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兆权

［摘要］世界四大文明，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久弥新。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人类文明的色系概括和液态学说，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分析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农耕经济下的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提出千里的空间纵深结合千年的时间跨度，中华文明犹如开放、包容、共治的交流平台。最后，得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文明体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文化；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2-0008-05

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审视中华文明與中国共产党离不开一定的时空，需要放在人类文明史和全球坐标下进行定位和阐释。

一、 人类文明史视野下的中华文明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其他三个古代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一） 人类文明的色系概括和液态学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物理学中有三原色原理，红绿蓝三色光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可以产生不同颜色的光。人类文明大体上可用黄蓝绿三色概括。黄色——大陆农耕文明，黄皮肤、黄土地是它的特质；蓝色——海洋工商文明，蓝色大海、蓝眼睛是它的特质；绿色——游牧商贸文明，碧绿的草原是它的特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勤劳质朴、崇礼亲仁，海洋文明海纳百川、敢闯敢拼，草原文明热烈奔放、勇猛刚健。物质有三种形态：固态、液态和气态。固体有确定的体积、有形状，液体有确定的体积、无形状，气体无确定的体积、无形状。固态不易形变，受形状约束，比较稳定，然而无法交融；气态分子太活泼，容易扩散、逃逸，所以不太稳定。人类文明可用液态来类比，液体可以溶解外物，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华文明在包容并蓄中衍生发展，没有排他性，中华大地没有产生过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古丝绸之路横穿了古代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它不仅是一条商品货物的贸易之道，更是一条信息、知识、文化的传播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中国的四大发明也由此传向世界，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欧洲，儒家文化受到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的推崇。唐代，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在长安，与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达70多个；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的是佛教的慈悲与智慧。

（二） 人类神话的源头隐藏着独特的精神内核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神话是人类文明的童话，隐藏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大卫·查普曼在讲解中国文化时揭示了中国神话独特的精神内核。如每个民族都有太阳神的传说，太阳神拥有绝对的权威。然而，只有中国人敢于挑战太阳神，所以有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的故事。再如火，希腊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中国的神话里，火却是人们钻木摩擦得来的。面对世纪末日的洪水，西方人躲在诺亚方舟里，中国人的祖先主动应战，大禹治水，最终取得了胜利。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故事在外国人眼里是自不量力，在中国神话里却成了抗争和奋斗的精神化身。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然而，有三位外国人在不同时期却看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内核，预言了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美国《新闻周刊》曾将他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这位博古通今的教授曾在1929年、1967年两次访问中国，对中国有着极高的评价。通过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所做的详尽研究和评估，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做出了预言。面对这样一个饶有兴趣的提问：“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的答案是“我愿意生在中国”。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2008），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他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到了“中国表面上是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文明，也正是因为他们完整传承的文化体系，所以他们才能够在最危难的关头，如同沉睡的雄狮，苏醒过来，最后走出困境，重回巅峰”。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美国前国务卿、国际问题专家，在《论中国》中提出：中国近100年的衰落只是一个短暂的意外，并非常态。

（三） 中华以文化而论，非血统命名

“华夏”一词最早出自《尚书》，“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意思是无论是中原地区的种族，还是偏远地区的部落，没有不顺从周天子的。韩愈在文章中提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见，中国人的华夷之辨，注重的是思想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1907年立宪派人物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写道：“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1］372对比整个欧洲的国家，则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或以宗教类型来划分。

二、 政治、经济、文化视角下的中华文明

有这样一个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它形象地说明了政治、经济、文化对社会塑造所起的作用。

（一） 大一统的政治传承，塑造了大一统的历史脉络

大一统，简单地说就是天下归一，一统江湖。这一观念流淌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液里。秦始皇扫六合，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对中华文明影响巨大。汉承秦制，基本形成稳定的以郡县制为主体的政治形态。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提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古人云，“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这里有点类似黑格尔的“理性之诡计”。 郡县与封建并存，中央君权和地方精英共治天下，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本位、通过科举制实现精英流动与阶层上移的社会实际。顾炎武在《郡县论》中写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前者是指西周赋予封国之主权过大，最终形成指挥失灵、尾大不掉的分裂局面；后者是指自宋元明以来中央过于集权，造成地方无力施政的状况。因此，他的结论是“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脉络是大一统，合大于分。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以中华文化正统而自居。例如，天下三分时，诸葛亮从来没有固守蜀国、偏安一隅的想法，他六出祁山，为匡复汉室，统一全国，至死不渝。南北朝对峙时期，双方自诩为中华正统。中国有个传统，每一个新朝代在法理上都认可前一个王朝，先确认前朝的正统性，再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如元朝由蒙古人建立，作为汉人出身的朱元璋推翻元朝定都南京后，发布的第一道诏书，就是承认元朝皇帝为天命真子，恢复中华正统：“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2］2

（二） 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塑造了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

《礼记》云：“乐天安土知命。”《汉书》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农耕经济孕育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形成了以家庭为核心的乡土文化。农耕文明以土地为载体，因为土地是不动产，所以农民对土地有高度的依赖。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脚踏实地、务实劳作的农耕文化，塑造了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人生哲学。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中国人意识到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于事无补，做实事必有收获的道理。正如章太炎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3］195这反映了中华民族固守特定的土地，按时耕作、周而复始地辛勤劳作的实际，也符合中国农民讲究实用、灵活运用的性格特征。农业社会，靠天地吃饭。天和，则风调雨顺；地和，则五谷丰登；天地和则万物生。中国人追求生活安宁与社会稳定，以耕读传家为自豪。这也产生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强坚毅、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西方社会直到欧洲文艺复兴，宗教神学对知识体系的全面统治才被推翻，宗教生活才随之世俗化，关注焦点才转到世俗生活和社会实践。

专制集权的政治文化强化了人们对大一统国家政权的认同，然而中华文明却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和而共存。联合国幕墙上有孔子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提出了为政以德、政者正也，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提出了天下无讼、以和为贵，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价值追求；提出了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

（三） 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以血亲为主轴的差序格局

《周易·贲卦》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需要积累，文明需要沉淀。原始知识体系的形成，源于观察日月星辰和风云雷电刚柔交错的运动，以了解季节、气候、自然变化的规律；源于观察现实社会的人伦秩序，通过教化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中华文化内核是家国一体；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我们有父母官、子弟兵、兄弟单位之词，也有君臣如父子、四海皆兄弟、民族大家庭之说。家风家教往往被提高到关乎社稷兴衰与天下存亡的高度，受到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高度重视。这也产生了公而忘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把社会区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类型。机械团结存在于不发达社会和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的相似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它的特征是社会成员信仰、情感、意愿具有同质性，成员之间依赖性低，联系纽带松弛。有机团结因社会分工而出现，成员个体差异性大，成员之间依赖性强。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乡土中国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他从群己关系上将中西方的社会结构进行对比，认为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团体界限明确，成员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而乡土社会结构则是一种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以自我为中心，富于伸缩性，群与己、公与私的界限十分模糊。中国的社会关系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安排尊卑长幼的顺序，以亲属关系、地缘关系，以自我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逐级推开，愈推愈远。它塑造了宗族内部之间的相互团结友爱，凝聚了传统家族社会的道德伦理。

三、 独特的地理环境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塑造了开放、包容、共治的交流平台

文明的孕育、发展和消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缘环境。古代其他三大文明由于外族入侵而消亡，中华文明却延绵不绝，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 多重的地理屏障为中华文明延续提供了隔离地带

中国位于东亚，处于一个半封闭环境。东南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南是难以翻越的大山，西北是茫茫沙漠与广袤荒原，北边是草原高寒之地。中华文明抵御外来侵略，有四道屏障。第一道屏障是长城。如果游牧民族突破北京一带的燕山防线，整个农耕体系的核心板块——华北平原再无险可守。第二道屏障是关中和山西。关中地区长期作为中国的京畿之地，有着非常好的防御环境。北边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西边是陇山，南边是高大的秦岭，东边有扼守中原的潼关。第三道屏障是江淮防线。从地理上来讲，长江虽然是第一大河，但却很难组织起有效防御。淮河南岸到长江北岸是连成一片的平原地带，比较容易组织军队和物资调运，形成淮河防线的联动。一旦淮河失守，敌人就可以平推到长江，长江就不再是有效的航运通道。第四道屏障是中国地形中的第二阶梯四川盆地。四面是山，中间盆地是一方宝地，被誉为“天府之国”。四周地形封闭，通道狭窄，易守难攻，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原王朝的战略要点。李白云：“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剑阁峥嵘而崔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汉高祖刘邦以巴蜀、汉中为基地，夺取天下。安史之亂唐玄宗入蜀避难，以之为避风港。冷兵器时代，蜀道之难如此；机械化兵团作战，蜀道之难也是如此。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军队和侵略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武汉会战之后，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四川成为大后方，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和兵源，为最终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二） 广袤的地理环境为多种文明提供了交融空间

从自然条件看，中国地跨热带季风气候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温带季风气候带、温带大陆性气候带、高山高原气候带五种气候带。不同的气候可以演化出不同的文化，广袤的地理环境可以容纳不同的文明。希波克拉底在《论空气、水和地方》里写道，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比生活在寒冷气候中的人们身体更加健壮，声音更为洪亮，思维更为敏捷。孟德斯鸠在解释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差异时，指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弱；寒冷国家的人则像青年人一样的勇敢”。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中华文明前有儒、道、释三教合流，后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兼容并蓄。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充分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三） 空间纵深结合时间跨度，形成了文明开放、包容、共治的交流平台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换。中华文明有着千里的空间纵深和千年的时间跨度。当中华文明面临外来文明入侵时，亘古的时间和辽阔的空间可以相互驰援，使中华民族表现出坚韧的抗压性和灵活的适应性、中华文明显示出无与伦比的稳定性和包容性。西方宗教信的是神，中华文明却以祖宗代替上帝，以圣人代替神，以道德填补法治的空隙，在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中不断更新迭代。中华文明没有宗教的束缚，反倒容得下所有的宗教和所有的信仰。中华文明犹如一个开放、包容、共治的平台，它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以人性的包容克服宗教的偏见。它又好比一个开源、开放、共享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开发出更多、更高级的应用程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交融的产物——跨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的、实践的体系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既是中華文明体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义。共产主义理论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观念异曲同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可以从中华文化的朴素思想中找到雏形，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否极泰来，多难兴邦。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观，契合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全部活动的主体，这和中华文化坚持以人为本、以国家乃至天下为最高价值，互相印证、互为融通。

（一）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中国共产党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国向何处去，何以救国，成为无数有识之士思考的首要问题。器物强国、制度救国、文化兴国等救国图强方案相继登场。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经历了一“右”三“左”的路线错误。如何使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内化到了中华文明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无数革命先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这里可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来说明。1937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对黄帝陵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民族的大义，仿佛能改变一切。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派代表来到这里，祭奠共同的祖先。毛泽东派的代表是林伯渠，曾是国民党的早期党员。蒋介石派的代表是邵力子，曾是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林伯渠在黄帝陵前念了一篇毛泽东手写的祭文，这是一篇四言古体文章。祭文是：“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①四个多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在祭拜黄帝陵时，看到了轩辕庙内供案上的毛泽东祭文，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奔赴前线誓死抗日的出师表。”相反，国民党变成了彻底的复古论者，把地方自治建立在“地方自治员”和“保甲长”上，只看到官僚，看不到群众，失去了基层，最终偏安孤岛。共产党把群众的支持作为力量源泉，深入城乡、深入基层，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重建政治、经济秩序，开创了延安体系，除旧布新，走出了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把走自己的路与走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紧密结合起来，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其一，坚强的领导核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我们党建立了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既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又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其二，坚定的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都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其三，正确的改革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在深入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增强本领、提高能力。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发扬钉钉子精神，稳扎稳打向前走，一张蓝图绘到底。

（三） 文明存异、对话求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式智慧

“道不可须臾而离也。”资本主义体系屹立数百年而不倒，除了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之外，同时提供了一套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体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孕育于开放的中华文明，它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贡献之一，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提供的一种既不寄托于超验之彼岸世界又超越世俗价值、让亿万人民信受奉行的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是党的立身之本、治国之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全球化时代，人财物流动的深度和广度极大，西方政党希望以区域式的反全球化运动来对抗社会政治危机，逆时代潮流而动，这终将被历史抛弃。中国共产党不取任何宗教之名相，却能现实地承担起宗教之功能，对有意义的生活何以可能、生命之终极意义何在之类的问题做出有效回应。我们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共识凝聚人心，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思想的继承，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注释：

①最早发表在1937年4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

参考文献：

［1］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杨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2］钱伯城，魏同贤，马樟根.全明文：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木杉）

（校对：山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