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保罗·奥菲特

1957年的大流感结束后，莫里斯·希勒曼离开沃尔特·里德研究所加入默沙东研究实验室，担任病毒与细胞生物学主任。希勒曼在默沙东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他想预防所有会危及儿童健康或性命的病毒类和细菌类常见疾病。接下来的30年间，希勒曼发明并试验了超过20种疫苗。并非每一种都奏效，但是他已经无限接近了自己的目标。其中一个疫苗来自希勒曼女儿的喉部。

1963年3月23日凌晨1点，五岁的杰里尔·林恩·希勒曼被一阵喉痛弄醒。她有着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可爱的小精灵似的短发。杰里尔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爸爸的房间，站在床尾，轻声叫道：“爸爸。”希勒曼猛地惊醒，起身下床。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的他弯下腰，轻柔地抚摸女儿的脸颊。在脸颊靠近下颌线的地方，他摸到了一个肿块。杰里尔痛得小脸一抽。

希勒曼当下并不清楚女儿是什么情况，但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的床边摆着一本《默沙东家庭诊疗手册》，书中包含了各种简明扼要的医学信息。他翻阅手册，很快找到了答案。“天哪，你得了腮腺炎。”希勒曼接下来的举动并不是爸爸们的常规操作。他穿过过道，敲开了管家的门，告诉她自己要离开一会儿，然后回到卧室，把女儿重新抱回小床。“爸爸要出去一小时。”他说。“爸爸你去哪儿？”杰里尔问。“去公司，不会很久。”希勒曼驱车15英里去了公司，进到实验室，好一阵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棉签和一小瓶淡黄色的营养液。等他回到家，杰里尔已经睡着了。他轻触杰里尔的肩膀，把她叫醒，用棉签擦拭她的咽喉，然后把棉签插入营养液中。希勒曼安抚完女儿，又折回公司，把营养液小瓶放进实验室的冰箱里，再开车回家。

在大多数家长的眼里，腮腺炎只是轻症，很快会痊愈。但是，希勒曼了解得更多。他害怕腮腺炎可能对女儿造成更大的危害。20世纪60年代，美国每年有100万人感染腮腺炎病毒。这种病毒通常感染位于耳垂前侧的腮腺，得病的孩子因此看起来像花栗鼠。但是，病毒有时也会感染脑膜和脊髓，造成脑膜炎、癫痫、瘫痪和失聪。这还不是全部。病毒还会感染男性的睾丸，造成不育；感染孕妇，造成新生儿先天缺陷和死胎；还有可能感染胰腺，引起糖尿病。现在杰里尔已经得了腮腺炎，希勒曼知道为时已晚，但是他依然想要找到方法预防这一疾病。他决定利用女儿体内的病毒。

当他回到实验室后，他将含有杰里尔的腮腺炎病毒的营养液注入了一颗受精蛋，蛋的中心是一只未出生的小鸡。接下来的几天，病毒在鸡胚周围的胚膜中生长。然后，希勒曼把病毒提取出来，注入另一颗受精蛋。如法炮制了几次后，他做了另一种尝试——从一只已经孵了12天的鸡蛋里取出胶状的深棕色鸡胚。通常来说，鸡蛋孵出小鸡需要三周的时间，所以此时胚胎还很小，大约只有一茶匙盐的重量。希勒曼切下了小鸡胚胎的头部，用剪刀剪碎身体部分，再用一种强力酶进行处理，看着鸡胚溶解成一摊细胞浆，把浆液装入烧瓶。（细胞是人体内能够独立运作的最小单位。人体器官由数十亿个细胞组成。）鸡细胞很快复制出来，覆满烧瓶的底部。希勒曼将从女儿咽喉提取出来的腮腺炎病毒注入装有鸡细胞的烧瓶，再从一个烧瓶倒进另一个烧瓶，他观察到病毒每经过一个烧瓶，破坏鸡细胞的能力就越强。同样的操作他重复了五次。

希勒曼推断，从他女儿体内提取的病毒越适应在鸡细胞里生长，在人体细胞内生长的能力就越弱。换言之，希勒曼正在弱化病毒。他希望弱化后的腮腺炎病毒能在儿童的体内生长良好，从而诱发出人体的保护性免疫，但又不至于生长得太好，让孩子病倒。当希勒曼判断病毒已经足够弱时，便向两位朋友寻求帮助：罗伯特·威贝尔和小约瑟夫·斯托克斯。威贝尔是费城哈弗敦区的一名儿科医生，斯托克斯是费城儿童医院的儿科主任。斯托克斯、威贝尔和希勒曼随后一起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稀松平常，放到如今却令人发指——他们要在智障儿童身上测试他们的实验性腮腺炎疫苗。

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科学家经常在智障儿童身上测试疫苗。匹兹堡郊外有一所波克州立学校，乔纳斯·索尔克曾经在那里对智障儿童进行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早期准备测试。在索尔克进行试验时，从没有受到任何来自政府、公众或媒体的反对。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做。比如，制药公司立达实验室的科学家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将他的实验性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掺进了巧克力牛奶中，喂给加州佩塔卢马的数名智障儿童；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在智障儿童身上测试了一种实验性的麻疹疫苗。

如今，我们把用智障儿童做研究视为骇人听闻的事。我们假设，科学家把智障儿童当作用完即弃的试验品，用来测试可能不安全的实验性疫苗。然而，智障儿童并不是唯一最早接种实验性疫苗的群体，研究人员也给自己的孩子注射这种疫苗。1934年7月，就在费城坦普尔大学的约翰·科尔默得知自己命运多舛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意外導致儿童瘫痪和死亡的前一年，他给自己15岁和11岁的两个儿子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1953年春天，乔纳斯·索尔克给自己、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都注射了一种实验性脊髓灰质炎疫苗，和他给波克州立学校的智障儿童注射的疫苗一模一样。

索尔克对自己的疫苗非常有信心，希望自己的孩子第一批接种。“勇气源于自信，而非一味的大胆。”他说。据他的妻子唐娜回忆：“孩子们在厨房里排队接种疫苗。我觉得这再自然不过，我对乔纳斯有百分百的信心。”

希勒曼的二女儿柯尔斯滕也是第一批接种了希勒曼的实验性腮腺炎疫苗的儿童之一。

研究人员为何同时给智障儿童和自己的孩子注射实验性疫苗？如何解释这两个看似互相矛盾的做法呢？原因就是：智障儿童比一般的孩子感染和死于传染病的风险更高，因为他们被关在智障儿童收容机构，那里卫生条件差、护理疏忽、空间不够。生活在大型集体之家的智障儿童比普通孩子更容易患上严重的传染病，有时甚至是致命的。用智障儿童测试疫苗并非因为他们更轻贱更好用，而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得病。

多年后，莫里斯·希勒曼依然毫不后悔当初在智障儿童身上测试腮腺炎疫苗的决定。“不论智力好坏，大多数孩子都会得腮腺炎。”他说，“我的疫苗可以保护所有的孩子不受这种疾病的侵害。为什么智障儿童就要被剥夺这种机会呢？人们普遍认为智障儿童更无助，但是这些孩子对于打针的意义的理解以及参加试验的意愿方面，与健康的婴幼儿并没有什么不同。”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疫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