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1951—2010），作家、散文家，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一、年龄的算术

年龄的算术通常用加法，自落生之日计，逾年加一；这样算我今年是四十五岁。不过这其实也就是减法，活一年扣除一年，无论长寿或短命，总归是标记着接近终点；据我的情况看，扣除的一定是多于保留的了。孩子仰望，是因为生命之囤满得冒着尖；老人弯腰，是看囤中已经见底。也可以用除法，记不清是哪位先哲说过，人为什么会觉得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呢？是因为，比如说，一岁之年是你生命的全部，而第四十五年只是你生命的1/45。还可以是乘法，你走过的每一年都存在于你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在那儿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理解，不断地改变模样，比如二十三岁，你对它有多少次新的发现和理解，你就有多少个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时我曾到一家街道生产组去做工，做了七年。这话没什么毛病：我是我，生产组是生产组，我走进那儿，做工七年。但这是加法或减法。若用除法或乘法呢，就不一样。我更迷恋乘法，于是便划不清哪是我，哪是那个生产组，就像划不清哪是我，哪是我的心情。那个小小的生产组已经没有了，那七年也已消逝，留下来的是我逐年改变着的心情，和由此而不断再生的那几间老屋，那些年月以及那些人和事。

二、到老屋去

那是两间破旧的老屋，和后来用碎砖垒成的几间新房，挤在密如罗网的小巷深处，与条条小巷的颜色一致，芜杂灰暗，使天空显得更蓝，使得飞起来的鸽子更洁白。那儿曾处老城边缘，荒寂的护城河水在那儿从东拐向南流；如今，城市不断扩大，那儿差不多是市中心了。总之，那个地方，在这辽阔的球面上必定有其准确的经纬度，但这不重要，它只在我的心情里存在、生长，一个很大的世界对它和对我都不过是一个悠久的传说。

我想去那儿，是因为我想回到那个很大的世界里去。那时我刚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多，二十三岁，要是活下去的话，料必还有很长久的岁月等着我。V告诉我有那么个地方，我说我想去。V和我在一条街上住，也是刚从插队的地方转回来，想等一份称心的工作，暂时在那生产组干着。我说我去，就怕人家不要。V说不会，又不是什么正式工厂，再说那儿的老太太们心眼儿都挺好。父亲不大乐意我去，但闷闷地说不出什么，那意思我懂。他宁可养我一辈子。但是“一辈子”这种东西，是要自己养的，就像一条狗，给别人养了就是别人的。所有正式的招工单位见了我的轮椅都害怕，我想万万不可就这么关在家里并且活着。

我摇着轮椅，V领我在小巷里东拐西弯，印象中，街上的人比现在少十倍，鸽哨声在天上时紧时慢，让人心神不定。每一条小巷都熟悉，是我上小学时常走的路，后来上了中学，后来又去“串联”又去“插队”又去住医院……不走这些路已经很久。过了一棵半朽的老槐树是一家有汽车房的大宅院，过了大宅院是一个小煤厂，过了小煤厂是一个杂货店，过了杂货店是一座老庙，很长很长的红墙，跟着红墙再往前去，我记得有一所著名的监狱。V停了步，说到了。

我便头一回看见那两间老屋：尘灰满面。屋门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场，就是日后盖起那几间新房的地方。秋光明媚，满地落叶金黄，一群老太太正在屋前的太阳地里劳作，她们大约很盼望发生点儿什么格外的事，纷纷停了手里的活儿，直起腰，从老花镜的上缘挑起眼睛看我。V“大妈、大婶”地叫了一圈儿，又仰头叫了一声“B大爷”。房顶上还蹲着一个老头，正在给漏雨的屋顶铺沥青。

“怎么着爷们儿？来吧！甭老一个人在家里憋闷着……”B大爷笑着说，露出一嘴残牙。他是说我。

三、D的歌

应该有一首平缓、深稳又简单的曲子，来配那两间老屋里的时光，来配它终日沉暗的光线，来配它时而的喧闹与时而的疲倦。或者也可以有一句歌词、一句最为平白的话，不紧不慢地唱，反反复复地唱，便可呈现那老屋里的生活，闻见它清晨的煤烟味，听见它傍晚关灯和锁门的轻响。

我们七八个年轻人占住老屋的一角，常常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七年中都唱过些什么，记不住也数不清。如今回想，会唱的歌中，却找不出哪一句能与我印象中那老屋里缓缓流动的情绪符合。能够符合它的只应当是一句平白的话，平白得甚至不要有起伏，唯颤动的一条线，短短地、不断地连续。这样一句话似乎就在我耳边，或者心里，可一旦去找它却又飘散。

到这儿来的年轻人，有些是像V那样等着分配更好的工作的，有些则跟我一样，或轻或重地有着一份残疾。健康的一拨一拨地来了，又一拨一拨地走了，残疾的每次招工都报名，但报名与落榜的次数相等。

D的嗓音并不亮，但音域宽，乐感好，唱什么是什么。D只是一条腿有点瘸，但除了跑不快，上树上房都不慢。那时，电影院里开始放映一些外国影片了，那里面的音乐和插曲让D着迷，《桥》哇，《流浪者》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还有后来的《追捕》《人证》，D一律都看八九遍。“拉兹之歌”“丽达之歌”“草帽歌”，D都能用“外语”唱，嘴里咕噜咿咿呜呜……D说：“保证没错儿，不信咱再去看一遍。”小T就笑。小T一边梳辫子一边说：“哇老天，您这可是哪国语呀，什么意思知道不？”D一脸不屑：“操心操心，你管它什么意思干吗？”小T说：“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瞎唱！”D故作惊讶状：“嘿，我说小T，你平时可不笨，长得也挺好，咋不懂音乐呢？音乐！用不着他妈的什么意思。”小T紅了脸：“音乐就音乐，你管我长得好不好呢？”小T的话里露出几分满足。

小T长得漂亮，自己知道，也知道别人知道。小T也爱打扮，不过在那年月里也真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无非是把毛衣拆了织、织了拆，变出些大同小异的花样，或者刻意让衬衫的领子从工作服上面鲜艳夺目地翻出来。但那在翻滚着灰色和蓝色的老屋里和小街上，毕竟是一点新意。

D不光能唱，那些外国电影中的台词他差不多都能背诵。碰上哪天心里不痛快，早晨一来他就开戏，谁也不理，从台词到音乐一直到声响效果，全本儿的戏，不定哪一出。“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语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看呀，天空多么蓝啊，往前走，对，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语出《追捕》）“那儿就你一个人吗？”“不，还有它。”“谁？”“死神。”（语出《爆炸》）“俄罗斯是农民的国家，没有城市也能活……”“呵，你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语出《列宁在一九一八》）可惜我记不住那么多了。

组长L大妈冲D喊：“你整天这么演电影儿可不行，还干活儿不干？”

“您瞧我手底下闲着了吗？革命生产两不误嘛。”

“你影响别人！”

“谁？死神吗？”

“滚，没人跟你贫嘴！想干就干，不想干回家！”

“呵，你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D把画笔往大妈眼前一拍，“中国是人民的国家，不画这些臭画儿也能活！”

“好小子，有种的你走！你怎么不走呀？”

D翘起二郎腿，闭起眼睛唱歌：“妈妈～，杜哟瑞曼巴～得噢斯绰哈特～哟～给喂突密～？”（Mama，do you remember，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L大妈冲大伙喊：“都干活儿，谁也甭理他！”

老屋里静下来，只有D的歌声。“……我看这世界像沙漠，四处空旷无人烟，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都没来往……”轻轻地有些窃笑。有几个老太太忍不住笑出声，劝D：“算了吧别呕气，都挺不容易的，干吗呀这是？快，快干活儿。”D说一声“别打岔”，歌声依旧，一首又一首唱得陶醉，仿佛是他的独唱音乐会。L大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天窗上漏下一道阳光，在昏暗的老屋里变换着角度走，灿烂的光柱里飘动着浮尘和D悠缓的歌声……阳光渐渐移在D的身上，柔和宁静，仿佛舞台灯光，应该再有一阵阵掌声才像话。

近午歌声才停。D走到L大妈跟前，拿过画笔，坐回到自己桌前干活。

L大妈追过来：“这就完啦？你算人不算？”

D不抬头：“好男不跟女斗。”

“什么？小兔崽子，你说什么？！”L大妈气昏。

D慌忙起立，陪笑道：“不不不，我是说，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不承认法律。”（《流浪者》台词）

L大妈把画笔摔得满地，坐在门槛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她这可是图的什么？每月总共多拿两块钱，操心劳神还挨骂可真是犯不上。如是等等。“是我不愿意你们年轻人都分配上个好工作吗？跟我闹脾气顶他娘个屁用！不信你们就问问去，哪回招工的来了我不是挨个儿给你们说好话……”

四、外汇

老太太们盼望着这个小生产组能够发达，发展成正式工厂，有公费医疗，一旦干不动了也能算退休，儿孙成群终不如自己有一份退休金可靠。她们大多不识字，大半辈子都在家里侍候丈夫和儿女。五六十岁才出家门。

我们干的活倒很文雅：在仿古的大漆家具上描绘仕女佳人、花鸟树木、山水亭台……然后在漆面上雕刻出它们的轮廓、衣纹、发丝、叶脉……再上金打蜡，金碧辉煌地送去出口，换外汇。

“要人家外国钱干吗呢？能用？”A老太太很有些明知故问的意思，扫视一周，等待呼应。

“你没用，国家有用。”G大婶搭腔，“想买外国东西，就得用外国钱。”

“外国钱就外国钱吧，怎么叫外汇？”

“干你的活儿呗老太太！知道那么多再累着。”

“我划算，外汇真要是那么难得，国家兴许能接收咱这厂子……”

老太太们沉默一会儿，料必心神都被吸引到极乐世界般的一幅图景中去了。

“哎对了，U师傅，您应当见过外汇？”

于是，最安静的一个角落里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外汇是吗？哦，那可有很多种哪，美元、日元、英镑、法郎、马克……我也并不都见过。”这声音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在简陋的老屋里优雅地漂浮，怪怪的，很不和谐，就像芜杂的窄巷中忽然闪现一座精致的洋房，连灰尘都要退避。“对呀对呀，纸币，跟人民币差不多……对呀，是很难得，国家需要外汇。”

这回沉默的时间要长些，希望和信心都在增长。

可是A老太太又琢磨出问题了：“咱们买外国东西用外国钱，外国买咱的东西不是也得用中国钱吗？那您说，咱这东西可怎么换回外汇来呢？”

“不，”U师傅细声地笑一下，“外国人买咱们的东西要付外汇。”

“那就不对了，都用他们的钱，合着咱的钱没用？”

U师傅光是笑，不再言语。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看见了那样几件大漆的仿古陈设：一张条案、几只绣墩、一堂四扇屏风。它们摆布在幽静的厅廊里，几株花草围伴，很少有人在它们跟前驻足，唯独我一阵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走近细看，不错，正是那朴拙的彩绘和雕刻，一刀一笔都似认得。我左顾右盼，很想对谁讲讲它们，但马上明白，这儿不会有人懂得它们，不会有人关心它们的来历，不会再有谁能听见那一刀一笔中的希望与岑寂。我摸摸那屏风纤尘不染的漆面，心想它们未必就是出自那两间老屋，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我们当年的作品。

五、三子

冬天的末尾。冻土融化，变得湿润松软时，B大爷在门前那块空场上画好一条条白线，砖瓦木料也都预备齐全，老屋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但阵阵笑声不单是因为新屋就要破土动工，还因为B大爷带来的“基建队”中有个傻子。

“嘿，三子，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你们这儿不是要盖房吗？”

“呵，几天不见长出息了怎的，你能盖得了房？”

三子愧怍地笑笑：“这不是有B大爷吗？”

三子？这名儿好耳熟。我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站到我跟前，并且叫着我的名字了。“喂，还认得我吗？”他的目光迟滞又迷离。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可怎么这样老了呢？驼背，而且满脸皱纹。“你是王……？”

“王……王……王海龙。”他一脸严肃，甚至是紧张。

又有人笑他了：“就说‘三子多省事！方圆十里八里的谁不知道三子？未必有谁能懂得‘王海龙是什么东西。”

三子的脸红到耳根，有些喘，想争辩，但终于还是笑，一脸严肃又变成一脸愧怍，笑声只在喉咙里“哼哼”地闷响。

我连忙打岔：“多少年了呀，你还记得我？”

“那我还能不记得？你是咱班功课最棒的。”

众人又插嘴说：“那，最孬的是谁呀？”“小学上了十一年也没毕业的，是谁呢？”“两腿穿到一条裤腿里满教室跳，把新来的女老师吓得不敢进门，是谁？”

“我——！妈了个×的，行了吧？！”三子猛喊一声，但怒容只一闪，便又在脸上化作歉疚的笑，随即举臂护头作招架的姿势。

果然有巴掌打來，虚虚实实落在三子头上。

“能耐你不长，骂人你倒学得快！”

“这儿都是你大妈大婶，轮得上你骂人？”

“三子，对象又见了几个啦？”

“几个哪儿够，几打了吧？”

“怎么着，差不多了吧，三子？”

“不行。”三子说。

“喂喂——说明白了，人家不行还是咱们不行？”

“三子！”B大爷喊，“还不快跟我干活儿去？这群老‘半边天一个顶一个精，你惹得起谁？”

B大爷领着三子走了，甩下老屋里的一片笑骂。

B大爷领着三子和V去挖地基，还有个叫老E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三子一边挖土一边念念叨叨地为我叹息：“谁承想他会瘫了呢？唉，这下他不是也完了？这辈子我跟他都算完了……”V听了就呲瞪三子：“你他妈完了就完了吧，人家怎么完了？再胡说留神我抽你！”三子便半天不吭声，拄着锹把低头站着。B大爷叫他，他也不动，B大爷去拽他，他慌忙抹了一把泪，脸上还是歉意的笑。——这些都是后来B大爷告诉我的。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老屋小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