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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传承: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师的转型设计

2023-05-27岳鸿雁唐诗毓

设计 2023年9期
关键词:书籍设计

岳鸿雁 唐诗毓

关键词:视觉传播 书籍设计 最美的书 转型设计 设计观念

引言

如何以东方哲学思维深耕本土文化,找到中国设计语言,适应技术变革和当代用户需求,一直是中国设计师思考的问题。从世界各国设计发展史来看,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瑞士、北欧设计都形成了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设计风格,在文化认同和对外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全球化的传播中创造了鲜明的本土文化符号。相比之下,“中国语境”下的设计语言范式还不明显。然而在书籍设计领域,一批具有鲜明设计风格的设计师正在以自己的书籍设计实践推动中国原创设计,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构建了具有东方气质的书籍形态,体现了东方文化意蕴,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文化。

技术和媒介环境的变革改变了书籍的阅读形态,也改变了人类的阅读行为,随着数字技术的变革,设计工具的使用以及设计媒介的表达,设计传播的过程都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模式。现代社会的生产模式从追求标准化、大规模的福特主义转向以科技为基础和以定制化来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后福特主义时代,出版业伴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变化和消费主义盛行带来的消费偏好的转变,尝试做出更多元的探索。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平面设计师选择自主创业,以个人设计师身份参与到出版产业的多元竞争中。文化产业的发展,读者的多元诉求,使得中国书籍设计正在经历转型设计。

201 5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特里·厄温教授在服务设计以及社会创新设计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型设计(Transition Design)理念,聚焦“世界性地方主义”的需求,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变化将带来基础设施的重新构想。转型设计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强调一种基于本地和区域化的生活方式,同时,在信息和技术交流以及意识方面又是全球化的,并从4个方面加以阐述,1.变化的世界观(Vision for Transition)2.变化的理论(Theories of change)3.观念和立场(Mindset and posture)4.新的设计方法(New ways ofdesigning)[1]。其中变化的世界观强调世界性地方主义,一种多元的在地化的思考;变化的理论强调知识体的持续进化,复杂的生态体系始终是动态变化的;而观念和立场则指在变化的时代必须始终寻找变化的自我,用不同的方式与外界互动;最后,新的设计方法则是指转型设计师不断寻找可能性,同不同的设计方法带来用户观念的变革。当代中国书籍设计师在书籍设计实践上基于地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符号,又和全球的设计方法进行对接,回应着转型设计观,带来数字时代书籍阅读体验的变化。(图1)

一、中国书籍设计面临的时代转型

在书籍设计理论界,从1980年代以来,反映书籍设计实践和理论的书籍层出不穷,如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史论的开拓者邱陵先生撰写了新中国第一本系统的书籍装帧史论专著《书籍装帧艺术简史》[2],书籍设计师吕敬人的《书籍设计基础》[3]从理论和实践对书籍设计做了归纳整理,他在1996年第一次提出了书籍设计的概念,将其纳入整体设计的范畴。余炳南的《书籍装帧设计》[4]、邱承德的《书籍装帧设计》[5]、宋新娟和何方等人的《书籍装帧设计》[6]都对书籍设计进行了概念和方法的梳理。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设计实践本身,缺少从设计现象角度的宏观分析。

当代西方学术界和实践则主要从书籍设计在推动文化认同的作用、纸质书的阅读体验和电子书的设计等方面对书籍設计理论进行了延展。如理查德·道布尔迪分析了企鹅出版社在扬·齐休带领下对经典书籍的复苏。“企鹅构图规则”暗含的是一整套网格系统的实施,包括“所有企鹅系列每本书的宽与高、封面的视觉大小、封面与书脊的字体区域、书脊标签的位置与风格以及标签上的字体”[7]。Stuart强调通过摄影、插图、纸张、印刷等共同创造“书籍体验”,突出书作为物的美和活力以及对读者的有效信息传达[8]。安德鲁从书籍设计流程、书籍设计过程中的相关角色、书籍构成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文献法、分析法、表现主义手法、概念法等设计方法,特别是网格的运用[9]。Jon强调通过回顾印刷术的历史,强调书籍设计在数字时代的作用,电子媒介设计也应如书籍设计者一样应尊重读者或用户的需求,让读者忽视界限而专注顺畅的阅读[10]。在对设计元素的功能性考察之外,也有学者强调设计元素如何被社会和文化价值所塑造,如何反映社会、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

1995年,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在北京举办,书籍整体设计的概念进入读者的视野。从2003年伊始的由上海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最美的书” 评选活动每年评选优秀图书,并参评在莱比锡举办的“世界最美的书” ,已成为中国书籍设计界知名名牌,并为中国书籍走向世界搭建了有利平台。截止2022年,已有446本书获评“最美的书”,23本获评“世界最美的书”。2007年,中国出版政府奖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书籍装帧设计奖同样作为重要奖项位列其中。伴随着书籍设计评比的推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书籍设计师脱颖而出,形成了鲜明的设计语言。黄永松、吕敬人、宁成春、刘晓翔、朱赢椿、赵清、韩湛宁、周伟伟、袁银昌、张志奇、潘焰荣等老中青三代书籍设计师以其个性鲜明、传统结合现代的设计实践引领了书籍设计的潮流,构建了当下具有活力的书籍设计生态。他们继承寻找传统的文化符号和设计语言,又寻找适合当代审美需求的表达方式。在国内理论界,还鲜少从设计转型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书籍设计师作为一个群体所做出的书籍创新设计实践,本文尝试做出回应。

二、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师的设计实践

本文以深度访谈和网络民族志为主要数据收集方法,使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体系为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对设计师经验故事的观察记叙,深入设计文化的深层,洞察设计师的设计观念和设计语言。2020-2021年,雅昌文化集团联合中国出版协会书籍设计艺术工作委员会在B站举办了“Live!制书实话”系列直播公开课,邀请16位知名书籍设计师进行网络直播讲座 ,每次讲座时间为1-2.5小时,单集直播在线人数最高达到24万人,从传播效果上反映了当代书籍设计师的影响力。笔者从组织(身份)、物质(代表作)、观念(主要观点)来做分析,将16位设计师的观点进行梳理,同时结合重点设计师的访谈,探讨现代语境下中国设计师的转型。

(一)开放性编码:在开放性编码阶段,笔者对讲座进行反复收听、记录、整理,划分设计概念类属与赋值标准,建构一级编码,获取50个编码,涉及设计环境、设计行为、设计材料、设计形式、设计方式、设计工具、设计理念、设计传播、设计沟通等方面,并形成初始范畴,见表1。

(二)主轴性编码:第二阶段,依据“关联原则”对初级编码进行比较与分析,将相关性强的编码类别集合,进一步概括和总结获得相应主范畴,并使用“概念化”手段抽象构建主轴类别:分别为设计行为-设计符号-设计方法-设计观念四个纬度,见表2。

(三)选择性编码:第三阶段,建立解释性框架。对相关内容编码发现,当代中国书籍设计师强调书籍作为一种信息媒介,一种文化载体,一种文化符号,体现着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在构建主轴编码的基础上,引入“转型设计”的理论视角,描绘4个观念维度之间的深层结构,从人与物的关系上提出中国书籍设计师转型的转型设计模型,强调人与物的间性设计,而这也和中国传统理念对待人与物的关系相互应和(表3)。

三、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师的转型设计路径

(一)行为变革:从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迈进

书籍设计囊括了字体设计、版式设计、印刷设计、平面设计、色彩设计、装帧设计等专业细分门类,又与现代的视觉传达、交互设计、产品设计等领域多有交叉,也体现了有关信息设计、通用设计、用户体验、情感设计、可持续设计、转型设计等新的设计理念。中国书籍设计师从最初不适应到主动拥抱新技术、利用新技术,到重新反思并强化自己的主体设计语言,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到人文理性的发展阶段。

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带来了设计行为的变革,计算机辅助设计将设计师从繁重的美术劳动中解放出来,让设计师的创意更加自由。计算机辅助设计时代的到来,让网格设计为主的借助数学精准分割的设计方法成为版式设计主流。设计工具的变化使书籍设计师在设计行为中开始强调理性的思考和逻辑的力量。设计师刘晓翔就认为网格对书籍设计而言就如同骨骼,没有网格,整本书就会像一盘散沙,而且通过网格设计,可以提升效率,而且达到多人协作而具有统一风格的目的。通过网格设计理性构建版式逻辑,通过信息设计合理规划视觉秩序,在逻辑与秩序中追寻美的表达,最终成就书籍艺术。在此阶段,设计师学习了西方的设计理论,强调工具重要性,适应了书籍出版产业的统一化、标准化要求。

此后,新的设计方法、设计软件和呈现技术不断改变著视觉传达的意义,参与式设计、用户设计和人因设计将设计师的注意力从单纯的对产品、图形、版面的设计转变到对信息交互和情感体验的设计上。[11]

随着时代发展,设计师开始反思技术工具与创意思想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设计最打动人心的本质在于表象之下的情感、思考、逻辑以及意义的表达,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兼具。(图2)

对人文理性的关注让他们回到对人的阅读体验的关注。以潘焰荣创作的书籍设计作品《节气的情绪》为例,处处透露出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在书籍内容的选题上,潘焰荣选择了节气的情绪这种具有传统意蕴的抽象内容,以设计师洪卫老师所设计的节气为题的当代书法艺术作品为基础,最终呈现了为表达节气的情绪这一艺术概念而设计制作的书籍。有别于以往出版书籍所承担的传播知识、教化大众的媒介意义,《节气的情绪》以表达朦胧感性的人文关怀为创作目的。(图3)

在书籍承载媒介的选择上,设计师重视纸质书本身的触感,强调人的感受。潘焰荣对纸本情有独钟,他擅长体察、发现不同纸的纹理与气质,为需要呈现的作品挑选最契合的纸本。在设计《节气的情绪》时,他选取了60克的手工宣纸来承载洪卫老师所设计的创意字体,手工宣纸独特的纤维纹理与质感,与枯笔写就的字体中的枯墨与飞白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烘托传统书法的笔触质感。同时,潘焰荣选取来自儿时集市中常见的蜡光纸,将节气的民俗气息加入作品中,同时,色彩艳丽的蜡光纸加入到笔墨与宣纸之间,仿佛PS中的一个调整层滤镜,在丰富画面构成、增强作品观赏性的同时,把烟火气息与情绪波动加入到原本严肃、抽象的艺术字体之中,中和了字体原本的疏离感与距离感。(图4)

在对于书籍功能性的探索上,潘焰荣在书中加入了相框设计,将24张图以散装的方式嵌入到硬纸板夹套里。读者可以将喜欢的作品从书中取出,单独装裱为一个相框,装饰在家中。设计师通过设计拓展了书籍功能,增加了书籍的交互性与功能性;预设了读者阅读行为,使阅读行为不再局限在书籍之上,使阅读融入到读者日常起居空间中,为读者带去人文关怀。

在被科技和理性浸染的世界,设计师重视书籍的物理属性,同时思考材质和文本背后的生命属性,以一种具有人文理性的视角去看待书籍和人的关系,审视文本。

(二)符号变革:从物质符号到精神符号深入

中国传统设计思维中,从自然中提取物象,提取过程中包含着设计师自身观物的体验与思考,形成的符号既是物象也是意象,反观作品,也可从中再次触摸到创作者的创作过程与所表之意,符号连接了设计师与读者。

当代设计师从自然物象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汲取灵感、提取设计符号、构成设计语言与表达。他们从传统中版书汲取设计的灵感,通过拆解、解构中国传统书籍的尺寸比例、天头地脚、版式结构、排版特点、字体特征、构成元素、装饰图案、配色方法、纸本材质、印刷方式、装订方式等具体物象中,提取可以设计中挪用的物质符号。设计师马仕睿尝试在书籍设计中保留文字的竖排版;设计师张晓栋从唐代的龙鳞装吸取灵感,设计了现代版龙鳞装的《三十二篆金刚经》和经龙装的《红楼梦》。

设计师通过有形的形体表达无形的意义,引导观者寻找精神的桃花源,通过符号传递情感和表达精神的象征意义。设计师潘焰荣认为“东方传统的阅读习惯与视觉经验已达到相当高的美学层次,我所思考并实践的便是认识传统,并将传统有效地转化为当代视觉构建的逻辑,对我来说这样的传古会给阅读者带来一份极具生命力的阅读体验。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引领读者亲身去体验传统纸张焕发的魅力”。设计师赵清强调“我的设计语言流露出了故乡的温暖与潮湿,江南的山水诗画和人间烟火,单纯与极致。设计师的挑战就是确立自己的图式语言。我喜欢偏理性的,偏安静的,现在越来越做的空灵了。作为东方人,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本源,回到自己从小到大接受滋养的东西上来。像我觉得东方的书籍真的就是江南这种文雅、柔软、潮湿、委婉的感觉,真的很契合”。

当代书籍设计师从物质符号到精神符号的挖掘,正是深入中国文化内核,寻找“象”的表意过程,形成具有中国精神内涵的书籍设计。

(三)方法变革:从平面设计到策划设计转型

书籍工业出版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设计分工越发精细,从策划到取材,从内容到编排,从设计到印刷,都被分工细化到各个独立的部门中。独立书籍设计师们在分工细化的潮流趋势中反其道而行之,尝试从内容开始独立策划书籍设计,从内容到设计到形态到意义形成完整的艺术表达。

设计师白凤鹍为了设计《东坡乐府·雅集》,将历史上有关苏东坡的公版书全部找来,包括现存日本的宋版书,审视苏东坡的生平与人生态度。在设计中,他将苏东坡的生平和其诗词作品一一对应,强化编年体形式,插入苏东坡的书法作品。为了减少现代人对其的疏离感,他设计了以东坡生活为线索的日历以及根据苏东坡词做的填词笔记本,增加了书籍的生活场景感,并提取东坡的人生态度特质作为文本的点睛之笔。在封面设计中,他没有使用常见的宋画,而是用鲜明的撞色表征苏轼的人生态度。(图5)

来自台湾的独立出版人、设计师蔡仕伟则以系统调研的方式研究中国民艺,为当代设计的格物致知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他策划设计了《首抄本》《守艺人》《集物志》三本杂志书,独立策划采访编辑设计并出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创作流程。以《守艺人》为例,他以关注、记录、推介为目的,以人文关怀为核心,以工艺历史(源流考证、技艺传承)、艺人现状(生存状态、工艺品质)、采访操作(调查记录、工序流程)、编辑执行(设计制作、推广传播)为流程,以纪实感、温度感、体验感为选材标准,以独立性、真实性、认知度为内容标准,全面记录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北蔚县剪纸。他跳出设计物功能和利用的角度,从人的角度看待书籍,为书籍设计增加了更丰富的感知纬度,通过书籍的图文呈现了“含有历史、文化、记忆、经验的场域空间”,也为书籍设计赋予了更加深厚的意义,即书籍设计应体现书的温度、气质和精神。(图6)

随着科技的发展,阅读载体的变化,当电子书以其便利性和快捷性部分地承担了纸质书知识传播的功能后,纸质书籍面临着大众 、分众和小众三个方向的发展,书籍设计师面向更开放的语义系统寻找自己的视觉语言。他们通过参与书籍设计的前期编辑、内容设计、后期宣传,以及大量的设计展览、讲座宣讲,甚至IP授权、联名,延展了设计传播路径,形成了动态的设计传播过程。

(四)观念变革:从文化迷失到文化自觉

当代书籍设计师,经历了来自西方的思潮、审美、工业、生产、技术等冲击,在审美与技术的不断迭代下,在设计实践过程中,重拾文化自觉。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为当代设计师们提供了丰富的给养,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帮助设计师重新思考书籍的定位。在书籍的物理空间之外,他们试图营造一个可游可居可行的精神空间。

设计师赵清在访谈中就认为,“一开始我创作了大量的图形海报,会有借鉴,会跟着(西方)潮流各种变换都走了一遍”,但是他逐渐还是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设计语言,“对传统不是形式上的复制,那是没有意义的,一定是其他内在的东西,是魂和神。我们还是要追求文人的内心的表达。比如设计中那种禅意的空灵,版面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要把书籍想象成一个容器一样,是空灵的。当然还有节奏和整体感。书籍是由多面单页组成的连续整体,是流动的,在三维空间里产生第四维空间,就是时间。同时我们一直追求一种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个象非常博大精深,它不是形式,而是有更深层次的丰富的表达”。

在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方面,设计师朱赢椿的设计实践有着具有哲学本源意义上的思考。他在自己的工作室种菜种花,用五年时间观察虫子、蜗牛、蜘蛛、蚯蚓在大自然留下的痕迹,收集菜叶,洗干净、压平,扫描,就变成了拥有虫子痕迹的字库,创造了堪与宋画、书法媲美的艺术表现。他对这些虫子写下的文字进行分类,编辑,对其图文关系、体例进行精心设计,最终出版了《虫子书》。他沒有具体的传统物象,但是他又处处比照应和着传统的哲学,这种对自然的关照,对生命的认识是来源于中国天人合一、仰观俯察的思想本源,最终呈现在书籍这个载体上,不仅获得了国人的喜爱,也获得了国际读者的认同。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内容分析,构建了当代书籍设计师从设计观念到设计符号、设计行为、设计方法的转型设计与传播路径(图7)。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师吸收了西方的设计经验,同时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的视觉经验、认知图示、文化记忆帮助中国书籍设计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语言,形成如下特征:

第一,设计行为:当代书籍设计师大量学习新的设计工具,吸取西方设计理念,如网格设计、信息设计等,融入到自身的设计过程中,形成新的视角和方法。

第二,设计符号:设计师通过寻找、再现、编码文化符号,形成设计图式,唤起受众心目中的解码过程,呼应受众的认知图式,文化共享的模式深植于不同民族的视觉经验和生命记忆中。

第三,设计方法:当代书籍设计师不满足为书籍做包装,注重强调整体设计,策划设计,从内容上介入设计流程,在书籍设计中形成“含有历史、文化、记忆、经验的场域空间”。

第四,设计观念:书籍设计师在图形符号之外,回归文化本源,进行再梳理再探索,寻找东方的视觉经验和书卷传统,用传统的感物方式去理解人与书的关系,通过建立自己的图式语言,表达自我的主体经验,形成当代语境下对传统文化的再设计,对中国设计语言的再诠释,包含着从文化迷失到文化自觉的探索,而这一探索过程面临着设计语言的范式选择与审美价值观念的冲突。

书籍设计不仅仅是针对静态书籍所承载的字体、版式、印刷、装帧等方面的设计,而是融入了读者认知、体验和传播的动态接受过程,设计过程受到社会文化和审美的影响,也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动态传播中,更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影响文化传承,反映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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