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妍 郭莹?

摘要：20世纪初“劳动话语”在中国兴起，其所具有的丰富政治意蕴来源于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从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报刊杂志上的“劳动”话语表述，将“劳动”视为社会底层民众“专属”谋生方法与身份标签；将“劳动”提升为社会及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并进而成为劳动阶级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关键词。社会舆论围绕“劳动”概念内涵展开论争。从“劳资争议”到“阶级战争”的话语变更，标志着下层劳动者阶级意识的自觉，改变了“劳动（劳工）问题”的解决方向；关于“劳心”与“劳力”的价值论战，反思并挑战了传统中国社会权利的归属与分配。“劳动教育”的传播与实践对劳动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百年前劳动话语在中国的兴起，是新思想新观念冲击旧的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是劳动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过程，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工人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开端。

关键词：劳动话语；劳动价值之争；劳动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4ZDB044）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5-0108-06

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劳动”成为中国报刊杂志上日益频繁出现的热门词，并派生出劳动者、劳工、农工劳动者、劳动界、劳动阶级、劳动社会、劳工问题等一系列新词汇，这些新词语及其论说可统称为“劳动话语”。围绕着“劳动话语”的表述、含义与论争吸引了当时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新青年》等众多媒体与知识人的关注、参与，形成20世纪20年代前后影响知识界、劳动界并标志中国下层劳动阶级觉醒的社会思潮。对于这一时期勞动话语在当时报刊文献中的呈现方式，劳动词语被赋予了怎样的社会政治内涵，劳动话语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等问题，学界研究并不充分（1），有必要对此作更加深入的分析。

一、“劳动”概念的历史演变

“劳”和“劳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含义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对人类体力活动的描述；第二，“劳累”“辛苦”是“劳”和“劳动”的核心含义，其具体活动内容既可以是官员政事、军事活动，也可以专指农业活动；第三，“劳”和“劳动”常作敬词使用。现代汉语中的“劳动”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劳动者、劳工、劳动阶级）则是近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英文单词labour（labor）来源于拉丁文名词labor，拉丁文中的labor具有“劳动”“工作”“职业”“做苦力工作”“劳工”等含义。英文单词labour（labor）继承了拉丁文原有含义，并赋予了labour（labor）新的意义——“分娩”，将女性生育行为也归结为劳动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labour（labor）指代的“劳动”尽管也可被用来指代脑力劳动，但常见的还是指代体力劳动。

从单词本义分析，由于labour（labor）主要指代体力劳动，体力劳动带给劳动者最直接的生理感受是疲惫、吃力，导致由labour（labor）衍生出的一系列同根词多为对该生理感受的表达，比如laboriously意为“辛苦地、费力地”，laboured意为“吃力的”，laborious意为“艰苦的、费劲的”。类似表达在其它语言中也有出现，如法语中travail有“劳动、工作”的含义，同时它也可表示“痛苦、疲惫”；葡萄牙语中trabalho有“劳动、辛勤劳动”的含义，其同根词“trabalhoso”具有“辛劳的、费力的、困难的”的含义等。

在日文中，与中文词语“劳动”含义可以直接对应的词语有两个，分别是“労働”与“働く”。“労働”泛指为取得一定工资或其他利益而进行的体力及脑力活动，在特定词组内“労働”也可指代“劳动者”“工人”，比如“労働運動”可译为“工人运动”，“労働階級”可译为“工人阶级”，“労働組合”可译为“工会”。尽管“労働”在名词释义中将脑力活动包含在内，但根据其衍生词组含义可知，“労働”偏重于体力劳动。“働く”则与“労働”不同，该词在释义中对“精神机能”类活动进行了特别强调。

可见，印欧语系语言、日文、中文语境中“劳动”一词的基本含义相通，即都是主要指代体力劳动及其所造成的辛苦疲惫状态。

从词语流变看，“劳动”在西方中世纪尤其是宗教改革后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意蕴。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就开始以“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道德观念约束人的行为。18世纪法国创立的巴黎总医院，曾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穷人都必须在工作日干活”（2）。福柯从经济与社会治理角度对该规定进行解读，认为巴黎总医院的强制性劳动一方面是为了让穷人能够“挣得维持生活的一部分衣食”（3）；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大量“游手好闲”群体扰乱社会治安（4）。社会管理者在利用“劳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利用“劳动”维持社会稳定，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接受的是以“惩罚”面貌出现的“强制劳动”——“必须强制游手好闲者工作，用一种无休止的、不带来任何利益或利润的劳动来打发时间”（5）。

19世纪中后期，流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劳动”的政治内涵。“劳动”开始从人类原罪惩罚转变为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义务与权利，被视为是追求社会平等的唯一方法，葛兰西将“劳动”视为“现实所孕育着的新的制度的出发点”（6）。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更提出“‘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7）。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中文词语“劳动”形成了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劳动话语。

二、“劳动”话语的社会政治内涵

20世纪初中国报刊杂志上“劳动话语”的表述，可将其社会政治内涵概括为三方面内容，分别是“劳动”的贫苦化、“劳动”的道德化和“劳动”的政治化。

首先，“劳动”或“下等劳动”是贫穷卑微的社会底层民众的“专属”谋生方法与身份标签。1903年刊登在《申报》上一篇名为《论酒害（续十五日稿）》的文章中，作者提到“诚使设会戒酒，广为惩敬，虽下等劳动之人，未必尽遵戒约”（8）。此句中“下等劳动之人”将“劳动”与社会等级联系在一起，道出社会下层民众显著的身份特征之一。在传统的“劳力者治于人”的价值判断标准下，“赖劳力以生活”（9）的体力劳动者向来被视作社会中“最贫乏之人”（10）。“劳动之愚氓”（11）“劳动之小民”（12）等有关劳动与社会等级的话语表述在报刊舆论中十分常见。

随着底层民众日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出现了一大批描述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文章。这类文章的本意是表达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与同情，反思、批判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如“湖海风萍”在《山西劳动者之将来》一文中描述了农业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不仅每年冬天都要面临冻毙危险，也常因年成不好、收入不佳而出售土地，甚至卖儿鬻女，这种生活的艰辛“一百幅流民图也是描画不出来的”（13）。流民是失去生计的农业劳动者，而今天的劳动者可能就是明天生计无着辗转沟壑的“流民”。再如有人对天津华界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记述，认为巡警局向人力车夫征收税款的行为十分不合理，进而发出了“劳动者何事而应受此鱼肉耶？富贵者何德而独享此幸福耶”（14）的疑问，由人力车夫推及整个劳动群体，并将底层劳动者的饱受欺凌与其对立面——富贵者加以反衬。

还有报章刊文译介域外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生存艰辛。如《东方杂志》刊文译介英国长期从事苦力的劳动者也被称为是英国社会中“最贫乏之人”（15）。绾章笔下的巴黎劳动者，由于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每年因起居不善而罹肺结核及其他不治之症者”（16）数量众多。

这些描述劳动者生存状况的文字，塑造了20世紀初劳动者的苦难形象， “劳动”成为极具社会等级色彩的词汇，与“下层”“苦力”“劳苦”“贫苦”“疲劳”“悲惨”等词紧密联系，构成中国近代劳动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者勤劳终日，家无斗粟”，“竭终日之劳，无一饱之获”（17）；物质生活贫乏的劳动者，精神生活层面也是贫瘠的，长年“劳动不休，耳目接触之地，又实无一物之可乐，以偿其倦极之劳苦”（18）。这些以劳动者生活困苦为主题的文章，成为进步知识分子思考社会平等和社会权利分配的引导，随着“起于人类之不平等”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西方思潮的传播，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成为中国社会革命进程的第一步。

其次，“劳动”是社会及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20世纪初的知识界将国家工业发展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民中存在相当一部分“游手无业之人”（19）；另一方面是国民“往往不将有没有正当职业来分人格的有无，却将职业的劳逸与得钱的多少来分人格的高下”（20），致使社会中充满好逸恶劳的风气。他们认为此种“轻视劳动界”的社会恶习及价值观使“普通人民咸鄙弃农工，相率而成为无业游民”，导致社会中“生利者寡，分利者众”（21）；“不特个人生计有关，且影响于社会国家亦匪细也”（22）。因此，只有全面动员国民进行劳动，才能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人民生计充裕，使中国能够在与其他国家的商战中取得胜利，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改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知识界认为必须“改造旧思想”，方法就是“提倡劳工神圣”（23），倡导尊重劳动并将其上升至社会道德层面，让劳动（劳工）神圣成为大众共识和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个人道德水平的评价标准。如《东方杂志》《申报》等刊文劝导人人“以劳动为快乐”（24）；提倡将“劳动”视为“求人生的器具”而非“发财的手段”（25）；倡议“视劳动为神圣之事业，为个人之责任，为人生之乐趣”，“无贫、无富、无贵、无贱，均尽一己之能力，为社会劳动……为人类服务”（26）。力主人们进行劳动并非单纯作为谋生手段，同时也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劳动神圣”被大力宣传，使“劳动”价值得到极大提升。

最后，“劳动”成为劳动阶级“打破阶级制度”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关键词。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获得空前传播，而“劳动社会”被视为“散播社会主义者所最易充畅发达之地”（27），社会主义所主张、宣传的打破阶级制度，社会平等，提倡均贫富乃至“求根本之革命”（28）成为为劳动者鼓与呼的常用语和劳动话语的题中必有之义。这种政治性表达在当时的报刊舆论中非常清晰。如《大公报》1903年刊发《二十世纪之新主义》，称社会主义者的运动目的是“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29）；《新世界》刊发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演说词》直陈“生计不平等，则种种罪恶亦由以生，欲为谋发达个人直接生利事业，必须提倡社会主义”（30）；《东方杂志》发表《劳动界之新革命》主张“推翻现在之资本社会，而联合工人，以管理工业之全部”（31）；徐步庭撰文《提倡社会主义应有之运动》，鼓励社会主义者要去乡间和工厂内运动，打破阶级制度，创造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32）。诚如日本户田博士所言，社会主义运动是劳动阶级反抗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33）。其中阶级抗争夺取权利的政治意蕴不言自明。政治化的劳动话语，犀利批判旧世界的不公，突破旧观念的话语霸权，用社会主义理想激励的劳动者开始凝聚在一起，为改变自身生活条件、提升社会地位、争取社会权利而抗争。

与此同时，报刊杂志上关于其他国家劳动者罢工的新闻报道则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推动了劳动社会的行为政治化。关于世界各国劳动运动的报道，对20世纪初的中国劳动社会产生了强烈刺激，中国社会中的劳动运动开始增加。如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印刷课所属之印刷厂发生了工人罢工，时人评论此次罢工的思想源头即是各类新出版的杂志，盖因该印刷厂工人大多识字，部分人还接受过初等教育，通过阅读杂志熟知“劳动神圣、资本万恶、解放、改造等等名词，及外国工人争权、争资、罢工等等消息”（34）。此后，劳动界的行为政治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三、关于“劳动”概念内涵的论争

（一）从“劳资争议”到“阶级战争”：“劳动（劳工）问题”解决方向的改变

“劳动（劳工）问题”是20世纪初公共讨论的热点之一，如时论所言，只有彻底解决“劳动（劳工）问题”，才能“求真真的社会主义”（35）。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劳动（劳工）问题”？

关于“劳动（劳工）问题”内涵的论争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劳动（劳工）问题”集中在劳动时间长短、劳动环境优劣和劳动者薪资高低方面，即所谓“劳动者与雇主间所生之繁难问题”（36）。这一阶段的“劳动（劳工）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为生活标准低落之抗争，社会的境遇之向上，劳动条件之改善等。杜亚泉将这一时期的“劳动（劳工）问题”归结为两点，一点为“关于已经缔结之劳动条例之解释及履行”，另一点为“条件之新缔及已缔条件之变更”（37）。可知这一阶段劳动（劳工）问题的核心在于劳资双方是否满意并履行劳动协议，与目前通用的“劳动争议”（38）概念十分相似。杜亚泉将“劳动（劳工）问题”视为法律纠纷的一种，因此提倡采用和解制度与仲裁制度化解双方存在的利害冲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动（劳工）问题”发生转向，开始由法律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核心变为反思劳动者在社会权利方面的不平等与“社会改造”问题。“劳动（劳工）问题”不再是单纯的法律纠纷，而是劳动者试图“群起而对抗雇主以维持其自由独立之地位”（39）。戴季陶在《星期评论》刊文力陈：劳动（劳工）问题是社会权利分配问题，农工劳动者被剥夺的不仅仅是财产、资本、生产机器，还有文化与教育等“种种自然的权利”（40）。陶履恭在《新青年》撰文指出：劳动（劳工）问题是“一个社会改造的问题”，不仅是劳动者工资、工作时间和劳动状况的基本改善，劳动者还力图“在社会里争一个相当的位置”（41）；陈启修将劳动（劳工）问题直接定义为“政治上的问题”（42）。

自此，公共讨论中的劳资关系不再是法律层面的雇佣关系，而转变为阶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劳动（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有人主张“行阶级斗争”，建立“生产者之自治联合团体，废止资本家”（43）；创造“劳动者自己劳动、自己管理、自己享用的协作共享社会”（44）。陈独秀公开宣称“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45）的主张遂成为1919年以后解决中国劳动（劳工）问题的主流思路之一。“阶级战争”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劳动（劳工）问题”的内涵和性质完成转变，具有政治诉求的劳动组合开始出现，他们不仅谋求“劳动之法及劳动者生活状况之改善”（46），也将自己视作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机关，更是新社会的“萌芽细胞”（47）。

（二）“劳心者”与“劳力者”：劳动者身份与劳动价值之争

仅从词义看，尽管不同语言在劳动一词是否涵盖脑力劳动方面有所差别，但在语言实际运用中，“劳动”通常均默认为指代体力劳动，这种情况在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舆论环境中体现得十分明显。通览20世纪初期的报刊媒体，与其说社会舆论开始推崇劳动、提倡劳动者社会地位，不如更为准确的说是社会舆论开始推崇体力劳动、尊重体力劳动者。由此就产生了关于劳动者身份认定与劳动价值高低的论争。

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论争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个维度的争论焦点在于“劳心”是否能够被视作劳动；另一个维度的争论焦点是，如果“劳心”是劳动的一种，那么“劳心”与“劳力”这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哪一种更具社会价值，“劳心者”与“劳力者”谁的社会地位更高。

第一个维度的论争从1903年《大公报》刊文指出“劳动有劳力、智识之判”，二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悉以归之为劳动”（48）可见其端倪。而反对“劳心”为劳动的文章观点也颇为激烈。如《大公报》刊登的署名文章将“学术”与“劳动”置于对立面，认为“好学术”之人多为“束手坐食之徒”，其“损社会之经济，害国家之治安”（49）。对“劳心”为劳动的否定意见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德国革命”后达到高峰，形成激进的狭义劳动观，即认为劳动行为只包括体力劳动。如《群言》杂志发表《学生的劳动》，作者引用托尔斯泰对“劳动”的定义：“劳动是用四肢劳力，生产人生必需的衣、食、住三要素”，明确将“劳心”排除在劳动之外（50）。《東方杂志》刊文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认定惟劳动者方可享生活之权利”、“一切归劳动阶级支配”（51）。这种“过激思想”被描述为：“唯用体力从事劳动职业者，有生活之权利；其非赖体力作工者，仅依情谊关系，略给粮食而已。万事以劳动者为本位之政府，专优待劳动家，而其余皆受虐待，固当然之措置也”（52）。把对体力劳动的崇尚与对“劳心”的否定推向极端。

针对激进的狭义劳动观，一些知识分子撰文呼吁要正确认识“劳心”与“劳力”之间的关系，改变“劳力者有斥逐劳心者之象”（53）的舆论风向，认为现代产业的进步不仅要依靠体力劳动者，同时也要依靠“优秀之心力”（54）。江亢虎提出以是否为社会“办事”作为判断某一社会群体是否属于劳动者的衡量标准，“教员、官吏，仍能认为劳动家，同是帮社会办事，不像那‘不劳而获的资本家”（55）；上海中华劳动公会也提出“劳动”二字是包括劳心在内的：“医生、律师、教员、新闻记者，以及公司工厂充当雇员的人，皆是劳动家”，公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劳心劳力的两类人都联合起来……共谋我们劳动界的幸福，改善我们劳动界的生活。”（56）姚蓉元也指出人与人之间劳动能力存在差异，“其中必有为农的，为工的，为商的，读书的，个个人各尽各的劳动能力，那社会国家方才能够成立”（57）。

第二个维度即“劳心”与“劳力”的价值高低之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价值观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精神上劳动之人”常“视肉体劳动为贱役”（58）。“五四”运动前后，知识界对传统文化中轻视劳力者的观点作了尖锐驳斥，强调劳力的价值，而对劳心的价值有所贬斥。如章锡琛翻译的《天然生活》一文，批评“避身体的劳动，而就精神的劳动”的行为是“是非颠倒”，措辞激烈地将“劳心之事业”指斥为“空虚”“梦幻”“损精神，促死亡”，主张“无论治人或见治于人，类皆终岁勤动”，青年人要“尊重劳力之事业”（59）。杜亚泉撰文介绍托尔斯泰的“劳动主义”，称“托氏之信条谓：‘人不可不劳动以自支生活”，并严厉批评那些利用他人劳动而夺其生产者，“是为人类额汗上之寄生虫”（60）。萧志仁在译述《国际劳动问题与中国之劳动状况》中批评中国的读书人“莫不轻侮劳动者，而待遇苦力殆若奴隶，然在彼自身，则不职何等劳役”（61）。《申报》刊文犀利嘲讽四体不勤口是心非的文人：某演讲家“才在公共讲演厅演讲‘劳工神圣的，此刻走到火车站上，因为不肯给脚夫的酒钱，就拿起司狄克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了”（62）；某人“坐在人力车上嘴里不住地说‘跑快跑快，眼睛看着一张‘劳工神圣的报纸”，某作家“手里拿着一个木棒打一个小丫头，心里正在想明天《平等周刊》上的稿子”（63）。杜亚泉指出，儒家文化中将劳动行为视作“小人之事”、将“儒者所学”视为“大人之事”的观点，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世人皆“专鹜势力”（64）。卢鸿堉主张“实行征工制度，使一国之人，无论尊卑上下，悉使成为一团，而从事劳动，去其人格歧视之观念，而养成劳动之习惯，社会以劳动为神圣”（65）。

另一种观点则试图重新确立“劳心”的价值与劳心者的社会地位，并主张“脑力与体力互助”。陶惺存认为，“所谓劳动者，自当首推用脑力之劳动，而肢体之劳动次之”，不可因“但见多数肢体劳动之人之动作，而忘却少数脑力劳动之人之功绩”，希望能够实现“脑力与体力互助”（66）。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脑力与体力互助”？杜亚泉提出的“科学的劳动家”正是这样一个兼具劳力者与劳心者特征的复合劳动者概念的具像化。杜亚泉笔下的“科学的劳动家”是劳心者与劳力者的混合体，“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是接受过科学教育的劳动者，是能够进行脑力劳动的体力劳动者，他预言“未来之大势，预备为科学的劳动家，以作二十世纪之主人”（67），认为真正有益于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同时从事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围绕“劳心”与“劳力”进行的论争，表面看来是在讨论劳动者身份认定问题和劳动价值高低判断标准，但实际上是对“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一问题的讨论，更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权利归属和分配的反思。对“劳力者”的推崇既是对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反拨，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流行的结果。而复合劳动者“科学的劳动家”的提出，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富理想色彩的构想。

四、“劳动教育”：“劳动者在精神上解放的活动”

“劳动教育”是20世纪初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劳动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申报》即已刊发介绍美国“劳动教育”的文章。这一理念的推出反映了社会进步人士对日益流行的新劳动观的深入思考，亦与“劳动（劳工）神圣”口号的倡行密切相关。“劳动教育”具有两种含义：

其一，学校要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帮助学生认识劳动在个人修为和社会发展层面的重要性。教育界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一些学校管理者、学生团体开始将“亲身劳动”视为学生基本行为准则之一。如留法学生会在《会约》中明确规定要“尚劳动朴素”（68）；浙江省甲种农校校长周清以“勤俭耐劳”为在校学生的基本素养，提倡学生“视劳动为神圣”，将“职业视为生命”（69）。民初许多学校都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劳动。如清华大学通过督促学生从事植树、筑路、农业生产等工作，使“劳动神圣”观念根植于学生思想之中；蔡元培在定县中学发表演说强调，要在普通中学的课程教育中加入职业教育，督促学生“养成勤朴之习”，以培养出能够“躬自劳动”（70）的学生为教育目标。

其二，要对劳动者进行工业教育和文化教育。工业（职業）教育旨在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工业劳动者，力图通过增进工人的专业水准，改善国家工业状况，使国家走向富强。文化教育则以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为目标，谋求劳动者人格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升。钱智修在《东方杂志》撰文论说工业（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欧洲劳动者“技艺较精”，美国劳动者“拙率无能”（71），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原因是欧洲劳动者接受了工业教育。因此应当让劳动者 “有受教育之机会……能谋生于自择的职业中，且了解其公民之义务”，“将来之福利”“赖于劳动家之工业教育”（72）。杨贤江在《教育杂志》上多次撰文介绍欧美国家劳动教育运动的有关情况，认为英国19世纪初劳动教育事业的兴盛与劳动阶级强烈的求学倾向密不可分（73）。

提出对劳动者进行“文化教育”，则是基于中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和旧的社会风习仍然有着强大影响的现状的认知，如《申报》评论指出，“目今劳工神圣的呼声极高，倘使工人仍旧不改旧时恶习，不知道注重人格，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呢？须知道资本家蔑视工人，大半因为工人无人格的缘故”，“所以工人要达劳工神圣的目的，还须从讲究自己‘人格着手”（74）。该文所说的“人格”即指文化素质与个人尊严。《申报》还刊文批评一些青年“往往涉猎数本新文化丛书，即终日乱唱‘劳工神圣、平等平权等高调……对于日常所应为之操作，辄避之不遑”（75）等现象。进步人士指出，没有文化与人格尊严的劳动者依旧“是实业家、资本家的牛马呵”（76）。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唯有通过文化教育，使劳动者学会“观察世界之潮流，研究科学上之学识，以发明物质为第一要义”（77）。他们鼓励工人去夜校读书，改变“受人指挥，听人驱使”的境遇（78）；期望通过文化教育使“工人中有领袖之人才”，让“一般工人亦各有科学之基本知识”（79）；“使得凡是劳力的人，不为别的人利用……不受别人的盘剥，而他自己能够直接或间接享受其利益”（80）。

20世纪初“劳动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践所具有的深刻意义，诚如当时进步学者所阐释，是把“普通教育普及到劳动阶级的运动”（81），是“使劳动者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得胜任劳动运动的指导者”（82），更是“劳动者在精神上解放的活动”（83）；是使劳动者“真正的免除资本家的掠夺”的根本解决方法（84）。更为重要的是，为劳动者争取受教育权进而争取社会平等及其他社会权利的劳动教育运动业已在社会实践层面展开。由于当时“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85），一批早期革命者和先进知识青年身体力行深入工厂矿山开办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等，成为中国最早的劳动教育实践和启蒙，对劳动阶级的觉醒和其后的工人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于本年三月，以扩充工人智识，增进工人娱乐为宗旨，所办之事，如工人补习学校，消费组合，均属切要”（86），“加入俱乐部者近一万余人”（87）；“汉阳钢铁厂的工友……应时代的潮流，随全国诸工友起而组织俱乐部，以谋工人应有的权利”（88）；株萍“路矿工人，因连受压迫，近来□有觉悟，共组一个工人俱乐部，办有工人补习学校，子弟学校，消费合作社，游艺会等”（89），都是从文化教育入手对工人进行启蒙。令人瞩目的是，在早期的工人运动如1922年相继爆发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汉阳钢铁厂罢工、株萍铁路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除经济斗争的基本诉求之外，工人们发出了“争人格”“争自由”的呼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公开“声言我们工人刻已开化，不比从前易受蹂躏。劳动神圣，不受他人侵犯，亦不侵犯他人”（90）；面对“以武力干涉人民自由”的军警，京汉铁路工人们高声呼喊“劳动阶级胜利万岁！”（91）汉阳钢铁厂全体工人总罢工时，武汉工团临时联合委员会号召工友们“为工人全体争利害，争人格”（92），显示出工人阶级的精神自觉。

回望百余年前劳动话语在中国的兴起，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场从话语到观念的论说、传播、流行及其启蒙大众的过程，也正是新思想新观念冲击旧的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是劳动大众尤其是工人階级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让思想冲破牢笼”的过程，还是20世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国家民族振兴之路、寻求新的社会革命及其依靠力量——劳动大众——这一思想转向的重要表达，是其后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军的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先声。

注释：

（1） 高瑞泉《“劳动”：可作历史分析的观念》（《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概述了“劳动”作为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熊秋良《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冯志阳《从“民贵说”到“劳工神圣”——从蔡元培的民本思想谈起》 （《史林》2009年第6期）等文讨论了蔡元培、李大钊等对“劳工神圣”的诠释与实践；李怡《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劳工神圣观与中外文化——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劳动观的功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着重探究了“劳工神圣”观念的复杂性。

（2）（3）（4）（5） 福柯：《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2、52、53、55页。

（6）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页。

（7） 张宝梁主编：《汉俄翻译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7页。

（8） 佚名：《论酒害（续十五日稿）》，《申报》1903年9月9日。

（9） 高劳：《日本生活之艰难》，《东方杂志》1911年第6期。

（10）（15） 《列国德育会议录》，《东方杂志》1908年第11期。

（11） 聂疾夫：《讨筹安会杨度等假讬孟子学说误国之罪》，《大公报》1915年10月5日。

（12） 佚名：《论粤督筹议禁赌》，《东方杂志》1905年第7期。

（13） 湖海风萍：《山西劳动者之将来》，《第一晋话报》1906年第6期。

（14） 佚名：《论津埠华界车税之不平》，《大公报》1909年6月26日。

（16） 绾章：《巴黎劳动社会记》，《进步》1914年第3期。

（17） 乐观：《社会主义之真相》，《真相画报》1912年第10期。

（18） □照：《禁烟私议》，《东方杂志》1906年第4期。

（19） 《社会主义问答》，《新世界》1912年第6期。

（20） 杜芝良：《劳工神圣》，《申报》1920年7月15日。

（21） 左愚：《平民生计问题》，《申报》1920年9月22日。

（22）（23） 贾季英：《中华职业学校讲演会》，《申报》1919年10月1日。

（24） 昔尘：《社会主义之未来国家》，《东方杂志》1920年第11期。

（25） 佚名：《劳动神圣》，《兴华》1920年第7期。

（26） 马世燧：《说劳动神圣与劳动生活之别》，《申报》1921年1月26日。

（27） 《纪近世英日等国暗杀党事》，《东方杂志》1911年第1期。

（28） 佚名：《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新世纪》1907年第22期。

（29） 佚名：《二十世纪之新主义》，《大公报》1903年3月31日。

（30） 江亢虎：《社会主义演说词》，《新世界》1912年第8期。

（31） 《劳动界之新革命》，《东方杂志》1911年第12期。

（32） 徐步庭：《提倡社会主义应有之运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22年第68期。

（33） 户田博士：《东西洋社会根本之差异》，《东方杂志》1911年第3期。

（34） 平心：《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11月23日。

（35） 去吾：《社会主义与劳工问题之关系》，《南阳周刊》1919年第2期。

（36）（39）（61） 萧志仁译：《国际劳动问题与中国之劳动状况》，《世界大势概要》1919年第8期。

（37） 高劳：《劳动争议之解决方法》，《东方杂志》1918年第1期。

（38） “劳动争议，即劳动纠纷，是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合同纠纷、社会保险（劳动保险）纠纷、福利待遇纠纷等，属于传统的民事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适用要点与请求权规范指引》（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509页。

（40）（44） 戴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19年第2期。

（41） 陶履恭：《欧美劳动问题》，《新青年》1920年第2期。

（42） 陈启修：《中国的劳工状况与各国的劳动组织之比较观》，《评论之评论》1921年第2期。

（43）（47） 邝摩汉：《阶级斗争与劳动组合之形式变化》，《新中国》1920年第2期。

（45） 陈独秀：《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新青年》1920年第1期。

（46） 佚名：《印度之劳动状况》，《东方杂志》1922年第3期。

（48） 佚名：《书颜观察世清请设劝工场禀后》，《大公报》1903年1月3日。

（49） 李步青：《与王学使论湖北教育普及书》，《大公报》1911年3月31日。

（50） 陈克文：《学生的劳动》，《群言》1920年第5期。

（51） 君实：《过激思想与其防止策》，《东方杂志》1919年第6期。

（52） 善斋：《欧俄之真相》，《东方杂志》1919年第11期。

（53） 心瞑：《近代生活側面观》，《东方杂志》1920年第10期。

（54） 君实：《社会主义之检讨》，《东方杂志》1919年第10期。

（55） 江亢虎：《社会主义之今昔》，《来复》1921年第146期。

（56） 佚名：《上海发起中华劳动公会》，《大事汇》1920年第1期。

（57） 姚蓉元：《劳动与生活》，《学生文艺丛刊》1925年第5期。

（58） 卢鸿堉：《征工制度》，《东方杂志》1920年第4期。

（59） 君实：《天然生活》，《东方杂志》1917年第5期。

（60）（64） 杜亚泉：《劳动主义》，《东方杂志》1918年第8期。

（62） 花佛：《十分钟间》，《申报》1923年7月7日。

（63） 冰王：《口是心非》，《申报》1924年7月18日。

（65） 卢鸿堉：《征工制度（续）》，《东方杂志》1920年第5期。

（66） 陶惺存：《富之源泉》，《东方杂志》1920年第10期。

（67） 杜亚泉：《未来之世局》，《东方杂志》1917年第7期。

（68） 佚名：《留法学生会缘起及及会约》，《东方杂志》1917年第4期。

（69） 佚名：《浙江振兴农业之计划》，《东方杂志》1917年第12期。

（70） 佚名：《蔡鹤卿在定县中学校之演说》，《大公报》1917年7月2日。

（71）（72） 钱智修：《美国公立学校之职业教育》，《东方杂志》1912年第1期。

（73）（81）（83） 杨贤江：《欧美劳动教育的近况》，《教育杂志》1923年第7期。

（74） 吴光潜：《说人格》，《申报》1920年10月16日。

（75） 陈福谦：《青年宜崇尚劳动》，《申报》1922年3月31日。

（76） 张劭英：《劳工神圣》，《学生文艺丛刊》1923年第3期。

（77） 佚名：《电工联合会三周大会纪》，《申报》1921年12月12日。

（78） 余隐盦：《工人宜入义务夜校》，《申报》1922年4月25日。

（79） 渐：《说工》，《申报》1922年5月4日。

（80） 启邠：《一幕劳动罢工的感想》，《平民》1921年第44期。

（82） 杨贤江：《德国之劳动教育》，《教育杂志》1922年第7期。

（84） 黄卓：《中国的劳动教育问题》，《教育杂志》1923年第5期。

（85） 邓中夏：《论工人运动》，《中国青年》1923年第9期。

（86） 《安源路矿罢工始末详志》，《大公报》1922年9月22日。

（87）（89） 《株萍铁路亦继起罢工矣·安源路矿工亦将卷入漩涡》，《大公报》1922年9月16日。

（88）（92） 《汉阳钢铁厂果实行罢工耶》，《益世报》1922年7月29日。

（90） 《开封通信》，《京汉路罢工续志》，《申报》 1922年1月9日。

（91）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向导》1923年第20期。

作者简介：李妍妍，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62；郭莹，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62。

（责任编辑 张卫东）