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米尼》是王安忆20世纪九十年代初知青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了知青米尼在插队结束后，返回上海途中对青年阿康一见钟情，从此展开了一系列爱恨纠葛的故事。小说具有强烈的宿命意味，米尼的自白、作者的暗示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宿命偶然与必然的思考。本文基于宿命意识的探讨，对主人公米尼悲剧结局的具体成因进行分析，指出个体的选择受到了不同空间场域的影响，虽然米尼们总是由封闭性空间向开放性空间飞跃，宿命的轮回仍然使得米尼们离不开“孤岛”，但是在这座“孤岛”上，个体存在的价值得以体现。

【关键词】 王安忆；《米尼》；宿命；空间场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8-0022-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8.007

小说《米尼》是王安忆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代表作，不同于以往“雯雯系列”的理想主义式书写，作者借助了现实世界的材料，以理性化的叙述方式，将众多生活于同一时期的、位于上海白茅岭监狱中的女性群像，融汇成了小说中的米尼。米尼的形象呈现出分阶段的特征，其早期形象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与阿康的相遇，对未来婚姻生活的向往等等，带有王安忆部分前期创作的特征；而在历经世事后，米尼的生活轨迹逐渐呈现出对于现实的反思层面，理性也逐渐回到小说叙述中，呈现出作者创作观的变化。

王安忆坚持以个体经验的真实笔触，塑造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空间场域，她关注到了主流话语之外的隐秘体验，这些体验铸就了独特的叙事空间，真实的无可逃遁的宿命轮番在上海这座城市上演。

王安忆对于人的宿命的思考是深刻的，也是其创作观转变后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米尼们的命运轨迹具有空间上的封闭性和循环性，论及原因，一是知青返城的双重精神困境，二是主体欲望和社会管制之间的场域关系，三是主体意识上的归属感与漂泊感的矛盾，四是关于此岸与彼岸的宿命之问，这四种空间上存在的割裂状态制造了特殊的人性隐喻，即关于人性的放纵与限制，在现实中，开放性相对较强的空间并不意味着精神自由，而相对封闭的空间，也并不意味着对于欲望的规限，这种命运设置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荒诞感，而米尼们也始终由封闭性空间向开放性空间飞跃，她们罔顾宿命的预示，勇于开拓正常发展轨迹之外的“第三空间”，其主体存在的力量和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一、乡村与城市——知青返城的双重精神困境

米尼这一角色设置是基于“文革时期”知青返城的背景之下的，小说讲述了米尼因在返回上海途中与青年阿康的相遇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轨迹，直至堕入卖淫团伙也无深刻自省，及时止损，最后被阿康揭发罪行送入监狱的故事，这是一出在现实生活中反复上演的命运悲剧。但是知青返城时间点的特殊性，乡村与城市空间场域的关联性，为米尼宿命的缘由赋予了政治色彩，更多的是对时代环境对于人性的影响的拷问。

王安忆对于知青叙事的主题十分关注，米尼的故事背景之所以设置于“文革”后期知青返城的原因，与作者本人曾经是下乡知青的身份有关。

1969年，十五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前往淮北农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知青插队生活，这段经历有時会出现在她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在某种程度上，米尼的小说形象中也延续了王安忆的影子。作者本人作为知青返城时的心理以及思想上的转变，使其在小说创作中注入了更多理性的精神沉淀，正是因为作者对于返城知青群在面对时代环境冲击之下的现代都市流变之时所遭遇的精神困惑的揭示，使得米尼这一形象得以诞生。“注意一下王安忆九十年代的都市小说，就会发现，她非但不像有些作家，特别是女作家，越来越趋向于有意把关涉政治的社会大背景淡化或隐去，反而喜欢调制浓重的色彩将政治嵌入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使人们在她所出示的故事里，看到政治的巨大动力作用”，这就是王安忆将理性逻辑落实到写作上的一种实践。

乡村与城市对于米尼们来说是两个分裂的场域，不具有流动性，他们既想远远地离开被城市所抛弃的乡村生活，又想逃离目前无法接纳他们的欲望都市，这种空间场域的双重挤压使他们只能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开疆拓土。“当他们怀揣着梦想回到城市时，生活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等待他们的却是再也找不到他们原来的感觉，他们很难融入曾经熟悉的生活，在城市人眼中，他们却成了‘外来户’”，已经过去了的事件使得这部分青年群体有了精神创伤，当新的思潮来临时，他们又将会选择哪种生活？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一时代新潮使得许多机会横空出世，人们一夜之间会因为面临多重选择而苦恼，对于刚刚下乡返城的米尼们来说，规训女性相夫教子之传统观念与积极抓住时代机遇自给自足之观念之间势必会产生矛盾，并且大部分女性还是会选择前者，从客观上来说，如果没有合适的机遇，人的命运只能依照社会的惯性顺着原轨迹发展，由此可见客观因素对于宿命的把控是难以改变的。

然而米尼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城市，走出了正常社会的秩序，这种以卵击石的主体性，呈现了她们独有的精神追求。尽管她们一开始陷于对爱情婚姻的幻想之中，做过融入正常秩序的努力，但是她们并没有因为被排挤而否定自身，而是无惧束缚，一步步走向了精神的“孤岛”。由于个体与社会生存空间的力量悬殊，米尼离不开“孤岛”的宿命是必然的。

二、欲望与监狱——主体理想与现实命运的背离

爱情从本质上来说是两个人的事情，然而在小说《米尼》中，爱情是两个人的宿命相互勾连的结果。米尼和阿康的爱情最初是纯粹的，她不顾一切地奔向阿康，以求一个幸福的结局，然而这爱情既然与宿命勾连了，也就是与现实世界勾连了，难免掺入一些杂质。正是这些杂质使得米尼的主体理想与现实命运逐渐产生了背离，使她坠入了欲望的鸿沟。

“米尼和阿康消解了苦闷压抑，得到了精神上的快感满足，建构了一个通向绝对自由的欲望空间，而这正是沉沦的开始……欲望的满足是无止境的，一旦沉溺于满足的快感，随之而来的就是毁灭”。他们之间的爱情看似是你情我愿的性欲交易，实际上剥掉“性”这层外壳，他们本质上还是出于对自身宿命的不甘从，从而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利用来满足精神需要，这样的需要愈是到了后期就愈加明显，当他们二人之间的交流只剩下“性”的时候，在米尼眼中，阿康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欲望的工具，他是一种归属感的寄托，更伴随着一种早已无力更改命运而随波逐流的放纵，从而带来莫大的空虚感。

小说结尾把欲望锁在监狱里，这样的空间设置也有它的象征意味，这与作者在后记中陈述自己采访上海白茅岭监狱女囚犯的经历有关，尽管作者在文中也慨叹女性命运的不公，但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清醒的态度，思考宿命背后的真实成因。

20世纪90年代，当商品经济迅速冲击中国大地之时，这座女性监狱便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空间场域，与外界日新月异的流动变化相比，监狱中的时间仿佛是静止的，监狱中的女性群体更像是被整个世界所抛弃的“孤岛”，她们的精神当初也正是由于被时代疏离的迷茫所裹挟，为此一步步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这秩序好比是一架庞大的机器，一旦进入其间，便身不由己，在轨道上运行。如要强行脱离，须有非凡的破坏力……但他们因为是最没有教育，最无理智，最无觉悟，最无自知之明和自控能力的人，他们的破坏力恰恰正够破坏他们自己，将他们自己破坏殆尽，于是，灭亡的命运便不可避免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米尼遭受到的不是来自阿康的扭曲的报复，而是整个社会规则对她的惩罚，米尼卖淫团伙正是社会想要铲除的“毒瘤”，然而对于这一群欲望男女而言，正如王安忆所说，他们只破坏了自身，却被剥夺了自由。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社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精神危机，而是将米尼们放逐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场域中去，这是否也说明了宿命更易被本质上不流动的、封闭的空间场域所影响呢？“他们觉着这座城市能接受他们的把戏，也能从中得到快活，但是上海这个看起来纸醉金迷的世界，实际上毕竟是围绕着一套正统规则运行的都市，因此，非常态生活着的他们不得不再一次面对被社会正统秩序所规则化的命运”，外界的流变与开放制造了自由的假象，他们本来想要逃离被规则化的命运，创造一个互不干涉的独立的欲望王国，但是最终他们还是被迫进入监狱这座“孤岛”，使得肉体的欲望得到限制。与拥有群体的欲望的隐秘空间相比，监狱只是多了一面高墙，这种空间场域的对比更强化了悲剧的荒诞色彩。

三、原生家庭与新家园——归属感与漂泊感的矛盾

从某种程度上说，米尼和阿康都是精神上的流浪者，他们始终游离在自身的原生家庭之外，精神世界是始终有所缺陷的。原生家庭是一个极具有封闭性的空间场域，其间的情感束缚既有血缘关系上的命定性，又为米尼和阿康未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米尼的父母在困难时期抛弃她去了香港，留下来陪她的只有视钱如命、斤斤计较的小市民阿婆，“性情活泼的米尼，在这个家里，是得不到什么快乐的……唯一能与她纠缠的，只有阿婆”，这种缺爱的家庭环境使得米尼急切想要逃离出去，建立一个跟以往不同的新家园；而阿康父母极端的保守、低调和小心翼翼使得阿康不知不觉间处于一种窒息的被监控的环境之下，由此催生了阿康的偷窃欲：“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四周都是看不见的眼睛。可是，偷窃的诱惑却是那样不可抵御”，偷窃欲使阿康获得比原生家庭所赋予他的更多的存在价值，在阴暗的角落里观察和愚弄人群成了他快感的來源。他们既不能从原生家庭——那严格遵循自身身份枯燥践行社会规则且无爱的成长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又不能在下乡后“同志”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认同，他们必将走出去，尝试创造一个新的家园。但是两人又有所差别，米尼一直企图弥补自身爱的空缺，企图使周围的生存空间恢复到自己所设想的秩序，尽管偷盗、卖淫是一条歧路；而阿康一直执着于逃离，逃离家庭，逃离城市，逃离米尼，这种逃离的姿态，大概也是米尼愿意为之一往情深、粉身碎骨的缘由。

从更深层的心理层面来看，米尼的悲剧部分来源于米尼们身上归属感与漂泊感的矛盾。对于米尼来说，爱情和新家庭就是一种能够使她永远摆脱原生家庭的良药，只要她抓住了阿康的心，她就能够获得一种归属感，也可以这么说，米尼是为着归属感而存在的，但她偏偏爱上了充满了漂泊感的阿康，这种矛盾使他们之间的双向救赎必定失衡。

在小说中，米尼对于阿康的爱更倾向于一种母性关怀的给予，阿康从小就有偷盗的习惯，她也就开始尝试偷盗，以从中体验阿康的童年，实现心理层面的快感互通；即便是阿康婚内出轨，米尼还是选择再次相信阿康能够回到以往的秩序中来，这已经不能够以单纯的传统女性为了维持家庭秩序而牺牲自我的守旧观念来解释了，很显然，米尼在这种自我奉献中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哪怕有一点归依的奢望，她都要奋不顾身地抓住机会，她原谅了阿康，就等同于原谅了自己。

尽管米尼将阿康当作一种疗愈的希望，但是她冥冥中也觉得归属感并不是永恒的、牢靠的，因此她尝试通过将所有的希冀寄托于爱情，从阿康身上找到以漂泊感自立于世的解脱之法。这是米尼对于历史长久沉积下男女社会地位差距的集体无意识，即女人总是需要从男人那里，从家庭和孩子那里获得安全感的进一步反抗，这种危险又能够带来新生活气息的毒药，能够弥补她在过往生活中所受到的创伤，以及创造一种不至于被时代所抛弃的假象。“它展示的正是1980年代以后的上海，这样的上海似乎没有家族性的壁垒、隔离和拒绝。在都市的大流通中，整个都市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空间形式，人物在其中无间隔地进行着活动。王安忆笔下的都市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流通的开放空间，这是外部和内部、繁华和底色、动与静浑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米尼对于爱情的追寻犹如飞蛾扑火一般疯狂而不切实际，她企图赶上时代的便车，企图从归属感走向漂泊感，企图从封闭的家庭走向开放流动的空间，但是当她陷在爱情的泥潭里无法自拔之时，现实中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切实的寄托让她支撑着自己抽身而出，唯一能够离开上海到香港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被阿康残忍地断送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米尼所幻想的新家园和漂泊感本就缺乏现实的根据，因此停留在“孤岛”的宿命也是注定了的。

四、此岸与彼岸——永恒的宿命之问

在小说中，王安忆运用了一种重复叙述宿命的叙事策略，字里行间处处隐埋着作者的暗示，通过这种潜意识心理写作的融入，宿命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得以呈现。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先入为主地用倒叙的方式讲故事，而是始终平铺直叙，更为贴近日常生活，揭露了悲剧的普世性。

小说中对于宿命的理解，既是米尼自己的心声，也是作者的心声，米尼对于自身的宿命也有朦胧的预感，她也想过回头，想过放弃，她本有很多机会及时止损，但是她还是执着地向着黑暗尽头走去。在米尼要去见阿康时，小说中写道：“可是这时候她有一个非常清晰又非常奇怪的念头，那就是：再也不可能回头了”；小芳爸爸规劝她时，把人生比作独身走夜路，“在什么地方上了岔口，如果不上这个岔口，而是上那个岔口，路就好得多了，目的地也光明得多，什么都明白了，可是已经晚了，不可以回头了”……尽管作者时时在小说中暗示米尼，但她对于米尼的选择并无过多干涉，而是任其命运随波逐流，即便是最后米尼本应拥有去往香港重新开始的机会，却被阿康拉下泥潭时，作者也并未对米尼有任何的奚落或苛责，也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批判，而是在对米尼的命运成因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之时，给予了更多理解和包容。

王安忆在小说最后的“采访后记”中说道：“我想知道米尼为什么那么执着地要走向彼岸，是因为此岸世界排斥她，还是人性深处总是向往彼岸。我还想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走向彼岸的时候，他是否有选择的可能，就是说，他有无可能那样而不这样走，这些可能性又是由什么来限定的。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那么，宿命的存在有沒有它的意义？如何解释和接受它的偶然与必然？这是作者对于永恒宿命主题的深刻发问。

米尼的命运似乎始终为偶然所裹挟，“米尼是一个一生被各种偶然性决定的人物，她将现实中的多种偶然性归结于宿命……生活中的各种不解与思考都与宿命有了联系，发生的一切与宿命互为因果”，她是如此自信于自身对于未来必然的设想，以此逃避现实世界的安排。当米尼说出“我不管，我不管这些闲事，我反正是阿康的人了”的时候，米尼已经迷失了自我，被爱情蒙蔽了双眼；当小芳爸爸对她叫道“阿康不会叫你开心的”的时候，米尼还是一意孤行，没有回头，“这一回，连米尼都知道，是再也回不去了”；而面对米尼的纯真、奉献、宽容的炽烈之爱，回馈她的本应是美好的婚姻和人生，阿康的自私和阴暗却让她再次坠入暗无天日的轮回之中，“他想到自由在街上行走的米尼，觉得她就好像在天堂里一样。他是绝不允许他在地狱，而米尼则在天堂”。如果米尼在面对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巨大诱惑之时，能够依靠自主意识果断地摆脱深渊，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很多日子以后，米尼有时会想：如果不是这一天回家，而是早一天或者晚一天，那将会怎么样呢？这一天就好像是一道分水岭，将米尼的生活分成了两半……她好像看到有两条生活的河流在并行，有时候甚至还交叉相流，但绝不混合，泾渭分明。她在她的那条河流里，另一条河流就在她的身边，而她过不去。她想起她的过去，那就像很久以前的往事了，那时候，她是属于那另一条河流的，在某一天里，她却来到了这一条。她想，这一天里，其实布满了征兆”。在这里，命运的偶然性因素似乎具有主宰米尼人生结局的力量，使得此岸和彼岸之间似乎有着“非此即彼”随意变动的可能性，事实果真如此吗？

小说给予大家的是一个否定的答案——米尼的宿命走向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主客观条件共同促成的，她们以飞蛾扑火的姿态，不顾世俗规范，遵从自己的本心做出的选择，揭示了人在不同空间场域影响之下的精神危机：“因为人的性格和意志并不是完全自在自为的，它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外在的客观力量如时代、社会、家庭等制约和决定的。于是客观力量的强大与个人主观力量的有限就不成比例，于是，没有所谓超人意志的小人物的命运都有基本上被框定的倾向”。

在小说中，此岸的现实是封闭性极强的空间，而彼岸的非现实永远是开放的、流动的，它接纳一切人的想象，接纳任何新的可能性，接纳所有宿命的流动，当米尼们成功冲破桎梏走向彼岸时，势必要付出超越现实秩序的代价，她们已经回不去了，她们只能停留在“孤岛”上，而现实监狱正是“孤岛”的化身，象征着人的宿命难逃现实的掌控。虽然主人公难以挣脱自身的宿命，个人在大时代背景之下是渺小的、无所适从的，但是这种永远无法彻底掌握自身命运的悲剧感，更加贴近生命的本质，也为主人公应对命运之时主体精神的彰显创造了契机。

“有时候，米尼觉得阿康不从临淮关上车是一桩幸事；有时候，米尼觉得阿康不从临淮关上车是一桩不幸的事。觉得幸与觉得不幸的时候是一样多的”，尽管米尼对于宿命的思考，时时蕴藏着一种无力感，但是她并没有完全受制于宿命的掌控，反而能够顺从自己的内心做出选择，而这与她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地交给了封闭空间之外的世界，交给了这种开放的流动有关联。她没有视自身在命运面前为弱者的态度，也没有强调为客观环境所限制的压迫感，不得不承认，除了对命运做出积极反抗昂扬姿态之外，米尼们享受于当下宿命的流动，也是另一种不完全顺从命理安排的方式。站在现实的此岸，对于彼岸的向往与追逐本身，恰好是主人公米尼生存下去的依据，也是人性深处始终向往彼岸的主体精神之彰显。

米尼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故事是无数个像米尼一样既对命运顺从又追求精神自由的群体的融合。王安忆的叙述不仅超越了个体经验对于宿命的理解，更上升到了一种理性的高度。在宿命的偶然与必然之间，作为渺小的个体，米尼们对于不可知的命运来说力量甚微，她们的精神是一座“孤岛”，只有在这个“孤岛”上她们才能生存下去，而她们应对命运的态度，表达了她们对于生命的理解。大家不应该以结果好坏来看待米尼们的宿命，如果没有遇到偶然因素的干涉，米尼们主宰人生的自主意识的逐步觉醒，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为此王安忆对于宿命的书写，偏离了神秘主义的消极设想，也避免了只顾高扬女性主义旗帜、赞扬女性自由精神的假大空论调，而还原了一个更为真实、更为立体的“孤岛”人群。米尼们的悲剧让人心痛和警醒，更让大家看到了在不同空间场域的影响之下，米尼们对于宿命的复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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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文文，女，汕头大学2020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