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智能时代，学校管理亟须变革以适应时代发展和教育改进。学校管理变革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优化管理创建新型学校、培养时代新人、改变教育面貌。当前学校管理变革中，依然存在认识、实践与文化方面的三重困境，主要表现为没有正确认识智能时代对学校管理变革的深刻影响、人与智能产品的关系失衡、固守学校传统变革模式和忽视变革文化的挖掘与培育等。推进智能时代的学校管理变革，需要学习智能教育理论，更好地指导变革实践；利用智能工具技术，提升学校管理效益；培育变革文化，形成自我更新机制。

关键词 智能时代；学校管理变革；人工智能；变革文化；贴地式深度介入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23）01-0013-04

注释：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2019年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批准号：VAA190001）的研究成果。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步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跨界融合的变化、机器智能的进化和人机协同的优化，这些特征直接影响着教育方式、学校形式和教师角色的变革，并对学校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适应智能时代的学校管理变革面临哪些困境，又该如何有效突围？笔者基于现实观察与思考，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

适应智能时代推进学校管理变革，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改进学校教育使学校中的人得以成长和发展，从而能够跟得上、对得起、跑得赢智能时代。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为了培养时代新人。智能时代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共存交融的时代，这意味着人类智能已不再是唯一的智能，了解、接纳、应用和限制人工智能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依靠时代新人，其起点是认识并读懂时代，包括读懂“不会应用人工智能就不会有高质量的生活”“不能限制人工智能就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等。可以说，智能时代对人类在认知能力、道德品性和人格力量上都提出相应要求，核心是培养人的生命自觉，即能看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并自觉恪守智能技术的应用规范，保持良好德性与远大志向，等等。学校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理应在培养时代新人方面有更大作为。

其次，为了打造新型学校。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定义新型学校，但笔者认为，学校只有适应新兴产业、面向新式社会，才能称得上是根本意义上的新型。新型学校的主要特征应包括育人理念新、组织机制新、运行模式新、应用技术新和发展动力新。智能时代更加注重人机协同，那些只会“育分”、组织机制和运行模式落后、缺乏智能技术应用的学校必然被淘汰。只有适应智能时代，才能产生并成就新型学校，为此学校管理应朝向创新，包括变革管理理念、优化管理组织和运行机制、应用智能技术和激发管理动力等。

最后，为了改变教育面貌。智能时代提供了智能教育所需的一切条件，只有更好地适应智能时代，才能有更好的教育。教育发展需要智能技术的支持，但要注意的是，采用了智能技术不等于实现了智能教育，更不能说适应了智能时代，因为智能技术只是智能教育、智能时代的元素之一。适应智能时代，说到底是要适应智能时代中人的发展，否则就容易导致智能教育的异化问题。例如：智能教育的算法技术规训问题，表现为数据依赖、算法偏见等。[1]因此，开展智能教育不能以人工智能为主导，而应以人类智能为主线，充分重视人类智能的教育需求。

总体而言，智能时代的学校管理变革主要面临认识、实践和文化层面的三重困境。

1. 认识困境

其一，没有正确认识智能时代对学校管理变革的深刻影响。以往，学校管理变革的思维主要停留在如何更好地落实政策改革精神。诚然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思维是判断变革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特征。当今，智能技术已经全面介入人类社会，学校所有变革都受到智能时代的影响，这是智能时代和学校管理变革之间最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工业时代的分布式领导重心是强调校长、教师等学校内部人员的权力共享，而智能时代的领导重心是学校与智能化管理平台之间的权力共享；在育人目标方面，智能时代更加强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学校不能再按照工业时代的人才规格确定培养目标，需要对大规模、标准化的教学流程進行变革；智能时代的学校管理变革也不是单一化、割裂式的变革，它意味着学校引进某一项智能技术工具或某一套教学流程范式只是变革内容的组成部分，学校需要有机统整智能因素，使其融入学校日常，适应智能时代发展。

其二，囿于工具性、显性化层面理解智能及其应用。当学校意识到智能时代及智能本身对学校管理变革的重要影响时，还会出现另一个认识问题，即囿于工具性、显性化层面理解智能及其应用。一是将智能等同于智能工具。当前，学校管理变革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智能设备，试图通过从硬件到软件的更新，全面提升学校管理水平。然而，智能设备不是学校管理变革的主要载体，智能工具也不是智能的核心成果。以智能工具为载体的学校变革，只能称作学校的技术变革，无法支撑整体性、转型性的管理变革。二是将人工智能等同于人类智能。学校管理变革的根本指向是师生的发展，因此并不是人工智能参与的越多越好，有些特定的变革内容和方式无法用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智能。例如：对教师工作的考核，人工智能主要依据工作时长和计件数量计算教师的工作强度，但对于教师的精力投入和智慧创造却无法进行准确考查。因此，如果以人工智能的参与程度来判断学校管理变革的质量与效果，那么任何学校变革都会存在潜在的风险。

2. 实践困境

其一，学校管理变革中人与智能产品的关系失衡。一是人为割裂学校管理变革中的人与物。这种割裂式的实践做法，体现出变革的线性化和简单化，缺乏必要的融通思维。变革中的人是变革的根本目的，也是核心对象，他们理应在变革中引导和规范智能产品的应用。换言之，服务于变革中的人是智能产品应用的目的，智能产品则是人在变革中的具体手段，二者之间是“目的-手段”的关系。二是盲目追求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在智能时代背景下，很多学校主动要求师生落实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有的甚至为了追求“变革”的程度和效果产生过度操作，结果适得其反。三是变革对象由人类智能让渡至人工智能。笔者通过深入中小学校调研发现，很多学校介绍展示的特色亮点主要是人工智能产品及其应用，如学校创设了多少间智能学习工作室、引进了多少个智能机器人、更新了多少台智能设备等。这种做法试图突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并以技术变革作为学校变革的象征，将变革成果归功于人工智能应用，显然混淆了变革对象。

其二，固守学校传统变革模式跟不上智能时代步伐。实践中，学校根据学情、校情实施管理变革，已是公认的合理做法。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背后隐藏着潜在的问题，即将“根据学情、校情”异化为“根据传统模式”进行变革。学校一旦习惯于固定的变革模式，变革实践就很难再有创新。智能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变化速率快，学校变革的传统做法跟不上时代步伐。例如：当前学校变革长期固守“制度驭人”模式，主要表现在围绕“驭人之术”建立制度，通过制度约束人、规训人，而忽视时代及时代中人的进化。一是寄希望于学校领导的指示安排，将学校管理变革理解为学校领导的变革，导致教师“卷入”程度不足，变革质量无法保障。二是寄希望于学校制度的一劳永逸。制度变革是学校管理变革的重要内容，但它不能完全替代或实现人的变革，同时静态的学校制度也解决不了所有的管理变革问题。因此，将管理变革等同于制度变革，是传统学校管理变革模式的弊端。三是寄希望于运动式的一次性变革。运动式的一次性变革优势表现在领导重视程度高、强度大、效果明显，缺陷是无法常态化，其主要原因包括学校领导急功近利、缺乏科学规划、参与人数少等。学校管理变革涉及校长、师生、制度和技术等全要素，整体而言是“常”变革，而运动式的一次性变革过程与学校教育变革对象之间存在错位和矛盾，显然无法产生好的效果。

3. 文化困境

其一，学校缺少内生变革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学校变革遵循“自上而下”的流程，即由教育行政部门发布指导意见或通知，学校负责落实，由于对变革的目的、动机和效果预设缺乏全面认知，导致变革的惰性。概言之，学校缺少内生变革的文化传统，包括“不敢变”的历史沿革和“不想变”的惰性思维。

其二，学校变革文化存在形式化与浅表化。现实中，有的学校能够意识到变革文化的意义，并力求塑造或营造变革文化，但由于举措和方式不得法，始终停留在表面，甚至把一些变革原则或做法当作文化。一是口号式变革，即学校领导呼吁变革，教师应和变革，但不见任何变革实践。二是表演式变革，即学校为了参加各类评比、获得各种荣誉，有针对性地拼凑出变革事实。如上两种变革产生的负面变革文化，严重损害了学校变革本身。学校变革文化需要养成，这意味着需要长时间和慢积累；同时只有变革氛围和风气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实在的规划、路径、内容和载体作为支撑。

其三，学校领导在变革过程中存在文化焦虑。学校有很多变革需要，但适应时代是根本需要，不在时代的意义上更新学校文化，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变革文化。校长不仅是学校文化的守护者，而且也是创新者。这种创新来自文化自信，主要表现在不会为了变革而变革，也不会因循守旧。但在现实中，有的校长一方面希望将自己的文化理念融入学校，另一方面又担心自身文化会干扰和影响学校文化，结果导致校长的文化品位与学校的文化形象不够兼容协调，影响了学校变革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适应智能时代推进学校管理变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适应，积极作为，整体变革；另一种是被动适应，倒逼行动，点状变化，即“指哪哪变，指哪哪改”。显然，学校管理变革只有主动适应智能时代的变化，才能真正提升学校办学水平，促进师生的成长和发展。为此，建议学校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改进。

1. 学习智能教育理论，更好地指导变革实践

学校管理既需要实践经验，也需要理论支撑。没有教育理论支撑的教育实践是盲目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适应智能时代的学校管理变革，首先要求校长、教师适应智能教育，学习智能教育理论。相较于一般的教育理论，智能教育理论的创新在于重构技术、教育与人的关系，阐释人工智能、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在教育及其管理上的应用。学习智能教育理论，才可能发现智能时代对教育的本质影响，进而探索如何通过智能教育理论更好地指导教育实践与变革。

其一，通过理论学习培养理论思维。对学校管理变革而言，不缺少宏大的愿景、周密的计划以及人财物的配合，缺少的是对管理变革的认知和理论的指导。当前，与高校合作形成的“U-S”模式，成为推进中小学校教育工作者理论学习的重要载体。大学的教育研究者以分析教育理论见长，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智能教育理论，解读创新本质与潜在问题，引导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更好地培养理论思维，進而有效指导教育实践。

其二，通过理论学习明晰变革方向与路径。智能教育理论内含智能教育实践过程、方法等内容。学习研究智能教育理论，能够明晰学校变革的主要内容与结构，树立适应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方法论，为管理变革提供理论指引，具体包括为什么变革、变革的学校基础与规划如何、采用何种变革方式和手段。每所学校都可能存在变革的需要，但基于不同性质和发展阶段，变革目标与程度不尽相同。这需要有方法论指引，以保证变革内容与方法的适切性。

其三，通过理论学习检验理论与实践的交互状态。当前，学校管理中的智能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智能化水平较高，拥有覆盖学校管理各方面的智能设备和软件；有的智能化水平偏低，无法实现学校整体范围内的智能教育。任何形态、程度和质量的教育实践，都需要有相应的教育理论予以指导。学校变革实践包括组织形态、机制、工具和评价等诸多内容，实践的实然与应然状态都需要借助理论进行分析，智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交互状态同样需要通过理论进行检验。

2. 利用智能工具技术，提升学校管理效益

在实践的意义上，学校管理变革主要指向学校组织架构、教学研机制、课堂教学生态等方面。智能时代的学校管理变革，离不开对智能工具技术的利用，它可以有效提升管理变革的效率，改善日常管理和教学研的质量等。

其一，变革教学范式与策略，实现教育的互联互通。在智能时代，智能工具技术表现出强大的人工智能特性，能够帮助校长和教师提高工作效率，将他们从繁重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例如：在教学管理方面，学校可以引入教学评价系统，实时采集学生学习相关数据，即时反馈评价信息，帮助教师作出合理的教学选择与安排。利用智能工具技术还有助于学校管理的整体变革，如以往需要人工收集信息或填表打卡等工作，借助智能工具技术可以高效解决。此外，伴随在线教育的持续发展，各种智能会议平台和共享教室推陈出新，课堂教学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教室，师生能够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参与教学，优质教育资源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其二，提升“贴地式深度介入”的效率。“贴地式深度介入”是“新基础教育”创生的学校变革研究方式，它强调研究者长时段具体介入学校变革之中，包括整体规划、过程实施和监测评估。[2]这种研究方式能够帮助校长和教师直面改革问题，并通过学习反思等路径分析解决问题。借助智能工具技术的应用，学校可以进一步提升“贴地式深度介入”的效率，改变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研究者和教师缺席教学现场等难题。如利用AR和VR技术，有效扩展研究者和教师的参与时空，通过不同视角和尺度观察研究学校管理变革，进而实现“读懂学校”“读懂教师”。在此过程中，也要警惕如下现象：如有了智能工具技术，就不再进行现场观察和田野研究；以智能工具技术的分析结论取代研究者的研判意见，等等。类似情况已经改变“贴地式深度介入”的初衷，应当暂停甚至放弃这样的技术应用。

3. 培育变革文化，形成文化自我更新机制

变革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构成。智能时代的变革是时代性变革，也是“在中国”的变革，它要求学校扎根本土，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变革文化。

一是秉持文化自觉，挖掘传统变革文化。提及变革文化，不是只有西方的输入和外国的智慧；培育学校变革文化，不能忽略学校已走过的历程和文化积淀。秉持“文化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凸显了我国在办教育、办学校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了解学校变革历史、形成过程与特色。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学校变革的优秀案例，因此学校在变革过程中，应深入挖掘已有的变革文化，自觉践行文化兴校、强校的使命担当。

二是动员全体参与，持续推进文化更新。在培育和形成学校变革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全体教职员工、学生及其家长的共同参与，特别是学校领导和教师。其中，学校领导又是促进学校变革文化更新的第一责任人，只有领导主动变革和更新，教师才会更好地看齐和追随。为此，学校领导应当提炼学校变革文化，确立变革路向，在重要的时间和事件节点上持续推进文化更新。

参考文献：

[1] 孔苏.智能教育的算法技术规训困境与出路[J].电化教育研究，2021（12）：36-40+54.

[2] 李政涛.什么是“新基础教育”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7（6）：1-5.

（编辑 王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