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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残卷缀合考证数则

2023-05-29王祥伟

西夏研究 2023年2期
关键词:残卷大乘字迹

□王祥伟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的数量巨大,其中有不少社会经济文书,是研究唐宋时期历史、经济、民俗、宗教等的珍贵资料。但由于这些文书大多为残卷,甚至是碎片,内容缺失严重、所属机构和年代不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书的研究价值。敦煌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残卷进行缀合。本文则专门对几件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残卷与英国、俄罗斯、日本所藏的相关敦煌文书残卷进行拼接缀合,同时对相关敦煌文书残卷的所属机构、年代进行考证,希冀能对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和便利。

一、羽681+羽677+BD15469+羽703+BD15489+BD15472《公元914年灵图寺或金光明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稿》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BD15469、BD15472、BD15489 的彩色图版见于国际敦煌项目网站(IDP),其黑白图版公布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44册,均为碎片,前者被拟名为《粮油破历》,后二者被拟名为《杂物历》。[1]7、8、21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书羽677、羽681、羽703也是三件残卷,彩色图版公布于《敦煌秘笈》(影片册)第9册,[2]37-38、45、108-109我们曾将这三件残卷缀合考证后,认为此文书为公元914年敦煌灵图寺或金光明寺对本寺诸色斛斗收支和结存进行算会汇报的四柱式“算会牒稿”类文书。[3]从图版来看,BD15469、BD15472、BD15489 与羽677、羽681、羽703 也应是同一件文书。这几件文书残页不但字迹相同,而且有的残卷边缘断口吻合,可以拼接在一起。

BD15469 仅残存六行,每行前面的文字有残缺,这几行文字恰好就是羽677 第30-35 行每行后面残缺的文字,也即BD15469 的第1-6 行分别和羽677的第30-35行,可以拼接。如羽677第30行最后的“牧羊”二字及32-35行每行最后的“用”“粮”“用”“再”字,分别有一部分残存在BD15469中,二者拼接在一起后如图1所示。

BD15489 和羽703 的边缘吻合,刚好可以拼接在一起,即BD15489 的第1-5 行与羽703 的第27、29-32 行文字实际是同一行。其中,羽703 第27、29行的最后一个字“诸”“石”及“石”字右下角改写的“七”字各有部分字迹残存在BD15489 上,二者拼接在一起后的情形见图2 所示。图2 中前面两件拼接在一起的即是羽703+BD15489。同时,图2 中末尾还有一碎片未能与前面部分完全拼接在一起,此即BD15472。从边缘断口形态来看,虽然BD15472 无法直接与其他几件拼接,但其字迹与其他几件相同,内容也密切相关。如这几件文书残卷记录的就是麦、粟、黄麻、豆、油、苏、布的收支结存情况。其中羽703+BD15489 最后四行是结存的麦、粟、黄麻、豆的分类帐,而BD15472的第1-3行所残存的恰好是油、苏、布的分类帐,说明BD15472 的内容实际上紧接在羽703+BD15489 之后,都是四柱式算会牒稿中最后一柱——“见在”柱中的内容,只是边缘断口处有残损而不能无缝拼接在一起。

图1 羽677(局部)+BD15469

图2 羽703(局部)+BD15489+BD15472

总之,羽681+羽677+BD15469+羽703+BD15489+BD15472是公元914年灵图寺或金光明寺的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稿文书,其被撕裂为若干个残片后,现今分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杏雨书屋。

二、BD13800+S.5064《公元10世纪某寺保德等贷粟豆黄麻入历》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BD13800和英藏敦煌文书S.5064均为残卷。《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12册,较早公布了BD13800的图版,并进行了释录,拟名为《便粮食历(拟)》。[4]图版385页,录文137页《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在公布S.5064黑白图版的同时,对其进行了释录,拟名为《年代不明(10世纪)某寺愿戒保心等付贷入粟豆黄麻历》。[5]251后《英藏敦煌文献》第7卷在公布S.5064的高清黑白图版时,将其拟名为《某寺贷付还入斛斗历》。[6]21

图3 BD13800+S.5064

从图版来看,BD13800 与S.5064 本来就是同一件文书。二者字迹出自同一人之手,特别是BD13800 的左侧边缘与S.5064 的右侧边缘处吻合,完全拼接在一起,拼接处的一行文字是“愿戒付粟叁硕,豆伍斗,黄麻柒斗”,这行文字的字迹主要存留在S.5064 第一行,但也有几个字字迹存留在BD13800 最后一行,特别是“愿戒”二字在BD13800 上存留的字迹较多,二者拼接在一起后如图3所示。

拼接后的BD13800+S.5064 的内容前后均有残缺,其内容主要是对贷便出的粟、豆、黄麻和当年秋天偿还的粟、豆、黄麻数量的记载。贷便者主要是僧人如保德、愿学、祥定、保安、保会、信力,愿戒、保心、愿祥、永川、智进、智安、沙弥愿得、留(惠)润和世俗人李押牙和闰晟。

BD13800+S.5064 中的僧人法号在其他敦煌文书中也有出现。如信力、保安、愿学见于P.2250V《公元925-937 年间某年司勾历》中龙兴寺分僧名单中。①而愿学又见于P.2250V中乾元寺分僧和P.3423《丙戌年五月七日乾元寺新登戒僧次第历》中,后者中还载有僧人保德,[7]103-104其他僧名如愿德、祥定等也在相关敦煌文书中出现,并且属不同寺院,故BD13800+S.5064 的所属寺院及具体年代暂时不能确定,但其应在10世纪无疑。

三、Дx.10260+BD07977V《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稿》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BD07977V的黑白图版公布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0 册,并在“条记目录”部分进行了释录,拟名为《麦粟油破除历》。[8]图版50 页,录文8 页俄藏敦煌文书Дx.10260 的黑白图版公布于《俄藏敦煌文书》第14卷,仅残存16行,而且每行文字也不完整。[9]250施萍婷先生将其拟名为《油酒破历》。[10]325Дx.10260和BD07977V的字迹相同,为同一人所写,Дx.10260 尾部和BD07977V 首部的边缘断口处可以拼接,其中Дx.10260的最后两行,即第16、17行与BD07977V的第1、2 行分别是同一行,BD07977V 的第1 行仅残存一个“登”字,且登字的最后一横主要残存在Дx.10260 的第16 行,Дx.10260 的第17 行与BD07977V 的第2 行拼接后的文字是“油半升,纳官西窟迎仆射用”,其中仅“油”“半”二字在BD07977V 上,其他几个字在两件上都残存有部分字迹,二者拼接在一起后如图4所示,其中拼接处的两行内容是:“□□店(点)登(灯)油三升,正月十五日夜店(点)登(灯)用。油半升,纳官西窟迎仆射用”。

图4 Дx.10260(局部)+BD07977V

从残存内容来看,Дx.10260+BD07977V 主要是油、粟、酒的破用账。从书写格式来看,这些破用账没有占整个纸面书写,而是在纸面上部留有很大空间。在上部也写有其他内容,这些内容仅残存有几个字,开头明确是“姊妹文”,敦煌文书中似乎再没有发现其他“姊妹文”。从这些现象来判断,该件文书不是破历,而是“算会牒”类文书。同时,内容又有涂改,故应是算会牒稿文书,至于所属寺院和具体年代暂不可考。

四、BD16291《乙丑年(905)二月十七日大乘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

BD16291首全尾残,共存23行。《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46册公布了其黑白图版,同时对其进行了释录,拟名为《乙丑年二月十七日交割仓内什物历》,并认为是9—10世纪归义军时期的写本。[11]图版见88页,录文见“条记目录”39页

BD16291 开首云:“乙丑年二月十七日,判官与当寺徒众就仓内交割前典座真性、直岁修果所有常住幡伞㲲褥釜器函柜床荐家具什物等,一一并点检分付后典座福妙、直岁法□。”这是敦煌寺院对本寺什物进行点检交接的状文开头部分,故其不是简单的“什物历”,而是“什物点检历状”文书。

BD16291 应属大乘寺的文书,理由有二:首先,文书中的典座真性、直岁修果同时出现在S.2614V《沙州诸寺僧尼名簿》中的大乘寺尼名簿中,二人当时均是式叉尼。[7]237-239其次,BD16291所存什物包括供养具、幡伞类、家具漆器,其中供养具和幡伞是完整的,家具漆器仅残存三行。我们发现,BD16291与其他大乘寺文书如S.1774《后晋天福七年(942)大乘寺法律智定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S.1776(1)《后周显德五年(958)大乘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S.1624+S.1776(2)《后晋天福七年(942)大乘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等中的供养具、幡伞类的一致性颇高。②经详细比较,其中数十种供养具基本都相同,主要的变化是BD16291中的黑石枕有一个,而S.1774、S.1776(1)中的黑石枕有三个。这些细节说明,BD16291 就是大乘寺文书。

那么,BD16291 中乙丑年的公元纪年是哪一年呢?前述记载大乘寺尼僧真性、修果的S.2614V写于895年或9世纪末、10世纪初,③当时二人均是式叉尼,故此乙丑年只能是905年或965年。敦煌寺院的直岁大多由年纪较轻的沙弥、沙弥尼担任。若此乙丑年是965年的话,此时真性、修果二人的年龄起码到80 岁左右了。如此高龄担任寺院典座、直岁的可能性不大,故乙丑年只能是905年。

至此可知BD16291是905年二月十七日大乘寺徒众点检交割本寺寺内什物的“点检历状”文书。

五、BD16292《公元10世纪前期大乘寺常住什物点检历》

BD16292 首残尾全,共残存7 行。《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46 册公布了其黑白图版,同时对其进行了释录,拟名为《某寺杂物点检历》,并指出是9—10 世纪归义军时期的写本。[11]图版见88 页,录文见“条记目录”40 页为了方便讨论该件文书的所属寺院及其年代,我们先将内容释录如下:

从格式来看,该件文书的结尾并不是状文格式,故其应非“什物历状”,而系“什物历”。从文书中的相关信息来看,此件应是大乘寺文书。首先,文书中的紫锦圣僧座子又见于前述BD16291《乙丑年(905)二月十七日大乘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其次,文书中的政心、修果、善惠也在大乘寺的文书中集中出现过,如年代在895 年或9 世纪末、10 世纪初的S.2614V《沙州诸寺僧尼名簿》中记载大乘寺有善惠、政心、修果,又大乘寺的修果还见于S.1625《后晋天福三年(938)十二月六日大乘寺徒众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12]398-399同时,从BD16291、S.2614V、S.1625 的年代来判断,BD16292 的年代也应在10 世纪前期,由此可知,此件文书是公元10 世纪前期大乘寺常住什物点检历文书。

六、BD11577《公元869—882年间乾元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和BD11578《公元869—882年间乾元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

BD11577 和BD11578 是两件残片,其年代和所属寺院不明。目前关于这两件文书的图版、录文、介绍均来自《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11577 的黑白图版公布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9册,并且在“条记目录”中还进行了录文说明。[13]图版见281页,录文见“条记目录”76页我们再依据图版将其释录如下: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将第2行的“折麦”录为“折壹拾”,将第3行的“贾”字录为“买”,将第4 行的“弔”字录为“矛”。同时指出,张寺应为张寺加,丑丑应为贺丑丑,二人均见于S.02214《见在凉州行名录》,张寺加还见于S.000283《大般若经》卷453 题记和BD04343《无量寿宗要经》题名,均为吐蕃时期人物,从而认为这是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的写本,并拟名为《吐蕃时期某司破历》。

BD11578 的黑白图版公布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9册,并且在“条记目录”中还进行了录文说明。[13]图版见281 页,录文见“条记目录”76-77 页我们再据图版释录如下: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没有释录出第2行和第3行的“上欠”,将第5行的“缘”释录为“锡?”,将第6行的“僧矜放”释录为“惜矝放”,将第7行的“破除及见在”释录为“破途见在内”。同时认为BD11578 系9—10 世纪归义军时期的写本,并拟名为《诸色破历》。

从书写、内容及格式来看,BD11577 和BD11578 应是敦煌文书中对寺院斛斗、纸等收支账进行算会上报的算会牒类文书。那么,BD11577 和BD11578 到底是哪所寺院的文书呢?其年代又大约在何时呢?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借助于英藏敦煌文书S.4782。

S.4782是乾元寺徒众于寅年年初或丑年年底算会本寺堂斋修造两司都师文谦手下丑年二月廿日后诸色斛斗布纸收支账的算会牒。[12]312S.4782中有用地支纪年的丑年,同时还记载有僧统、司空等人,说明其应是敦煌张氏归义军(848—914年)早期的文书。归义军时期最早的三个丑年是857、869和881年,那么S.4782中的丑年是哪一年呢?这个时间可以通过S.4782中出现的僧尼来进一步说明。S.4782 第39 行载有“面壹斗伍升,油壹升,充光显祭盘用”,说明光显在丑年时去世。光显在其他敦煌文书中的记载很少,主要出现在P.3600V《戌年(818)普光寺等状及勾历》、S.542V《坚意请处分普光寺尼光显状》和S.1364《欠经历》中,P.3600V 和S.542V 中明确记载光显是普光寺尼僧,虽然S.1364《欠经历》中的光显和智满、无证、明藏等没有标明所属寺院,但是这几名尼僧同时又见于P.3600V《戌年(818)普光寺等状及勾历》,说明她们也应是普光寺尼。总之,这些记载中的光显都是普光寺尼。在P.3600V 登载的818 年普光寺的127 名尼僧中,光显排在第63 位,正好在中间。参照S.2669《沙州诸寺尼籍》中大乘寺的200多名尼僧中,排在中间者一般都是二十多岁,[7]215-228据此推测光显在818年时的年龄也应在二十多岁至三十岁,则至881年去世时在九十岁左右,这种可能性应不太大,而至869年时大约将近80岁,至857年时将近70岁,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也即S.4782 中的丑年应是857 年或869 年。同时,S.4782 第56 行记载“面叁斗伍升,油壹升,充僧统亡煮粥用。”那么,在857年或869年去世的僧统是谁呢?巧合的是,翟法荣就是在都僧统任上于咸通十年(869)去世的,④故S.4782中的丑年应是869年。

接下来我们可以讨论BD11577 和BD11578的所属寺院和年代问题了。BD11578 中第7—9行为算会后的现存总数,第1—6 行为破用和外欠账。这两件文书不但字迹、记账方式与S.4782相同,而且与S.4782 一样,也记载有僧人文谦,说明BD11578 也是乾元寺文书,年代与S.4782 接近。BD11578第5—6行载有“缘文谦……[众]僧矜放”,其意思应是因文谦在负责本寺财务的会计期内产生了部分错账或造成了部分损失,全寺徒众因文谦辛劳而矜免了这部分账。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寺院文书中也有佐证,如S.4452《后晋开运三年(946)某寺算会破除外见存历稿》中第二件载:“开运三年丙午岁三月一日,当寺徒众就中院算会,甲辰年直岁福信应入诸司斛斗油面布等,一周年破除外见存:准帐尾麦肆石五升,欠在福信;准帐尾粟肆石叁斗,欠在福信……准帐尾麦肆石五斗,粟肆石三斗,伏缘都师造簷一年周新(辛)苦,和尚及徒众矜放福信。”[12]521-522这里的福信是该寺甲辰年的直岁。最后一笔账是徒众对直岁的矜免,而矜免的原因是“缘都师造簷一年周新(辛)苦”。可见,BD11578 中残存的前6行的内容与S.4452 性质相同,也是记载外欠账及对文谦任寺院财务负责人时造成的损失账进行的矜免。虽然BD11578 与S.4782 均记载到乾元寺财务负责人文谦,但二者可能不是同一件文书,因为S.4782 记载当年乾元寺有两帖纸,而BD11578 记载有叁帖纸。BD11578 中对文谦的矜放可能是对其前任负责时造成的相关账务的矜免。这也说明,BD11578 的时间应紧邻S.4782之后,但具体年份不好确定。

BD11577 的字迹、格式与S.4782、BD11578 相同,应为同一人所写,时间也应距869年很近。其中第4行“半疋弔 大夫用”之“大夫”前有空缺以示尊重,故此大夫应是归义军时期的某节度使。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归义军时期有大夫称号者仅有索勋,并且其仅在893 年称大夫。[14]89-90但索勋称大夫的893 年距离869 年和870 年太远,故BD11577 中的大夫不应是索勋,其年代也不应在893 年。那么,该大夫是指谁呢?据李军先生考证,张淮深大致在咸通十年(869)至中和二年(882)之间也称大夫,[15]这个时间也恰好包含了869 年,故BD11577 中的大夫应指张淮深,而BD11577 的时间也应在869—882 年间。此外,BD11578 与BD11577 不但字迹相同,而且从内容来看,BD11577仅存部分破用账,BD11578主要存外欠和见在账,故二者很可能是同一件四柱式算会牒文书的两个碎片,但是由于残缺内容太多,无法直接将二者缀合在一起。

以上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所藏数件敦煌文书残卷的缀合考证,不但使这些残片的内容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所属机构和年代大多得以厘清,而且为学界的相关研究可以提供更多的便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献整理的价值。

注释:

①对P.2250V的年代、性质的讨论,可参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98—321页;王祥伟《敦煌“状”文书再探》,《敦煌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3—111页。

②关于这几件文书的录文,可参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7—25页;郝春文等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7、13—16页;郝春文、赵贞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78—385页。对这几件文书相关内容的缀合、所属寺院的考证,参金滢坤《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缀合拾遗》,《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第89—90页。

③藤枝晃认为该件文书的年代大约是895年,参藤枝晃《敦煌の僧尼籍》,《东方学报》第29册,1959年,第322页。池田温认为在9 世纪末期,参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录文与插图”部分第448—453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229—245页推测为895年。郝春文先生曾在《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二)》(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5 期)一文中也认为是895年,但后在《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的方等道场与方等道场司》(载《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文中认为应在10世纪初。

④对翟法荣相关问题的考证,可参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增订版)》,朋友书店,2002年,第338—339页;郑炳林、郑怡楠辑释《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87—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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