形成由点共生（共生界面）→间歇共生（伙伴关系）→连续共生（互惠共生）→一体共生（共同体）的演进路径。

区域有行政边界，而数据可跨界流动，数字化能够跨越时空进行连接和共享，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数据源泛在连接系统，使得城市跨越自然地理边界互融互通于一张网内［35］，跨行政区数据共享与共治将直接带来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智能化耦合。以数字化资源为纽带，构建激励相容的利益共享与协同发展机制，是破解公共服务多主体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手段：一方面是建立数据资源利益共享机制，明确数据所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数据来源、使用和共享交換管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另一方面是建立主体间责任分担与信任生成机制，基于“服务即系统”的界面思维，构建公共服务过程中横向互动与纵向责任的网状协同，以区块链思维打造基于信任的合作共治模式。

（四）营造区域数字化生态共同体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各府际政务服务衔接不畅、水平不均衡是抑制要素流动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关键是在于打通数据技术与区域治理实践之间的阻隔，营造现实需求情境，推动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数字化治理共同体框架。数字化生态共同体的核心是实现区域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互动与协同，使得数据变得透明可信，从而形成区域大数据感知、管理、分析与应用服务的一体化机制，打造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数字化公共生态体系，实现区域公共服务系统的深度融合。

当区域数字化泛在连接扩展至全域，各府际主动构建适合自身特点的新型数字生态网络，从中获取新动能、实现新价值，进一步驱动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共生、共建、共享与共赢。营造数字化生态共同体包括公共服务数据开放方式、安全框架下的数据流动与共享机制、数据的产权交易与算法、数据伦理与个体组织间的相互关系规则等等，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公共服务数据应用系统，以及公共服务一体化数字化机制，最终推动区域公共服务向多元互动、平台赋能、数据互通和智能情境的流动性与一体化目标迈进。

［注释］

① 资料来源：https：//gjzwfwwwwgovcn/indexhtml。

［参考文献］

［1］刘志彪，凌永辉.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J］.管理世界， 2020，36（7）：15-28.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9-2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652806.

［3］陈建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与动力结构［J］.学术月刊，2008（8）：79-85.

［4］宁越敏.长江三角洲市场机制和全域一体化建设［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1）：53-57，74.

［5］AGARWAL，PANKAJ K.Public administration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of AI and Bot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8，78（6）：917-921.

［6］THOMAS M S C，GANESH B，BRIGHE J.Smart techn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algorithmic bureaucrac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UK local authoritie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21，80（6）：946-961.

［7］张晓杰.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逻辑、目标与推进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 2021（1）：56-62.

［8］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求是，2019（24）：4-9.

［9］C·R·劳.统计与真理：怎样运用偶然性［M］. 李竹渝，石坚，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0］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11］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3］黄璜.对“数据流动”的治理——论政府数据治理的理论嬗变与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 2018（2）：53-62.

［14］秦海林，张淑翠.数据生产要素的时代内涵［J］.瞭望，2019（52）：22-23.

［15］日本日立东大实验室.社会50——以人为中心的超级智能社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16］史蒂芬·戈德史密斯，苏珊·克劳福德.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

［17］徐晓林，刘勇.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06（1）：13-20，108.

［18］欧盟人工智能白皮书［EB/OL］.［2020-02-20］. http：//wwwchinamissionbe/chn/kjhz/kjdt/t1748967htm .

［19］CAMAGN I，CAPELL O.The city network paradigm：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2004，266（5）：495-529.

［20］KRAKE S，BRANDT A.Knowledge networks as a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ource：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interlinks between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firms i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of Hanover，Germany［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9，17（1）：43-63.

［21］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EB/OL］.［2021-05-11］.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105/t20210519_1817693html .

［22］郁建兴，任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J］.政治学研究，2021（4）：13-25.

［23］JANOWSKI T.Digital government evolution：from transformation to contextualization［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5，32（3）：221-236.

［24］韩志明.智慧治理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逻辑［J］.国家治理，2021（9）：16-19.

［25］JUN C N，CHUNG C J.Big data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30：focusing on gyeongsangbukdo in Korea［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5，110（10）：3-12.

［26］刘秉镰，朱俊丰，周玉龙.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演进与未来展望［J］.管理世界， 2020，36（2）：182-194.

［27］CARL SHAPIRO，HAL R VARIAN. 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M］.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1998：64.

［28］CLARKE A，MARGETTS H.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open，closed，and big data in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J］.Policy internet，2014，6（4）：393-417.

［29］羅梁波，颜昌武.从单一性到复合化：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与未来［J］.政治学研究，2018（5）：79-90，127.

［30］杨晋超.长三角中心区人口发展特征与趋势分析［J］.江南论坛， 2021（7）：13-15.

［31］BARLEY S R.The alignment of technology and structure through roles and network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35（1）：61-103.

［32］简·E·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3］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4］刘荣增.共生理论及其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运用［J］.工业技术经济， 2006（3）：19-21.

［35］锁利铭.数据何以跨越治理边界 城市数字化下的区域一体化新格局［J］.人民论坛， 2021（1）：45-48.

Digitization Empowering Regional 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Internal Logic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Zhang Xiaoji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The focus of regional 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is to form a convenient sharing mechanism to meet the needs of liquidity，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Digitization is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becom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digitization empowering 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logic，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twinning， cross spatial mobility， and multiplier effec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lement connection， convenient mobility and aggregation effect of regional 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wellbeing enhancement，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the reform of the mobility adaptability and the sharing symbio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ion mechanism， the digital core includes the aggregation trigger mechanism，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 the linkage mechanism and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key to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public services is to build a linkage among intergovernmental public services， an autonomous cooperation framework， an intelligent coupling symbiosis and an integrated digital ecological community.

Key words：public service integration; digital drive; convenient sharing

（責任编辑：张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