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杰

【摘要】 除却为人所熟知的情诗外，晚唐诗人李商隐在政治诗方面也有不少创作，在李商隐现存约六百首诗里，直接或间接反映现实政治的作品有近一百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开成二年所作、长达二百句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但就是这样一首“拟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澜莫二”的作品，却研究寥寥，且不成体系。它是人民苦难的真实记录，也是李商隐的学杜标志，更是其个人政治观点的表达。通过对《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文本细读，论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全面地了解这首诗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文学与现实；李商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7-004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7.012

衰门弱族又生逢乱世的李商隐，终其一生虽不得志，但心向和平，忧国忧民。在其所写的近百首政治诗中，学者马茂元认为长达二百句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以下称《行次西郊》）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何焯称“此等杰作，可称‘诗史’，当与少陵《北征》并传。”开成二年（837年）底，二十五岁的李商隐在由汉中去往长安的路上，目睹了位于天子脚下西郊地区的现实惨状，悲愤不已的写下了《行次西郊》，该诗在李商隐一生的创作中具有重大意义，却少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行次西郊》作为书写唐朝兴衰史的浓重一笔，从安史之乱写到甘露之变，壮闊宏大，反映现实；作为李商隐学杜的明显标志，《行次西郊》拟《北征》，仿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借鉴现实中杜甫的文学形式，完成了这首诗的创作；而作为李商隐个人的政治观点，《行次西郊》表明了李商隐对于乱臣贼子的痛恨和自己希冀太平，报效国家的忧愁之思，正是文学与现实的相互融合。

一、宦官藩镇乱，义山忧民思的内容表达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可分为三段八节，由行次西郊所见到村民自述再到诗人抒发感受一气呵成，壮阔宏大。李商隐以村民之口回顾唐朝兴衰，忠实记录了安史之乱时的藩镇割据和甘露之变时的宦官乱政带来的深重灾难，描写了百姓在其中所遭受的艰难困苦，表达了自己对于那些趋炎附势之人的痛恨厌恶，生发出了自己对民生疾苦的忧思，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的反映。

“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丁巳年丑月，诗人途经长安西郊，所见一片残破荒凉：田地里杂草丛生，“农具弃道旁”，耕牛饿死，村落之中“十室无一存”，村民掩面啼哭，“无衣可迎宾”。天子脚下的人民竟然困苦如此！村民同李商隐陈述道，当年地方官实行仁政的时候，此地也是一片“乐土”。

唐朝初年，统治者励精图治，施行了以均田制等一系列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致使“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出现，村民口中的“乐土”反映的正是当年的盛况：“生儿不远征，生女事四邻。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囷。健儿庇旁妇，衰翁舐童孙。”在“多儒臣”的治理下，一片国泰民安。

但是好景不长，“降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开元后期，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等一众乱臣掌权，进献谗言重用边将，“猛毅辈”宠臣当权，最终导致政局混乱，“中原”战乱不断，百姓身陷屠戮，困于存活之时，乱臣贼子的奴隶走狗却已经吃腻了鲜肉肥肠，前后对比，大起大落。“皇子弃不乳，椒房抱羌浑。”太子被赐死，杨贵妃认了大自己十六岁的安禄山作干儿子，安禄山因此骄纵蛮横，不仅赏赐之丰、拥兵之众令人咂舌，更是在驻地和京城之间的路上“五里一换马，十里一开筵。”能量大到一言一行可“动白日”，天子朝会之上为其“特设”金鸡屏障仍不满足，要“坐在御榻前”，造反之心昭然若揭，藩镇割据已成气候，接下来就是安禄山叛乱的高潮。

安史之乱爆发，胡人在安禄山、史思明的带领下以摧枯拉朽之势长驱直入长安城。流离失所的百姓“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轓。”“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生离更甚胜死别，辛酸难以名状，怨气可冲九霄！臣子胆怯、众将溃散、皇帝逃跑、藩镇进逼、降臣逢迎，海清河晏的盛世景象一去不返。

东南地区搜刮资源，黄河上游又遭沦陷，国家窘迫至“万国困杼轴，内库无金钱。”士兵站在霜雪之中，食不果腹，衣裳单薄，军饷也是“过时”发放。朝廷无法顾及戍边士兵，百姓口粮不够半年之用，苛捐杂税又不断增加。“临门送节制，以锡通天班。”当权者把象征最高官衔的符节送到藩镇门上，“宰相厌八珍”却“疮疽几十载，不敢扶其根。”战乱十余年，大唐衰替盛。

“近年牛医儿，城社更扳援。”郑注因偏方医术得宠，与李训合谋诛宦，大和九年，甘露之变失败，郑注被砍头，“列若猪牛悬。”宦官因此派禁军捕杀二人同党，锄宦之计演变成祸及长安乃至近郊的恐怖大屠杀，官兵凶残如盗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刚出生的小孩被家人麻木无感的扔掉，不管逃到哪里只求能死在山里。

久旱尘漫天，“咫尺不相见”，人祸天灾双双至，官逼民反作盗贼。“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节度使滥杀无辜，无缘无故就要抓人，腰佩弓箭的官兵不光出巡“还射人”，在郿坞到陈仓一带赶路“忌黄昏”。治安一片混乱的京郊，村民苦劝来人赶快上路。

“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李商隐听完怨愤不已，直言“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要让自己叩头流出的鲜血染遍那君臣出没的宫殿，那些攀权附贵，一下子从小吏变成尚书、从奴仆变成将军的事情更是让李商隐“不忍闻”。

二、拟《北征》，仿《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学杜”形式

宋《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之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清人金武祥称：“李义山极不似杜，而善学杜者无过义山。”李商隐学杜已成定论。而作为一部长篇叙事诗，《行次西郊》表现出了对于杜甫所作《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继承，是李商隐学杜的明显标志，在后人对《行次西郊》的评价中，明确了这一关系。清代冯浩曰：“朴拙盘郁，拟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澜莫二。”纪昀评：“亦是长庆体，而气格苍劲，则胎息少陵，故衍而不平，质而不俚。虽未敢遽配《北征》，然自在《南山》以上。”“朴拙”“亦是长庆体”是说这首诗的风格质朴，贴近生活，而“盘郁”“气格苍劲”则指“铺叙有波澜而不平，语言质朴而不俚俗”的作品风貌，故而《行次西郊》同《北征》的学习之处，就在于它的语言和风格，尤以表达方式和写作手法为最。

（一）仿《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表达方式，寓史论于抒情及叙事之中

在杜甫创作《自京城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未到长安，而杜甫凭借敏锐的政治眼光洞察到了“天柱”将折，“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既是所见之景，更是政治环境的现状，国家危在旦夕，通过叙述旅途所见，呈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回到家“幼子饿已卒”的杜甫并不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之中，而是推己及人地生发出了“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的感慨，达到了真正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而《行次西郊》之中，李商隐借村民之口叙述了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富饶安详到安史之乱和甘露之变的民不聊生转变，自己的情绪从“依依过村落”到“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再到“冤愤如相焚”的变化，字里行间弥漫着浓烈的感情色彩，从西郊村落一角的变迁，延伸到整个唐朝由盛转衰的动荡，既有细节的凸显，亦有宏观的概括，更将自己的情感在叙事之中充分展示，在表达方式上，两者一脉相承。

（二）仿效《北征》的写作手法

首先，都是“初记岁时，后叙行程”；“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南下大散关，北济渭之滨。”稍显不同的是，《行次西郊》以干支表明时间，唐朝沿用夏历，以寅月为岁首，丑则为末月，开成二年十二月，即丁巳年丑月；而《北征》以皇帝年号开始，更显庄重严肃。其次，都用了层次分明、段落清晰、收放自如的铺叙手法。《北征》首段写辞阙所思；二段写旅途见闻，抒发感情；三段写归家后妻儿状态；四段写杜甫居家，心仍忧国。《行次西郊》首段写行次西郊所见，以景入诗；二段写村民自述，由安史之乱的影响，一直到甘露之变后国家百姓所受苦难之深重；三段写听闻所思，抒发自我感慨。二者都是由旅途见闻开始，由小及大地生发出落脚于国家层面的思考，以事件构成段落区分明显，大开大合之中，波澜内显。此外，两部作品也都在段内写景以表达感受：《北征》中，“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写萧条之状；“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书道中之险。《行次西郊》里，“高田长檞枥，下田长荆榛。”写荒凉之状；“城空鼠雀死，人去豺狼喧。”书灾难之重。总体来说，《行次西郊》结构严谨，同《北征》一般，做到了铺得开，扣得紧，收得拢，并充分继承了杜甫以史入诗的传统和悲天悯人的爱国情怀，形似神亦似，呈现出了节次波澜，离合断续的苍莽雄直之气。

二者有所不同的是，在《北征》之中，经历过开元盛世的杜甫还能表现出中兴的愿望，而在《行次西郊》中，生于晚唐的李商隐感受到的只有“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大唐盛况已不再，故李商隐在诗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只是近黄昏”的无奈。无论相似与不同，正是因为现实中杜甫对诗形式的探索，才让李商隐可以仿效杜甫，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己的创造，这正是现实推动文学发展的表现。

三、唐朝兴衰论，玉谿黄昏志的政治观点

李商隐有着“我系本王孙”的自豪、家中三代出仕的熏陶，亦有着“佣书贩舂”“将军身旁，一人衣白”的起伏经历，耳濡目染和生活所迫让他志在出仕为官，向往为国出谋划策。作《行次西郊》时李商隐二十五岁，在这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宪宗、穆宗为宦官所杀，耽迷玩乐的敬宗为宦官所立，唐文宗经甘露之变一蹶不振，宦官乱政、皇帝昏庸的现实深深刻在了李商隐的心中；而恩师令狐楚的去世、行次西郊时村民惨状，更让他对政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行次西郊的途中所见让李商隐有了一吐为快的想法，便将这些政见抒发在了笔下，这使得《行次西郊》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该诗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李商隐的政治思想，对于唐朝的重大事件都有着明确的态度和自己的见解，表述了自己对于唐朝兴衰的根源探究，和对经济、民生层面的重点关注，体现了文学和现实的交融特性。

（一）对唐朝兴衰根源的探究

李商隐认为，唐初社会的兴盛在于实行仁政，任用儒官，“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况自贞观后，命官多儒臣。例以贤牧伯，徵入司陶钧。”贞观之治时选拔贤明的长官主政，一片国富民强之象。“奸邪挠经纶”而到了开元年间，奸臣李林甫败坏朝政，就酿成了灾祸。“近年牛医儿，城社更扳援。”文宗的郑注，也让唐朝持续衰弱。“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幸臣辈，或由帝戚恩。”选官用人不以才能为先，“捋须蹇不顾，坐在御榻前。”唐玄宗放任安禄山骄横跋扈，最终导致藩镇割据，从侧面反映了其昏庸。“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五千。”甘露之变后，宦官祸害更重。通过这一系列的论证，最终得出了“又闻理与乱，在人不在天”的观点，点明了导致人民苦难深重、国家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不作为”。这是李商隐在回顾历史之后，基于现实情况之上的理性反思，反映出其开明仁政，以贤任人的思想。

（二）对于经济、民生层面问题的重点关注

李商隐在描绘国家动荡局面时有所侧重，重点探讨了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百姓的困苦生活。“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因今左藏库，摧毁惟空垣。”属地的沦陷和战争的持续，使得当初傲视四方的帝国成了“有左无右边”“筋体半痿痺”的残废，导致“万国困杼轴，内库无金钱”。而在军饷上“高估铜与铅”又使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要想方设法地增收赋税，“行人搉行资，居者税屋椽。”“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这样的举措无疑更使得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故不少百姓为了生存，只能铤而走险。“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国家久战，百姓久苦，青壮拖家带口四处逃难，只有“疲老守空村”。对于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关注，有着李商隐个人的人文主义关怀，更表明了李商隐敏锐的政治意识。

四、总结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在李商隐的作品中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也是文学与现实交替影响的结果。生逢乱世，用文学记录现实是李商隐身为一个诗人的担当，宏大的叙事篇幅让其得以从贞观之治到甘露之变做了比较全面的展示，深刻描绘了人民苦难之深重，内容丰富，大气包举。学习前辈，从现实发展文学是李商隐作为一个晚辈的进取，效仿杜甫《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形式，整体语言质朴生动，做到了寓史论于抒情及叙事之中，文学性和现实性兼具。成为自己，最终达到文学与现实的交融结合，是李商隐对自己的政治总结。紧跟时代的李商隐，积极为江河日下的唐王朝寻求发展之道，提出了自己开明仁政的观点，体现了李商隐浓烈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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