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乐 张芳

摘要：基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2000—2020年双多边贸易数据，总结梳理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多边贸易总体特征，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一步法贸易非效率综合模型，分析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双多边贸易效率和潜力。研究结果显示：人均 GDP 水平的提高和海合会国家人口规模的增加会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我国人口规模增加会扩大内需，进而削弱对外贸易的能力，对双边贸易规模产生阻碍作用；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也产生阻碍作用；政府效率和政府稳定性等因素对于贸易非效率项具有重要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依托“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加快推进中海自贸区的建立，营造便利化的贸易环境；加强双边能源合作，推动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与海合会；贸易效率；贸易潜力；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提出的背景下，中国与西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和中东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海合会国家与中国双边贸易规模的变化对于中国与西亚国家双多边贸易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其在推进中国与西亚国家乃至整个“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持续友好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我国与海合会国家自贸区谈判自2004年开启，迄今经过九轮谈判，仍然悬而未决，未能签署建立自贸区的协议。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标志着中海双方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对于中海双方来讲，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将载入史册。因此，研究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双边贸易效率和潜力，对于如何推动中海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对于如何开展多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中海合作新格局提供了思路。

一、研究进展和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方面的研究。姜英梅（2023）梳理中海双方近半世纪的经贸合作，认为新时代中海双方合作即将迎来新机遇。郭晓莹（2023）分析了中海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有利因素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认为双方的数字经济优势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但也存在高端数字技术人才短缺的短板等，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机制可以促进双方未来合作发展。陆峰、邓小乐（2022）通过分析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历史和双边贸易发展现状，认为近年来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但是文化差异、地缘政治以及基础设施等问题对于双边贸易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能源合作和推进中海自贸区的建立对于双边贸易有促进作用。二是关于中海自贸区建立的经济效应研究。杨韶艳和李娟（2019）利用GTAP模型比较降低关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带来的经济效应，并从宏观影响、贸易影响和产出变动三个层面进行机制分析，得出关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降低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正向影响，且后者对 GDP 的贡献度更大。程灵敏（2019）基于GTAP 模型和偏分解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和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得出关税对于经济效应的影响越来越小，技术贸易壁垒对经济效应的影响越来越大，双方的互联互通程度不断在提高。

目前对于中国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以及中海自贸区建立的经济效应研究成果颇多，具有成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但鲜有文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和分析中国和海合会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潜力，且2022年12月首届中海峰会发表的《中海峰会联合声明》和《中海战略对话2023年至2027年行动计划》，对于双方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对于中海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提出规划，因此研究中国和海合会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潜力非常有必要。

二、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现状及特征

（一）双边贸易规模扩大，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

从图1来看，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进出口额和双边贸易规模实现了同步的变化，其中，双边贸易规模主要受中国从海合会国家进口额的影响，说明中国长期依赖海合会国家的原油等矿产资源。具体来看，从2000—2013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以下称中海）的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由101.02亿美元增长到1652.12亿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了26.3%。虽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其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双边贸易额只是出现了小幅下降，之后又迅速恢复且规模持续扩大。从2014—2020年，其中2014年国際油价的下跌直接导致了2015年中海的双边贸易额出现大幅下降，恰逢我国在2015年提出建设“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之后直到2019年均呈现增长趋势；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下，双边贸易额出现下降，降速达到了10%。整体来看，2000—2020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边贸易规模扩大，但存在贸易逆差且贸易逆差会逐年下降。

（二）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单一，但贸易互补性特征明显

由表1看出，从2000—2020年进口贸易额来看，排位第一的是中国从海合会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润滑油以及有关材料，其贸易额占比达到了81.08%；排位第二的是化学品以及相关产品（SITC5），它的总占比达到了16.24%；排位第三的是非食用原料（SITC2），它的进口额占比基本保持在1%—2%之间，变化波动不大；归入未分类产品集合的动植物油脂及蜡（SITC4）、饮料和烟草（SITC1）、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和杂项制品（SITC8）等几类产品，其进口总额占比微乎其微，占比不足1%。

由图2可知，中国从海合会国家进口的商品类别（按照 SITC 分类第三版）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中的矿物燃料、润滑油以及有关材料（SITC3）上，且每年的进口额所占比重都较高，这是由于海合会国家所处的海湾地区是世界重要的产油区，中国发展制造业所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无法自给自足，必须依赖进口，这也说明我国对海合会国家进口的商品结构较单一。

由图3可知，中国对海合会国家出口的商品类型较多，主要为工业制成品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杂项制品（SITC8）、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和化学成品及相关产品（SITC5），这四类商品的总出口额占比达到了96%以上，起重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的出口占比逐年递增，从2000年的21.2%增加至2020年的39.3%，很显然我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毋庸置疑，主要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杂项制品（SITC8）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的出口占比是逐年递减的，分别从39.9%和28.2%降至28.3%和24.1%，化学成品及相关产品（SITC5）出口占比持续在3%左右，而饮料和烟草（SITC1）、非食用原料（SITC2）和动植物油脂及蜡（SITC4）出口占比小于0.6%。通过这些商品出口占比的变化，可以发现我国对海合会国家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在不断提高，贸易结构类型也在不断优化。

对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双边贸易发展前景良好。文章进一步将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来分析双方的贸易关系，贸易互补性指数一般用来衡量两国商品结构的互补性以及两国贸易发展潜力大小。用公式表示为：

TCIab（h）=RCAe（h）a *RCAib（h）

RCAe（h）a =（Xa（h）/xa）/（Xw（h）/Xw）

RCAib（h）=（Mb（h）/Mb）/（Mw（h）/Mw）

TCIab（h）代表 a 国和b 国在 h 类商品上的贸易互补性，其数值衡量 a 国和 b 国的贸易互补性大小。RCAe（h）a 代表 a 国在出口 h 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ib（h）代表b 国在进口 h 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一般情况下，TCIab（h）＜1时，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弱，TCIab（h）＞1时，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强。

由表2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知，当中国为出口国、海合会国家为进口国时，其贸易互补性指数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和杂项制品（SITC8）上是大于1的，表明中海之间在这三类商品上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且总体来看从2000—2020年，特別是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是有所增加的，说明中国向海合会国家出口的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在不断提高，工业体系也在持续优化，这与中国正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的阶段相契合。

由表3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知，当中国为进口国、海合会国家为出口国时，其贸易互补性指数只有在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材料（SITC3）上是大于1的，在其他商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都是小于1的，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之间只有在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材料（SITC3）上具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在其他商品上的贸易互补性都较弱，主要是因为海合会国家所在的海湾地区是产油大国的区域，其在初级产品上具有很强的优势，而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源源不断地供给，因此对海合会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性较强。

（三）双边贸易关系紧密，相互依存度高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单一，贸易互补性特征明显，接下来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进一步分析双边贸易联系的紧密度。

贸易结合度指数是由经济学家布朗（A.J. Brown）提出，经小岛清等人研究并完善。该指数是指一个国家对某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比重的比例①，该指数的数值越大，则表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越紧密，它是用来衡量两国贸易的相互依存度。

表4显示了2000—2020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整体来看，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大多数年份都是在1附近徘徊，表明我国对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较高，结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我国在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材料（SITC3）上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强，贸易联系也紧密，可以继续扩大合作空间；海合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除了在2001—2007年是小于1的，其他年份都是接近1或者超过1，表明海合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愈发密切。2014年之后，海合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普遍大于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表明海合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更高。总体来看，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较好，相互依存度较高，发展潜力较大。

综上，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呈现贸易互补性较强、双边贸易关系紧密、相互依存度高、发展潜力大的特征。通过梳理中海双边贸易发展规模发现双边贸易额逐年攀升，这种增长趋势是否能持续下去？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到底有多大？为进一步回答以上问题，则需要深入分析双边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

三、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贸易效率与潜力的模型设定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最早由 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提出，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与它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Lineman（1966）在引力模型里加入了人口变量，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还与人口有关，人口与贸易规模成正相关。Berstrand（1989）用人均收入替代了人口数量指标。本文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之上，结合了随机前沿的方法，故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双边贸易效率和潜力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优点在于不仅可以测算贸易效率，还可以测算贸易非效率，其基本的对数表达式为：

ln Tcjt = lnf（xcjt ，β）+vcjt -μcjt ， μcjt≥0

T*cjt =f（xcjt ，β）exp（vcjt）

TEcjt = Tcjt/T*cjt = exp（-μcjt）， Tcjt∈0.1

其中，式（4）中，Tcjt代表 c 国在 t 时期与 j 国的双边贸易额，x 代表模型当中的核心解释变量，β代表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μcjt为贸易非效率项，代表阻碍贸易水平发展的因素，vcjt代表随机扰动项，且vcjt和μcjt相互独立；式（5）和式（6）中，T*cjt代表贸易潜力，是 c 国与 j 国在 t 时期达到的最优的贸易水平；TEcjt代表 c 国与 j 国在 t 时期的贸易效率，当μcjt=0时，TEcjt=1，c 国与 j 国不存在贸易非效率，此时的贸易效率最大，当μcjt＞0时，TEcjt∈[0，1]，此时 c 国与 j 国存在贸易非效率，影响着贸易水平。由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为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早期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假定贸易非效率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称为时不变模型，后来有学者发现数据时间跨度较长时，贸易非效率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时不变模型就失去了意义，Battese和

Coelli（1992）提出了贸易非效率模型，其形式为：

μcjt =exp-η（t - T）μcj式（7）

其中，式（7）中，μcjt为贸易非效率项，一般假設其服从截尾正态分布，η为待定系数，代表时间对贸易非效率的影响，当η=0时，μcjt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即时不变模型，当η≠0时，μcjt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即时变模型。对于贸易非效率的测算，本文采用Battese和Coelli（1995）提出的“一步法”，将贸易非效率模型代入到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其形式如下：

μcjt =αZcjt +εcjt

ln Tcjt = lnf（xcjt ，β）+vcjt -（δZcjt +εcj）

其中，式（8）中，Zcjt为影响贸易非效率的因素，α为待定系数，εcjt代表随机误差项。式（9）为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一步法贸易非效率综合模型。

2.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一步法贸易非效率综合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边贸易效率及潜力，主要分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由于海合会国家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对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选取经济规模、人口数量、两国之间的人口加权距离等受政策变化影响较小的指标；对于贸易非效率模型，选取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指数、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以及投资自由度等受政策变化影响较大的指标。具体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5。

本文设定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为：

InTcjt =β0+β1InPGDPct +β2 InPGDPjt +β3InPOPct +

β4 InPOPjt +β5InDIScj +vcj t -μcjt式（10）

μcjt =α0+α1GOVjt +α2PSAjt +α3TFjt +α4FFjt +α5IFjt

+εcjt式（11）

则一步法贸易非效率综合模型为：

InTcjt =β0+β1InPGDPct +β2 InPGDPjt +β3InPOPct +

β4 InPOPjt +β5InDIScj +vcjt -（α0+α1GOVjt +

α2PSAjt +α3TFjt +α4FFjt +α5IFjt +εcjt）

式（12）

其中，β0代表常数项，βk （k=1，2，3，4，5）代表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vcjt和εcjt为随机扰动项。

（二）实证分析

选取2000—2020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有关贸易数据组成面板数据，运用 Frontier4.1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假设检验以及决定是否引入距离变量，再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确定模型与变量的关系，从而完成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检验与回归估计。

1.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选取似然比（LR）检验，由表6的检验结果可知，LR 统计量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示存在贸易非效率项，且贸易非效率项随着时间变化，说明运用时变非效率模型的方法做研究是可行的。即最终的一步法贸易非效率综合模型为：

InTcjt =β0+β1InPGDPct +β2InPGDPjt +β3InPOPct +β4InPOPjt +β5InDIScj +vcjt -（α0+α1GOVjt +α2PSAjt +α3TFjt +α4FFjt +α5IFjt +εcjt ）

式（13）

其中，β0代表常数项，βk （k=1，2，3，4，5）代表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vcjt和εcjt为随机扰动项。

2.模型估计结果

通过适用性检验之后，对2000—2020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进行回归估计，得出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表7的模型估计结果可知，LR 统计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η的系数值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时变模型更适用于本文的实证分析；同时γ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整数，且接近于1，说明贸易非效率项是影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边贸易的必要因素。在时变模型中，中国人均 GDP水平（PGDPct ）和人口规模（POPct ）的系数分别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这两个变量对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显著，其中PGDPct系数为正，说明中国人均 GDP 水平越高，经济总量越大，越能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且我国人均 GDP 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水平高于海合会国家，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明显促进出口额来增加双边贸易额；POPct的系数值为负，说明我国人口数量增加会扩大内需，削弱了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能力，从而导致双边贸易额的减少；DIScj的系数值为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我国与海合会国家双边贸易额与双边距离成负相关，说明双边贸易规模受距离增加带来运输成本增加的制约；同时海合会国家的人均GDP 水平（PGDPjt ）和人口规模（POPjt ）的系数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二者对于双边贸易额的影响作用小于我国的人均 GDP 水平（PGDPct ），原因可能是：海合会国家的人口基数小，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其他国家的人口主要是以外籍人口为主，人员流动性较大，人均 GDP 对于双边贸易额（Tcjt ）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γ的系数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说明没有实现的贸易潜力有99.1%是由贸易非效率项引起的，因此进一步研究贸易非效率项是非常有必要的。

根据上文所述，贸易非效率项模型设为：

μcjt =α0+α1GOVjt +α2PSAjt +α3TFjt +α4FFjt +α5IFjt+εcjt

式（14）

从贸易非效率项的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来看，γ的回归系数值为正，且接近于1，说明贸易非效率项是影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实际贸易水平与贸易潜力的重要因素，也进一步说明了贸易非效率项设定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具体来看，海合会国家政府效率（GOVjt ）和政府稳定性（PSAjt ）变量均与贸易非效率项成负相关，与双边贸易水平成正相关，说明这些变量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提高贸易效率。其中政府稳定性（PSAjt ）和政府效率（GOVjt ）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海合会国家的政府稳定性程度和政府效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边贸易额的增加；金融自由度（FFjt ）变量虽与理论预期相符，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投资自由度（IFjt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是其每提高1%，双边贸易额（Tcjt ）仅增加0.9%，说明该变量对于影响双边贸易额的作用很微弱，贸易自由度（TFjt ）变量对贸易效率的影响与理论预期相反，可能一是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未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二是依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②网站的数据计算结果得出，2000—2020年海合会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平均得分约为67分，处于有限度的自由阶段，其中在2020年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中，除了阿联酋和卡塔尔排在18名和31名以外，其他国家的排名都很落后，因而增加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贸易阻力，这也说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潜力有待挖掘。

四、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的分析

根据时变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估计结果得出2000—2020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效率，从而可以测算出贸易潜力，贸易潜力即实际的双边贸易额与测算的贸易效率之间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TEcjt = Tcjt/T*cjt = exp（-μcjt），Tcjt∈0.1

其中，TEcjt代表贸易效率，根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得出的结果；Tcjt代表实际贸易额；T*cjt代表贸易潜力，即潜在贸易额，是指贸易非效率项不存在时所能达到的最佳贸易前沿水平。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的结果如表9和表10所示。

由表9得知，2000—2020年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效率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双边贸易效率水平参差不齐，整体来看贸易效率都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除了在2008年和2014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出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外，其他年份基本在平稳增加。

由表10看出，在2020年的贸易效率排名中，阿联酋和巴林最高，科威特最低；从贸易额来看，2020年我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额为1616.87亿美元，潜在贸易额约为2940亿美元，可拓展的贸易额约为1323亿美元，其中我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潜在贸易额和可拓展的贸易额最多，分别为1048.94亿美元和377.62亿美元。

根据刘青峰和姜书竹对于潜力类型的分类标准，贸易效率Tcjt在1.2及以上为潜力再造型，在[0.8，1.2]之间为潜力开拓型，在0.8及以下为潜力巨大型。阿联酋的贸易效率在大多数年份都处于[0.8，1.2]之间，其余年份也都在0.8左右徘徊，其中贸易效率最高为0.94（2004年），可将其视为潜力开拓型，阿联酋作为世界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同时也是我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以2020年为例，我国从阿联酋的进口额和出口额约为168.7亿美元和323.1亿美元，分别占我国从海合会国家的进口额和出口额的19%和46%；巴林的贸易效率除了2000年和2001年小于0.1以外，其他年份都在0.8左右，可将其视为贸易开拓型，巴林国土面积和人口基数虽小，但人均 GDP 却超过了2万美元，其国内岛屿多，存在许多便于贸易的优良港口，再加之其对外宽松的商业政策和便捷的交通设施，担任着海湾贸易中转站的角色；沙特阿拉伯大部分年份的贸易效率都在0.8左右，可将其视为贸易开拓型，其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在整个海合会国家中一直遥遥领先，从2000年的30.98亿美元增加至2020年的671.32亿美元，平均增长率约为19%，其中进口额约占50%，主要以原油为主。以上分析得出我国对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原油等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较大，因需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来挖掘贸易潜力；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大多数年份的贸易效率都处于0.8及以下，可将其视为潜力巨大型。其中卡塔尔和科威特由于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小等因素限制了与我国的贸易往来，导致贸易效率低，未来要重点发掘这三国的贸易潜力；阿曼作为我国第三大石油进口贸易国，贸易效率较低，贸易往来不畅通，可能原因是未实现贸易自由化造成的关税壁垒带来的影响较大，因而应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扫除贸易障碍，提高贸易效率。

五、結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选取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一步法贸易非效率综合模型，测算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效率及潜力，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双方的人均 GDP 水平以及海合会国家的人口数量对于双边贸易规模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我国的人口数量以及两国的双边距离对于双边贸易规模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第二，从贸易效率来看，我国与阿联酋和巴林的贸易效率最高，与科威特的贸易效率最低，存在较大的贸易壁垒；从贸易潜力来看，我国与沙特阿拉伯具有较大的贸易潜力，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的贸易潜力属于开拓型。

海合会国家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其在推进中国与西亚国家乃至整个“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经济发展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目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效率不高，有近乎一半的贸易潜力待实现。

（二）對策建议

结合以上结论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愈加紧密，大幅度提高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同时也得到了海合会国家的积极响应，海合会国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沿线国家和中东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其多个国家地处我国与欧洲和非洲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上。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在贸易、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充分释放，从而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促使双边贸易迸发出新的力量。

第二，加快推进中海自贸区的建立，营造便利化的贸易环境。在2004年我国就启动了与海合会国家建立自贸区的谈判工作，持续至2016年已经进行了九次的谈判，至今未成功签署建立自贸区协议。从测度贸易非效率项中的经济自由度的指标来看，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的系数显著性不符合理论预期，可能存在较大的贸易壁垒，推进中海自贸区建立，对于消除双边贸易障碍因素，减少贸易摩擦，拓展我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空间，营造便利化的贸易环境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加强双边能源合作，推动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海合会国家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原油产地，其石油储量和天然气储量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45%和23%，作为制造业大国和能源消耗大国，中国从海合会国家进口的商品类别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且进口比重逐年增加。由此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建立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石上的中国-海合会合作，能源贸易将是核心内容。不断深化的双边能源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快双边总体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注释：

①贸易结合度指数公式为TIImn = （XmnXm） （Mn Mw） 。式中 m 、n 、w 表示 m 、n 两国及世界市场，TIImn表示m 、n 两国的贸易结合度，Xmn表示 m 国对 n 国的出口额，Xm表示 m 国的出口总额，Mn 表示 n 国的进口总额，Mw 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当TIImn> 1 时，表示 m 、n两国贸易联系紧密，当TIImn< 1 时，表示 m 、n 两国贸易联系松散。

②经济自由度指数是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涵盖全球 186 个国家和地区。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经济自由度指数主要根据各国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及市场开放等 4 大领域 12 大类指标进行评分。这 12 大类指标包括财产保护、司法效力、政府诚信、税收负担、政府支出、财政健康（Fiscal Health）、商业自由、劳工自由、货币自由（Monetary Freedom）、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和财务自由。根据得分，各国及地区的经济自由度分五个层次，得分 80-100 分，较大自由；得分70-79.9 分，大部分自由；得分 60-69.9 分，有限度自由；得分50-59.9分，比较压制；得分49.9分或以下，压制。

参考文献：

[1]姜英梅.中国与海合会合作进入新时代[J].世界知识，2023（5）：56-57.

[2]郭晓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现实与路径选择[J].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5）：21-41+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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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峰，邓小乐.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贸易发展评析[J].对外经贸，2022（4）：14-18.

[5]曾顺洋，曾彬绮，肖维鸽.中国与 RCEP 成员国 ICT 产品出口贸易效率与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对外经贸实务，2022（10）：65-71.

[6]吴佳茗，李蕊.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3）：19-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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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attese，G.E.，Coelli，T.J.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s，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Panel Data： with Application to PaddyFarmers in India[J].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