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延安时期前期的翻译文学作为延安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与分析延安时期社会文化全貌不可或缺的部分。《新中华报》作为延安时期前期的机关刊物，上承《红色中华》，下启《解放日报》，贯穿延安时期前期的始终，上面刊载了大量的翻译作品。通过收集整理《新中华报》的译文，可以发现《新中华报》上面的译文特点，从文体类型上看总体上以散文中的报告文学为主，并兼具其他类型的散文、新闻评论、小说等文体。同时这些译文大多数来自苏联，呈现出以上特点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本文通过《新中华报》上的译文分析，以期丰富对延安时期的翻译研究。

【关键词】 前期延安；《新中华报》；文学翻译；报告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8-004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8.013

一、引言

《新中华报》创办于1937年1月29日，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前期的机关刊物。作为延安时期的重要刊物，成为延安时期译者发表翻译作品的少有阵地。本文以《新中华报》上的译文为研究对象，探讨《新中华报》上译文呈现的特点，分析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从而丰富对延安时期的翻译研究。

通过对《新中华报》研究文章的认真梳理，可以发现对《新中华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多数学者把《新中华报》与当时全国的抗战情况相结合，如吕满文（2020）、李婷婷（2020）、孙伟和张秀旭（2018）、范子谦（2017）、金子求（2015）。有的学者以《新中华报》为例，研究延安初期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如林绪武和李婷婷（2020）。还有的学者将从《新中华报》出发，研究前期延安的文艺文化情况，如张卫波和王瑞（2017）、李军（2009）、秦彬（2010）、徐菁（2014）。仅有一篇硕士论文提及了《新中华报》上翻译方面的问题，徐菁（2014）的《前期延安文艺对外国文艺的接受与创化——以〈新中华报〉为例》对《新中华报》上的少数译文内容进行简单介绍，但是并没有对《新中华报》上的译文特征以及出现这些特征的原因进行分析。

二、《新中华报》的介绍

《新中华报》的前身是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创办的《红色中华》，1934年10月《红色中华》因红军长征被迫停刊一年，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红色中华》于1935年11月在长县瓦窑堡复刊。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让国内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转机，国共两党合作初步形成。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政治形势，党中央于1937年1月29日将《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康珍珍，2020：1）。《新中华报》以1938年12月25日为界限，1938年12月25日以前，《新中华报》延用《红色中华》的期号，未曾间断，为第325期—第474期，共149期；1938年12月25日以后，《新中华报》进行重新编号，此后出版了230号。《新中华报》新版与旧版一共有379期。

“延安时期”是一个与中共党史和抗战相关的政治词汇，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与党和抗战紧密相关。“延安时期”是指“自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城至1947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止，历时约10年”（郭德钦，2012：24），以194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为界限，作为延安时期前、后期的历时分野（袁盛勇，2005：48）。因此，延安时期前期是指以194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为界限，从1937年至1942年这一段时期。《新中华报》从1937年创刊到1941年停刊恰好处于延安时期前期的范畴，也就是说该报纸的发行时间段与延安时期前期的时间段基本吻合（徐菁，2014：3）。

三、《新中华报》上的译介

《新中华报》的翻译文体类型多样，总体上以散文中的报告文学为主，并兼具其他类型的散文、新闻评论、小说和其他等多种文体。通过对《新中华报》上的翻译作品进行整理，从1937年至1941年间，《新中华报》上一共刊登了90篇译文。《新中华报》的译介选择侧重于散文，其中又以散文中的报告文学的占比最大。就译介类型选择来看，有报告文学（55篇）、散文（18篇）、新闻评论（12篇）、小说（2篇）、其他（1篇）。从国别选择上看，翻译作品主要来自苏联（30篇），其次是美国（9篇）、德国（8篇）、英国（6篇）、西班牙（4篇）、日本（2篇）、瑞典（2篇）、法国（2篇）、智利（1篇）、加拿大（1篇）以及不知名国籍的翻译作品（24篇）。虽然有24篇译介无法得知是来自哪些国家，但是根据已知的国家可以看出《新中华报》上的翻译大多数是来自苏联，并且从翻译的类型来看，《新中华报》上的译介，报告文学占了一半以上。就译介的内容来看，主要围绕着“战争、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来进行的。从以上搜集整理的数据得出《新中华报》上的翻译类型以报告文学为主且大多数翻译来源于苏联。那么，在前期延安的社会背景中，是什么原因导致《新中华报》上的翻译出现这种特点的呢？译者在选择这些译介时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四、《新中华报》译介文体特征之原因

从表1可以看出《新中华报》上的翻译文体类型较为多样，总体上以散文中的报告文学为主，并兼具其他类型的散文、新闻评论、小说等文体，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

抗战导致了文学译介文体的改变。此时全中国正处于抗战胶着状态，文学创作与翻译的条件也变得日益严峻，划时代的长篇巨作和世界名著的翻译变得不合时宜（李丽，2015：10）。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选择篇幅长的作品进行翻译就变得不符合延安的需求；并且本身延安是一个边陲小镇，消息闭塞，当时的延安还遭到了国民党的消息封锁，人民群众难以得知外界的消息，更无法得知世界战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报告文学以其特有的真实性和亲和力受到延安文学翻译的欢迎（王祥兵，穆雷：2018：30）。再者，当时的延安是一个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下的地区，延安的文盲占90%左右（范忾，1992：9）。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译者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读者的接受能力，这就要求在选择译介时要走出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圈子，走进普通的人民群众，既要满足抗战与意识形态的需要，又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满足普通群众的阅读需要。要想让群众读懂报纸上的内容，达到传播革命思想，教育群眾的目的，译者只能选择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生活的文体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以其独特的优势异军突起。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新闻价值的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去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具有新闻性、文学性、政治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在延安时期这一特殊的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可以及时、迅速、真实地反映前线战况，具有超强的鼓动性和感染性（徐常利，2018：84）。译者通过翻译国外新闻，有助于延安群众了解外界信息，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因此，报告文学在此时的延安获得了足够的发展空间，成为译者选择译介文类时的主要对象。

五、《新中华报》上译文的内容特征

通过对《新中华报》上译文主题思想的归纳整理，可以发现《新中华报》上面的译文大多数围绕着“战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展开。这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新中华报》上关于“战争”的译文，主要是关于世界各国战局描述、战况分析以及各国关于战争的协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决定的。在国内，面对严峻的抗日形势，急需鼓舞士气，直接反映其他国家战况，国外领导人分析战局的新闻报道成为了时代的需要。在国际上，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波席卷世界各国，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中，成为二战中亚洲战场上牵制法西斯势力的主要国家（李丽，2015：7），而延安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地区，应该及时关注国际上战况和局势。

《新中华报》上的译文除了关于战争的报道以外，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发展以及活动的内容。比如，《印度共产党宣言》《意大利共产党宣言》《德国共产党为正义、自由、和平号召反对德国帝国主义而斗争》《法国共产党宣言》《德国共产党领袖为流亡法国的政治犯呼吁》《英国共产党宣言》《古巴共产党维护人民利益，在竞选中获得较大成功与支持：古巴进步派的胜利》《德国共产党宣言》等等，总共有33篇关于共产党的译文，占比为25%。出现这一现象与当时延安的领导集体分不开。《新中华报》作为前期延安的党务机关报，上面刊载的内容服务于中国共产党。译者通过翻译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传播共产党的活动，为延安人民带来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消息，增强延安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六、《新中华报》译介国别特征之原因

结合表3和表4可以看出，除了无法判断国别的译文，来源苏联的翻译数量最多，其次是美国、德国、英国的作品。

《新中华报》的翻译大多数来自苏联，是因为苏联新闻对当时解放区人民思想有绝对影响力，同时也说明中共领导层急切想要从苏联成功的革命经验中汲取养料，来指导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王祥兵，穆雷：2018：30）。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作为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国家，中共领导层急切想要从其成功的经验中吸取经验，来指导抗日战争。领导层的决策思想影响编辑社的选择。延安新华社之前的名称是红色中华通讯。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迁址延安以后，红中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刚到延安的新华社规模很小，只有三个工作人员，工作业务以抄报和翻译为主。1939年新华社机构独立后，独立出译电科，即翻译科，翻译队伍人数增多（袁西玲，2014：42）。至此，《新中华报》社与新华通讯社分离，各自成立编辑部。《新中华报》成立了单独的材料室（康珍珍，2018：13）。在1939年1月，在中央党校应届毕业生中，经过简单考试，录取了郁文和王揖。2月改版后，陆续从中央组织部干部培训班调入张映吾，从陕北公学调入叶阑、邓友星、陈泉璧，从鲁迅艺术学院调来张潮、于敏（王揖，1987：32），并且李初梨和曹若茗也加入了《新中华报》编辑部。在《新中华报》改版以前，由于翻译人员的缺乏，以及情报来源的缺乏，导致《新中华报》上的译文很少，但是自《新中华报》成立单独的材料室，招收翻译人员，《新中华报》进行改版以后，短短两年内译文的发表数量快速增加。从新华社的发展来看，《新中华报》的改革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会紧跟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动向，在译文来源的选择上会明显倾向苏联。因此，就可以看出，《新中华报》上的译文大多来自苏联，主要是受中共领导层“亲苏性”的影响。

七、结语

《新中华报》作为党的机关刊物，其上面刊载的译文是延安时期翻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新中华报》上的译文进行归纳整理，研究和讨论《新中华报》上的译文所呈现的特点以及呈现这些特点的原因，结果表明《新中华报》的译文，在体裁上以文学报告为主，辅之以其他类型的散文；在国别上，译文大多来自苏联；在内容上，译文上以反映战争、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为主。

进一步分析表明，《新中华报》上的译文以报告文学为主首先是因为战争导致文学译介的变化，长篇巨作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其次是因为传递新闻的需求，报告文学以其新闻性和文学性满足社会需求。译文大多来自苏联是受中共中央领导层“亲苏性”的影响。内容上主要是受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关注战争局势的影响。由此可见，《新中华报》上译文呈现的特点是战争、传递信息、鼓舞士气以及领导机构多方面作用的结果，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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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庆娟，女，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