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特特

我们的微信群名就叫“姥姥家”，我建的，为的是五湖四海，天天见。

一

小时候，“姥姥家”是个遥远的名词，回姥姥家是一件一年一次的大事。

我家在合肥，姥姥家在100多公里外的寿县。

交通不便，需要先从合肥坐汽车到六安，再从六安转车到寿县，到了寿县县城，再找车去一个叫“马头集”的地方。马头集比周边的镇子要繁华些，但那里还不是终点，姥姥家在30里外的隐贤镇。这30里路不通车，只能靠走，不能走的，比如年纪尚小的我，就得让大人抱着或扛着。

那时的我对距离的衡量，主要通过坐公交车的经验。

每每天越来越黑，我被背着或抱着，就会有些害怕地问：“还有几站到？”

我妈总坚定地告诉我：“一站。”

很难说，她是为了稳定军心，还是因为根本没有站，所以干脆表示“一站到底”。总之，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世界上最长的一站路就是马头集通往姥姥家的路。

关于这站路有两个段子，至今在家庭聚会中还会被屡屡提起。

其一，一年春节，我爸提前准备了一根扁担、两个桶，一个桶里放行李、年货，另一个桶里放我。30里路，路面上还有未化的冰，我爸一边小心翼翼地走，一边跟两手空空的我妈瞎贫：“这位大姐，能多给点儿钱吗？您看东西这么重，我又这么卖力……”竟有路人帮腔：“是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

其二，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回姥姥家的行李中，除了大包小包，还包括一辆自行车。

还是天不亮就出发，下午到了马头集。我爸从长途汽车的车顶取下被五花大绑的自行车，接过我妈手中的行李，把我和自行车往我妈面前一推，我才知道自行车的用处。“我拿着行李在后面走，你妈骑车带你先行。”我爸这么解释。

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我妈会骑自行车；在此之后，我再也不想坐她骑的车。

虽然30里地不通车，撞也撞不到哪儿去，但他们忘记了一路上的坑坑洼洼坡连坡，而车马劳顿又起得早的我已困得不行。

没多久，我爸我妈就“会师”了。我爸从后往前走，捡到了我，原来，在剧烈的上下坡中，正睡着的我从车上摔了下来，跌落在地，醒后环顾左右，大哭。而我妈骑着骑着觉得身轻如燕，往回一看，魂飞魄散，“孩子没了！”也大哭着往回找。

那次算是有惊无险，但为避免闹剧重演，我妈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一家三口往姥姥家前进。

到了姥姥家，往往是欢笑伴着泪水。

差一点儿丢了孩子的，差一点儿丢了东西的；差一点儿没赶上车的，差一点儿被挤下车的；差一点儿在30里路的跋涉中走不动、走不回、走迷路的……

各有惊险，各有心酸，一个大家庭的人一年才能聚齐一次，所有人和所有人才能见上一面，第一夜，根本没法睡。

要聊天，就从如何历经千难万险回来开始说起，一直说到一年的收成，一年来的变故，明年此时此刻再见前各自的打算。

要拿出年货，盘点、码放、分配。姥姥的儿女们分别从寿县县城、省城合肥和上海回来，年货包括新衣服、过年的吃食、烟酒、生活用品，以及给亲朋好友的孩子们带的新玩具。我常常怀疑，他们把家都搬回来了，不，是把姥姥家缺的东西都搬回来了，而住在偏远镇上的姥姥家，什么都缺。

我和表兄弟姐妹们的会晤通常也就这么一年一次。

在茁壮成长的那些年，我们的每一次会面都是对去年记性的考验，每一次会面都要经历从生疏到亲密再到依依不舍的过程。

姥姥对待每个孩子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距离的远近，嫁到上海的六姨和她的女儿翠翠毋庸置疑是最受宠的，连六姨夫也被当作上客，理由是“远嫁的女儿不容易”。

是啊，那时嫁到上海就算远嫁了，上海也意味着一个比姥姥家先进得多、发达得多的世界。

过年几天，和其他兄弟姐妹不同，除了一年不见的亲戚、同学上门来访，六姨接待的对象大多是镇上的年轻姑娘。她们围着六姨，听大上海的见闻，摸六姨的每一件衣服，偷偷搽六姨的永芳F珍珠霜，纷纷央求六姨帮忙给自己找个上海人做丈夫。

噢，对了，六姨和我妈的行李中都有一包是她们淘汰的旧衣服，这些衣服，不是特别亲的亲戚，还没有资格分。

年轻的姑娘们围着六姨时，一旁的六姨夫俨然成功人士，他见人就发大白兔奶糖，说比糖还甜蜜的客气话，“来我们上海玩”。

六姨一家回上海，一般从合肥中转。

过完年，我们就一起出发了，先一起走30里路，再一起到寿县，到六安，到合肥。

六姨一家必须在合肥住上一晚，才有力气登上合肥到上海的火车或汽车。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段路还需要24小时。

“来我们上海玩啊！”临别时，六姨夫挥着手的样子，是假期结束的符号，是一年一度“姥姥家”这个名词和与之相关的一切由远而近又远去的标志。

二

这个月的某一天，我送小朋友上学，临近校门，他忽然问：“明天放假，我想回姥姥家，行吗？”

我的小家在上海，父母在合肥生活，官方数据显示，两地有460多公里的距离，如果选择坐高鐵，只需要花两小时的时间。

两小时的车程意味着，好几次，我和小朋友在上海的家吃完早饭，8点出发，8点半到上海虹桥站，10点半到合肥，11点到我的娘家，午饭还没开始做呢！

因此，小朋友无数次说过“姥姥家是度假胜地，合肥是上海的后花园”。有时，我想，有朝一日，对这一代的孩子再表示“从安徽嫁到上海是远嫁”应该没有人相信吧。

“行吗？”小朋友摇着我的手问。

这是周四的上午，第二天就是一个节日，小长假共计三天，从周五到周日。

我在心里默默盘算了一下，这几天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便轻轻点头：“好啊，下午放学就去姥姥家！”小朋友露出欣喜的表情，他松开我的手，跑进校门。

说走就走，回到家后，我做了三件事。

首先，打開手机，找到经常买票的软件，选合适的车次、座位。

小朋友爱坐在窗户边，我爱临着过道……上海到合肥的高铁几十分钟一班，当日票并不难买。

其次，收拾行李。所谓行李，不过一个双肩包。身份证件、三日换洗衣服、车上用来填肚子的小零食、一个能折叠打开呈不同形状的“超级飞侠”小玩具，还有iPad、手机及它们的充电设备。

物资已经极度丰富了，城市与城市的差距趋近于无，物流方便，网购成为很多人获得生活用品的重要渠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走亲访友，还带着土特产、带着当地所没有的紧俏货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物质上的“少见”本身已经少见。

再次，做好车上、车下的准备。

为了打发车上的时间，我在iPad中下载了足够多的动画片，在手机里下载了好几个最新的音频故事，又往双肩包中塞了两本书，都是薄薄的，他一本，我一本。太厚的话，两小时根本读不完。

而车下的准备，主要是到站后如何抵达目的地。

如果是我一个人出门，江浙皖一带，我都能做到当日来回，下车再叫网约车，或直接打出租车。每当我一天之内在几个城市间流水般穿梭，一气呵成办好几件事，就会想，今天的人之所以有五湖四海的格局，要仰仗五湖四海连成一片的方便、快捷。

今天不一样，我带着小朋友，还是有人接更方便。于是，我在微信群里吆喝一声，“我带孩子下午回姥姥家，谁来接我们？”

30秒后，得到回应。

“几点到？”

“哪个站口接？”

“晚上一起吃饭吧？”

“这次住几天？”

“我今晚有事，明天到我家来玩儿吧！”

作出以上回答的，分别是我爸，我小姨，我舅舅，一个表弟，一个表妹。他们现在都住在合肥。

“我下周回！”这是另一个表弟，他在武汉读博。

“我下个月去合肥，到时候见！”这是二姨，她仍在我姥姥家所在的寿县。

“你们又聚上了！”这是另一个表妹，她在北京工作。

我们的微信群名就叫“姥姥家”，我建的，为的是五湖四海，天天见。

下午三点半，我背着双肩包，小朋友背着他的书包，我们往他的姥姥家进发了。不出意外，我们能到家吃晚饭。

火车上，窗外风景飞驰而过，每路过一个车站，孩子都会报一遍站名：“常州”“无锡”“南京”……

“你知道吗？从小妈妈以为，最长的一站路，就是去姥姥家的路。”我说。

“有多远？”

“100多公里，要走整整一天，一年去—次。”

“比我姥姥家远吗？”

“没有，你离姥姥家400多公里呢。”

“可我觉得姥姥家很近啊！”小朋友疑惑。

要怎么跟他解释，100多公里，400多公里，很远的姥姥家，很近的姥姥家，一年见一次的姥姥家，天天见的姥姥家，两代人的姥姥家，以及我亲历的时代之变呢？

小双摘自《ONE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